中财网易学篇之玄空风水:王者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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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别唐太师道袭
丱岁便将为肘腋，二纪何曾离一日。
更深犹尚立案前，敷奏柔和不伤物。
今朝荣贵慰我心，双旌引向重城出。
褒斜旧地委勋贤，从此生灵永泰息。 南唐烈祖李昪
咏灯
一点分明值万金，
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拨，
敢向尊前不尽心 曹操的诗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8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唐太宗诗----帝京篇十首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
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玉匣启龙图，金绳披凤篆。
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乃淹留，欹案观坟典。
移步出词林，停舆欣武宴。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
惊雁落虚弦，啼猿悲急箭。阅赏诚多美，于兹乃忘倦。
鸣笳临乐馆，眺听欢芳节。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
彩凤肃来仪，玄鹤纷成列。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
芳辰追逸趣，禁苑信多奇。桥形通汉上，峰势接云危。
烟霞交隐映，花鸟自参差。何如肆辙迹，万里赏瑶池。
飞盖去芳园，兰桡游翠渚。萍间日彩乱，荷处香风举。
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
落日双阙昏，回舆九重暮。长烟散初碧，皎月澄轻素。
搴幌玩琴书，开轩引云雾。斜汉耿层阁，清风摇玉树。
欢乐难再逢，芳辰良可惜。玉酒泛云罍，兰肴陈绮席。
千钟合尧禹，百兽谐金石。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璧。
建章欢赏夕，二八尽妖妍。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
佩移星正动，扇掩月初圆。无劳上悬圃，即此对神仙。
以兹游观极，悠然独长想。披卷览前踪，抚躬寻既往。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项羽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帝王诗歌之一 总论篇
帝王，九五之尊，威仪棣棣。帝王是天意在人间的代表，是“非人”的东西，令人不敢仰视。于是，间或几个帝王也拿起笔，写一些表现人情物感的合韵不合韵的句子，自引起人们更多的观注。历代帝王好文墨的不少，大凡都有点儿创作经验，而“居高声自远”，帝王的诗作即使不通如狗屎，亦会有弄臣清客击节称好，悬诸中堂，付诸梨枣，至于易代之后能否留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帝王诗歌之滥觞，当推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气魄，决不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襄阳之流所可望其项背。全诗直抒胸臆，格调高昂，气势雄浑，三句诗分别用了起兴——直抒——反问三种手法，情思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度时空中游走，跌宕自如。的是可传诸千古的名作，给帝王诗歌开了个好头。明王世贞《艺苑巵言》赞道：“《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高帝哉？”可惜这位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对诗文小道并不放在眼里，除了这首作品外，成就也有限。
在诗风最盛的唐代，帝王都能吟几句诗，《唐诗三百首》在五言律诗类中开卷首置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聚，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但较之下一首张九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玄宗的诗根本就是合韵的小学生游记，哪里有半点诗味？道君皇帝一生风流不羁，但最令小边感动的倒是他老先生晚年几声绝唱。“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此词上片极尽雕琢之能事吟咏杏花，唐宋诸贤人人道得，也没什么稀奇，但下片却别出心裁，未二句尤为惊心动魄，较后主“梦里江山”不免有前生后世轮回之叹！
历代帝王中，诗名最盛的要数 』实 ，一生居然写了几万首诗——不！是几万首组合辙合韵的句子——真可谓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了。但可笑的是，小边虽也爱读诗背诗，但他老兄的作品，我硬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印象中只留下像清代流行的馆阁体般墨猪的感觉。而且，一辈子平均一天能写好几首，咱就是记日记也写不了那么多，这老头是累也不累呀！
总起来看，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中，帝王的诗歌创作还不足以写下独立的一章。“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确是千古帝王文学创作的恰当概括。
将帝王诗歌的下限定在毛泽东诗词，大概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议：政治上他是无冕之王，诗歌上他是诗国盟主。不论他的创作成就最终会在文学史中占到什么位置，作为文学现象，他的创作从作者、作品到读者，都是治史者无法回避的事实。
本文是为与几位网友切磋毛泽东与曹操、李煜作品之短长而写就的，有举一点不及其余之弊，当然，全面考察中国历代帝王诗歌，写全景式的评析文章，自非小边现在的学识和精力可及了。
帝王诗歌之二 曹操篇
有趣的是，曹操、李后主和毛三人出场的时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不仅都是离乱之世，而且都恰是诗歌和文学面临转轨的紧要关头。在曹的时代，《诗经》开启的四言诗形式已经两汉的狗尾续貂终于走向了末落，五言诗正在民间悄悄兴起；两汉好大喜功、铺张扬厉而繁琐雕琢的文风已成了水晶瓶里可笑的塑料假花，美仑美奂里透不出一丝生气；文学创作的主体，由无病呻吟的世胄贵族转向满腹诗书却沉沦下流的新兴的“士”这个阶层；文学观念的自觉，使文学（包括诗歌）的目的由“述圣载道”或“言志达意”转向直抒胸臆……曹操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出场，以其磊落的心胸和遗世的气慨龙吟虎啸，与诸贤相鼓吹唱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从此开始了中国文学由模仿而自立，由共性而个性的新时代。
曹的诗作，几乎全是乐府诗，这与两汉文人诗传统的隳颓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在民间活在人的口中的素朴的却又是新鲜的文艺，才能为新的文学式样注入活力（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人不断对民间文艺巧取豪夺，将之琢磨干净，使之最终贫血而死的谋杀史，详见小边前面的诗论。）四言的《步出夏门行》和《短歌行》，在谋篇布局和文字引用上还有些许前人的影子，但在命意和风格上已是开时代先潮了。《步出夏门行》是我国诗歌史上较早的以写自然风景为主的作品，为南朝的田园山水诗暗开了风气。曹操的代表作《短歌行》，前人的评价文字不少，小边恨不早生，姑引一段专家的话聊为搪塞吧：
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到“山不厌高……天下归心”，乃是通过了人生的忧患与考验，而建立起更坚定有力的乐观精神。至于“明明如月，何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天真，“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形象，“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的恳切，感染力之丰富生动，转折的浑然天成，这些艺术上的高度造诣，都是无与伦比的。古诗说：“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令德唱高言，识典听其真。”我们就在这里倾听了诗人真心的流露，那正是建安时代要求解放追求理想的声音。（林庚：《中国文学简史》第1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至于他的五言诗，如《蒿里行》、《苦寒行》、《度关山》，除了做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史料外，小边还看不出有什么文学和诗性意义上的成就。当然，当时已有好几百年没人用诗歌来写世态民情了，但《诗经》的国风在前，这也只能算发扬传统，不算得什么创新了。
曹操诗歌成就，历来评价不高。钟嵘《诗品》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的赞辞，但也仅列曹操为下品，厕身于班固、赵壹之间。到了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称三祖》称三祖“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他们对曹的褒扬，只是看在建安文学的面子上罢了。曹操这只“原始股”的升值，大约在明前后七子鼓吹“诗宗盛唐，文法两汉”之后，王世贞就为曹操鸣不平：“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千百年中，因曹操的政治附加分太低（白脸奸臣的代表，经常被骂作“文奸”），累带得诗歌的成就也打了不少折扣。惺惺相惜，千古之下，毛泽东却对曹操的诗歌赞叹不已：“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并下旨令内阁大学士郭沫若为曹操在政治和文学上翻案。曹操这个二三流诗人能有这么多作品选进学生课本里，还得感谢毛主席的知遇之恩。
帝王诗歌之三 李煜篇
到了李后主，情况又是另一番了。李后主时，唐代诗歌已是光芒四射，可谓大成。但诗歌经初 破肓阂旁希子昂与四子等的诗风改良，李杜空前绝后式的巅峰，中晚唐小李杜深情绵邈的别开生面和残唐五代香艳与冷寂风格的最后挣扎，诗歌又到了山重水复的绝境：
五七言的近体诗，经有唐二百年间无数人的添砖加瓦，在诗的题材、体裁、文字、风格、感情、立意诸方面都熟透了，成了一块嚼了无数遍的口香糖，再也品不出什么新的滋味了。而社会的进步，人性的发展，许多新的生活场景、新的思想情感喷薄而出,要求表达，而新出的小词因合乐易于流传，句式摇曳生姿可表达多样的感受，语言从民间和口头语吸收了许多新的富于表现力的活的因素，迅速成为市井小民与文人士子的新宠。
在李后主之前，已有温庭筠、韦庄、冯延巳等诸大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条新的诗歌天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冯延巳，王国维称其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到了李后主父子，更在气象和风骨上将词体拔至风骚之亚的地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清新的词句，“绘事后素”的白描手段，由个人具体境遇中提炼出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命题，发出了对家国、对人生、对宇宙的强烈的追问，令人耳目一新——中唐以后诗歌中的雕琢气、铅华气和小家子的颓气一洗而空，堪追初唐《春江花月夜》“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浑然气象。在词的诞生过程中，如果说温韦诸人赋其形体，冯赋其精神，那么后主就是赋其品格——给了她堪与成熟的唐诗相比美的品格！纳兰容若评曰：“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兼饶烟水迷离之致。”正看到了李煜词在词体转型期承先启后、别开生面的开创之功。
李煜词作的最大贡献在于用锤炼得炉火纯青的口语化的语言，写出了别人看到却说不出的景、别人想到却写不出的心思，而不必求助于词藻的堆砌和典故的在甩卖。他最负盛名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流水落花春去也”都是这样，不但不用“画舸”“玉楼”之类的 斓炫目的字眼，就是乃父家传“萏香销翠叶残” 样古雅的语言也没能发扬一二。（李的创作明显分为南唐和入宋两个时期，在前期宫廷艳词里还是有《花间》《金箧》的脂粉气的，但那率性的意气、口语的文字和对生命甚至享乐的鼓吹，直到今天，仍有着审美上的深远的意义，况且我们对诗人的史的评价，更应着眼于他最终所达到的高度，而不是津津于他刚上楼梯的那几步。）
这正是他为不少评家批评的地方。其实，在冯延巳的不少作品中，我们已经嗅到了那种时代和词体所特有的口语化的新鲜气息，在“庭院深深深几许”和“花前失却游春伴”中，我们不难发现更为浓郁的宋人的圆润、流利而萧散的文人气味，这种风格为宋人所赏识并被广泛模仿，并制造冯和那个时代许多词人作品归属权的无数公案。然而，李煜的口语化尝试与冯不同，只可击节赞赏而不可仿制，他在语言和意境开创的路上走得很远，在史的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两宋词创作成绩的总和：别人都在点染和转化之类锦上添花的手段上下功夫，李却恪守“一己的感受和思想+一己的语言实际+一己的锻炼审美方式”创作原则，在原创的世界里踽踽前行。可以说，李煜的出现，最后奠定了词体的基础，也铸就了一个不可企及的词作的纪念碑。
（小边这段话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批判，但这是我个人读宋词的感受。苏辛的文人词和豪放词，都是个人人格、学识等因素对词体的外部的介入；而秦七黄九又输在才子气和头巾气；倒是晚宋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的咏物词叙事和语言还有着新的自己的东西。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有这样的观点：李白诗易学而难工，杜甫诗难学而易工；李是天才不可企及，杜是榜样正可模仿。套在词里，文人气（不管是冯秦的小文人气还是苏辛的大才子气）难学而易工，李煜的“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倒真的是看着容易做着难，只能叹为天才了。见古人易，出一己难，这是唐宋诸贤的悲哀，更是今人写旧体诗词的悲哀。）
帝王诗歌之四 毛泽东篇
若单纯将毛诗抽出来，放在衮衮诸公大作间比较的话，他的那点儿创作成就也的确算不上什么大家。但若将历史环境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他的开启之功又不容抹杀。（这么说,并不是评委为他的政治活动附加的感情分，详见下文。）
最后毛的出场，又适逢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折时刻:真个是“苍天已死，黄天未立”，旧的传承被打破了，新的事物又未确立，群议啁啁，未衷一是。以毛的传统文化根柢，较诸遗老遗少、学者文人，并不见其长，但天纵其英，不仅有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强悍的人格魅力，更亲手改写着血与火的历史，其大气包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毛的诗歌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但我们可以抛开时代的溢美之辞，心平气和地看一看：
——毛的诗词有着雄大的气魄，其手段就是：调遣一系列硕大无朋的意象，如高山、大河、汪洋、青天、玉宇等词汇；多采用俯瞰的视角，如：“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等等；经常采用时空的大跨度的切割，如：“行程二万”、“往事越千年”、“遥看一千河”、“弹指三十八年”，等等；偏爱红色，诗词中凡用“红”字16次之多；动词上喜用“飞”、“过”等凌厉、迅捷意的词汇……这一切，都造就了毛诗作的崇高、大气和富于力度的审美品格。
——毛的作品又不是一味粗豪，在他的笔下经常出现的意象还有：残月、天涯、苍茫、沉浮、寥廓、暮云、烟雨、西风、霜晨、残阳、逝波……无不昭示着诗人“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心态和神韵上的悲壮与沉郁。
——此外，毛的创作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以《沁园春 长沙》为收尾的早期，到以《沁园春 雪》和《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代表的中期，直到《七律到韶山》、《贺新郎 读史》的晚期，他从“书生意气”式的“指点江山”，到“风雨下钟山”时的“数风流人物”，直到老年鼓吹反修防修“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变异期，在风格和成就上各有千秋。所以，在评价毛的诗歌时，应持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并应将毛的全部作品作一通盘审视。
毛生在旧体诗词整体走向没落的时代，他本人也不主张年青人学写旧体诗词，但他的兴趣和秉赋，决定了他必要以之为张扬个性、抒发心中磊落之情的工具。在毛的时代，也有不少写旧体诗词的文化人，从鲁迅、郭沫若到聂绀弩、夏承焘，无不是卓有成就的大家，但较之这些更多地从一我观照世界的书生文人，毛那恣意纵横的笔触，似乎更能传神地摹写时代风云，更能传达时代狂潮中一个伟人的襟怀与思考。
人是生活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的，感情、思想深为时代所制约，遄飞的逸兴也不能浮游于现世之上而存在，能否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历史，直面这具体时空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并以恰当的形式加以表达，是一种艺术形式能否应运而生、应时而作、应势而发展的决定性因。在晚清到现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从语言文字到衣冠礼制，从社会制度到学理哲思，直可用“天翻地覆”四字形容。如何在形式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是个严峻的课题，可以说至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或许永远也解决不了，或是永远也不需要解决了！）而毛诗歌最大的成就是利用旧体诗词这一形式，写下了相当数量与质量的富于时代气息内容的作品，并在艺术风格上作了相当成功的尝试，功裨后人。
（谓予不信，我引一位当代诗词大家的作品作为例证。这位大家写旧诗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诗坛上也是大腕，现主持中华诗词学会，并主编一份全国性的最权威的诗词刊物，因小边在京华曾蒙赐烤鸭之宴，且尊其为前辈，为长者讳，就事论事，就不点名字了。这篇作品调寄《水调歌头》：
步月高楼下，心语问婵娟：那时光景何似，二零零零年？踏上云天高处，笑看欧风美雨，几点数苍烟。锦覆花园地，歌绕卫星天。 掠云发，微微笑，月开言：大家争分夺秒，天上怎能闲？愿筑银河电站，添挂星灯亿万，照夜助攻关。待到庆功日，献舞广场前。
这首词，定会得网上诸贤一哂：“这也称得诗吗？我等人人可为也！”小边要说的不是这首词有多么好：这首词的确写得不好，除了硬塞入些当代词汇外，就只剩下一纸豪情了；小边要说的也不是这位大家水平不行，当年就是他两首《减兰》引起我极大注意：
灯窗犹昨，三十八年弹指过。紫蟹黄鸡，休禁重逢醉似泥。 生涯莫问，回首故交星散尽。一笑华颠，犹是（上“奴”下“手”，同“拿”）云三少年。
佯狂遁世，丹青不知老将至。此恨谁知，天地难容一画师！ 年年草树，不绿先生坟上土。若见阳春，千尺奇葩定拂云。
真是一唱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可谓力作。小边要说的也不是自己有多高：小边也曾努力过以口语和时语入诗词，写得只有比这位前辈更糟，这也是我在写下“诗情还与云飘，料如许江山，堪尽描。恨新词俚语，未销俗气；陈香古色，难赋情操。一代天骄，何当吹遍，古国芳华着意娇。长歌作，唱千秋气象，时代风潮！”后就掷笔述而不作的原因。小边要说的只是：如何解决好口语和时语入诗词的难题，已成了现代诗词如何在新的时代下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由此，我们不难体味毛的创作实践有着多么重大的示范作用和探索意义！）
人都有影子，巨人亦如是，甚或影子较常人也更为巨大。对帝王（或称领袖）诗歌成就的评价，往往与他们的政治成绩联系在一起，这在以“诗为心声”“知人论世”为的论的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确有着很大的市场。帝王亦为人，在心理和感情上的体验上，甚至还不如普通人那样丰富和自然，对“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嗣位君主，人格往往倾向阴柔，其诗歌在意境和气象上多不能与开国君主相比，汉高祖与汉武帝，曹操与曹丕，无不是这样。但作为一个特殊的作者群体，无论是在作社会学的文学研究还是读者、作者研究，帝王诗歌都是很好的例证，况且，这其中也不乏令人叹为观止的名篇佳作。
本文写到这里，也就算暂告一段落，因为小边也就这么点水了，而且写着写着就收不住笔（不对，是键盘），想写的很多，又没个通盘的成熟的想法，很多题目也不是一篇文章就说得清楚的。
其实，说不清楚的又何止帝王诗歌。生在这个一切惟效率是从的时代，我不知自己青灯古卷的功利何在：为社会进步？似乎谈不上。社会前进的动力正来自那些相对缺乏传统意识的人，而皓首穷经的儒生，只配给无视历史的胜利者重写胜利者的历史。为一己的利益？也不是，少读点古文和诗歌，可能会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起码不必在书籍、用电和配眼镜上破费这么多）。为了提高自身素质？也不见得非要在书里爬搂呀！没听过社会大学和实践出真知的说教吗？当一切为自己找的理由都不攻自破后，我才深深地感到，读书只是一种自我娱悦的手段罢了，什么附加的意义，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这正如有人喜欢喝茶，喝了也就是了，却偏要写喝茶的一百种健身之道，或是立些什么“几杯是品，几杯是解渴蠢物”之类的风雅命题。我很喜欢周作人的一段话：茅檐纸窗下，与二三知己聊天品茶，当得红尘十年一梦。太上无情，痴者无梦，趁着自己还有情有梦，聊读点儿书，写点儿文字，交点儿朋友，优游于尘世，混迹于市井之间吧。愿与各位朋友一起梦游！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
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莉萨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
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一首《菊花》诗，因最近拍了电影，蹿红了一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也写诗，他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淄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咏燕子矶》的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
记得他有一首刻薄钱谦益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钱谦益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1至2首，即使他是专业作家，打死也办不到的。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例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他的这三句，忘不了。第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五代李煜，写“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一流或亚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了此一生。接着，等而下之，就该是写“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陈叔宝，写“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朝杨广了。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王中，还应看作是出类拔萃之流，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而非数来宝、快板书、打油诗、顺口溜。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但他的诗却是个异数，有其不同于当时南朝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明朝陆时雍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诗镜总论》)更有论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然而，诗归诗，人归人，杨广在历史上，不但是个作恶多端的昏君暴君，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唐朝刘餗《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元王朝崛起于金朝和南宋中叶，自太祖铁木真于太祖元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宋宁宗开禧三年，1206）建立“大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始，他和子孙们先后灭西辽、西夏、金朝、吐蕃、大理（其中1234年灭金），历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建立年号“中统”，后又移都大都（今北京），再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灭南宋，至元十六年（1279）消灭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统一中国，至元惠宗（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兵败退出中原。元王朝共立国一百六十三年，统治北方一百三十四年（1234年-1368年），统治全国八十九年，从太祖成吉思汗算起，元王朝共历十五帝，除此之外，还有监国拖雷、太宗后乃马真、定宗后海迷失在没有选立帝王的时候监国，其中共有三帝一太子有诗歌传世。计：元世祖忽必烈存《陟玩春山纪兴》诗一首。见《四库全书汇要》集部《御选元诗》卷一。
元文宗图帖睦尔存《登金山》等诗四首。见《四库全书汇要》集部《御选元诗》卷一。
元惠宗（元顺帝）妥灌帖睦尔存《赠吴王》等诗二题三首。又存残诗二句。见陈衍《元诗纪事》卷一。
元惠宗（元顺帝）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后为北元昭宗）存《新月诗》一首。见叶子奇《草木子》卷四。
元代帝王共存诗十首，其中残诗一首。元诗总量，目前尚难统计。清人顾嗣立及其后学先后汇编的《元诗选》初集与续编，共收二千六百多家诗作三万余首；目前正在进行全元诗整理工作的杨镰先生透露，全元诗约在十三万首左右，元代帝王诗在全元诗中可谓沧浪一粟。清人陈焯《宋元诗会》卷六六云：“元有天下，文治蔚兴，累朝御制词章，史臣又编次成帙，而《元文类》弗载一字。当因内府藏本不落人间也。兹从野史中搜得文宗诗二首(29)（241页）”云云。相信元代帝王诗还有传世之作，有待进一步发现再论。
元代自太祖立国，成吉思汗与其子孙忙于扩张征战，不重文事，故蒙古时期四帝（此外还有二监国皇后）无诗，至元世祖忽必烈承祚即位，方有诗歌问世。元世祖是蒙古英主，他冲破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极力阻挠，接受身边汉儒以汉法治国的建议，按中原社会封建制度，建年号“中统”，改国号为“大元”，又将京师从漠北移入长城之内的大都，把蒙古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促进了蒙古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流，推动了蒙古民族的社会进步。同时，他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自晚唐五代以来四百余年的分裂战乱，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元史·世祖纪》：“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30)（13页）。”元世祖是在中原汉儒的辅佐下即帝位并统一中国的，认识到了中原文化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故能以积极开明的态度，推行中原文化，并染指中原诗歌，游赏之际，偶尔赋诗寄情。如其《陟玩春山纪兴》诗云：
时膺韶景陟兰峰，不惮跻攀谒粹容。花色映霞祥彩混，炉烟拂雾瑞光重。
语霑琼干岩边竹，风袭琴声岭际松。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鹤驭苍龙。
诗写游赏登临礼拜佛寺之事，反映蒙古民族崇尚佛教的风俗。“花色”二句对仗工整，但“混”“重”二字用的过俗，破坏了全诗的情调，说明这位蒙古帝王汉文化修养不高，诗歌艺术差强。不过，尾句很是不凡，忽然提升全诗境界，有龙飞九五叱咤风云的帝王豪气。
元代帝王中，元文宗存诗最多，皆为其在潜邸时作。元世祖之后，元朝宫廷内乱纷起，帝王更迭频繁，新皇多以逆乱谋弑即位，政局动荡不安。文宗为武宗次子，仁宗即位，不被大用；英宗即位，将其远徙海南，又徙建康（今江苏南京）；泰定帝循例赴上都，为防不测，欲将文宗再迁江陵（今属湖北）。文宗久居建康，志在魏阙。由于政局动荡，他不得不在潜邸韬光养晦，谨慎度日，常游赏山水，以避锋芒。陈焯《宋元诗会》卷六六：“上神智天畀，怡情词翰。喜登临，居建康潜邸时，常屏从官，独造锺山冶亭，吟赏竟日(31)（241页）。”文宗登临锺山吟赏之作不传，仅见《登金山》诗云：
巍然块石数枝松，尽日游观有客从。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
东连舟楫西津渡，南望楼台北固锺。我欲倚栏吹铁笛，恐惊潭底久潜龙。
此时的文宗，正是一条蛰伏的潜龙。不过，诗中的潜龙先指其他窥视帝位者，透露了元宫政治的险恶；同时又是自比，由于政治的险恶，使他不得不蛰伏不伸，以待惊蛰，透出一种不敢张扬的帝王之气。颔联较有气势，展示一种超逸不凡的气象。三年后的致和元年（1328），文宗仍居建康，泰定帝崩于上都，留居大都的权臣燕帖木尔迎元文宗入大都即位。文宗急赴大都途中，写了《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偶作》诗，又题《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诗云：
穿了毷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五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写出了文宗闻讯星夜兼程赶赴大都的急切心理。尾联写得非常传神,有一种动态之美，把一位将登大位，接受群臣山呼的帝王形象，呼之而出，传达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终于潜龙惊蛰九五龙飞的喜悦心情。此诗可以看出文宗良好汉文化修养，对唐诗有较深的造诣。陈衍《元诗纪事》卷一引《居易录》：“‘两三条电欲为雨，四五个星犹在天。’乃五代卢延逊《山寺》诗，剿取之(32)（1页）。”同时，“犬吠”句化用唐人韦应物《逢雪宿芙蓉主人》之“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句意，“鸡鸣”句化用温庭筠《商山早行》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句意。又学鲍照诗歌“十数体”及元人散曲“数目体”之艺术，以数字联句，属古代诗曲之巧体。只是数目排列无序，不若历代十数诗严密，说明文宗诗歌艺术还欠纯熟。
元惠宗（元顺帝）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后为北元昭宗）也有一首潜邸之作《新月诗》，表现出与文宗不同的心理。诗云：
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元人叶子奇《草木子》评其“真储君之诗也(33)（75页）。”爱猷识理达腊曾以太子名分任中书令、枢密使，权欲极炽，曾几度逼宫未果，直到元朝退出中原后的至正三十年四月（1370），元惠宗（元顺帝）驾崩，他才月圆即位，是为北元昭宗。前二句以钓钩般鹅毛月寓指自己太子身份，后二句是其主持军国大政的自炫，传达出爱猷识理达腊渴望早正大位的急切心理。文宗在潜邸，虽窥视帝位，但名分未定，又见朝廷不稳，遂有“勉从潭底暂屈身”之韬光养晦的委婉；爱猷识理达腊储君名分已定，无人与其争位，窥视帝位便很张扬，而且率真。全诗构思精巧，以严子陵钓钩喻一弯新月，又以新月比拟自己太子名分，喻中有比，天衣无缝，造境新奇，出人意想，是元代帝王诗中上品之作。
元惠宗（元顺帝）有三首诗传世，《御制诗》二首表彰民间孝子，反映元代帝王对中原传统道德的推崇与弘扬。其《答明主》一诗，颇具史料价值。诗云：
金陵使者过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无处不周回。
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丁宁频属付，春风先到凤凰台。
陈衍《元诗纪事》引《翦胜野闻》记：“元军既遁，留守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北），犹有觊觎之志。太祖遣使驰书，明示祸福，因答诗云云(34)（2页）。”元惠宗（元顺帝）此时虽退出中原，留居上都开平，尚有雄兵十万，仍想重返中原。明太祖本想绥靖已经退回草原的顺帝，见诗知其野心不灭，便派军北伐，元军从此无力南图。此诗可以视为国书，外交辞令，不卑不亢。表面上顺意明太祖，同时又嘱告明太祖：王气有盛有息，莫过早以为率滨王土，春风也会来到草原。全诗言婉意刚，绵里有针，透露出元惠宗（元顺帝）以待时机卷土重来的企念。
元代帝王诗总体艺术比较成熟，高于辽金其他帝王，但距萧观音、完颜亮之高度甚遥。元代帝王诗或直或曲的都表现有帝王之气象，但很少张扬之势；亦少反映蒙古之民族精神之作，诗风平直，过于温和而文质彬彬，其与蒙古民族刚健强悍的民族性格大不相合。作为蒙古帝王的诗歌创作，不能体现其民族精神，失去独特的民族风格，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古代茫茫诗海之中，是难以超越辽金帝王诗的。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契丹、女真、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相继进入了中原，建立了辽金元三代封建政权。立国之初，辽金元三代王朝的社会形态及民族文化都很落后，受先进的中原传统文化影响，他们逐步摒弃草原旧俗，推行汉法，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迅速地跨入了封建文明。在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辽金元三代帝王以草原游牧民族的审美观念，审视中原文化，对中原悠久的诗歌艺术，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热情与爱好。他们学着中原文人的风雅，触景生情，遇感而发，创造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与民族风格，表现其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诗歌。辽金元三代帝王的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奇观。其数量多少成就高下，直接反映了辽金元三代帝王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也深刻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草原文化发生的深远影响。它是辽金元时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冲撞融合的艺术表现。www.findart.com.cn
一、辽代帝王后妃诗
辽王朝崛起于五代初叶，自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6）建立“大契丹国”，号“大明大圣天皇帝”始，历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大同元年（947）灭后晋入大梁（今河南开封），身着汉族皇帝的传统服饰，改国号“大辽”而北还，至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耶律延禧兵败亡国。辽王朝立国二百十年，历十帝，其中四帝一王三后妃有诗歌传世。据阎凤梧主编《全辽金诗》计：
太祖耶律億存《口号》残诗一句。www.findart.com.cn
太祖朝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善作契丹诗，曾有《乐田园》等诗集，均佚。仅存《海上诗》一首。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平存《囚铎臻誓》残诗一句。
七世圣宗耶律隆绪曾有《御制诗》五百首等诗，又以契丹文译白居易《讽谏集》，均佚。存《传国玺》一首，《题乐天诗》残诗二句。
八世兴宗耶律宗真，曾有《召宋使钓鱼诗》等诗，均佚。存《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诗一首，《赐耶律仁先》残诗二句。
九世道宗耶律洪基曾有《清宁集》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等诗，均佚。存《题李俨黄菊赋》等诗二首，《赐法均大师》残诗二句。www.findart.com.cn
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存《伏虎林应制》等诗十首。
末世天祚帝文妃萧瑟瑟《讽谏诗》等诗二首。
《全辽金诗》共收辽诗一百三十三首，其中残诗二十一首，而辽代帝王后妃则存诗二十六首，其中残诗五首。在辽金元帝王中，辽代帝王后妃存诗最多，并出现了萧观音这样的优秀诗人。辽代帝王后妃诗散失较多,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有《辽族多好文学》文，记辽代帝王后妃曾有多种诗集行世：
辽太祖起朔漠，而长子人皇王倍已工诗善画，聚书万卷，起书楼于西宫，又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所作《乐田园诗》，为世传诵。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密府。其让位于弟德光，反见疑而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国外。”情词凄婉，言短而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耶律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蒲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耶律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皇太子射鹿，陈家奴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游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浚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1）（591页）。www.findart.com.cn
记辽代帝王后妃所作之诗，大多散失不传。近人陈衍《辽诗纪事》序言也谈到这一遗憾：
考《辽史》各纪传：圣宗有《赐萧挞凛平敌烈部嘉奖诗》。兴宗有《酒酣赋诗》，《赐耶律和覩衮诗》，《赐皇太弟重元生子诗》，《召宋使钓鱼诗》，《赐萧惠生日诗》，《褒耶律斡特剌诗》。道宗有《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东丹王有《太祖还将献歌》，《起书楼》，《乐田园诗》。…….今诸作皆不传（2）（1页）。
就现存诗作而论，辽代帝王后妃诗在全辽诗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代表了辽诗的成就，所以后人论辽诗多以辽代帝王后妃诗为据。www.findart.com.cn
辽代帝王首开诗歌风气的，是太祖朝皇太子东丹王耶律倍。据《辽史·宗室传》：东丹王让位太宗反被见疑，叹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3）（101页）。”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辽诗。东丹王让位太宗，明显受吴太伯影响，说明中原文化渐被契丹民族所接受，并对其思想行为发生了直接影响。“刻木海上”透露出契丹民族刚刚走出刻木记事的历史。元人陶宗仪《书史会要》有关于辽太祖令“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的记载(4)（678页）。东丹王善契丹诗，元好问曾经读过他的契丹小字诗，并作《东丹骑射》题画诗云：“意气曾看小字诗，图画今又识雄姿(5)（2702页）。”www.findart.com.cn
《海上诗》可能是首汉译契丹诗。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6)（212页）。”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双重比兴手法，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相融合的诗作。全诗直叙直抒，感情愤激，殊少蕴籍，天然浑成，艺术尚未纯熟，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尚率直讳委婉的民族性格。
东丹王之后，历代辽主忙于骑射，鲜有文事，五世无诗，至圣宗、兴宗、道宗祖孙三代，方以骑射传国，亦以诗赋承祚。《辽史·圣宗纪》记：太平元年（1021），圣宗“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7)（21页）”，并作《传国玺》诗云：www.findart.com.cn
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
传国玺即玉玺，秦始皇始制。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辨误》引徐令《玉玺记》，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玺上隐起蟠龙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此玺“至唐末帝李从珂，携以自焚。石晋再作受命宝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盗而取之(8)（184页）。”据《辽史·仪卫志》载：“会同九年（946），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圣宗开泰十年（1021），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1039），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诗取仕(9)（81页）。”圣宗诗艺术不佳，但记录了后晋石敬塘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甘作儿皇帝的历史。同时，玉玺是皇帝受命于天的象征，在中原传统观念中，持玉玺者为正统，圣宗以及后世的兴宗，都以握有玉玺而自豪，说明辽代帝王对中原传统的认可，自觉将大辽王朝纳入中原封建正统之中，以合中原道统。www.findart.com.cn
辽代帝王的诗歌创作，道宗最有影响。道宗曾为属臣耶律良《庆会集》作序，说明他不仅有诗才，还有论诗之才，这在辽金元三代帝王中较为少见。如其《题李俨黄菊赋》诗，在全辽诗中可谓上乘之作。诗云：
昨日得卿黄菊赋，剪作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这是首论赋之作。道宗好赋，曾作《放鹰赋》赐群臣，故李俨迎其所好献赋，引的道宗技痒题诗。全诗比喻精巧，想象奇特，神思飞动，颇见韵致。后两句很见功力，似为论文，实则论人，一举兼得。李俨即辽相耶律俨，为宠臣受赐国姓。李俨在官清廉有善政，好经籍，善伺人主意，由是权宠亦固。道宗因宠其人而赞其赋，虽用语含蓄，却直率写出了不能间离的君臣关系，有诗外之意。www.findart.com.cn
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的诗歌成就明显高于道宗，她是全辽诗中保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而且几乎全是力作。萧氏有《伏虎林应制》诗，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载：“清宁二年（1056）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嫔妃从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赋诗，后应声云云。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10)（4页）。”诗云：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
应制为诗，不及推敲，一吟而就，艺术粗拙，不算好诗。然而意境阔大，气势雄豪，寄意深远，有翻江穿谷，横扫万里，雄视大千，降怪伏虎之气概。虽出女流之手，颇有帝王气象；虽是应制颂主，也展示个人性格，同时还传达了诸多历史文化信息。《辽史·后妃传》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戌澶渊，任懿之破重元。古此未有，亦其俗也(11)（101页）。”所以，《伏虎林应制》表现出契丹民族勇猛骠悍的民族精神，以及立志统一天下的雄心；同时表现契丹妇女尚武豪放的民族性格，以及妇女参政的习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www.findart.com.cn
萧氏的《回心院》历来被称为辽代文学压卷之作。其为联章诗体，共十首，试见其一、六、八、十之四首：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当和窗前风而声。张鸣筝，待君听。www.findart.com.cn
全诗以十件生活小事依次起兴，层层深入，寄意深长，情意缠绵，准确真实细腻深曲地刻画了萧氏入居冷宫后孤独、幽怨、企盼、失望的情感波澜。同时，构思立意，写事抒情，睹物寄怨，心路展示，都很精妙。《回心院》立意上受汉武帝陈皇后请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之事的启发，直接取意唐高宗王皇后事。据《新唐书·后妃传》：因武则天争宠，王皇后被囚入冷宫。唐高宗至冷宫探望，王皇后曰：“陛下幸念畴日，是妾死更生，复见日月，乞署此为‘回心院’(12)（347页）。”历代对此诗给予很高评价，辽人王鼎《焚椒录》载西园归老跋云：“皆有唐人遗意，恐有宋英神之际诸大家，无此匹对也(13)（9页）。”清人徐釚《词苑丛谈》云：“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14)（10页）。”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云：“音节入古，香艳入骨，自是花间之遗(15)（4455页）。”其实以“香艳”概括《回心院》更为恰当，它不过是中原历代宫怨词的点铁成金之作。《回心院》中的萧氏，有些不像充满阳刚之气的契丹皇后，却很像深受中原后妃之德熏陶的怨而不怒、委曲求幸的汉宫怨女。真正能称为辽代文学压卷之作的，应是萧氏的《绝命词》诗云：www.findart.com.cn
嗟薄祜兮多幸，差作俪兮皇家。承昊穹兮下复，近日月兮分华。
托后钩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
欲贯鱼兮上进，乘德阳兮天飞。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
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遏飞霜兮下击。
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其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
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
这才是“后妃皆习鞍马”的契丹皇后萧观音，与《回心院》中以后妃之德自律自怜的深宫怨女判若二人。全诗以慷慨刚烈、悲愤率真之语，再现了一个契丹皇后自爱自律，自贵自尊，自明自悔，敢喜敢悲，敢怨敢怒，敢愤敢恨，敢争敢呼，以至敢于死，而且从容不迫，无愧无畏的心路与性格，揭露了契丹宫闱奸佞飞霜，忠直受诬，昏君不察的现实，对我们认识契丹民族的社会道德与宫廷政治，有直接借鉴意义。此诗为骚体，有班婕妤《自悼诗》的怨抑，更见契丹女性的刚烈与抗争；得蔡文姬《悲愤诗》真谛，围绕个人情感命运，鞭挞朝廷宫闱，展示契丹社会，意境阔大，寄意深远，思想艺术皆超《回心院》。《回心院》多南国诗情，《绝命词》更多北国草原民族风格。www.findart.com.cn
萧观音有一首直接描写民族融合的诗作，有着非常的社会意义。《辽史·道宗纪》记：清宁三年（1056），“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16)（27页）。”这是辽王朝一次赋诗盛会，道宗亲为盟主，率群臣同题同唱华夷同风，抒发对华夷民族和睦的向往之情。其与中原社会“尊华贱夷”之传统观念相比，辽代帝王与后妃更有阔大胸怀、一统眼光。可惜道宗君臣之作不见传世，仅见萧氏《应属和道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云：www.findart.com.cn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人。
属于精心制作，表现出非常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以骑射立国的契丹君臣，把契丹民族纳入“虞廷开盛轨”的中原道统，“文章”与“声教”成为传国之本。反映了契丹君臣对中原文化的倾慕推崇，中原文化已经融入契丹社会，推行中原文化可使大辽王朝长治久安，已成为契丹民族普遍的自觉意识。全诗立意高远，气势磅礴，帝气之气十足，展示出华夷同风天下一统之民族融合的壮丽画卷，在辽金元三代帝王诗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 www.findart.com.cn
天祚帝文妃有《讽谏歌》与《咏史》二诗传世，皆用骚体，颇得楚骚壶奥。文妃面对大辽王朝的日益衰败：“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她忧心难遣，以诗谏君，“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学越王勾践，“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以损身”，重振大辽雄风，“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永保江山永固，莫学“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望太平”。《咏史》云：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徃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www.findart.com.cn
可以看出，文妃亦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对中原历史掌故运用自如。其诗风与萧氏无二，直接表现契丹妇女参政习俗，但感情表现过于沉重悲愤，不如萧诗的昂扬刚烈。
从东丹王到萧观音，辽代帝王后妃诗还有艺术不精的欠缺，却明显地走向了艺术的进步和成熟，意义深远地说明契丹民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汉文化修养不断得到提高,不断地追求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由于契丹民族的文化根源是草原游牧文化，所以辽代帝王后妃诗中，多有其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表现，尤其还表现出华夷一家，天下一体，追求统一的帝王气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www.findart.com.cn
二、金代帝妃太子诗
金王朝崛起于北宋末年，自女真太祖阿骨打于收国元年（1115）建立“大金国”，称“大圣皇帝”始，历金太宗完颜晟于天会三年（1125）灭辽，明年又亡北宋，金废帝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移都燕京（今北京），金宣宗完颜珣于贞祐元年（1214）迁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至天兴三年（1234）金哀帝完颜守绪兵败亡国。金王朝共立国一百十九年，历九帝，其中三帝一妃一太子有诗歌传世。据《全辽金诗》计：www.findart.com.cn
四世废帝海陵王完颜亮存《题西湖图》等诗五首，《题扇》等二首残诗各二句。另有词四首传世。
五世世宗完颜雍存《本朝乐曲》诗一首，另有词一首传世。
世宗朝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存《风筝》等诗二首。
六世章宗完颜璟曾有《铁券行》等诗，均佚。存《宫中绝句》等诗七首，《送建功致仕归》残诗二句。另有词二首传世。
章宗元妃李师儿存《妆台联句》残诗二句。
《全辽金诗》共收金诗一万九百二十七首，其中残诗三百七十六首，而金代帝王诗仅存十九首，其中残诗四首。其诗歌数量逊于辽代，但超过元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八有文《金代文物远胜辽元》，其云：www.findart.com.cn
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又以女直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直字颁行之（《希尹传》）。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熙宗谒孔子庙，追悔少时游佚，自是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及《辽史》，或夜以继日。海陵王尝使画工密图杭州湖山，亲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纪》）。其中秋待月赋《鹊桥仙词》，尤奇横可喜（见《桯史》）。又尝令郑子聃、杨伯仁、张汝霖等与进士杂试，亲阅卷，子聃第一（《子聃传》）。是并能较文艺之工拙。计熙宗登极时，年仅二十余，海陵王当宗弼行省时，已在其军前，则其习为诗文，尚在用兵开国时也。世宗尝自撰本曲，道祖宗创业之艰难，幸上京时，为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尝修赏牡丹故事，晋王允猷赋诗，合者十五人。显宗在储位，尤好文学，与诸儒讲论，乙夜忘倦，今所传《赐右相石琚生日诗》，可略见一斑。迨章宗以诗文著称，密国公璹以书画传世，则濡染以深，固无足异矣。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17)（623页）。www.findart.com.cn
金代帝王诗在全金诗中地位不高，历代学者论金诗，至多提及海陵王。金代帝王不如辽代帝王那样处于本朝诗歌主流地位，故其成就高下，不影响金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代帝王的诗歌创作，犹如辽世，立国之初，虽入中原，不忘游猎，三世无诗，至海陵王即位，方见诗歌传世。海陵王是金代以“中原天子”自任的第一位帝王，因慕中原的繁荣与文明，想做天下一统的千古帝王，遂将京师从关外迁入长城之内的燕京（今北京），把女真民族从白山黑水间带入中原社会，促进了女真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女真社会的进步。海陵王有着非常独特的性格，他英鹜强悍，骄异不驯，又雄怀大志，雄心天下。他是金代首开诗歌风气的一代帝王，诗风独擅，有游牧民族刚烈粗率的气势，又有汉高、魏武志在四海的遗风，还有一种独特的倔强逼人的桀骜性格。海陵王存诗五首，都是力作。为歧王时，曾有《题扇》诗句：“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大约他踌躇满志，却壮志难酬，遂每每见景生情，抒发心志，窥视大位有点迫不及待。如其《见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诗云：www.findart.com.cn
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一朝扬汝天下名，也学君王著赭黄。
又如《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也表现同样的心情：
孤驿潇潇竹一丛，不闻凡卉媚东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
尤其是《书壁咏怀》诗云：
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做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摇撼霹雳震山河。
诗取“龙飞九五”意，诗如其人，形神兼具，自比沧波潜龙，瓶中岩桂，孤驿潇竹。写出了海陵王雄心天下、壮志难酬的处境；展示他蓄已不小、不甘人下的性格；发泄他一旦龙角长满，秋桂赭黄，孤竹入云，他便要摇撼山河，香满天下，横扫碧云，统一天下的雄心。宋人岳珂《桯史》卷八评海陵王“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倔强，憋憋有不为人下之意。”“味其词旨，已多圭角，盖其蓄已不小也(18)（328页）。”几首诗都是即景即情之作，写诗也有点迫不及待，不暇深思提炼，出语粗俗直率，毫无忌讳掩蔽。然而造境超逸，笔力雄健，大气恢宏，雄心毕现，俚语豪情，咄咄逼人，充满帝王气象。www.findart.com.cn
海陵王另有《题西湖图》诗，据岳珂《桯史》记：正隆五年（1160）海陵王“及得志，将图南牧”，派使入宋，“使图临安之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以归。即进绘事，大喜，瞷然有垂涎杭越之意。亟命撒坐间软屏，更设所献，而以吴山绝顶，貌已之状，策马而立，题其上”云云(19)(328页)：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诗罢之后的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提兵南征，直至维扬，渡江受挫，被部从所杀。金人刘祁《潜归志》评此诗“其意气亦不浅(20)（3页）。”岳珂《桯史》又记：“观其所存，寓一二于十百，其桀骜之气，已溢于言表，它盖可知也(21)（328页）。”《金史·耨碗温敦思忠传》言海陵王早有统一天下、继承中原正统之志，他认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22)（197页）。”《金史·张仲轲传》记海陵王与张仲轲议《汉书》时有言：“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今吾国幅员万里，可谓大矣。”张曰：“本朝封疆虽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乃为大耳。”海陵王闻罢，决意南征，并云：“朕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然后讨平高丽夏国，一统之后，论功迁秩，分赏将士，彼必忘劳矣(23)（298页）。”可见完颜亮是立志统一中国的。史学界对海陵王多有非议，其实海陵王对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促进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是做出过积极贡献的，而其立志统一中国，结束天下分裂，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题西湖图》一诗，便是海陵王欲学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欲学宋太祖“卧塌之侧岂可许他人酣睡”的心理展示。全诗挥笔万里，横空出世，生动传神地传达出这位大金帝王统一天下的勃勃雄心，其立意之高，气魄之大，在整个古代帝王诗中，也是难得之作。此为题画诗，诗情画意皆有神韵，与唐代王维之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田园诗相比，海陵王的诗更显得意境阔大不凡,画面神韵飞动，有身临其境，如在目前之感。www.findart.com.cn
金代帝王中，世宗在位最久，承祚近三十年，儒风大盛。《金史·世宗传》赞语世宗为副“号称小尧舜”。世宗治国倡导风雅，有《本朝乐府》传世。《金史·乐志》记：金朝教坊“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世宗曾令教坊频繁演奏此曲。大定十三年（1173），“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真淳质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24)（95页）。”《金史·世宗纪》亦记：“上谓宰臣曰：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真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25）（23页）。”故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世宗幸上京会宁府，宴宗室于皇武殿，亲率宗室同歌此曲。全诗先忆女真故主创业之难，又述世宗继位以来，“国家闲暇，廓然无事。乃眷上都，兴帝之第。”结果来到女真兴盛旧地一看，“属兹来游，恻然予思。”因为上京“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然而“虽非初始，朕自乐此。虽非昔时，朕无异视”云云。全诗二十八韵五十四句，“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26)(95页)”，直承《诗经》三颂风气，可称为女真史诗。《本朝乐曲》用女真“本国旧音”，又“命歌者歌女直词”，世宗又言皇太子等辈“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云云，此诗曲辞似乎用女真语，译作汉诗，依然本色自然，不着色相，情感淳质，言浅意深，保留着女真民族不尚铅华的原始旧风，很有民族特色。它同时透露出皇太子等辈，受中原社会风气影响，已忘本不通晓女真语，渐失女真民族淳质本色，说明女真民族此时已经汉化。世宗有感于此，才亲率宗室返上京之女真民族“兴帝之第”，频频高歌此曲，警示女真民族不可失去民族旧风而忘本。www.findart.com.cn
金世宗所云已不通晓女真语言的皇太子，便是金章宗。金代帝王中章宗存诗最多，艺术也最成熟，受中原文化影响最明显，汉文化修养也最深厚。作为女真帝王，他的诗有自家风格，然而其民族特色明显淡化。章宗有[蝶恋花]词咏《聚骨扇》，词云：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www.findart.com.cn
婉约之气十足，香软之风漫弥。同样写扇写风，与海陵王《题扇》诗比，诗风大变，十分像南唐宫中李后主，宣和殿上宋徽宗，失去了女真帝王的豪气。如其《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诗云：
洛阳谷雨叶千红，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
借节气之差而言理，深有宋诗以理入诗奥旨。前二句借景起兴，景中已含理趣；后二句直接明理，语浅理奥。章宗以为中原与岭外节气有异，但两地百花一样开放。寓意女真与中原文化相殊，但女真也会像中原一样，走向文明的。很有理趣，传达的是中原与岭外两个民族一体一气的一统思想，不失帝王气象。章宗志满意得，对大金从岭外入主中原，倍感幸慰。其《宫中绝句》一诗，刘祁《潜归志》也认为“真帝王诗也(27)（3页）。”诗云：www.findart.com.cn
五云金碧拱朝霞，楼外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 东风无处不扬花。
与前诗风格一致，依然志满意得，却不见踌躇满志。章宗自诩自夸，逞尽风雅，天下太平，正好逸乐，完全是个守成帝王形象，全无女真君主立马横刀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难怪乃父指责他忘记了祖宗创业之艰难，早不知女真淳质之旧风。同是大金帝王，其与海陵王、金世宗相比，女真民族刚烈淳质的民族性格已淡，遂使诗风二致。金章宗曾有《铁券行》之长诗,后人评其“笔力甚雄。”又有《吊王庭筠》佚诗，《金史·文艺传》载有章宗评价王诗之语：“王庭筠文艺俱佳，然语句不健(28)（293页）。”其实章宗诗风已是由健而软，其诗歌艺术非常纯熟，汉文化修养非常深厚，但气势不劲，香软清雅，已失女真民族刚健粗犷、纯朴质直之风气。www.findart.com.cn
可以看出，金代帝王都有良好的汉文化修养，学习中原文化已经成为女真民族的自觉意识，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辽代帝王相比，已经完全走向了艺术的成熟。由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过深，他们的诗歌虽然也表现女真的民族习俗民族性格，但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已日渐淡化，其帝王气象也不见张扬而走向了委婉，渐失女真帝王的豪气与女真民族刚健淳质遗风。
三、元代帝王太子诗
元王朝崛起于南宋中叶，自蒙古太祖铁木真于太祖元年（宋宁宗开禧三年，1206）建立“大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始，其子孙先后灭西辽、西夏、金源、大理，历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建立年号“中统”，后又移都大都（今北京），再改国号“大元”，至元十六年（1279）灭亡南宋统一中国，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兵败退出中原。元王朝共立国一百六十三年，统一中国八十九年，包括太宗后乃马真、定宗后海迷失，元王朝共历十四帝，其中三帝一太子有诗歌传世。计：www.findart.com.cn
七世元世祖忽必烈存《陟玩春山纪兴》诗一首。见《四库全书汇要》集部《御选元诗》卷一。
十三世元文宗图帖睦尔存《登金山》等诗四首。见《四库全书汇要》集部《御选元诗》卷一。
末世元顺帝妥灌帖睦尔存《赠吴王》等诗二题三首。又存残诗二句。见陈衍《元诗纪事》卷一。
顺帝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后为北元昭宗）存《新月诗》一首。见叶子奇《草木子》卷四。
元代帝王共存诗十首，其中残诗一首。元诗总量，目前尚难统计。清人顾嗣立及其后学先后汇编的《元诗选》初集与续编，共收二千六百多家诗作三万余首；目前正在进行全元诗整理工作的杨镰先生透露，全元诗约在十三万首左右，元代帝王诗在全元诗中可谓沧浪一粟。清人陈焯《宋元诗会》卷六六云：“元有天下，文治蔚兴，累朝御制词章，史臣又编次成帙，而《元文类》弗载一字。当因内府藏本不落人间也。兹从野史中搜得文宗诗二首(29)（241页）”云云。相信元代帝王诗还有传世之作，有待进一步发现再论。www.findart.com.cn
元代自太祖立国，成吉思汗与其子孙忙于扩张征战，不重文事，故蒙古时期六帝（包括二后）无诗，至七世世祖承祚即位，方有诗歌问世。元世祖是蒙古英主，他冲破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极力阻挠，接受身边汉儒以汉法治国的建议，按中原社会封建制度，建年号“中统”，立国号“大元”，又将京师从漠北移入长城之内的大都，把蒙古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促进了蒙古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流，推动了蒙古民族的社会进步。同时，他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自晚唐五代以来四百余年的分裂战乱，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元史·世祖纪》：“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30)（13页）。”元世祖是在中原汉儒的辅佐下即帝位并统一中国的，认识到了中原文化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故能以积极开明的态度，推行中原文化，并染指中原诗歌，游赏之际，偶尔赋诗寄情。如其《陟玩春山纪兴》诗云：www.findart.com.cn
时膺韶景陟兰峰，不惮跻攀谒粹容。花色映霞祥彩混，炉烟拂雾瑞光重。
语霑琼干岩边竹，风袭琴声岭际松。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鹤驭苍龙。
诗写游赏登临礼拜佛寺之事，反映蒙古民族崇尚佛教的风俗。“花色”二句对仗工整，但“混”“重”二字用的过俗，破坏了全诗的情调，说明这位蒙古帝王汉文化修养不高，诗歌艺术差强。不过，尾句很是不凡，忽然提升全诗境界，有龙飞九五叱咤风云的帝王豪气。
元代帝王中，元文宗存诗最多，皆为其在潜邸时作。元世祖之后，元朝宫廷内乱纷起，帝王更迭频繁，新皇多以逆乱谋弑即位，政局动荡不安。文宗为武宗次子，仁宗即位，不被大用；英宗即位，将其远徙海南，又徙建康（今江苏南京）；泰定帝循例赴上都，为防不测，欲将文宗再迁江陵（今属湖北）。太宗久居建康，志在魏阙。由于政局动荡，他不得不在潜邸韬光养晦，谨慎度日，常游赏山水，以避锋芒。陈焯《宋元诗会》卷六六：“上神智天畀，怡情词翰。喜登临，居建康潜邸时，常屏从官，独造锺山冶亭，吟赏竟日(31)（241页）。”文宗登临锺山吟赏之作不传，仅见《登金山》诗云：www.findart.com.cn
巍然块石数枝松，尽日游观有客从。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
东连舟楫西津渡，南望楼台北固锺。我欲倚栏吹铁笛，恐惊潭底久潜龙。
此时的文宗，正是一条蛰伏的潜龙。不过，诗中的潜龙先指其他窥视帝位者，透露了元宫政治的险恶；同时又是自比，由于政治的险恶，使他不得不蛰伏不伸，以待惊蛰，透出一种不敢张扬的帝王之气。颔联较有气势，展示一种超逸不凡的气象。三年后的致和元年（1328），文宗仍居建康，泰定帝崩于上都，留居大都的权臣燕帖木尔迎元文宗入大都即位。文宗急赴大都途中，写了《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偶作》诗，又题《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诗云：www.findart.com.cn
穿了毷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五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写出了文宗闻讯星夜兼程赶赴大都的急切心理。尾联写得非常传神,有一种动态之美，把一位将登大位，接受群臣山呼的帝王形象，呼之而出，传达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终于潜龙惊蛰九五龙飞的喜悦心情。此诗可以看出文宗良好汉文化修养，对唐诗有较深的造诣。陈衍《元诗纪事》卷一引《居易录》：“‘两三条电欲为雨，四五个星犹在天。’乃五代卢延逊《山寺》诗，剿取之(32)（1页）。”同时，“犬吠”句化用唐人韦应物《逢雪宿芙蓉主人》之“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句意，“鸡鸣”句化用温庭筠《商山早行》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句意。又学鲍照诗歌“十数体”及元人散曲“数目体”之艺术，以数字联句，属古代诗曲之巧体。只是数目排列无序，不若历代十数诗严密，说明文宗诗歌艺术还欠纯熟。顺帝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也有一首潜邸之作《新月诗》，表现出与文宗不同的心理。诗云：www.findart.com.cn
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元人叶子奇《草木子》评其“真储君之诗也(33)（75页）。”爱猷识理达腊曾以太子名分任中书令、枢密使，权欲极炽，曾几度逼宫未果，直到元朝退出中原后的至正三十年（1370），顺帝驾崩，他才月圆即位，是为北元昭宗。前二句以钓钩般鹅毛月寓指自己太子身份，后二句是其主持军国大政的自炫，传达出爱猷识理达腊渴望早正大位的急切心理。文宗在潜邸，虽窥视帝位，但名分未定，又见朝廷不稳，遂有“勉从潭底暂屈身”之韬光养晦的委婉；爱猷识理达腊储君名分已定，无人与其争位，窥视帝位便很张扬，而且率真。全诗构思精巧，以严子陵钓钩喻一弯新月，又以新月比拟自己太子名分，喻中有比，天衣无缝，造境新奇，出人意想，是元代帝王诗中上品之作。www.findart.com.cn
元顺宗有三首诗传世，《御制诗》二首表彰民间孝子，反映元代帝王对中原传统道德的推崇与弘扬。其《答明主》一诗，颇具史料价值。诗云： www.findart.com.cn
金陵使者过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无处不周回。
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丁宁频属付，春风先到凤凰台。
陈衍《元诗纪事》引《翦胜野闻》记：“元军既遁，留守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北），犹有觊觎之志。太祖遣使驰书，明示祸福，因答诗云云(34)（2页）。”元顺宗此时虽退出中原，留居上都开平，尚有雄兵十万，仍想重返中原。明太祖本想绥靖已经退回草原的顺帝，见诗知其野心不灭，便派军北伐，元军从此无力南图。此诗可以视为国书，外交辞令，不卑不亢。表面上顺意明太祖，同时又嘱告明太祖：王气有盛有息，莫过早以为率滨王土，春风也会来到草原。全诗言婉意刚，绵里有针，透露出顺宗以待时机卷土重来的企念。www.findart.com.cn
元代帝王诗总体艺术比较成熟，高于辽金其他帝王，但距萧观音、完颜亮之高度甚遥。元代帝王诗或直或曲的都表现有帝王之气象，但很少张扬之势；亦少反映蒙古之民族精神之作，诗风平直，过于温和而文质彬彬，其与蒙古民族刚健强悍的民族性格大不相合。作为蒙古帝王的诗歌创作，不能体现其民族精神，失去独特的民族风格，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古代茫茫诗海之中，是难以超越辽金帝王诗的。
四、辽金元三代帝王诗成就高下的社会原因www.findart.com.cn
从总体诗歌艺术成就来看，辽金元三代帝王诗歌各有特色。辽代帝王诗歌艺术虽粗疏但特色鲜明，金代帝王诗歌艺术较为成熟又有鲜明特色，元代帝王诗歌艺术较为成熟但无明显特色；同时，辽之萧观音、金之海陵王，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令人关注的优秀诗人，元代帝王却无人踵武增华。所以，元代帝王的诗歌创作不如金，也逊于辽，而金代帝王的诗歌明显高于辽代与元代帝王。辽王朝仅仅据有燕云十六州汉地，金王朝也不过据有淮河以北半个中国之汉地，元王朝则统治着南北中国全部之汉地。辽金元三代，元代帝王学习中原诗歌的艺术条件最为优越，何以元代帝王的诗歌成就不如辽金帝王呢？根本原因在于辽金元帝王对待中原文化的不同态度。www.findart.com.cn
《辽史·宗室传》记：辽太祖立国之初问属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左右皆举佛，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庙，诏太子春秋释奠(35)（101页）。”《辽史·后妃传》记：“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俨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36)（100页）。”辽太祖对中原文化的情有独钟，对历代辽主影响很大，后世辽主承其风气，推行汉法，重用汉臣，好读汉书，渐成风尚。陈衍《辽诗纪事》卷三引《尧山堂外纪》：东丹王在后唐“习举子，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37)（8页）。”《辽史·仪卫志》：大同元年（947），太宗亡晋入梁（今河南开封），身着中原皇帝传统服饰，接受百官朝贺，参照中原封建制度改国号“大辽”，“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38)（80页）。”《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好读唐《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又亲以契丹字亲译白居易《讽谏集》，诏臣下读之(39)（704页）。”《辽史·道宗纪》：道宗“召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40)（30页）。”www.findart.com.cn
历代辽主也曾担心契丹民族被完全汉化，极力维护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辽史·耶律蒲鲁传》：蒲鲁“七岁能读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岁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 后蒲鲁“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帝嘉赏。顾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结果蒲鲁“从猎，三矢中三兔”，遂受兴宗宠遇(41)（114页）。《辽史·宗室传》：天祚帝之子晋王“时宫中见读书者辄斥。”尝见一侍从读书，正欲“取观，会诸王至，阴袖而归之曰：勿令他人见也(42)（102页）。”辽王朝不但规定“契丹人不得试进士”，还禁止契丹人读汉书，主要是担心契丹子弟习文而失尚武传统。然而，历代辽主对中原文化却倾慕无加，他们都有较好的汉文化修养，常与群臣举行赋诗盛会，甚至亲自为科举赐题，又专以诗赋取士。辽王朝于太宗时首开科举，初无定制，圣宗即位,取法唐制,正式制定科举制度。《契丹国志》卷二五：“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43)（786页）。”李世弼《金登科记》谈辽代科举：“诗赋之初，以经史子传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次。盖犹辽旧也(44)（72页）。”历代辽主却是常常不遵制度，随其所好为科举即兴即事出题。《契丹国志》卷七：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游猎连射二虎，又曾一箭贯三鹿。“时幽州（今北京）试举人，以《一箭贯三鹿赋》题。驸马刘三嘏献《射二虎颂》(45)（705页）。”《辽史·兴宗纪》：重熙五年（1036）九月，兴宗射猎获熊三十六，十月幸南京（今北京），“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这是辽王朝最重要的一次赋诗活动，以诗赋“御试进士自此始(46)（24页）。”辽代科举取法唐宋，以诗赋取士，帝王常常亲自赐题，亲自“试进士于廷”。可知辽代帝王多具备良好的汉文化修养，既有诗赋之才，又有评论诗赋优劣之才。如果不是对中原文化的推崇，他们大概不会具备如此的歌诗造诣。此所谓辽代帝王的诗歌艺术成就，虽不如金，却高于元之根本原因所在。www.findart.com.cn
《金史·文艺传序》：“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7)（291页）。” 以文不以武，大力推行汉法治国，这已经充分说明了金代帝王崇尚中原文化的态度。所以辽金元三代，以金代帝王最推崇中原文化，儒风最盛，他们都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甚至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金史·太祖纪》：天辅五年（1121）太祖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国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48)（10页）。”太祖对中原文化的推举，同样对历代金主影响深远，各类史书频有记载。《金史·文艺传序》：太宗“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49)（291页）。”太宗亡宋，将北宋徽、钦二帝置井中观天以示轻蔑，却又派人赴山西寻访北宋名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后人，以备金用。www.findart.com.cn
金王朝立国之初，一方面推行汉法，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女真文化。自熙宗即位，女真文化受到挑战。宋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二：“熙宗自为童时，聪明绝伦。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原儒士教之，遂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女真旧臣视其“宛如一汉户少年子也。”而熙宗则视女真旧臣是“无知夷狄(50)（81页）。”熙宗完全是站在中原传统观念的立场上，评价女真旧臣的。可见学习中原文化，已经逐渐成为女真民族自觉的意识。《金史·熙宗纪》：皇统元年（1141），熙宗祭孔罢，谓属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熙宗很有诗才，曾“宴群臣于瑶池殿，适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进诗称贺。帝览之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51)（14页）。”金王朝自熙宗始，开始全面汉化。www.findart.com.cn
海陵王在位，女真民族学习中原文化之风日益兴盛。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下令开设国子学，并规定以儒家经典、诸子、史传为内容，教育女真弟子学习中原文化。海陵王还对金代科举进行改革。金代科举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分汉人、女真南北选，取法唐宋,试词赋、经义、明经、律科、经童诸科。《大金国志》卷三五：海陵王“改皇统曰天德，甚有尊经术崇雅儒之意。……又罢专经、经义、神童，止以辞赋、法律取士。辞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52)（1036页）。”《金史·选举志》：天德三年（1151）：“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53）（120页）。”这说明女真民族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汉文化修养，女真、汉人才能同科赴试。海陵王也紧步辽帝后尘，亲自为金代科举赐题。岳柯《桯史》卷一：海陵王“一日而获三十六熊。廷试多士，遂以命题，盖用唐体。（施）宜生奏曰：圣天子讲武功，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亮览而喜，擢为第一（54）（308页）。”海陵王迁都主要为了方便对宋作战，倾慕中原文明也是个重要原因。《大金国志》卷十二：海陵王“密有迁都意也。帝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署而慕之，下诏以求直言。”有臣上言迁都，正合海陵王之意。迁都后，海陵王“宴丞相于燕之新宫，赋诗纵欢，尽欢而散（55）（903页）。”海陵王迁都很彻底，连女真祖陵宗庙也迁入关内，使女真民族更有条件直接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www.findart.com.cn
金王朝至世宗、章宗，女真民族实际已经汉化。金王朝初立，注意保持女真文化，进入中原后，女真民族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通用汉语，世宗时许多女真贵族已不通女真语。金世宗担心女真民族被中原文化同化，曾下诏令宫中卫士不懂女真语言者，必须学习女真语，不准讲汉话。造成许多女真贵族已不通女真语之现象的责任，其实还在世宗本人。金世宗作《本朝乐曲》，其目的在于警示属臣不可忘女真民族淳质旧风。《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一年（1181），世宗教育太子：“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汝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以勤修道法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然而同时，世宗又主张君臣按中原传统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大定二十三年（1183），世宗令“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子》、《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之所在耳（56）（26页）。”世宗本人是个汉化严重的帝王，岂能阻止女真民族的日益汉化呢？金章宗比乃父走的更远。他本人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还下令让女真与汉族通婚，使草原民族与汉民族日益融合。《金史·章宗纪·赞》称章宗“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焉（57）（37页）。”《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对中原文化的崇尚，使章宗具备了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对中原诗歌尤其嗜好，“读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记名姓，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58）（950页）。”金代帝王诗歌成就之所以超辽越元，与其有意识学习中原文化，皆具备较高汉文化修养，对中原诗歌的嗜好，都有直接的原因。www.findart.com.cn
元代帝王的诗歌创作，始于元世祖。世祖即位前后，曾经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中原文化。元人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世祖之在潜邸，尽收金亡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59）（508页）。” 《元史·张德辉传》：张德辉与元好问于宪宗二年（1252）至金莲川潜邸：“请世祖为儒学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60）（508页）。”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世祖曾问侍臣：“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耶？上大悦（61）（57页）。”世祖遂在燕京建宣圣庙，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定祭孔之礼。同时还在大都立国子学，教授蒙汉子弟习儒家经典，又令从臣秃忽鲁等辑录《诗经》、《论语》、《孟子》、《春秋》、《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中原经典，以备御览。不过，元世祖并非如辽金帝王那样全面接受中原文化。比如辽金元三代民族文字的制定，辽命汉儒陷番者仿汉字隶书，金令儒臣完颜希尹仿汉字楷书，先后制定了契丹文、女真字。元世祖没有步辽金仿汉字制定民族文字之后尘，而是请西僧八思巴仿藏文制蒙古新字，不听儒臣频频建议而坚持不开科举，又推行四等人制排斥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云云，都说明元世祖对待汉文化持有保留态度。历代元帝受世祖影响，对中原文化多持不离不弃态度，有时则采取排斥态度。元仁宗对中原文化非常倾慕。《元史·仁宗纪》：仁宗通晓儒术，早在潜邸时命臣下译《大学衍义》，并曰：“治天下，此书足矣。”即位后尝读《贞观政要》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又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延祐二年（1315）仁宗在与群臣议论恢复科举时尝言：“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矣（62）（73页）。”元仁宗因此不顾蒙古贵族守旧势力反对，起用儒臣，大兴文事，并于延祐二年（1315）正式恢复了入元以来中断近八十年的科举考试。大致世祖以后，仁宗诸帝，对中原文化多持积极态度，使元代文事日渐昌兴。苏天爵《元文类》卷四一收赵世延等人所编《经世大典》云：“我国家自世祖皇帝爰择名儒以传东宫。是故裕宗皇帝（真金太子）之在春坊，尝有日习仿书，藏之东观，以示子孙。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有宸翰，宠赐群臣。传至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则辞意之粹，书法之圣，度越前代帝王矣，猗于盛哉（63）（508页）。”书法如此，想必上述元帝也有较好的汉文化修养。www.findart.com.cn
然而，历代元帝推崇中原文化，常常遭遇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对阻挠。蒙古旧都位于漠北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元世祖在漠南开平金莲川开藩府，又在开平登基，后移都大都。蒙古贵族守旧势力对元世祖建都汉地尊用汉法极力反对，心怀不满。《元史·高智辉传》：“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64）（357页）？”尤其是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顺帝六朝权臣伯颜，更是对汉人极为仇视。《元史·顺帝纪》：顺宗朝至元元年（1335），伯颜请“诏罢科举”长达六年，又一次断绝了汉人由科举入仕元廷的道路。至元三年（1337）又“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并请“诏省院、台部、宣慰部、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甚至“请杀张、王、刘、李五姓汉人，帝不从（65）（109页）。”伯颜对待中原文化态度在蒙古贵族守旧势力中有一定市场，使历代元帝在推行中原文化时不能背离蒙古民族的“祖宗之法”太远，常常摇摆于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两种文化在元代始终呈现着时即时离，或者貌合神离的态势。它直接的后果，造成历代元帝多不习汉书不懂汉文者。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中指出：www.findart.com.cn
元起朔方，本有语无字。太祖以来，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于汉文则未习也。《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先以畏吾字翻译进读，再付纂定。元贞二年，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是皆以国书进呈也。其散见于其他传者：世祖问徐世隆以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传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书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曹元用奉旨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元明善奉武宗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于政事者，乃举文升同译，每进一篇，帝必称善。虞集在经筵，取经史中有益于治道者，用国语、汉书两进读，译润之际，务为明白，数日乃成一篇。马祖常亦译《皇图大训》以进（皆见各本传）。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惟裕宗为太子时，早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及长，则侍经幄者如王恂、白栋、李谦、宋道等，皆长在东宫备咨访。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太子谕令入学，伯必即令入蒙古学。逾年再见，问所读何书，以蒙古书对。太子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可见裕宗之留心学问，然未即位薨。以后如仁宗，最能亲儒重道，然有人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则其于汉文盖亦不甚深贯。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勋旧，罕有留意儒学者。世宗时，尚书留蒙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彧为江淮行省左丞（彧传）。李元礼谏太后不当幸五台，帝大怒，令丞相完泽、不忽木等鞫问，不忽木以国语译而读之，完泽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66）（687页）。www.findart.com.cn
元代帝王对待中原文化的如此态度，使他们不可能具备良好的汉文化修养，不能像辽金帝王那样“赋诗染翰，雅歌儒服”，或者举行赋诗盛会，以辞赋取士云云。如此，元代帝王能够写出艺术成熟的诗歌，已经实属难为，其诗歌成就不能高于辽金帝王，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五、辽金元三代帝王诗的社会文化意义
无论成就高下，辽金元三代帝王的诗歌创作，都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辽金元三代皆为起自朔漠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之际，他们的社会形态与民族文化都非常落后。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他们从建立民族文字开始起步，努力学习提高汉文化修养，创作出一批艺术成熟而且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歌，成为草原民族走出愚昧，走向文明的文化标志。这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个落后民族勇于摒弃草原旧俗，向进步民族积极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集中表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不甘落后，追求文明，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这本身是个值得继承发扬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辽金元三代帝王诗中，皆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各自的民族习俗、民族性格，集中表现了各自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契丹、女真、蒙古诸草原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和相近的民族发展历史。辽金元帝王是其各自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他们的诗歌也自然成为其民族生活、民族习俗、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艺术再现，保存着较多的草原旧俗和原始遗风，有着诸多的社会文化价值。按“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传统观念，通过辽金元帝王的诗歌，不仅为我们深入研究辽金元时期草原游牧渔猎民族的社会形态、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道德风尚，以及理想追求，提供了较多的文化信息，而且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华民族遥远的过去，也可提供较多的文化启示，特别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再者，辽金元帝王的诗歌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皆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统一的思想倾向。反对分裂，要求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辽金元时期，华夏神州正处于五代十国、宋辽西夏，以及宋金西夏等政权相互割据之四百余年的分裂动乱时期。结束分裂，实现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原人民和草原人民共同的愿望。辽金元帝王诗歌中的统一思想，正是中华民族这一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辽金元民族顺应历史潮流，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的集中体现，至今仍不失它深远而进步的社会意义。www.findart.com.cn中国的帝王诗起于何时？第一首帝王诗系何人所作？相传早在三代之前，舜帝就曾弹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舜帝在位十四年，禅位于禹，又作《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进颂：“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舜帝再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以竭，褰裳去之。”前者出于《孔子家语》，后者出于《尚书大传》，皆为历史传说，未可尽信。
《诗经•周颂》中《闵予小子》、《敬之》、《小毖》等篇被认为是周成王所作。其中《敬之》一篇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一般认为这是周成王自勉之作。
《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有数篇系于尧、舜、禹、周文王、武王、成王等名下，多为后人伪托。
接下来，秦始皇有一首《祠洛水歌》，亦真伪莫辨。据《古今乐录》记载，秦始皇祭祀洛水，有“黑头公”从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宝。”始皇相信此乃天意传国于秦，遂与群臣高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祠祭大泽，倏忽南临。洛滨醊祷，色连三光。”
秦失其德，群雄起代，项羽、刘邦各有一篇绝唱留给诗史。后人眼中的中国帝王诗，往往从《垓下歌》和《大风歌》开始。不过，由于项羽的帝王身份不确，人们更为认同刘邦。“《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高帝哉？”〔1〕其实，灭秦之后，项羽分封天下，共立十八王，汉王刘邦只是其中之一，而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实为天下盟主。其西楚，应该视为秦汉之间的一个短暂的王朝。司马迁作《史记》，就给了项羽一篇只有帝王才配享有的“本纪”。今之历史年表，以汉直接承秦，未免过于粗略。而项羽《垓下歌》作于公元前202年自刎乌江之时，刘邦《大风歌》作于公元前195年东讨淮南王英布途中，前后相差七年，如果略过先秦那字迹模糊的几页，中国帝王诗史是不妨从《垓下歌》开始的。
而帝王诗的尾声，一般认为，当在清末帝溥仪。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他的诗都是退位之后所作，包括八岁那年为师傅陈宝琛祝寿作的第一首诗：“松柏哥哥，终寒不凋。训予有功，长生不老。”退位帝王所作的诗，应该还算作帝王诗，否则南唐后主李煜的许多亡国绝唱就都不能算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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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帝制，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结束。且不说后来张勋复辟的闹剧和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民国四年，袁世凯还煞有介事地称过一回帝。尽管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但他毕竟在中华民国总统任上，宣布过废除民国国号，恢复帝制，改元“中华帝国洪宪”。袁世凯称帝固然不得人心，但历朝历代哪一帝王又是人民选举的呢？民心民意算什么，只要枪杆子在握，何愁不能黄袍加身？袁世凯这个“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的迅速倒台，并不全因革命党声讨和民心背弃，而主要在于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北洋军阀的倒戈。须知民心是可以教化的，民意是可以训导的，受过几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和愚弄的中国人民，其时还多盼着“真龙天子”重出神州呢！故而，我编《历代帝王诗》，就在溥仪之后，狗尾续貂式的补选了袁世凯一首。
此外，曹操一代枭雄，其诗才情纵横，睥睨千古，历代帝王诗无出其右者，然而曹操一生并不曾称帝。“魏武帝”曹操，以及“晋宣帝”司马懿的帝号，都是其后代子孙夺得天下后追封的，严格说来，都是不大能算数的。想必朱元璋其人就对曹操、司马懿的帝号很不满，曾以归谬法（即用更为荒谬的做法与之类比，以见其谬）予以否定。朱元璋一上台，就追封自己的田舍翁爹、叫花子娘为皇帝皇后。史载，洪武元年，朱元璋追封其高祖父朱百六为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父朱四九为恒皇帝，庙号懿祖；祖父朱初一为裕皇帝，庙号熙祖；父朱五四为淳皇帝，庙号仁祖(朱元璋原名重八，与百六、四九、初一、五四这些叫花子名属同一系列)。妣皆皇后。如果其几代“先皇”中，恰好有人做过几行打油诗、莲花落，是否也要忝列《历代帝王诗》呢?刻薄了，曹公不曾称帝，毕竟已是魏王，挟天子令诸侯，是天下的实际统治者，绝非朱重八的叫花子先皇可比。当然，曾经称帝与否，其诗在气象上还是有差别的。司马懿奉魏明帝曹叡之命出讨辽东，途经故里，歌以咏怀，前面八句何等豪迈：“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最后却出以韬晦之语，低调结束：“告成归老，待罪舞阳。”无奈纵有经天纬地之才，觊觎乾坤之志，一生终为人臣。
至于帝王诗篇间有御用文人代笔者，前人已有论及，如唐太宗、武则天以及清乾隆帝的某些作品，读者心中有数就是了，一一辨析则不是本文作者力所能及的。
从主题和风格看，帝王诗可分两类，一类是典型的帝王之诗，表达的是典型的帝王怀抱、志趣，洋溢着典型的王者气象，另一类抒写的则只是普通人的情怀，不大能看出作者的特殊身份。
“王者之气”为人乐道。何谓王者之气？似不外乎争夺天下的狂气、解救天下的正气、一统天下的霸气、感召天下的雅气，以及丧失天下的怨气。
秦始皇出巡，威仪万千，看得刘邦眼馋：“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得项羽心动：“彼可取而代之。”此种争夺天下的狂气，以诗表达，就有落第举子黄巢的一再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就有朱元璋带兵征战露宿旷野时的“天如罗帐地如毡，日月星辰陪我眠。一夜不敢伸足睡，惟恐蹬倒太行山”。此辈枭雄，代不乏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赵匡胤称帝前，有诗《咏初日》：“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有诗《咏月》：“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登极之后，人以为诗谶。金废帝完颜亮一向野心勃勃，夺位之前，就多次以诗明志。其咏竹诗云：“孤驿潇潇竹一丛，不闻凡卉媚东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其咏龙诗云：“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见瓶中一枝岩桂，也慨然叹曰：“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样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可叹天命不济，过了一把帝王瘾，就兵败被杀，废为庶人，徒为天下笑耳。到太平天国洪秀全，更是狂气十足：“一张天榜蔑古贤，文王武王皆是犬。屈指盘古迄明世，风流数我洪秀全。”据史料〔2〕记载，洪秀全以黄缎数匹作“天榜”，上书七言韵句，上自盘古，下迄明末（“清妖”自不足挂齿），君臣史实，悉加品评。遇“帝”字一律不用，“王”字则加“犬”旁，如文王、武王，作“文狂”、“武狂”，以避其“天王”之讳。其狂傲愚妄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解救天下的正气，对于帝王无疑是最可宝贵的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诗中哀民救民的情怀无疑是真挚的。但这民不聊生的惨象是汉祚衰微和军阀混战造成的，诗人自己并不负多少责任，诗中有的只是重造时世的使命感，而非自责。后世帝王诗歌，也间有怜悯百姓苦难、检讨自己统治失误的。如果说唐玄宗李隆基登太行山，见“野老茅为屋，樵人薜作裳”，即或有自责之意，也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明宣宗朱瞻基《悯旱诗》就真诚得多了：“亢阳久不雨，夏景将及终。禾稼纷欲槁，望霓切三农。祠神既无益，老壮忧忡忡。饘粥不得继，何以至岁穷？予为兆民主，所忧与民同……”骄阳似火，旱禾绝收，百姓饥肠辘辘，君王忧从中来。其《示吏部尚书夏原吉》更以“无道”自责，简直要下罪己诏了：“关中岁屡歉，民食无所资。郡县既上言，能不轸恤之？”“吾闻有道士，民免寒与饥。循己不遑宁，因请书愧词。”可惜此种帝王襟怀古今少有，人们熟知的只是晋惠帝司马衷的故事。《资治通鉴》记载：时天下饥馑，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或者，任凭人间饿殍遍野，冤气弥天，孤王笔下总是芙蓉满目，莺歌盈耳，无限风光。
一统天下的霸气，在刘邦那里还兼有几分忧思：“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北伐诗》里还兼有几分焦虑：“自昔沦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尘起。”“逝将振宏纲，一麾同文轨。”到李世民贞观年间《正日临朝》就只拌着得意和骄态了：“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一代女皇武则天称霸人间久了，对司春的神灵也不改喝令口吻，其《腊日宣诏幸上苑》诗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君主们的霸气从何而来？来处大致有二：君权神授的理论，万民臣服的现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圣人之言听得多了，不由你不骄横悍厉，目空一切。如今有一位擅扮皇上的影视演员谈表演经验，说看着众人口称奴才，山呼万岁，在他面前跪倒一大片，那份普天之下惟我独尊的感觉就不禁油然而生了。一介戏子尚能生出如此幻觉，何况天子临朝每日排演君臣大礼呢？帝王之所以独霸后宫，是因为后宫男人的器官都被阉割了；帝王之所以独霸天下，是因为天下男人的精神都被阉割了。一统天下的霸气，表现在武功方面，就是要开疆辟土，消灭任何不臣势力，使“耕凿从今九壤同”〔3〕；表现在文治方面，就是要推行教化，铲除一切异端思想，使“天下归心”〔4〕。而最让君王开心的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为王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