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媒体:范仲淹:先忧后乐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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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先忧后乐越千年 【发布时间】 2011年12月19日 14:32         【字体】 大 中 小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被贬官睦州后移治苏州,任苏州知州。尽管范仲淹经历了数十年宦海沉浮,一生出将入相,推行庆历新政,但在苏州的几年,却是他为“先忧后乐”思想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行为实践。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发人深省的话,足以穿越历史时空,绵延千年而不绝。
暮春的风已没了料峭,我在天平山下徘徊,枫树树头枝梢,绿意蒙蒙。仰望天平山依旧苍茫一片。作为苏州廉洁文化教育专线的重要一站,我不止一次地徜徉在天平山麓,在“忧乐”牌坊下沉思,品味着这位被朱熹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在当时就有“文武第一人”盛誉的先贤。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春,范仲淹被贬邓州,56岁的他身体很不好,但这段时间给了他梳理思想的契机。恰在此时,岳阳太守滕子京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同样遭到贬黜的朋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一夜之间挥毫写下了文采斐然的《岳阳楼记》。他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概括了范仲淹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浓缩。
    纵观范仲淹一生,他自始至终践行这一思想。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发动庆历新政;在地方,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衣食只求温饱;在待人上,他将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乐于替人办好事。
    苏州人视范仲淹为乡贤,范仲淹本人也自认为是吴人。他生于徐州,两岁丧父,随母亲改嫁山东,直到23岁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他中了进士后,念念不忘的是回苏州欲还范姓。族人以为他要来争家产,便想出种种理由加以拒绝。范仲淹察知个中缘由后说:“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有了这样的承诺,族里才允许他归姓。天禧元年,他28岁才正式将名字改为范仲淹。
    苏州人感念范仲淹,是他在苏州的几年里兴修水利,恩泽桑梓。他回到家乡任职,首先碰到的棘手问题便是苏州久雨成灾,“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灾民逾10万户,受灾面之广和程度之深,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他亲自去察访水道,分析水患原因,吸收前人的治水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的治水方针,首先疏导吴淞江,再疏常熟、昆山入江通海的支流。范仲淹择要而疏,亲临一线,针对港浦“日有潮来,泥沙淤积”的特点,在疏浚的同时,提出“新导之河,必设诸闸”的主张,每年春天“理其闸外,清除淤沙”,最终达到“工减数倍”的效果。常熟等地的人们不忘他兴修水利的恩德,将浦闸称为“范公闸”,把他修筑的圩堤叫做“范公圩”。
    范仲淹兴修水利之时,又做了一系列惠及后人的事。他将所得俸禄“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号曰义田。不久,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三面环流、环境优美的义宅。他对小辈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千亩义庄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
    尽管义庄的受惠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但建义庄却是一个开创性举措,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和扶贫救助形式。元代议郎孙应时在《范氏义庄题名》中感叹道:“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非文正公之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范仲淹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这是何等的胸怀啊!
    范仲淹对族人的悲悯与关怀,同样也是对全体民众的爱心体现,他在义举中赢得了与岁月同在。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等地灾情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杀身之祸质问皇帝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在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他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恶习。
范仲淹带回京城的不仅仅是几棵“乌味草”,个中蕴涵的是他对老百姓的一贯深情。在苏州任职时,曾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范仲淹却说,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建学之初,只有二十多人读书,有人认为太大了,范仲淹却说:“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时至今日,当年的府学所在,仍然是吴中学子向往的学习场所。
    范仲淹没有给后代留下可供享乐的遗产,但给子孙万代留下了清正高洁的道德品质,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精神财富。我想,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行的时候,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著名学者刘梦溪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永恒的价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人低回敬仰不已!(王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