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第二版）（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书，从全新视角为你解读这个你曾经以为很了解的世界）

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在看完楚渔先生的《中国的思维批判》之后，我想说，“从现在起，做一个聪明的中国人。”

你有缘分遇到这本书，非看不可。这是我唯一想说的话

作者简介

楚渔，姓楚名子渔，字村夫，自由职业者。湖南新化人（今湖南省新邵县），现居于北京西山，自号西山闲人，收藏家、探险家和旅行家。从古玩字画到当代珍奇，收藏颇丰。尤其酷爱大自然，1年中大多数时间在野外生存。从珠穆朗玛峰到南极，从西伯利亚到亚马逊河，从可可西里和墨脱的无人区到非洲撒哈拉大沙漠，越是严酷恶劣的环境他越喜欢。曾主编《走上神坛的岳飞》，参与编辑《壮怀激烈》。  楚渔以自己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和融入自然的博大情怀，写下了独具见解的哲学著作《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他的这部宏论就大多是在乒乓球室里写成的。打会儿乒乓球，出点儿毛毛汗，停下来．拿起笔，写一段文字；再打会儿球，又停下来，拿起笔，再写一段文字，经几个月之久完成了这部著作  该书是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年度巨献。书里第一次正面回答了“李约瑟难题”中关于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混乱僵化的思维模式，为中国人治愚开启了智慧之门。

目录

媒体评论

讲到中国的落后，楚渔先生找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我觉得楚渔先生抓到了根本问题，是中国人的思维上有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实质上，一个国家的落后，关键是人才的落后。关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了诺贝尔奖的大家，很多人可能认为是教育体制上有问题，而关键问题是思维上出了问题。
                                           ——人文出版社社长兼书记   黄书元
楚渔通知的历史比较法是很有很强说服力的。因为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存在的条件几本类似，而发展的结果反差很大，主要是意识的能动作用不同。
                            ——王强华（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
我读了楚渔先生的书，我感觉他对中国很多人来说，就是顿觉山河变色的。
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连猪都明白的道理解释的人都不明白了，写东西的时候不会说人话了。
                             ——何玉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传媒学博士）
全书文字不多，却言简意赅地说清楚了很多人从理论上一辈子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这是一本可以让中国人变聪明的书，我希望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读《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黎鸣（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哲学家）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现有中国落后论的主流说法是错误的论断
　　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罗素
　　
　　中国的历史，从宋代以后就由盛转衰，一直到近代，千余年没有摆脱被动挨打和落后的局面。中国落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长久以来论说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流说法无非有以下三种：
　　1. 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
　　2.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
　　3. 社会制度和体制问题。
　　如果以上说法是真理，那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有两种结论或有一个意外，上述说法就不能成立。中国著名的毛泽东的研究者石仲泉认为：“对马克思哲学理论做出重要发展，真正称得上大哲学家的，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让我们看看事实。
　　
　　一、关于第一种说法“封建和专制根源论”，对比中外历史显然不成立
　　多数中外学者认为：人类发展进程依次需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目前国内某些学者对此划分有不同的说法，在此不进行讨论）。西方以荷兰、英国、法国为先，西方几乎所有国家都只经过10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2000多年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近千年来还在倒退；直到西方的舰炮轰开国门，才开始有些变化。
　　事实证明，所谓封建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不能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正如在同一所学校循序渐进地学习一样，有的人三年就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了，而有的人读了六年高中也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把原因归结为设立高中的制度不好、或读高中的时间太长，而不是自己有问题，那未免太牵强。
　　从封建的专制统治来看，西方封建社会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对思想的禁锢，比中国更为严酷，并且充满血腥。在这个时期（也是政教合一的时期），统治者对人的精神和信仰的摧残、禁锢是极为严厉的，是绝对不允许异端思想和不同信仰存在的。
　　中世纪的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等专制机构有很多律法和宗教戒律限制人们的言行——禁止信仰自由、禁止言论自由，违反者被判为“异端”遭到残酷迫害，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未能幸免，如世界上第一位公认的女数学家海帕西娅及后来的生物学家帕利西、医学家塞尔维特、生理学家维萨留斯等不是被烧死就是被处决。仅仅同意哥白尼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日心说）这一学说的布鲁诺也没能逃过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厄运。请注意，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
　　而对不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更是骇人听闻。只要被认为是异教徒，或对《圣经》有点怀疑和对上帝不敬，甚至一些女性先天有雀斑或黑痣，以至于有跳蚤的咬痕都可以借神的名义被当作女巫处死。
　　而在中国，不管哪个朝代，多数情况下，只要不造反，佛教、道教、基督教，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你爱拜什么神就可以拜什么神（大体如此），你说地球围绕月亮转也没人管你。总体上和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是极痴迷佛教的。萧衍曾数次舍身出家为僧，他甚至还把佛教立为国教，大力弘扬佛法，佛教在信仰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就是这样，梁武帝手下还出了个部长级高官——范缜（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和尚书左丞），是一位无神论者。这还不算，他还出了本《神灭论》，公开宣传他的思想。结果弄得如来佛的虔诚信徒皇上老爷子只得找了64个儒生，写了75篇文章和他辩论，最后也没胜过范缜。皇上最后也没啥办法，只能由他去。这要放在中世纪的欧洲，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异端邪说和十恶不赦的异教徒，用中国话讲，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他有一万个脑袋也砍光了，更不用说还能继续当大官。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简直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天堂。西方学者一些溢美中国的言论和“中国热”带来的冲击，对西方的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显然，封建专制论是不能成立的。
　　
　　二、关于第二种说法“儒家文化根源论”，从历史的纵向与横向对比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纵向来看：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谈不上有多大的阻碍作用。汉、唐两代盛行儒家文化，但并没有影响汉、唐的昌盛繁荣，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外交，这两个朝代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强国。（这里指的儒家文化是指原创的儒家文化。）
　　横向来看：唐代的强盛让儒家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其中日本和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但并没有影响到日本和韩国的发展。
　　公元5世纪初，儒家经典传到日本。此后，不论是兵灾战乱还是太平盛世，不论是军国主义还是民主宪制，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上至典章制度，下到民间的习俗风气，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就连对中国传统儒学近乎痴狂的清代大才子辜鸿铭也感慨：“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不管日本如何固执地坚守儒家传统，在面临重大的危机后，日本都能在短时间内走出困境，成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如明治维新前的幕府时代，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已经非常落后，明治维新后，通过学习西方，出现了产业革命高潮，很快就走向了富强。从1868年到20世纪初，经过50年的时间日本就成为世界经济五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败等原因日本国民经济又处于瘫痪，但也只经历了二三十年，日本科技和经济照样高速发展。
　　韩国也是个儒家文化深厚的国家，从古至今，韩国的儒家传统非常纯正，现代在原有基础上更是加大了普及教育。自1960年起就在各级学校中正式施行儒家伦理教育，学习的内容都是儒家礼仪和孔子的思想，到现在全国有许多古老的书院和231所公办乡校专门普及儒学。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阻碍韩国的进步；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腾飞，到现在短短30多年，当代韩国科技、经济高速发展，2005年就被确认为发达国家，创造了“汉江奇迹”。
　　与日本、韩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中国自宋以后正宗（原教旨）儒家传统越来越淡漠，而到了清代，正宗儒家更是弱化到了极点。但清代的经济、科技、军事却越来越落后，和西方的差距开始越拉越大，直到鸦片战争，庞大的清帝国面对西方列强，除了挨打，就是割地赔款，毫无还手之力。
　　
　　第二章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
　　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他们的智力存在缺陷,使他们的头脑混乱不堪。
　　——查尔斯?理德
　　
　　
　　第一节
　　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
　　
　　在论述之前，我们引用某学者举例说明中国人是如何辩论煤球的黑白问题的：
　　甲：煤球是白的。
　　乙：谁说的？
　　甲：张三、李四都说是白的，某教授、某部长也都说是白的，能有错吗？
　　众人：哦，原来煤球是白的。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而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来论证一个问题。首先，西方人会问“为什么”？其次，他会要求对方证实自己的说法，或者拿个煤球看看，煤球是否是白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人思维的脉络，在这场对话中，某某人说煤球是白的，与煤球真实的颜色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没有任何求证过程。再次，看不出对话中有什么思维过程，也未看出有什么思辨方法。
　　
　　我们再看他们下一步的对话：
　　有一位好事者“丙”拿来一个煤球。
　　丙：哥们儿，你看，煤球是黑的。
　　甲：现在当然……但是煤球在800℃时是红的,1300℃时是白的,烧完之后还是白的。大家评评理：煤球在1300℃是不是白的!我说的有什么错！
　　丙：俺说的是常温下……(被甲打断)
　　甲：你没有说是常温下嘛!
　　丁：丙说的是常温下，是约定俗成的。
　　甲：你这是有偏见的,这是外国人的标准！我们中国人要用中国的标准。而且煤球烧完之后在常温下也是白的。
　　丁：你说用什么标准？
　　甲：外国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你说得太片面，没有从发展的和整体的眼光看问题，太偏颇。
　　丙：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应该是正确的,但是……
　　甲：（滔滔不绝）你们就不懂得辩证法。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是有环境和其他客观条件的，你们没有从煤球生成的环境和条件来看问题,看问题不全面。
　　乙：……
　　丙：……
　　甲：……
　　无休止地辩论。（这时来了一个哥们儿，是一个壮汉，姑且称为“戌”吧。）
　　戌：哪个王八蛋说煤球是白的？（戌动手要打甲。）
　　甲：嘿嘿，君子动口不动手。煤球是黑的还是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您说煤球是啥颜色就是啥颜色。
　　争论到此结束。
　　
　　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辩论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程式了。当然现实生活中，事物不可能都是这样黑白分明的，这样简单的，多数事物都是比较复杂的,不太好判断是非的,因而正确的结论更不好认定。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辩论问题的方法往往变得复杂而冗长，话题飞速地转移到另一个主题，而且下意识地在几个不相干的主题之间兜圈子。这种辩论的状态，有时候甚至搞得比当初讨论的主题本身还要复杂。造成我们中国人在讨论问题时，思维总在一个圈子里绕，很难走出来。
　　上面的对话如果没有强势力量介入的话，主题有可能会转移到汤圆是白的或是黑的的争论中去。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话缺少逻辑性、没有求证、概念模糊、偷换概念、转移主题等毫无理性思维可言。因此，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一、中国人的思维极缺逻辑性和求证性，缺乏思维工具的运用
　　学者指出：中国人的主流思维仍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以上几种所谓“模糊”最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概念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讨论清楚任何问题。所以，概念模糊也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的，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因而我们中国人思维重视直观和经验，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而不作周密详细的分析。所以中国传统思维特别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这样的思维很难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所以对事物的规律和世界就容易产生不可知论，也就缺少积极性去探索未知领域。这样，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仍然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
　　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以逻辑思维为主体，逻辑思维模式是一种高级抽象思维形式，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的抽象思维活动，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一点形象思维是难以做到的，形象思维只能反映感性材料，而逻辑思维却能对感性材料进一步加工，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逻辑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人罗素很同意毕达哥拉斯的推论：“可知事物与可感事物……这个已确定的命题是永远正确的…… 只有可知事物才是真实的、完美和永恒的；而可感事物只是表象，是有缺陷和暂时的。” 这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即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区别。如果我们中国人仅仅停留在感性思维的阶段，我们如何去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正确地探索未知世界呢？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感性思维，属形象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感性强，理性弱。因此，中国主流思维模式注重直觉体会，粗略地认识思维对象。不追求对感性材料的深层思考和对事物的精确分析，仅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及对事物粗浅和笼统的描述。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概念模糊混乱而僵化。概念清晰是逻辑推理的基本要素，概念模糊就不可能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而西洋人以理性思维为特点，在认识过程中，用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揭示事物的本质，它认识的结果是确定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不是自相矛盾的。因而这种思维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以此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不带有情感色彩。
　　中国人的感性思维概念模糊，带有过多的情感色彩，不太能对客体做出准确的判断，也难以认识事物的本质。
　　根据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和中国学者张浩写的《思维发生学》中的观点，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已发展到非常丰富的程度，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很大程度停留在原始思维的阶段。因此，中国学者方尔加认为：“原始思维所面对的客观事物，混沌无序完全是异化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缘象比附水平多么高于原始思维，这种高水平也只能是量上的。就质而言，两者并无不同。” 我们中国人对事物的认知至今还是停留在带有原始思维的感性认识中，从感性到理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还没有一个质的飞跃。
　　感性思维的模糊性是古代各民族思维的共同特征，都属于形象思维。但希腊人在2000多年前就取得了思维科学的伟大成绩，而中国人为何到现在为止仍停留在形象思维的阶段？中国的学者们提出是环境和社会条件造成的。但哲学家罗素不这样认为，他说：“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曾经为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某些知识，但谁也没有发展出哲学和科学。其中的原因是否由于缺乏天赋或者社会条件，在这里并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两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最主要的是，宗教在智力的探险旅程中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而罗素认为：“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2正是因为没有宗教的约束和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希腊人在短短的200年里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
　　在2000多年前，古中国和古希腊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两个国家所在的区域当时都是一些小国，正式的宗教都没有出现，至多是原始神灵的崇拜。各国对思想都没有多少干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思维也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气氛和局面，并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但希腊产生了理性之光，而中国却错过了机会。原因是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缺少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形而上学的冲动。
　　尽管中世纪西方受到宗教思想的禁锢，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哲学和思维科学的探索和研究。继续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在文艺复兴之后形成了庞大而精深的哲学和思维科学的体系。西方这些思想的巨人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到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黑格尔和康德，思想家层出不穷。通观中国的历史，没有几个能比得上西方的那些思想的巨匠。不管中国的学者们谈什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优秀，但现实是我们的社会主流生活中确确实实享受的是西方文明带来的科技和文化成果。我们自己的书写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多了。
　　中国先秦时期，也产生过理性的萌芽和趋向，以墨子为代表的形式逻辑观点和《易经》、《道德经》的辩证观点，但其中有价值的成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灭了。有些学者认为，是封建专制的罪过，这是不对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纯学术性的各种思想总体上比西方的中世纪宽松得多，以至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学者和名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是西方学习的榜样，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的关键还是古中国人缺少“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精神。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真实、真性）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而中国人是为了富贵而追求名利，是实用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生命，孔子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态度必然会导致中西哲学和文化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章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
　　中国哲学的目标是道而不是发现真理。思想不能用来指导行动，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徒劳的。
　　——理查德?尼斯贝特  
　　
　　《百科知识》2009年总410期首页有一篇文章《抗生素的滥用：一个沉重的话题》。文中提到“抗生素的滥用在中国已经触目惊心，潜伏着巨大危机，每年全国因抗生素滥用导致800亿元医疗费用增长，同时致使8万病人不良反应死亡”。文章描绘了我们中国人滥用抗生素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抗生素滥用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新的超级细菌还会陆续出现，在10年至20年内，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它们都将失去效力，我们所有的人在患病时都可能无药可用、无药可治。”文章认为：抗生素的滥用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但专业人员负有的责任更大。
　　抗生素原是西方人发明的，其使用有一整套的病理原理作基础，从制作到如何使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没有半点含糊的地方。抗生素发明后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在我们中国，的确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可是也因为使用不当也害死了众多的生命，并且还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抗生素的作用实在是非常明确的，它只对病菌起作用，对病毒不起作用。
　　但我们的“专业人员”却不管是病菌还是病毒，一上手就用抗生素，甚至有时候能用贵的就不用便宜的，能打针就不口服，能用最新的产品就不用老牌产品，这样能不造成严重后果吗？文章认为造成抗生素滥用的原因是制度缺陷和监管不力等等问题造成的。如果滥用抗生素是上述原因产生的话，剩下的就只有一个问题，即：抗生素的滥用最终是“专业人员”不负责任和医德败坏造成的，因为我们的“专业人员”只有在制度“健全”和监管有力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使用抗生素，因为这种“滥用”几乎是人人有责任的，人人有责任当然也包括每一个“专业人员”了。
　　进一步往下推演，那就是我国整个数百万的“专业人员”都没有自觉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专业素质，视人命为草芥。因为我们的“专业人员”一旦制度不健全和监管不力就会丧失医德，而且滥用药品当然其中包括抗生素。虽然我们没有对上述情况进行统计学的分析，但常识告诉我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绝大部分“专业人员”是好的、是负责任的、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专业知识也是没问题的，即使有极少数甚至少数不负责任的“专业人员”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规模的抗生素被滥用。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首先，假冒伪劣产品排除在外，因为该文提到的是抗生素被滥用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假冒伪劣产品造成抗生素被滥用带来的后果。这样，厂商也可以排除。同样医疗单位和管理机关也不是根本问题，尽管有制度缺陷和监管不力的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分析过了。制度再有缺陷，监管再无力，谁也不会强迫医生去开不能对症的药物。虽然抗生素被滥用，我们全体国民和我们的“专业人员”确实是都有责任的。但我们分析了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没有找出问题的根本症结。
　　抗生素的性能和使用说明也是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应该说，医疗单位和医生是了解的，也不存在对抗生素的性能和如何应用在医学上认识不到的问题，抗生素是常用药，它的性能和使用应该是常识了。对它的使用没有任何歧义，也不存在含糊不清和操作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几乎人人”把这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药物，滥用到造成严重后果的程度，而且还排除了故意的成分，这真是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不知道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是不是也是这样地“滥用”，起码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是这样的。
　　第四章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严重损害自己的私利
　　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马克思
　　
　　中国人历来非常辛苦，“勤劳”两个字是全世界对中国人民的普遍评价。但以我们看来，中国人这种辛苦和“勤劳”是懒惰造成的。“辛苦”和“勤劳”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勤劳”是主动工作，而“辛苦”是被动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无奈。其实中国人是非常懒的一个民族，正是懒惰造成了中国人的辛苦和生活的艰辛。由于中国人思维的惰性，造成了意识的惰性，进而造成行为上的惰性。这种惰性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懒惰。因为懒惰做事就不求精确性，做事风格就粗枝大叶，只是应付了事，能过得去就行。西方人做事讲究事前周密的计划，对事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得非常精确，因而表现为西方人做事节奏慢，效率高。中国人正好相反，节奏快，效率低。做事不求精确，必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更辛苦，表现出来就很忙碌。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快”的民族，实际上中国人的“勤快”是逼出来的。
　　由于中国人缺少周密的计划和精细的做事风格，因而结果很不理想。不理想的结果必然造成反复修补或不高的生产价值，生产价值不高，又要付出更大的“辛劳”。比如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工厂从国外全套进口的机器零配件进行组装成的设备，就是没有外国人自己组装的好，因而附加价值中国的就比国外的低，也就是说：赚的钱就少。要想获得和国外同样的劳动价值，中国人在同样的设备上就得在数量上生产更多，也就是说如果是同样机器的劳动价值，中国人就得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劳作，而这更多的时间和劳作表现出来就是更辛苦。中国的很多管理者、专业人员、工人等不是不想把事做好，而是由于思维的惰性和僵化，很难把事做得很精细，总体来说就是做不到效率化。
　　第五章
　　中国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
　　—— 鲁迅
　　
　　大哲学家罗素所著的《西方的智慧》从头到尾讲的是对本体的探讨，讲的是哲学。古希腊哲人把求知称为“爱智慧”，认为求知是人的本性。希腊人认为追求知识是人生来具备的，所以才会有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愿望。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始于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传统，形成现代西方庞大而精深的哲学理论系统和科学理论体系。所以，西方的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累累硕果是必然的。西方以探索主观思维和客体世界为目的，进而把求知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注重思维工具的打造，把思维工具作为发明的发明，这就是西方的智慧。因此，西方的智慧讲究的是处理人和物的关系。
　　中国的智慧是什么？中国的圣人们主要是教育人们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必然讲究“谋略”，所以中国发展成了一个谋略大国。这样中西方的智慧就有了天壤之别，西方人把求知的科学方法作为智慧，中国人把耍弄权谋作为智慧。所以西方人的智慧是科学，中国的智慧却是以权谋为主要特征。
　　台湾学者吴森很赞同荣格对周易的分析：“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上，我们认为因果律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我们所崇拜的因果率，他们似乎不屑一顾。” 因果律注重逻辑推理，穷究事物的本质，而机会率注重的是“时机”和“变化”，这就是科学和谋略的区别。科学讲证据，讲求证，是能够预测的，从“因”推理到“果”；而谋略是讲“机会”讲物体之间的对抗和博弈，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中国人“谋”的东西太多，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只讲谋事，不讲做事，不讲技术，这也是造成中国人投机取巧心态的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人过于讲究谋略，忽视了本质的东西，忽视了科学。即使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经典《孙子兵法》也只是讲谋略，不讲技术、不讲军队的建设，《孙子兵法》头一句话就是“兵者，诡道也” 。而西方的大军事理论家德国的克莱塞维茨的《战争论》的开篇是“论战争的性质” 。所以中国传统军事一向忽视军队最根本的东西，即作为军队的骨干——军官和基础——士兵。中国自古的历史记录和文学作品都没有把军官和士兵当回事，似乎只要有诸葛亮那样的足智多谋的统帅，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只讲谋略不讲军队的建设，不讲纯军事实力，没把军队最根本的因素——军官和士兵当回事，造成了历来中国军队不能血战到底和战死到最后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毛泽东的军队除外，毛泽东的军队是极重视军官和士兵的培养，所以战无不胜——因此中国旧军队自古就有兵败如山倒的说法，这也是中国人屡被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打败、征服和屠杀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的文人又要说了：这是腐败的政权造成的，世界各国腐败政权有的是，像中国传统军队的表现在全世界历史上少有。只重视谋略，不重视技术，忽视本质造成了中国长期不能进步，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历来总是被动挨打。杨振宁讲的《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的科学进步，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杨振宁讲的并不完整，应该是被演绎了的《易经》思维阻碍了科学进步。因此忽视科学、实力和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过度重视谋略，造成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尔虞我诈，中国人互相猜疑、勾心斗角和一盘散沙也是世界有名的，要说国粹，中国人的这些东西也算国粹之一吧，而我们先秦时期的真正国粹，到现在恐怕所剩无几了。
　　中国的智慧是谋略，西方的智慧是思维工具和科学。在100多年前开始的中西两个文明的对撞中，中国的智慧和文化一败涂地，我们很多文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那让我们看看仅仅一种事实，现在我们中国人从头到脚，衣食住行，哪样不是西方传播过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也是从西方搬过来的，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除了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再有就是愚不可及的中国式思维外，还剩下什么？
　　中国人的智商并不比西方低，根据某西方专家测定，我们中国人的智商约110，而西方人仅100（有的专家测定中国人和洋人差不多）。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智商水平比西方人高了不少。从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的表现说明了这点，即中国留学生的成绩比西方人高多了（当然其中也有中国学生学习刻苦用功的成分），接受能力也比西方人快。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西方人聪明，创新能力不如西方人。根源何在？根源还是我们思维模式的落后。
　　自从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开始和洋人打交道以来，从来总是吃亏的（个案除外），更可怕的是我们吃了亏还洋洋得意。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对自己一无所知，对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对西洋人和东洋人根本就不了解。所谓走出国门也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模糊观念，而洋人对中国人可都是捉摸得透透的，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小把戏洋人看到觉得可笑。从100多年前我们和洋人打交道以来，就被洋人耍弄，他们耍弄了我们还讥笑我们；而在被耍弄时，我们中国人不是茫然不知就是心安理得。
　　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一些“企业家”跑到国外照样被人玩得团团转。《环球时报》2009年6月23日一篇报道：《海外并购别总在老地方绊倒》，文章指出：国内某大企业并购力拓宣告失败，力拓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国内某大企业拉了它一把。为了拉这一把，国内某大企业自己却损失惨重。等力拓缓过点劲儿来就毫不留情地一脚把中国某大企业踢开。文中讲到由此可见西方企业的诚信缺失和绝情。文中说：“在国际商战中，西方企业总能找到中国企业的弱点而中国企业对西方企业却无应对之策。”文中还提到：“这些年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遭受了巨额损失，有的甚至一度损失超过95％。”该文特别指出：“现实无情地证明，中西方商战唱着'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说不定潜台词正是西方嘲笑中国的笑话：'此地钱多、人傻、快来’。”该文强调：“我们中国人学费交了一票又一票，却没有真正去总结教训。”正如马克思所说：什么也没有记住，什么也没有学会。跑到国外大展拳脚的中国“企业家”，个个都是人精，人生阅历丰富，经验老到，在国内纵横捭阖，几乎无人能敌，也算是中国“精英中的精英”了，在国内能自我感觉良好地混出个模样来；但一到国外，却被人当猴子似地玩得滴溜溜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这绝不是像某些人讲的是缺少经验，别的国家有这种事么?单说和我们中国差不多的印度人有此类事吗？
　　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去臆想洋人，但人家并不按你的小把戏出牌，我们能算计过洋人吗？而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醒悟，还在自鸣得意。我们扛不过洋人，因为他们的科学和文化比我们强大，没办法。那比别的民族呢？
　　如果说我们的智慧不如西洋人，但总比同样人种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强吧？和弱小国家打交道呢？我们也总是吃亏，这就不可思议了，难道我们的智慧比他们还不如吗？但活生生的事实给了我们答案。
　　第六章
　　混乱而僵化的模糊思维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中国的科学就是这样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样多的勤劳和机智而其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
　　　  ——列维?布留尔
　　
　　布留尔讲的虽然尖刻，也可能很刻薄，我们中国人看了不太好受，但却是事实，我们古代中国人有多如牛毛般的发现、发明和创新，但没有一个学科形成了科学的理论系统。
　　黑格尔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 黑格尔在这里讲的哲学（《小逻辑》中的观点）意指所有的自然科学和思想科学。所以，黑格尔又指出，经验科学和技术“大都只是由偶然的和经验的方式得来，为方便起见，排列在一起，甚至里面的科学虽具科学之名，其实只是一些零碎知识的聚集而已。这些科学聚合在一起，只是外在的统一，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外在的集合、外在的次序（而不是一个体系）。” 我们来看看古代中国的情况：
　　有哲理——无哲学；
　　有测量——无几何学；
　　有名家——无逻辑学；
　　有美术——无美学；
　　有音乐——无乐理学；
　　有技术——无物理学；
　　有星象观测——无天文学；
　　有炼丹术——无化学；
　　…………
　　中国古代有灿烂辉煌的经验技术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大发明”，据说它传到西方后，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对世界历史进程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术”无“学”的民族，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但历史的积累和经验也使古中国有众多的发现和发明。除了所谓“四大发明”外，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物理、医术、算术、农业、地理、建筑等领域，领先于世界的技术发明和发现还有100多种。因此，美国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文明的国度》中感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而受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四大发明”的作用没能延伸扩大，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如中国人拿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拿来充当了国家强大的暴力工具；指南针基本上是用来看风水，没有像西方一样充当资本开拓的助推器。
　　针对这一反常现象，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针对这一情况，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一、中西方思想家追求的目的不一样使中西两方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先从源头分析：古中国和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几乎是同时产生了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在那个时期，都是各种思想井喷的局面，但为什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呢？
　　我们认为：古中国与古希腊的思想家追求的目标不同是主要的原因，古中国的思想家追求的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实际办法。而古希腊思想家追求的目的很单纯——真理（或真实），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古中国思想家是求“利”，而古希腊思想家是求“真”。古中国人是表现出实用主义特征，而希腊人表现出纯理想主义的特征。因而我们古中国人的思想功利性强，而古希腊人的思想理性强。先秦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实践家，从孔子、老子、墨子等等无一人不是为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提出一套治国治民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学问。而古希腊人正好相反，大多是纯思想家，没有什么实践，这帮人吃饱了饭撑的，没事干就整天想着的是要探究这个世界到底是啥样？要研究世界的本源，憋得慌就跑到集市或别的公共场所和人讨论或辩论啥是“真理”啥是“真实”。这样，这帮人逐步就摸索出一种“求真”的思维方法。
　　要求“真”，概念就必须清晰，范畴的理论就有了基础，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有了，自然而然形式逻辑的学说就产生了。而古中国人主要是要解决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些实际问题，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情况和人的生存状况，自然对未知世界这种和吃饭（谋利）没直接关系的问题就没有多少兴趣。因而在理论上就喜欢玩“玄”。“玄”表示的东西往往似是而非，说不清讲不准，也不会要求概念精确，这样“玄”来“玄”去就又玄回到原始状态了（老子的理想）。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玄”来“玄”去也没玄出过什么名堂出来，反而是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给玄没了。所以古中国人对明白的规定和精确的概念没有什么感觉，尼斯贝特讲：“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用极为精确的字眼把类别分得十分清楚。” 因而模糊的概念必在历史的进程走向僵化。
　　概念不清，分类能力就低，也不可能产生范畴，也就不会产生抽象思维的推理办法，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尼斯贝特写道：“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件的规律。”2但希腊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对范畴极为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古希腊形式逻辑的集大成者。论述的范畴是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清晰和范畴的运用是形式逻辑的基础。尼斯贝特强调“希腊所有的科学发现中最了不起的就是发现了——或者用哲学家杰弗里?劳埃德所说的，发明了——自然本身。”3而古中国人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中国人对自然没有兴趣，也没有什么明晰的概念。所以尼斯贝特说：“希腊人对自然的发明使得他们对科学的发明成为可能。中国人没有发明科学，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缺乏好奇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对自然没有概念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4中国学者冯友兰指出，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心里没有与自然的某些方面相对应而又不相同的概念，“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也是难以提出来的。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我们古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不清晰，没有发展出分类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
　　所以，尼斯贝特又指出：“希腊人对范畴的信仰很快在科学方面收到了回报，由于他们继承了这种智慧，他们在后来也在不断收到这样的回报。只有希腊人对自然界进行了充分的划分，使得人们摆脱了其他民族为单一分类体系构建的民间生态模式，最终建立了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古希腊人发明了自然，源于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探索，而探索未知世界，就要用脑袋瓜，就要有思辨，这样伴随发明了自然这一伟大的发明就是思维工具本身的发明；怀特海也认为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这里指的工具，是指科学的思维方式即思维工具，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指的就是思维工具。
　　中国人对现实之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对事物仅满足了整体而模糊的概念，缺乏分类能力，也就产生不了明确的范畴的概念，自然就产生不了科学。
　　
　　第七章
　　改造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我国教育的头等大事
　　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
　　——怀特海
　　
　　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缺陷，中国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可惜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是书斋式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没有渗透进中国的知识文化层面，更没有渗透进广大中国民众的毛孔里。
　　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正确的东西很难传播，中国的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尽管近代有所改进，但没有上升为整个知识层面的主流意识，也没有成为全民的主导意识。
　　现代思维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但更需要清明的理性。从总体上看, 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能得到发展和高度重视。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论很多是一些断论和定论。多数情况下不去说明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不论证其是否合理。教育中除了死记硬背结论外，很难学到得出结论的方法，因而难以发展，所以就没什么批判和首创精神。古中国传统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刻板的说教，不容易叫人信服。
　　西方的传统多是告诉我们事情的因果关系和来龙去脉。西方文化重视理性分析，讲究使用各种工具增强对世界的明晰的认识，探究各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告诉人们结论和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能讲清楚用何种方式，过程是什么，根据是什么。因此，探究事物的方法很容易被延展和扩大，人们很容易用同样的方法去演绎、探究别的事物。
　　美国密西根大学著名教授谢宁于2002年10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认为社会学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是得到知识的手段和方法。”而我们的教育正好相反，从学前教育一直到大学的教育，其教育方法都是在我们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影响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思维和知识僵化的人，这样的人很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和发明。我们追赶了西方一百多年，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中国出了大思想家，也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搞出过什么科学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我们落后的思维模式，我们永远赶不上西方，顶多是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思维模式的转变，是整个社会层面的事（包括文字的改造），本书在此不想涉及太多，仅仅是从教育来讲述这方面的问题。
　　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思维模式，但这种思维习惯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受社会规范影响慢慢形成的。美国学者尼斯贝特通过实验证明，思维模式通过培训能得到改变。
　　我们的教育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培养庸才，培养缺少思辨能力、只能按教科书规定的套路去钻的工匠式的人才。中国一些媒体有不少报道讲述中国的留学生很少有正确思维方法，离了书本，啥都不会。《青年参考》2009年3月20日有一篇报道：《中国留学生啥形象，五名老外说说看》，文中有一个小标题说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文中美国人塞缪尔?利波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攻读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此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经常和中国留学生打交道，塞缪尔对中国留学生丧失了思辨能力感到非常失望，塞缪尔尖锐地指出：“在哈佛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佼佼者，他们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如果连他们都丧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一个国家该怎样不断前进发展呢？”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的僵化教育，从学前儿童就开始了，几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儿童探索未知世界、拓展自己的智力空间的黄金时期。但却被我们的家长们逼着去学这个年龄段不该去学的东西：识字、英语、弹琴等（个别特别喜欢干一件事的除外），有些还要背什么唐诗三百首等，就这样活生生地扼杀了孩子们拓展智力空间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儿童教育家，制定了一整套的扼杀孩子天性的教育方法，把儿童未来的潜力和智力从小就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视而不见），儿童是“喜新厌旧”的典型，一件玩具，一般小孩喜欢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天，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小孩子好奇心极强，求知欲也极强，熟悉的东西他就会不屑一顾，这是孩子的天性，孩子的本能。这个时期的孩子正是开阔视野、探索世界的时期，小孩子和小动物在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小猫小狗为什么喜欢打打闹闹，就是为了探索世界、拓展智力，培养未来的生存能力，人类的小孩子也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大人们为了所谓“不使孩子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一个混帐理论），拼命地逼着孩子去学一些东西，从小就扼杀了孩子的探索和思辨的能力。如我们的一些家长逼着孩子去学什么钢琴，为了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结果如何？有几个愿学的？就是迫于家长的压力，学了一点钢琴，又有几个孩子稍大一点愿去弹钢琴的，孩子在学前被家长逼着去学一些文化知识，上学之后有几个真正爱学习的？多数都在小学四五年级学习成绩大幅下降，无数的事实在那里摆着，而我们的家长们都视而不见。其实，多数家长也都是思维僵化，思维僵化的结果就是和群居动物般随从性和跟风性一样的，只要周围的人要孩子学什么，自己也要孩子学什么。我们的家长，从来只关心孩子考多少分，几乎没有几个家长告诉孩子如何去学习的。同样，我们的家长只关心孩子能否考上名牌大学，几乎没有几个关心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其实，选对专业比考上名牌大学更重要，可我们的家长没有几个真正操心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们的孩子就这样，从小就在全社会僵化思维熏陶下和学校及家长的逼迫下逐步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
　　近代世界知名的大数学家同时也是大哲学家怀特海写的《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生命智力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周期的；智力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即智力发展的三节奏：第一是浪漫阶段；第二是精确阶段；第三是综合运用阶段。怀特海认为：浪漫阶段大致延续到13岁或14岁；从14岁到18岁是精确阶段；从18岁到22岁是综合运用阶段。这三个阶段大致是：从学前阶段到小学是浪漫阶段，从初中到高中是精确阶段，大学是综合运用阶段。怀特海认为：浪漫阶段是儿童开始体验世界、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阶段，这个阶段儿童将形成关于世界的基本“图式”，这是关系到儿童是以继承为主或以创新为主。所以，在浪漫阶段对儿童一生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阶段“人们所讨论的题目具有新奇的活力；它自身包含未经探索的因果逻辑关系，也以丰富的内容为探索者提供了若隐若现的机会”。在此阶段中，儿童能体验到一种兴奋，因为他们“从接触单纯的事实，到开始认识事实未经探索的关系的重要意义，这种转变会引起某种兴奋而浪漫的情感，本质上就属于这样一种兴奋”（这就解释了孩子为什么“喜新厌旧”）。
　　怀特海指出：“一个儿童在青少年浪漫期所形成的特点，将决定理想和想象如何塑造和丰富他未来的生活”2。而这个“重要的浪漫阶段的内容像洪水一样涌向儿童，将他推向精神世界的生活” 。所以，怀特海强调：“浪漫必须加以培养，因为浪漫毕竟是我们要得到的那种和谐的智慧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2。怀特海这种学说，得到现代儿童脑神经学说的支持。
　　为说明我们在开发自己的脑能力方面处于多么落后的局面，我们来看看这组大脑神经元网络图（引自1998年出版的卡特的著作《心智地图》，英文版）：
　　
　　左图是新生儿大脑的神经元连接状况，可称为“疏松”。当儿童发育到六岁左右时（如中图所示），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可称为“密集”。最后，大约在十岁以后（见右图），儿童的经元之间的连接再度变得“疏松”，但这是经过了学习和构建了对世界的基本想象方式之后的疏松，故而，可称为“间苗”。
　　这样，儿童大脑在6岁的时候，大约已经获得了超过成人大脑两倍的神经元数量。在其后的“间苗”期间，儿童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人格结构，这三类基本的、决定了人生命运的心智结构，就开始“定型”——除非发生特别深刻和震撼性的个人事件，这些基本结构不会有很明显的改变。用中国民间流传着的看法表述，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记得自己儿童时期“特异功能”，最常见和典型的，是“看见声音”和“听见色彩”。脑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在10岁以前的“间苗过程”中，视觉区（枕叶）和听觉区（颞叶）交界处尚未定型，这使得许多儿童具有音乐天才和绘画天才的那种对声音和色彩的直觉能力。随着“间苗”过程接近结束，我们便逐渐丧失了这些“特异功能”，成长为普通人了。
　　当然，我还可以列举上述类似的人脑在其他方面的直觉能力。不过，我们所处的局面已经很明显：我们原本可以拥有强大得多的直觉能力，却因为自然深化和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我们的整个教育理论包括学校的教育模式，从儿童期间就扼杀了孩子未来的创新和思维能力。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是全套引进西方的（中国过去只有私塾，没有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之说）但是我们却用中国式的僵化思维模式来对待鲜活的西方传来的教育模式，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很难培养高素质的具有首创精神的人才。
　　古希腊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博学不等于智慧。怀特海也认为：“没有浪漫的冒险，至多你只能得到缺乏创新的死板的知识，而最坏的情况则是你轻视概念——根本无知识可言。”
　　怀特海还认为，教育的三个阶段还包含自由和纪律两方面的基本要素，他指出：“通往智慧的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 智力发展是从浪漫开始，进一步走向高层次的浪漫。所以，“教育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自由，但是有一个纪律占主导地位的中间阶段，这时自由从属于纪律。”3怀特海在此肯定自由在教育中的作用，因为能带来兴趣和快乐，没有兴趣也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比责任心更重要，所以怀特海说：“兴趣是专注和颖悟的先决条件。”4因此，没有兴趣就没有进步。怀特海同时也指出，纪律也是必要的，因为纪律有助于知识的获取，使思维有条理，过分强调纪律是有害的，不加区别的纪律只能使大脑变得麻木不仁。因为活泼的思维习惯只能在合适的自由气氛中产生。“青年人天生渴望发展和活动，如果用一种枯燥的方式将受纪律束缚的知识强加给他们，会使他们感到厌恶。”5只有恰当的自由气氛，“纪律应该满足对智慧的一种自然渴望。”6因此，“唯有通过享有广泛的自由才能得到这种纪律。”7因而儿童的纪律性主要不应是外界强加的，应该通过自我约束来培养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纪律，只有这样，自由和纪律才能发生内在的联系和有机的结合。
　　对比我们社会的整个教育理念，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方面的事实太多了，我们在这儿不想浪费太多的篇幅来讲这一类事。总之，对于孩子，我们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以及整个教育体系，加给孩子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从小就被强行灌输那么多的知识，其结果是使知识僵化，“思想呆滞”（怀特海语），这种思想为大脑接受而不加以利用从而使思维也变得僵化。怀特海特别强调“忽视智力发展的这种节奏和特点是导致教育死板无效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仅学理工科的科技人员就有4200万人，但其首创能力几乎等于零。因此，我们主张：孩子在上学前应该充分地让他们玩耍，不要强加他们任何不必要的知识，使儿童在玩耍中充分地扩展他们思维的自由空间，开发智力，增强儿童大脑中各方面功能的神经元。上小学时应该是半玩半学习，在玩中学习，在学中玩；到10岁左右，尽可能多地保留更多的神经元，使各方面功能的神经元在儿童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作用，发挥潜在的智商功能。
　　另外，我们主张男孩应该8岁上学，女孩应该6岁上学。因为女孩在这个年龄段比男孩成熟得多。所有的家长和老师都有体会，都是7岁上学，女孩已经很成熟了，而男孩还是傻呵呵的。在这里不想多发挥，仅仅是提醒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注意这点。其实这一点还要考虑到以后女孩的工作和婚恋问题。如果同时7岁上小学，大学毕业时都是22岁或23岁，男孩奋斗几年没关系，女孩再奋斗几年找对象都难。所以很多优秀女生就成了老姑娘。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女生在17岁、18岁时思想已经非常成熟了，她们才智的增长到25岁左右就到了高峰，女人到25岁左右以后才干的增长就放慢了，几乎停止了增长，而男人到了25岁左右以后才开始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男人30岁左右思想才能真正成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女人都很年轻，而成功的男人多在中年。
　　对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的思想的描述，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这本书中，对教育的论述已经是非常精确和全面的了，我们已经无再多话可说了，再说就多余了。因此，我们把自以为怀特海最精辟的一些论断摘录如下，以便没看过《教育的目的》这本书的人对怀特海的教育思想有一点点了解。
　　在这个发展阶段（指精确阶段）要使学生一点一点地接受一种特定的分析事实的方法（P34）。
　　在浪漫阶段的自然发展尚未结束时就对精确性进行训导，必然会妨碍他对概念的吸收（P59）。
　　在比较小的年纪反复灌输精确的科学知识，就会扼杀学生的首创精神和求知兴趣，使学生不可能理解科学题目的丰富内容（P67）。
　　在儿童教育中引进的主要思想概念要少而精（P3）。
　　如果一个班级的课堂纪律良好，那么就有可能向学生们灌输一定量的死板的知识（P10）。
　　精确阶段也代表一种知识的增加和补充。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广泛的关系居于次要地位，从属于系统阐述的精确性（P34）。
　　最后的综合运用阶段相当于黑格尔的综合。这是补充了分类概念和有关的技能后重又回归浪漫。这是结果，是精确性训练始终追寻的目标。这是最后的成功（P35）。
　　教育应该是这样一种不断重复的循环周期。每一节课应该以其自身的方式构成一种涡式的循环，引导出它的下一个过程（P35）。
　　当孩子快到15岁时，语言上的精确时期和科学上的浪漫时期都接近尾声，继之而来的是语言上的综合运用时期和科学上的精确时期（P43）。
　　在这个循环期里，浪漫阶段覆盖了儿童生活最初的12年，精确阶段包含青少年在中等学校接受教育的整个时期，而综合运用阶段则是青年迈向成人的阶段（P47）。
　　我的主要论点是，智力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包含一种交织在一起的若干循环周期，而整个过程作为发展中的小旋涡，又受一个具有相同特点的更重要的循环周期的控制（P50）。
　　空泛无益的知识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是有害的。知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应用，在于人们对它的积极的掌握，即存在于智慧之中（P57）。
　　我在数所大学任教，对学生们麻木不仁的思维深感惊讶，这种麻木不仁的思维来自于漫无目的地积累死板的精确知识而对它们又不加利用（P66）。
　　无偏见的科学求知欲是一种热情，它对各种事件的关联采取一种有序的理智的看法（P84）。
　　技术教育与文科教育对立是错误的。不涉及文科的技术教育不可能完美，不涉及技术的文科教育也不能令人满意，换句话说，凡教育必传授技术和充满智慧的想象（P85）。
　　科学教育主要是一种训练观察自然现象的艺术，以及训练知识和训练对涉及一系列自然现象的法则进行演绎推理（P87）。
　　人类的悲剧在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缺少经验，而那些有经验的人则想象力贫乏。愚人没有知识却凭想象办事；书呆子缺乏想象力但凭知识行事。而大学的任务就是将想象力和经验融为一体（P138）。
　　使人类走向伟大崇高的每一次知识革命无不是对这种呆滞思想的激烈反抗（P3）。
　　文化是思想活动，是对美和高尚情感的接受。支离破碎的信息或知识与文化毫不相干。一个人仅仅见多识广，他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而令人讨厌的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自我发展才是有价值的智力发展（P1）。
　　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和判断力，以及控制复杂情况的能力，使他们在特殊情况下应用理论知识对前景做出展望——所有这些能力不是靠一条体现在各科目考试中的固定规则所能传授的（P10）。
　　怀特海是在80多年前提出这一套教育理论的。根据皮亚杰的儿童心理构建学以及美国科学家对儿童大脑神经元的研究成果，证实怀特海的这套理念是正确的。怀特海非常反对他称之为教育中的“呆滞的思维”，因此他认为“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 。纵观我们中国人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的教育方式，离怀特海讲的这个“核心”相差太远。因此，我们国家的教育是非改革不可，并以教育为中心逐步改变我们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模式。
　　尼斯贝特通过实验证明，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通过培训改变的。为了使我们的民族有一些理性，教育的改革是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式的呆板教育，建立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式。
　　教育改革的话题太广泛和庞大，我们在这里不想一一论述。我们仅仅集中一个方面来论述，鉴于我们中国人逻辑思维能力过于薄弱，在教育中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极其重要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在当代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甚至某一专业领域的已有的知识全部掌握，一个人只要有了基础理论，学会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形成科学的思维模式，就能够熟练掌握需要的知识并能提升，这样才能有首创精神。
　　因此，我们学校应该从小学开始就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中学时应开设形式逻辑课程。我们认为形式逻辑是所有逻辑学说的轴心，没有形式逻辑的基础，辩证法也不可能学好。黑格尔指出：“从事这种形式逻辑的研究，无疑有其用处，可以借此使人头脑清楚，有如一般人所常说，也可以教人练习集中思想，练习作抽象的思考，而在日常的意识里，我们所应付的大都是些混淆错综的感觉的表象。但是在作抽象思考时，我们必须集中精神于一点，借以养成一种从事于考察内心活动的习惯。” 黑格尔又指出：“学习的人通过逻辑学所获得的教养，在于训练思维，使人在头脑中得到真正纯粹的思想，因为这门科学乃是思维的思维。” 通过形式逻辑的学习，使概念清晰。怀特海也反复强调概念明确是重要的，而我们中国人概念模糊是我们思维致命的弱点。对于形式逻辑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我们的社会中思维混乱和僵化的情况，学习逻辑的人要有意识地观察和分析乃至批判非理性思维的现象和表现。前文我们也提到，即使是我国学理工科的人，虽然也在有意或无意中受到过逻辑不深不浅的训练。但逻辑思维的能力照样非常薄弱，离开书本指定的套路，就啥都不会了，也就是说逻辑思维并没有真正被主观意识到。没有逻辑思维，什么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或者别的什么思维，都不可能发挥真正的功效。逻辑思维必须是轴心，是基础。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建立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没有经典物理学，不可能产生相对论。
　　当然，改变我们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模式，不光是这一点，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文字和语言的改革。所以，这应该是整个教育系统和全民的事情。因此，改变我们落后的思维，国家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应该高度重视。否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多大进步，永远也赶超不了西方。
　　最后以罗素的话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