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前夕，苏州百年老店采芝斋的第四代店主金培元，深有感慨地回忆说：“为了争夺采芝斋这块招牌，亲兄弟在法庭相见，当时叔父找了流氓头子黄金荣做后台，我父亲找了大汉奸褚民谊做后台，各不相让，官司打了一年，最后我父亲虽胜诉，但两家都花费了大量金钱。亲兄弟变成活冤家，企业形成外强中干，我父亲受此打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金培元的话说得不错，不过，他没有说自己还认了褚民谊做干爹。
采芝斋营业之争，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第三代店主金宜安和堂兄弟金春泉之争，后来无果而终；第二次算得祸起萧墙，是金宜安与自己的弟弟金杏荪之争，利之所趋，大家顾不得亲兄弟颜面，闹上了法庭。作为长子，金宜安承继了父亲资产六股的一半（除自己的一分外，还有长孙培元、金元各一分归他照管），这位少爷未免把祖辈父辈创下的事业看得容易，觉得自己也能同样闯出一番天地，于是把起首老店的采芝斋的经营权租赁给了自己的弟弟，自己坐收渔利（年租金7000余元，一说是12000余元，民国货币屡易，或许只是大洋和法币的区别），把精力放在悦采芳的经营上，孰料，顾客只认老店采芝斋，对新店悦采芳并不买帐，新店根本无法与老店颉颃，于是，金宜安想把采芝斋收回自营，这就惹恼了以杏荪为首的弟兄们，干脆拒绝了，并且对簿公堂。
1941年正是汪伪时期，兄弟俩各找靠山，杏荪找了海上闻人黄金荣，拜了老头子；宜安则巴结上了公馆派褚民谊，还让自己的儿子认了干爹。
褚民谊是老同盟会员，还与汪精卫的半真半假的连襟。原来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有个养女，叫陈舜贞，褚民谊娶了陈舜贞，于是就与汪精卫攀上了亲戚，这样，他就与陈公博、林柏生、陈春圃等成了汪的公馆派的中坚。对于褚民谊来说，汪精卫就是他冥冥之中的“萧何”，高官显爵是汪的提携，身首异处（处决）是汪的拖累。
说起来，褚民谊是个好好先生，为人很有些小聪明，譬如他的法国医学博士学位，其论文就是很讨巧的典型。褚民谊似乎很有文体活动的才能，放风筝、打太极，对于他都是拿得起放得下，很出风头，却又为知识阶级看不起。当时报刊上议论起褚民谊来，总有些不屑和取笑的意味，其实，我看过褚民谊的几篇文章，发现此人很有些见识，决非一般凡流可比。褚民谊做教授称职，做行政院秘书长似乎也不逊色。不过，在我看来，他可能是行政长才，而非政治家，执行能力好，开拓能力却不行，不过忠实照汪的旨意行事罢了，这也是他能一直依附于汪的原因吧。
1941年，采芝斋兄弟大打官司，这个时期的褚民谊，也到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驻日大使、外交部长，此前还做过行政院副院长、广东省长等显职，真正是汪精卫的心腹股肱之臣，金宜安托他帮忙，还走了陈舜贞的门路，褚民谊当然一口答应。不过，不要以为褚是一个贪财的污吏，像褚这样的人，不怕无官做，不怕无教职，不会觉得有积聚浮财的必要，当他成为大汉奸，被审判时，名下也就一幢别墅（原南京颐和路34号），别无其他积蓄，也算得两袖清风了。正因为这样，金宜安还把自己的儿子认在了褚民谊的名下，成了干亲。相当来说，海上闻人黄金荣就远不能与这个时期的褚民谊相比了，比起投靠日本的张啸林和与蒋介石称兄道弟，避在香港的杜月笙，这个时期的黄金荣差不多是过气闻人了，因此，两金相争，胜负早已没有疑义了。
金宜安官司胜诉，从结果来看，也只能说是惨胜，他只是把自己的悦采芳改名为采芝斋，还请褚民谊题写了店招，换下了以前费念慈题写的招牌，并没有把起首老店的采芝斋夺回到自己手里。金杏荪仍然经营着老店，只不过卸下了以前的采芝斋招牌。在商品的包装上，金杏荪仅称“起首老店，并无名称”，一直到1944年，才改名金芝斋，这是后话。
1946年，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国民政府忙着审判汉奸，褚民谊当然也在被捕审判之列。没有了汪精卫的公馆派群龙无首，一一被押上审判台。汪精卫没有自己的势力，一直是靠自己的声望撑场面的，因此汪一倒台，他的亲信就面临任人宰割的局面，周佛海、丁默村等人自有戴局长（雨农）、陈部长（立夫）、陈主任（布雷）等人在蒋委员长面前缓颊，这些公馆派却一无依傍了。就拿褚民谊来说吧，他的命运早已决定，庭审只用了短短四个小时，不管怎么辩解，都不会再听，死刑的判决下达了。
兄弟阋墙的金宜安，这时却做了一件侠肝义胆的举动。他听到褚民谊被判了死刑，毫无回旋之余地了，金宜安不是避之惟恐不及，自保身家要紧。为报昔日恩情，金宜安倒是挺身而出，为褚民谊置办了入殓时寿衣及一切棺中物件，亲自送到了狮子口监狱。金宜安此举人情味十足，至今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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