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立方艺品展品:袁世凯最喜欢的才俊：宋教仁、蔡锷、汪精卫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夏双刃供稿）

原标题：新刺客列传：彭家珍刺良弼

晚清刺客的历史价值，有重新评估的必要。自慈禧晏驾后，政局不仅混乱，而且诡谲。皇满、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洋人各自打各自的算盘，群雄逐鹿，谁都有胜出的可能。其中，皇满诚然已是尸居余气，但在很多花岗岩脑袋的汉族士大夫心中，依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于是这尴尬的局面勉强得到维持。但是，刺客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手段，不断打破这种沉默的维持。如广州层出不穷的刺杀事件，令广州成为官员望而生畏的雷区，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然而，若以对清朝覆亡的直接影响而论，则无人可与彭家珍相比。彭家珍刺杀良弼后，逃奔青岛、大连、天津作富家翁的亲贵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既已如此，清朝不亡何待！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评论道：“是则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如此高的评价，其实毫不过分。

被彭家珍刺死的良弼，人如其名，可说是清朝最后一个有作为的辅弼之臣。此人是爱新觉罗氏，但系出清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第五子巴雅喇，跟入关后的大清皇上只能算远亲。尤其是他的五世祖拜音图，因为依附多尔衮，被剥夺宗室资格，只保留了旗籍。到了他祖父伊里布这一代，本已一贫如洗，但伊里布很争气地考取了两榜进士。这在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旗人社会里，真乃凤毛麟角！他因此恢复了皇室的身份不说，还一路扶摇，直做到两江总督。鸦片战争中，伊里布是钦差大臣之一，也是与琦善、耆英齐名的主和派，更是《南京条约》签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遗臭万年看来是难免的了。但实际上，当时形势，无论战与和，最终的结果都是签城下之盟。实际上，伊里布本有抵抗之心，但对道光以木船出海主动攻击英国铁舰的命令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宁愿以英国俘虏为筹码，与对方展开停战谈判。卖国贼这个称号他虽然背定了，但历史学家看问题可不能那么简单。

良弼于1877年（光绪三年）生于四川成都，很小的时候，在蓉作官的父亲病逝，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事母极孝。他在成都“满城”中长大，说得满口京片子，也像北京人那样健锋极健。但他的气质与其他满人大异，素不喜声色犬马、金石文玩，从不作玩物丧志之谈、玉盘珍馐之会。偶与三五知己，随处小酌，谈论中西历史，精神抖擞，意兴横飞。他颇有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与汉族士人无异；却又矜持于皇满的身份，爱穿一件寒碜的哔叽长袍，系着那条标志宗室的黄带子，显得不伦不类。

他是满人的精英，拥有不俗的眼光。戊戌变法时，满人大多憎恶康、梁这些汉人新贵，觉得他们破坏大清的祖宗之法。但良弼不同，他对康、梁非常推崇，对君主立宪情有独钟，对变法失败深表惋惜。他时常向人吟哦谭嗣同的绝命诗，对“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人生境界充满向往。大概是在这种心情的激励下，他远赴康、梁流亡的日本留学，进入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第二期士官生，专业为步兵。他的同期同学中，日后名气较大的有哈汉章、蓝天蔚、陈宦，此外还有两个旗人，即舒清阿和宝瑛。留日士官生大半为革命党，良弼等身为满人，亦与党人颇有交往。如吴禄贞、吴稚晖等，均是良弼的好友。

士官生是清廷十分看重的军事人才，成绩优秀的士官生一毕业就会陷入各省督抚或各镇统制的“人才争夺战”中。而良弼作为宗室，不用别人来抢，朝廷早有安排。1903年底他奉调回国，先在练兵处军学司任编译官，此期他钻研军事，译有《参谋要略》一书。不久他遇到了仕途中第一个伯乐——袁世凯，在其咨请之下，得任北洋军第八标统带官，得以正式进入军界。此后他日益成为朝廷倚重的帅才，曾主持保定陆军学堂校务。保定军校是晚清与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军官摇篮，连日后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也是该校学生。由此可见良弼在朝廷的地位。后来，他又在端方等人的力荐下，升任禁卫军协领，实际上代不懂军事的训练大臣载涛管理和指挥禁卫军。

当时，北洋军在清廷军队中一枝独秀，良弼深知其弊，乃大力援引士官生，以为对抗。他在练兵处时，即征召各省士官生如吴禄贞、哈汉章、易廼谦、沈尚濂、卢静远、章遹骏、陈其采、冯耿光、蒋百里等数十人进京任职，以为羽翼。其中同盟会员吴禄贞在其力荐之下，得以出任第六镇统制（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成为革命党人在清军中的一面旗帜。辛亥革命中，吴与张绍曾、蓝天蔚、阎锡山等人谋划袭取北京，遂成为袁世凯的最大危险，终被袁遣人暗杀。良弼、吴禄贞与蓝天蔚（曾任第二混成协统领）因在清军中的显赫地位，被称作“士官三杰”。而北洋系与士官生的矛盾，一直绵延到后来的北洋政府时代。如袁世凯曾征调蔡锷进京，即有制衡老北洋的考虑；而徐树铮一度成为北洋系的公敌，与其士官生出身也不无关系。（中国第三期士官生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亦称“士官三杰”，当指在校表现而言）。

袁世凯对良弼，说来也有些知遇之恩，但以良弼的满臣身份，注定不会感恩戴德。当时如奕劻、那桐这样，贪袁世凯之财，畏袁世凯之威，或明哲保身，或颟顸昏昧的满人，已是充斥朝野，良弼则独持异议，疑袁最深，反袁最力，坚称“亡清必袁”，进而组织宗社党以反袁保清。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组阁，因遭到暗杀，一度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退位，良弼当仁不让，力主准袁辞职，而由他组战时内阁，领兵讨逆。他更以宗社党名义致书袁氏，声称其若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则“愿与阁下同归澌灭”。当此之际，良弼固然有杀袁之心，袁世凯亦已按刀久矣。

但良弼虽忠于清朝，却既不反对立宪，也非种族主义者。广州等地刺客频出，良弼认为若不立变，则祸在眉睫，乃力主开国会、容党人。各省起义后，民军杀满事件此起彼伏，清廷遂有搜杀汉人以为报复之议，廷议已成，良弼急率禁卫军驰诣殿前，痛陈其非，致怆然流涕、襟袖尽湿，摄政王等为之气夺，乃罢此议，京城百姓遂免一大劫。

然而就在此时，他遭到了彭家珍强有力的狙击。

彭家珍也是四川人，他老家金堂县距成都咫尺之遥，与良弼居然算半个老乡。他比良弼小11岁，生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出身读书人家庭。与良弼不同的是，良弼自幼丧父，他则在一岁时母亲即卧病在床，此后全赖父亲鞠养。其父彭仕勋是维新派，曾官费留学日本，在戊戌期间与四川尊经书院院长宋育仁合办《蜀学报》，是为四川维新派之喉舌。彭家珍受其父影响极深，与父亲的亲密关系贯穿其一生。他遵循父亲的人生轨迹，1906年于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即赴日本考察军事、购买军械。在日期间他广交革命当人，并拜见孙文，加入同盟会，从此抱定“保种救亡”的理想。回国后他即投身四川军界，在新军中秘密发展革命。1907年，党人拟在成都起义，未发事泄，多赖彭家珍在军中阳奉阴违、通风报信，挽救众多党人。因此他遭到四川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怀疑，受到暗中监视。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离川赴滇，在滇军中继续革命活动。此时已是宣统元年（1909年），距云南起义不过两年之遥，因此他也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期他父亲屡次敦促他回川成婚，他皆回信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当初，宋教仁等人分析天下大势，提出武力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即经营东北、近畿，一举攻占北京；中策为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建政府，辐射全国，然后南北征伐；下策为边疆起义，此前之广东、云南历次起义皆可为实例。如今武昌已下，并第一次坚持一个礼拜以上，从而引发连锁效应，各地革命风起云涌。攻占北京的上策却因吴禄贞的意外被刺而全盘失败，张绍曾转任闲职，滦州起义的领导人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尽皆惨死，阎锡山偕山西党人退守省内，东北完全成为马贼张作霖的禁脔，北方革命乃由云蒸霞蔚之大好形势，一退而为的苟延残喘的残局。在时局影响下，彭家珍亦收起兴师伐罪的雄才大略，一变而为孤注一掷的博浪一椎。

此时，因刺杀摄政王而名震天下的汪精卫在天津组织京津同盟会，彭家珍亦参与其事。他的一大任务是与刺杀摄政王的另一勇士黄复生一起到上海区研制炸弹，待制弹完毕后，他以江苏革命军政府北方招讨使的身份运弹北上。此时在沪的四川党人力邀他回川主持军事，他认为北京乃清虏之根据地，四川不过是枝叶，故加以拒绝。然而他在沪购买炸药之费用实为挪用天津兵站军饷，因此受到陆军部通缉，此番回津，不得不取谐音，易名为朋嘉桢，字锡三。

北方革命的失败，是因为遇到了最强大的敌人——袁世凯。尤其是袁调兵镇压滦州起义后，党人恨恨不平，皆欲以暗杀手段铲除袁氏。彭家珍此时已荣膺同盟会北方暗杀部部长，自然也参与了刺袁之事（详见刺袁一章）。待张先培等人被捕杀后，彭家珍所居之四川营董宅也遭到搜查，他幸好不在，得免此难。之后，他曾两度携炸弹到资政院谋刺亲贵，皆因客观原因而未成功。

袁世凯充分利用遇刺一事大作文章，扬言辞职以要挟朝廷，不料良弼勇悍异常，竟然力谏朝廷接受袁的辞职，由他来另组皇族内阁，另组军队，与民军决战。袁世凯愕然之下，乃决意翦除这个来势汹汹的对手。

袁世凯在晚清官场，有“不学多术”（张之洞语）之称。其“术”之一，在于为达目的，可以三教九流无所不交，而毫无士林习气。王安石说孟尝君鸡鸣狗盗之雄“岂足以言得士”，而袁世凯并不求“得士”，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养士”，被时人称为“瘦马阴谋”。他对一切可用之人皆不吝金钱加以资助和笼络，如戊戌政变后，湖南时务学堂风流云散，教师樊锥带着蔡锷等学生到北京去求他资助，他对这些素不相识的穷学生资以厚款，使其能东渡留学，追随康、梁。要知道，当时维新派为逆党，朝中官员皆噤若寒蝉，而袁氏如此与众不同，乃埋下民初政争中蔡锷对自己衷心拥戴的伏笔，实在豁达高明之至。对维新派如此，对革命党亦如此。袁世凯在洹上“奉旨养疴”的两年半中，其养寿园中即不断出现革命党人的身影，以至于武昌起义后之南北和谈中，民军中支持袁世凯任大总统的提议不绝于耳。袁世凯之“多术”，一大要点即是会使人、用人、看人。于革命党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三个青年才俊：其中一个不为他用，乃被他暗杀，即宋教仁；另一个假为他用，后起兵反他，最终置他于死地，是蔡锷；另外一个，便是汪精卫。

袁世凯想良弼死，要借刀杀人，最好的刀莫过于革命党。此时汪精卫正巧从上海回到北京，袁氏父子乃向汪氏示意，表示良弼已成为逼迫清帝退位之最大障碍，请务必设法除之。汪氏领命在手，但他虽是名满天下的刺客，却一之为甚岂可再乎，于是去找当年的搭档黄复生。黄复生也是一样的想法，乃去找彭家珍。大凡此类恐怖主义的行径，除非经过魔鬼级别的专业训练，都是有承受限度的。像汪、黄这样大义凛然坐过牢写过绝命诗的，犹如自杀过一回，很难再来一次。但彭家珍不同，他才24岁，在两位榜样的面前，只是一个心潮澎湃的少年。在他心里，只怕古代的荆轲、聂政，也丝毫不在话下。

他们商量之下，由汪精卫提供了一张奉天讲武堂建都崇恭的名片。崇恭与良弼关系密切，而彭家珍曾在奉天讲武堂任职，如此彭便可找借口接近良弼。为稳妥计，彭家珍专令学生刘升赶赴奉天，在那里以崇恭的名义致电良弼，伪称东三省旗人将推崇恭为首，即日派人赴京与良弼商议组织敢死队事宜，以挽救朝廷。如此安排后，即静待时命。

辛亥腊月初八，良弼到内廷赏赐喇嘛腊八恩粥，并议南北军事，至晚未归。而彭家珍已身着标统制服，佩刀携弹，乘马车来到良弼红罗厂宅邸，呈上崇恭名帖，在客厅等候多时了。因久候不至，彭已告辞离开，不意方去不远，即见良弼乘车归来。彭急令车夫返回，先站在府门前等候。良弼一下车，仆役即呈上崇恭名帖。良弼以军人的敏感，察觉彭家珍神色有异，故意诘问道：“夤夜至此，胡匆迫乃尔？”彭知事不宜迟，乃当即投掷炸弹，弹落地而爆，良弼左膝立断，惟筋、皮相连，左股亦重伤，惨不忍睹，哀号连连。而弹片飞溅之下，彭家珍亦躲避不及，被溅起之弹片击中头部，当场殒命。同时殒命者还有良弼的卫兵八人、马弁一人。

良弼被炸伤后，次日即由日本医生截去左腿，生命并无危险，且神智十分清醒。他不仅能清楚地复盘遇刺详情，且对人分析道：“今日之害我者，即来日之夺国者。”并派人提醒肃亲王善耆提高警惕，其矛头直指袁世凯。而良弼虽成废人，袁世凯仍不放心，卒令赵秉钧买嘱治伤中医，向良弼进献药酒。结果一杯入腹，良弼即伤处剧痛，辗转呼号，气促神昏，于农历十一日晚痛毙，年仅35岁。因此，若要科学地界定良弼之死，只怕主凶并不是彭家珍。而彭家珍既用化名，官方与外界也始终不知其真实身份，直到有一位革命党人汪兰皋发表了一篇《彭烈士传》，方才大白于天下。此后，彭烈士得到优厚褒扬，得到“义烈公”的谥号，并被追封为大将军。但是，据常顺《赉臣被炸追记》载，民元后，彭家珍之父得袁世凯赏赐菜厂胡同住宅一所，并每月从袁氏领取抚慰金一千元。呜呼！历史这潭水，实在是太深了！

当时京城童谣唱得明白：“先刺良弼，后炸铁良。二梁不死，满虏不亡。”彭家珍于刺杀前夕从容安排后事，致书若干友好，并写有绝命书，推良弼为“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认为“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而良弼被刺后，亦曾感慨：“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从某个角度来说，彭家珍和良弼这对冤家也算是惺惺相惜，有如历史上的要离、庆忌一般，即使在晚清民国这个刺客勃兴的时代里，也算是出类拔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