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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0-24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10.24

毛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答:回去看看再说。)毛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问周恩来会议情况,周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较好。)毛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毛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毛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说:大权旁落。)毛说:这是我敌意大权旁落。现在到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66.10.25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级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