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叠篆的来龙去脉

中国的印章文字发生了多次变化，秦八体摹印汉六体缪印有明文记载，对玺印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金时期印章文字出现了重叠笔画，史称九叠篆。不过九叠篆的制度如何，名称的由来，其特征性的缠绕重叠的形体来源均尚多阙疑。
　　古今玺印文字发展由钤泥封检转变为钤纸帛，印文由阴款变为阳款，印面由小变大。隋唐时代朱文印章的使用，促使了印章章法的重大变革。入宋以来，朱文印面的文字章法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由疏变密，整齐紧凑，笔画均匀，横竖笔画平直规整，有些文字笔画反复盘曲，形成笔画多叠的印文。
　　北宋印章使用叠篆见于史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中央官署及京城改铸叠篆。《宋史·舆服志六》：“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如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琢玉皇帝六玺，也叠篆。《宋史·舆服志六》：“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
　　靖康之变，北宋宝玺被劫，中央官署遭到彻底毁坏，此类印玺多散失，湮没无闻，现在仅有零星存世。传世的“内府图书之印”（图一）{1}诸字均缠曲反复，其中“之”字十三叠、“印”字九叠，都是特地留出空间给叠笔的。吉林舒兰征集到北宋涂金印，据说是金人劫掠之物。“中书门下之印”（图二），中书门下为中央官署，此印也为叠篆{2}。江苏丹阳发现的南宋爵号印“弋阳开国”（图三），也是叠篆，其中“弋”字七叠，其他字均有叠笔{3}。此三印风格接近，笔画中粗，刚柔相济，“内府图书之印”尤其精美，呈现皇家风范。对于一般官印，史籍并无叠篆的记录，从各地发现的数量庞大的宋代官印看，虽然偶见叠笔，却构不成制度。例如河北昌黎出土不晚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的“归化左曹第一军使记”（图四），“化”左旁叠笔，“第”下叠笔、“记”左侧的叠笔、“曹”字下“日”字变成空框内“吉”字，相反上部笔画简化了{4}。陕西三原县高渠乡发现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少府监铸的“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图五），仅“第”末笔往返成叠，“蕃”字上部四画加叠，“朱”明显，也仅二叠{5}。北宋和南宋的官印一般没有加叠。例如北宋的“雄胜第十军指挥使记”、“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神卫军右英烈第四指挥都虞侯记”。均无叠笔{6}。杭州西湖发现的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的“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没有叠笔{7}。据此，曾广庆指出，有些文章把宋代官印统称九叠篆似为不妥{8}。对照文献和发现的实物，宋代叠篆制度是有范围的，只限于皇帝玺印、爵位印、中央官署和京师衙署用印，少量官印中的叠笔，叠数也不多，不在于制度所定叠篆范围。
　　金代开始官印普遍使用叠篆。各地发现的金代官印数量不少，尤以河北省为多。所见的金代官印都是叠篆。如，承德发现的金代早期的“元帅府印”（图六）、保定征集甲申“都元帅府之印”（图七）、承德发现的“元帅监军之印”（图八）、保定发现的“元帅府监军印”（图九），隆化发现“兴安西北等路元帅府印”（图一○）、唐县发现“都统之印”（图一一）、易县发现“副统之印”、怀来发现“山东路副统军之印”（图一二）、岳城发现“行军万户地字之印”（图一三）、平泉发现“万户往字号印”（图一四）等{9}。金代的官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所有官印无一例外，均有叠笔。二.每印并非每字皆叠，如“行军万户地字之印”“行军”中“印”三字和“山东路副统军之印”中“统军”“印”三字没有叠笔。三. 同样的印文叠笔并不相同。如“都统之印”（图一五），唐县发现的和内蒙古发现的叠笔并不相同。
　　宋金时代的叠篆制度记载很有限，特别是具体的叠篆之法，更是语焉不详。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测叠篆字形的处理办法，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直线变曲线。通过对直线的加屈，把相对简单的线条变得复杂，使得稀疏的笔画变得茂密。这是叠篆的主要标志，所谓八叠、九叠等等均以此为准。北宋“内府图书之印”是典型的例子。“内”“之”“印”字都是在尾端伸展处加叠。“府”字中“付”中，“寸”是尾笔伸展叠笔，而“人”却是把两笔直线改成平行的曲线。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印面越大，叠得越多，字数越少，叠得越多。“元帅府印”四字，“元”字六叠、“帅”字七叠；“都元帅府印”五字，“元”字四叠、“帅”字五叠；“元帅监军之印”六字，“元”字三叠、“帅”字四叠；“元帅府监军印”六字，“元”字二叠、“帅”字三叠。
　　其二，单线变复线。如山东苍山兴明乡出土金末铜印，叠篆：“虎威副都尉印”（图一六）。右侧凿刻“壬辰年正月春”，印钮上刻“上”字。其“印”字上部少一笔，“副”字内“田”中“十”，写成双钩“十”{10}。
　　其三，改变结构。为了增加叠笔，或者便于处理叠笔，改变结构是常见的现象。如上述金代两个监军印相同，一个比较工整，一个比较粗放，两者字形、叠笔不同。其中“监”字，前者下部“皿”字似“亚”，后者似“巫”，写法不一。有的只是笔画的改变，牵动了整个结构的改变。如“元帅府监军印”中“印”字下面部分行笔方向相反，便于顺势加叠。 其四，采用减笔字。某些笔画繁多的字，没有空间可以加叠。就采用它的异体字，无论俗体或者古体，只要笔画少即可。例如金代“行军万户地字之印”中用“”字正体，而在“万户往字号印”中却用俗体字“万”，不用正体“”，用了俗体“号”。前者因为笔画繁多，没有叠笔，后者笔画变少，均有叠笔。九叠篆的叠要害在于增笔来平衡疏密，因此手段是多样化的。
　　宋之叠篆，虽未称为普遍的官印制度，却成为辽、西夏的官印格式。契丹文、西夏文是采用汉字形式创制的民族文字，它们与汉字关系密切，依然沿用汉字的一些制度，楷书、篆书、草书具备，印文也采用叠篆。辽之契丹文官印、如辽宁凤城发现的契丹大字印（图一七）{11}，西夏的西夏文官印，“戊辰五年印”（图一八）{12}。如元代的八思巴文官印，如河北东光发现至元十六年中书礼部造“侍卫军副都指挥使印”（图一九）{13}。都仿造宋朝制度使用叠篆盘曲缠绕，酷似汉文。元代的汉文印使用九叠篆，文字基本与金代官印一致，可知两者的承袭关系。北宋以来，叠篆实际成为官印的象征。
　　官印叠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成化时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云：“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到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门特小，且用铁铸，篆文皆九叠。”《明史·舆服志四》：百官印信，正一品至从九品，乃至未入流者条记，“俱直纽，九叠篆文”。又“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九叠篆文”。
　　又洪武二十三年，“巡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
　　御史印用八叠之说仅见于《明史》，八叠与九叠实在难以区别，实际操作并不容易，至今也没有发现此类八叠印章，恐是仅仅在洪武年间使用，以后废除了。明代正史出现了“九叠篆”这个名称，“九叠”之“九”含义多有说辞。万历年间沈德符《野获编·列朝二·符印之式》：臣下印信，则文武一品二品衙门，得用银造，三品以下俱用铜，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两京兆虽三品，印亦银铸，则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叠篆文，不知取义谓何，唐宋以来并无此篆法，盖创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 沈德符唯知当朝，不知宋以来已经流行叠篆之法，“乾元用九”作为九叠出意纯属猜测。按，《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本义：“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九叠篆柔屈盘缠，字之至柔。体现以君道之阳刚驭臣下之阴柔，所以天下大治。不过沈德符的说法，已经说明“九”不是实数。明代印制，官印叠数多寡与官职高低无关。监察御史选用八叠，只是为了与其他官印区别，显示其特殊身分而已。清姚晏《再续三十五举》之十二举曰：“后世官印有九叠、八叠、七叠。皆朱文，私印亦间为之，九叠又名上方大篆。刘昌曰：取乾元用九之义，八叠，明监察御史印用之，取唐台仪八印义，七叠，历日用之，取日月五星七政义也。” 明代官印除了“八叠”有史载外，其他叠篆还没有实证。明代官印存世数量不少，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收录了三方明代九叠篆官印，都是九品以上的方印，其中一枚“禾屯吉卫指挥使印”是永乐七年（1409年），礼字四十三号。它在1974年吉林洮安出土{14}。各地的考古发现，数量较多。例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浩特市发现明代铜印，印文“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图二○），圆柄左方刻“礼部造”“永乐四年十月日”{15}，湖南澧县征集到南明唐王朱聿键给藩封华阳王朱敬一的王印。印面“华阳王镇抚司之印”（图二一），背阴刻楷书“隆武二年五月初八日给王臣”{16}。云南大理洱海退水时，经常发现明代卫所官印，1986年为止，计有28方。除永乐元年（1403年）、弘治七年（1494年）、嘉靖四年（1525年）各一枚外，均为洪武年款印，最早洪武十六年（1383年），最晚嘉靖四年（1525年），为大理、洱海、蒙化、澜沧、大罗卫所建制。为九叠篆。值得注意的印文笔画之间距离均衡，而且印面多见横线，与元代八思巴篆体印相似。它是经过处理的，以笔画简单的加叠，如“户”变直线为折线，如“洱海卫右千户所百户印”（图二二），而且同一个字在一个印面中加叠有变化。此印中行“千户”之“户”，下成四横，后“万户”之“户”下成六横。甚至不惜在不宜变化的部件也加叠，如“大理卫右千户所百户印”之“理”字，左旁“王”就最末横笔向上延伸加叠外，右旁“里”之“田”左右两侧加叠多出四短横，形成整字左右相仿的格局。“大理卫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虽同为九叠，“理”字“王”旁中间写成一个“田”字，没有前二印加叠。而“印”字叠文完全相同{17}。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发现明代千户所千户玉印“湖广靖州卫守御城步正千户所千户张关防”（图二三），为明弘治年间正千户张升之印，此印规整严谨，无论每字笔画多寡，所占空间相等，每笔之间距离完全相等。它是九叠篆中章法最佳的作品之一{18}。嘉善县凤桐乡发现南明关防“总理两淮盐法兼督江防军务关防”（图二四），印体右侧楷书刻款：“弘光元年（1644年）四月日”，左侧刻款“敕字五百十四号礼部造”。此印宽边，字形茂密，笔画较粗，除了“江”“防”有明显的九叠外，大多数字只是稍有加叠，“盐”“法”“兼”“督”“关”根本没有叠笔{19}。在西藏、青海收藏明代敕赐地方的印章。永乐五年（1407年）二台银印“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图二五），九叠篆，线条刚劲挺拔，后世称之为铁线篆。洪武五年（1372年）螭纽玉印“灌顶国师之印”，九叠篆，笔画粗方，有棱角。永乐四年（1406年）螭纽玉印“灌顶国师阐化王印”（图二六），九叠篆，线篆，双边，粗框内，加细框。永乐十一年（1413年）驼纽金印“阐教王印”，也为九叠大方篆{20}。宣德二年（1427年）象牙印章“真修无碍”。线框，字形规正，方中见圆，类似后世之闲章。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涂金铜印“广慧悟法净觉妙善翊国衍教灌顶戒定西天佛子大国师印”。印面文字大小错落，笔画均匀{21}。两印皆九叠篆，但是叠笔很少。明代的官印文字基本上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叠篆制度，并且具有时代的特点。首先严格遵照传统小篆的字形结构，放弃宋金官印违背文字结构，各种离奇写法。其次，印内各字所占的空间相等，同样大小，而且不管笔画众寡，各字笔画密度统一。大大减少大小字错落，尽量各字空间相等，使得文字排列更加整齐。再次，字形整饬严谨，笔画方圆合度，新创的铁线篆，细如毫发，一丝不苟。总之，明代的九叠篆在各个规范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宋史·舆服志六》明言叠篆取法汉代缪篆，“屈曲缠绕，以模印章”。它主要出于章法，朱文篆书印面大，字少，或者印文中某些字笔画特别少，就需要根据情况，增加不等的叠笔。无论宋、金，此类少笔字加叠都是如此，所谓叠篆主要在这些字上体现出来。从宋金四种叠篆法看，莫不是从平衡印面，处置叠篆措施。明代官印文字整饬，充分利用叠笔调节字之大小，笔画之疏密，使得印文平均，饱满。清代继承明代制度。甘《印章集说·国朝印》云：“国朝官印文用九叠而朱，以曲屈平满为主。”指明了九叠篆的作用在于印面的饱满平实。在叠笔为特征的官印形成的风格，具有明显的区别功能。金宋对峙，南北分裂，金朝的九叠篆与南宋的篆文明显不同，可以资区别。同样官印九叠和民间的印文也可截然分开，一方面印文缠曲难以辨认，便于保密，另一方面文字茂密，异乎寻常，使人肃然起敬，产生威严感觉。
　　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篆体，它并非篆体本有的体式。它的来源很少有人论及。
　　《宋史·舆服志》云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为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它暗示了九叠篆出于汉代的缪篆。汉代之缪篆，其含义争讼不止，至今尚未有可信的结论。不过我们反观汉印的实际情况，只是印文方正，印面较为饱满，并没有见到反复重叠的文字，所以认为叠篆出于缪篆并不是客观的。元吾邱衍早就指出：“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22}”已经断然否认叠篆与缪篆的关联。
　　唐代的印章篆文是否有叠篆呢？唐代官印的篆文带有南北朝以来的俗体篆字，笔画疏散，伸张自由，字形不甚规整，与一般书写体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印面的文字安排不甚讲究，体现不出汉魏以来茂密的章法。同时没有发现类似九叠篆格式的印文或者类似风格的官印。元吾邱衍《学古篇·三十五举》云：“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颜鲁公有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颜鲁公官诰也称颜鲁公自书告身，现在有纸本存世。墨书文字之下钤尚书省印，可惜印文不甚清楚。河南灵宝征集的“东部尚书吏部之印”（图二七）{23}。为玄宗以后留守东都洛阳尚书省吏部官员之印。两个“尚书”官印基本格式相同，但是印文中仅有“之”字有曲折。很明显唐代官印不是与宋金的叠篆，两者没有发展的逻辑。这点清陈澧《摹印述》已经指出：“昔人谓唐时印皆九叠篆，其实不尽然，厉万榭尝扁之矣，九叠篆甚俗，然实出于缪篆屈曲填满之法，但加甚耳。”
　　在宋代以前就存在屈曲缠绕的篆法，叠笔是一种成熟的书法技巧，流传有绪。洛阳东郊发现的郑（隋末王世充所建政权）“孟夫人铭”，“夫”下为叠笔，成“”字状{25}。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发现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的墓志一合，志文楷中带行，笔画柔劲，字迹精美。志盖俗体篆文“唐故王君墓志之铭”，系双钩字体，笔画体形均呈方形。其字结构多有叠笔（如右字例），横画两端向上短竖，或短竖在加二叠，“口”成山字形，其中间竖笔呈长“口”字形，“唐”“王”“墓”“志”“之”, 形{24}。可见叠笔的历史相当悠久，至少隋唐时期就流行了。不过唐代叠篆不成规模，而且与官印无关，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宋金的叠篆与当时的道教印文十分相似，反映了两者非常密切的关系。洛阳机车厂出土的“治都总摄之印”铜印（图二九）。印文两行六字，方体，中间穿插北斗七星。《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亦载此印（图二八），为云篆，多取圆势，字形的变形很大，不易识别，值得注意的是名之为“叠篆”。记文云：“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叠篆。” 赵振华认为：“道教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得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印式{26}。”比较宋代的道教印和金代的叠篆官印，面貌相似。例如上述两个道教印之“摄”字提手旁和保定征集金代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合札左监军印”（图三○）中“札”字的木字旁同样改作两个相叠的两个“山”字。保定征集金大定三年（1163年）“涿州节度使印”（图三一）中“涿”“度”等字的大变形与道教的圆篆印的处理如同一辙{27}。四川建阳万年村挖土发现铜印，阳文篆书“道经师宝”（图三二）篆文道教印，钮两侧阴刻楷书款“正德三年”（1508年），“先天□□”铸{28}。这是难得见到有明确纪年的道家用印。字形依然是叠篆体，不循文字结构变形，如“道”字、“经”字之右旁，“师”字，均与通行篆字不同，同时叠篆，不类明代的官印叠篆，却与宋金叠篆结构相似。道教印章文字破坏结构的变异方式，与宋金、特别金代的叠篆十分接近。有三种可能造成这种状态：一种是道教印模仿官印，另一种是官印模仿道教印，再一种就是两者同出一源。我认为最后一种同出一源更合乎事实。
　　道教秘文是一种宗教字式，它来源于东汉时期的民间俗体，早就与通行字分道扬镳。汉代复文是较早的秘文，以堆叠同样文字（主要是“日”字）为特征，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篆体秘文——云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云篆的特征是破坏字的原来结构，笔画往来盘曲，似祥云缠绕连绵不断。云篆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道教的隐秘文献的重要形式，唐宋墓葬出土的镇墓真文就是此类秘文。镇墓真文已经发现了多处。唐代有咸阳梁王武三思墓内出土一合，为“灵宝赤帝三炁天文”。西安庞留村唐寿王第六女清源县主墓，出土镇墓石全套五合。陕西蒲县唐桥陵发现两方镇墓石，称为“南方镇符瘗石”“西方镇墓镇符瘗石”（图三三）{29}。宋代的真文镇石的年代集中在北宋后期，以徽宗朝最多。20世纪50年代成都近郊宋墓不断发现，最早在宣和年间，最晚在绍兴年间其中一墓出土八件，1984年成都北宋张确夫妇墓出土真文墓石两件，1996年成都市石羊乡宋墓出土真文七件，1996年成都北郊甘油村宋墓宣和六年（1124年）出土砖制镇墓真文四件。成都北宋宋京夫妇墓两墓共出镇墓真文10方，为东、南、西、北、中，各一套五方（图三四）。根据墓志记载，生于宋哲宗元丰元年（1078年）卒于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30}。隋唐石刻上的叠笔篆文、唐宋真文、道教的秘文印章，以及宋金时期的叠篆均来源于道教的云篆文。云篆文较为难认，笔画多叠，一眼望去，篇都是云缠雾绕。它以变形为特征，其法有增笔、减笔、变换部件等，同时大量使用叠笔。如“一”可以七叠，“八”左四叠、右六叠等，此类文字在道教经书中有专门介绍{31}。
　　官印叠篆是从秘文、或者直接从道教印章文字借用过来，但是道教的云篆随机性变化很多，如果照搬的话，文字会变得无法辨认。宋金以来的官印的叠篆，排除了那些过度变异的方法，基本保持了篆文的框架。因此叠篆出于云篆，却有别于云篆，是可以识别的，并没有释读的问题。西夏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采用叠篆的形式，因为这些文字结构上没有汉字复杂，笔画要少，特别是八思巴文是字母文字，形体简单，叠笔来回繁复，根本无法认辨。唐宋时期因为朝廷尊奉，道教盛极一时，采用叠篆有其宗教和政治背景。秘文不是一般的文字，道教认为它是具有法力的，能镇鬼驱魔，号令天下。官印采用叠篆，不仅给人以神秘感，同时寓意了道教的无边的法力。
　　
　　注释：
　　{1}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古代官印集》，第1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自曾广庆《宋代官印制度略论》，《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2} 董学增、高素心：《“中书门下之印”小考》，《文物》1984年第9期。
　　{3} 徐铁城：《江苏丹阳出土‘弋阳开国’铜印》，《文物》1986年第11期。
　　{4}、{6}、{13} 郑绍宗：《介绍几方宋、金、元的官印》，《文物》1973年第11期。
　　{5} 王天喜：《陕西三原发现一枚宋代官印》，《文物》1995年第10期。
　　{7} 赵人俊：《杭州西湖发现宋、金、元铜质官印》，《文物》1959年第4期。
　　{8} 曾广庆：《宋代官印制度略论》，《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9} 均见郑绍宗《介绍几方宋、金、元的官印》，《文物》1973年第11期；《河北古代官印集释》，《文物》1984年第9期。
　　{10} 林茂法、宋振启：《山东苍山县出土金代“虎威副都尉印”》，《考古》1988年第7期。
　　{11} 武家昌：《辽宁近年出土、征集的宋辽金官印选辑》，《文物》1984年第9期。
　　{12} 史金波等：《西夏文物》，图166，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 罗福颐：《古玺印概论》，第92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 汪宇平：《呼盟乌兰浩特市北方发现明代铜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16} 曹传松：《湖南澧县发现明“华阳王镇抚司之印”》，《文物》1984年第11期。
　　{17} 杨益清：《云南大理发现一批明代官印》，《文物》1986年第7期。
　　{18} 丁中炎、魏人栋：《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发现明代玉印》，《考古》1986年第1期。
　　{19} 朱瑞明：《浙江嘉善出土一方南明官印》，《文物》1990年第3期。
　　{20}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明朝封授西藏地方官员的印章》，《文物》1981年第11期。
　　{21} 白万荣：《明代敕赐乐都县瞿昙寺二印》，《文物》1984年第9期。
　　{22} 《辍耕录》卷三十“印章制度”引。
　　{23} 郭敬书：《灵宝发现唐“东都尚书吏部之印”》，《文物》1989年第7期。
　　{25} 马三鸿、张书良：《洛阳发现“郑”刘开妻孟夫人墓志》，《文物》1999年第1期。
　　{24}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文物》2003年第8期。
　　{26} 赵振华：《洛阳出土“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两印内容均引自此文，《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27} 郑绍宗：《河北古代官印集释》，《文物》1984年第9期。
　　{28} 方建国：《四川建阳出土明代道家用印》，《文物》1987年第11期。
　　{29} 雷武新：《唐桥陵五方精石》，《书法丛刊》2007年第1期。
　　{3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北宋宋京夫妇墓》，《文物》2006年第12期。
　　{31} 陆锡兴：《汉字的隐秘世界——汉字民俗史》，第330~33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