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真功夫全球华人餐饮连锁:那年，我们去了北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0:55:24
那年，我们去了北京
（一）十三陵遇险
1974年1月，我和农场同连队好友包明华、赵家龙约好趁探亲回沪的机会，一起到北京一游，同行的还有赵的邻居、五分场的陈伟昌。一行四人，乘坐56次列车到天津倒车，兴高采烈来到了北京。
早就对北京心有独钟，中学里读着闻捷《我思念北京》的长诗，无不为诗中所描绘的北京的景色所陶醉。天安门、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天坛、故宫、王府井、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景山、北海、知春亭、西苑、钓鱼台、谐趣园、十八盘、 陶然亭 …… 都想去看看，都想去逛逛。1966年文革大串联，只在天安门前转了转，就打道回府，北京什么模样也不清楚。于是把这份夙愿留在了这次旅行。
然而35年前不像现在到处都开放。（那时甚至连北京城都不能轻易进去，购买到北京的火车票要凭证明。我们也不知怎么弄到的车票，反正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馆不开，北海、景山公园不开，天安门城楼不能上，人民大会堂只能远眺。即使这样， 也挡不住我们的如火热情。我们经过商定，在北京逗留四天，长陵、八达岭各一天，颐和园及附近景点一天，王府井及中心市区一天。四人在北京都有亲戚朋友，住宿不成问题，于是说好先去长陵，第二天早上在西直门集合，每人借好自行车，骑车直驱十三陵！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们真是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而且还有点自说自话。说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是从西直门骑车到长陵，单程需要四个小时，来回八个小时。亲戚朋友听说我们要骑车去十三陵都不禁瞠目结舌。记得我们早上 六点出发，晚上六点回到家时，我已经不能从自行车架上迈腿下车了。说自说自话是怎么就保证每人亲戚家一定就有自行车？即使有，人家又不是闲着的，自己不要上班骑车啦？
反正不管怎样，第二天一早，四人骑着自行车从西直门出发了。四辆自行车“风驰电掣 ”飞奔在大路上 ，四个健儿义气奋发斗志昂扬。那时的北京，车辆少，路况好，我们浩浩荡荡一路顺风，不到两个小时来到了昌平。昌平到长陵估计还要两个小时。我们稍事休息，继续征战。但开始有点困难了。原来昌平到长陵一路是上坡。速度明显降慢。我的那辆自行车是亲戚家新买的永久PA13型，是那时最时髦的，档次相当于现在汽车族里的宝马大奔，骑着还较省力 。赵家龙骑的是一辆旧车，出来时就觉得有的别扭，好歹也对付了大半的路程。说话间已经看到了进入长陵路两旁的石像，大伙儿下车在那石马石骆驼石将军前照了几张相。找个地方撒了泡尿（据说进了陵园就不能撒尿了）继续前行。
到了长陵，说实在话，我们当时参观了些什么，看到些什么，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 1974年，正是文革的中后期，像长陵这样的封建帝王陵墓能够开放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当时好像一没有人员介绍解说，二不能摄影照像。而且陵园只开放了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走马观花地兜了一圈，便开始往回赶路。
在长陵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阵，已近中午，但附近没有饭店之类可供果腹，于是打道回府。依旧一人一辆自行车，但已经没有了来时的那种万丈豪情。还有四个小时的路程，来途经历过的劳累心知肚明，而此时腹内空空，两腿酸胀，回程的艰辛可想而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五味俱全。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走吧。“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难免痛苦，那就挣扎着走吧。跨上了自行车，向着前方的路，前进！
如果说就这样顺顺当当地回去，那么再骑上四个小时的自行车也就罢了。殊不知却发生了意外。离开长陵还没到五分钟的路程，只听赵家龙一声“哎哟”，大家忙停下，回头看怎么回事。原来他的坐骑经历了四个小时的重负后心存怨愤，罢工不干了——车子本来已旧，加上长途奔波，便出了问题。具体什么问题现在记不起来了，反正不是爆胎就是断了钢丝。上海人过去有句俏皮话，说三轮车（当时的一种载人交通运输工具，相当于现在的TAXI）车夫听到乘客要去“虬江西路宝山路”的话，绝对不去的。因为和“断钢丝路爆胎路”谐音，触霉头的。现在我们碰到了。总之，赵家龙的车是不能骑了。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problem. 走，还是不走，真是一个难题。走是肯定要走的，不走怎么行？问题是怎么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附近没有修车的，最近的修车点也要到昌平。二、四个人，只有三辆车可骑。三、即使一辆车再驮上一人，但那辆坏车怎么办？总不能扔了。
四人足足呆了五分钟，一筹莫展。
一辆车上驮一人，尽管几个人可以轮换，但至少要两个小时的路程呀，大家还是视为畏途。
就在此时，一辆小卡车从后面驶来，陈伟昌反应快，伸手示意援助。
在农场，公路上拦车求助的事经常发生。但一般拦车人是只能看着卡车呼啸而过，能遂愿的情况很少的。当然据说还要视拦车人的性别而定。即使偶尔车停了下来，同意搭载，那也得动作迅速，赶紧从车后翻越车厢栏板跳上车。因此，当陈伟昌要拦车时，我们都不抱很大希望。不料卡车还是停了下来，问什么事。陈赶紧请求搭载一人到昌平。司机二话没说答应了。我们大喜过望，于是赵家龙赶紧跳上车，相互约定在昌平碰头。
看着卡车飞快地离去，我们三个松了一口气。不，半口气。那半口气松到一半咽住了。为什么？对，还有那辆破车，怎么办？我们后悔当时太性急紧张，怎么就没想到把车一起让搭载到昌平？现在可好，三个人，四辆车，您看着办吧。（待续）
（二）昌平镇上的十字坡
现在，问题是，怎么解决这辆破车？
扔掉！——那是不可能的，虽说车破，但在当时，中国家庭自行车拥有量还不多，一辆自行车也可算家庭的重要财产。况且这车是借来的，怎么能自说自话说扔就扔呢？
再拦一辆卡车搭载？——那也是不可能的了。自行车搭载没有人看，说不定和扔掉一样。
卡车再上一个人看着自行车？——那等于没解决问题，还是车多人少。再说，也没那么多好事。
唯一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人驾驭两辆车了！
有读者会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确实，在马路上，看到过不少骑一辆车带一辆车的现象。只要骑自行车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还是可行的。
文革中，在我家弄堂里，有好几个骑自行车的高手。闲着没事就在马路上表演车技。双手脱把，骑车带车，都是小菜一碟。更有甚者，可以反过身来坐在车龙头上倒骑，或是在很窄的宽度内180度转弯，或是两脚站在两个车轮的轴杆上，一手把住龙头，一手摇动踏脚，使车前进。
此时，我不由想起这些骑车高手，只要来一个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此情此景大有“虎牢关众诸侯遭遇华雄，袁绍叹息曰，可惜我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的味道。但眼前，只有我们三人自己上了。
虽说骑自行车的历史都有好几年了，但因为下乡，在农场少有骑车的机会，车技都属一般，而且都没有骑车带车的先验。当下，三人轮流试了一下。我和陈伟昌上去一骑就倒下，自觉不行。包明华技高一筹，摇摇晃晃走了一段，居然没有倒下。于是这项重任就当仁不让落在包明华的身上了。
重整旗鼓后，继续开路。我的永久PA13型在前面开道，一路打着双铃以警示；陈伟昌殿后，护卫保驾。包明华在中间，左手护着自己自行车的龙头，右手牵着赵家龙的车，慢慢地前行。就这样走了一段路程，包的技术渐趋熟练，速度也开始加快起来了。
细心的读者应该知道，昌平到长陵一路是上坡。那么现在从长陵回去一路就是下坡了。照理下坡骑车要轻松多了。但这轻松仅限于我和陈伟昌。对于包明华来说，下坡反而不轻松。他不敢任车子随惯性下滑，万一速度加快，龙头一歪，车辆失去平衡，那可非同小可，因为路边是半人高的沟壑。如果摔到这沟壑里，那今儿就甭想回去了。因此，他招呼我俩慢行，自己则轻带刹车，小心翼翼，一路控制着车速。
就这样，两个小时的路程大概走了两个半小时，总算到了昌平。
赵家龙早已在那儿待了多个时辰了。
和赵家龙胜利会师后，修好了自行车。修车的当儿，才发觉没吃午饭，肚子早就唱上“空城计”了。于是立马找饭馆吃饭。
那时的昌平，只是一个小镇。两条公路十字交叉，就是镇中心了。镇上也没几家饭店。我们在这十字坡上张望了几眼，不由分说就近找了一家，进门就在桌旁坐下。那店家还真有几分水浒里十字坡的模样，店门外竖着一个店招，随风飘扬；门口支着一口大铁锅，一个厨师模样的正煎炒烹炸忙乎着。门面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一溜菜单。看着黑板上的菜单，什么“爆羊肚儿，烩杂样儿、炒肝尖儿，扒鸡块儿，烧肥肠儿，氽三样儿，炸丸子儿，京酱肉丝，醋熘鱼片，拔丝土豆，熘白杂碎”等等等等满满一黑板大概20多个京菜。我们一口气点了十几个，摆满了一桌。那时的店都是国营的，因此不像现在看到客人点这么多菜老板会窃喜不已。记得当时店里服务员吃惊地看我们点菜，暗地里窃窃私语，不知道是奇怪还是埋怨。而我们则只顾饕餮，不及其他了。这顿饭一共花了不到十块钱。其实也不便宜，占了我们近三分之一的月工资。记得当年我曾在陕西北路南京西路“珠江酒家”也只花了十二三元就摆了一桌。说起“珠江酒家”，广式菜肴，也算得上知名店家了，店里的“咕老肉”、“熏鱼”是招牌菜。七分场上海知青下乡22周年时曾在那里聚会过，菜司还可以。但现在的“珠江”已不复存在，饭店改为港式茶座，易为港人经营，南京路上的店面已出租成了品牌时装店，吃饭要从隔壁的弄堂里进入店堂。店员清一色外来务工者，原来少数的“老珠江”（老职工）连同饭店一起打包移交给了新经营者。我们七分场一哥们就是原来饭店大厨间的老法师，现在据说每天就在这港式茶座的厨房配菜间“参禅”（无事闲坐）。前不久，我和星二、农老特意去那里小聚，想找那位哥们，岂料跑堂小妹一个也不晓得店里有这样一位老法师，惹得农老大为光火。最后我们只好写了条子让她们去大厨间找。总算这下找到了。哥们下来张口就说，你们怎么上这儿来吃饭？我们说，你给推荐推荐你们的菜，他说，我不点，没有一个好吃的。结果果然如此，几个菜吃得我们食欲全无，一结帐居然还花了近三百元。真是搞不懂，能做出好菜的饭店居然经营不下去，而做不出一个像样的东东的所谓茶座却能开得有滋有味。什么道理？搞不懂。
扯远了。下篇回到在北京几次吃饭的故事上来。
（三）颐和园的空啤酒瓶
我们一行在北京待了四天，按一天三顿饭计算（在农场就不能这么计算了，因为休息天两顿饭），总共应该在北京要吃上十二顿饭，刨去早饭在亲戚朋友家吃，掐头去尾应该至少在外面饭馆吃了五六次。其中留下印象的除了昌平的那顿，还有两三次。一次在颐和园里，一次在西单，一次在全聚德吃烤鸭。
我们在北京第二天安排的景点应该是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带和颐和园。去北京，天安门是必到的，红墙黄瓦，皇城根下，在我们的心中从来就是神圣的地方，太阳升起的地方，那是必定要去顶礼膜拜的。我们来到了天安门，看着庄严的城门，巍峨的城墙，耸立的华表，还有那城墙中央高高悬挂着的毛主席画像，一种神圣的感觉从心头油然升起。但当时我们只能远远地隔着金水河瞻仰，而不能跨过金水桥从那高大的拱门进入。我望着天安门，不由想起1966年文革串联，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天安门的情景。有诗为证：
念奴娇 天安门前叹息
红墙黄瓦，
好壮丽，
阵风招展红旗。
金水桥呵闪金烁，
一对华表两边立。
领袖肖像，
正中挂起，
慈祥又亲切。
而我却在，
天安门前叹息！
忆往昔，事纷飞：
急往首都，
想见毛主席。
马不停蹄人不息，
不料还是晚矣！
两天前夕，
接见已毕。
自认不运气。
故此叹息，
为何步步嗟及！
原注：28日至京。主席已于26日接见完毕。晚矣！天安门前，触景生情，连连叹息不止。
后注：
文革串联到北京的第一目的是为了受毛主席接见。而74年到北京的目的就不再如是了，尽管那时老人家还健在，但已经深居简出，凡人是见不了了。我们在天安门前摄影留念后，就又去逛了附近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因为当时故宫不开放，只能到由皇室太庙改成的人民文化宫看看古代的宫殿建筑。
接着便直奔颐和园。时值隆冬，昆明湖已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看到上面有人行走，我们也仿效着走到了湖面上，以万寿山为背景，拍了几张照。又到十七孔桥，跨上铜牛，照了几张。再上万寿山，一路游历排云殿、佛香阁，……按下不表。
时已正午，便在颐和园内找到一家饭馆，四人一桌坐下吃饭。点了几个京菜，要上几瓶啤酒，斟酌起来。饭馆不大，基本满座，都是游客，自然喝上几杯。我们四人吃饱喝足，起身离座，见有人拿着空啤酒瓶往帐台退瓶，始知饭馆已收了我们押瓶费。这押瓶费也是当年的特色。在商店买啤酒，是连酒带瓶一齐算的，如果酒喝完了，可以把瓶子退了拿钱。但瓶口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如在开启酒瓶时不慎弄坏了瓶口，那这瓶子就废了，不能退钱。上海这一做法好像一直持续到90年代。
但在饭店喝酒是不带收押瓶费的，喝完了空瓶自有服务员收掉。这是上海的规矩，而北京不是这样。我们这才知道我们喝完的空瓶还可以退钱，幸好没有走远，否则让别人捡了便宜。那啤酒才3毛钱左右，而瓶子倒可退1毛钱。错过了岂不损失太大？于是赶紧回到桌上，拿了空瓶子前去帐台排队（退瓶也要排队！）。这时候发现有的桌上也有空瓶子留着而主人已经不见，那准是二百五的外地顾客。我们不免为之可惜，但没有顺手牵羊之心，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能贪小便宜。在上海饭店里，见过有人顺手把服务员没来得及收掉的空瓶子塞进马桶包里带走，然后到小店去退钱这样的举动。那小店后来发现怎么空瓶多了出来，知道收进了山寨瓶子，于是以后再在收押瓶费的同时，还发一个押瓶证，一般用硬板纸做成一寸见方，写上“押瓶 ”二字，还盖上一个红印戳儿。退瓶时须凭证拿钱。这个方法十分奏效，马上在全上海推广。从而也印证了上海人的所谓“精明”，却往往为大气的北方人所不屑。
（四）在西单吃鱼
西单那次吃饭印象较深的是吃鱼。
下乡到农场以后，吃的方面和在家里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农场蔬菜类、肉类、禽蛋类的供应凤毛麟角，食用油也少得可怜。在这样的情况下，忍耐不住饥荒煎熬的上海知青大多都从家里捎带吃的东西，从大米糕点到咸肉香肠，从零食小吃到猪油辣酱，凡是能存放较长时间的食物，都会装上满满几个旅行袋。然后吭哧吭哧千里迢迢不堪重负带到农场，细水长流慢慢消化，像驼峰一样能提供脂肪蛋白质摄入的需要。安排得好一点的能对付三四个月甚至半拉年头，差一点的个把月就已消耗殆尽。而早消耗掉的人以后就只能眼馋地看着人家开着小灶不堪诱惑。于是我亲眼见到一次有人趁别人开小灶不注意时快速地用汤匙在人家的罐头里舀出满满一勺猪油往自己嘴里塞下。这事现在提起不免让人觉得有点夸张，但在当时确有其事，而且我敢保证，他即使接连一个月每天吃下这样一勺猪油也绝不会因此而患上脂肪肝或者高血脂之类的毛病。
农场的伙食如此不堪，使人对城市特别是上海的生活充满怀念和依恋，其实当时上海的供应也并不丰富，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买米要凭粮票粮证，大米限量每人每月五斤，其他则是一种叫“洋籼米”黏性很差的稻米。食用油要油票，每人每月5两。肉要肉票，蛋要蛋票，鸡鸭禽类逢年过节供应，凭户口人数分大户小户领取票证。而鱼，常见的也只有一些难吃的叫“橡皮鱼”的海鱼。而我们这次在西单吃的是农场罕见上海久违的黄花鱼（上海人就叫黄鱼）！
记得当时这店家黄花鱼的烹调方法十分简单，既不是现在已经吃厌了的“松子黄鱼”，也不是家常菜式的“糖醋黄鱼”，而是清蒸，放些酸菜之类的，酷似上海“咸菜黄鱼汤”的做法，只是没有汤水。不过当时觉得十分可口，味道很是鲜美。
说起“咸菜黄鱼汤”，又勾起我另一段记忆。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就职。那时房地产业刚刚兴起，土地炒买炒卖，银行贷款，寻找合作伙伴，不亦乐乎。于是几乎天天饭局应酬，吃遍上海饭店酒楼。直吃得舌苔厚腻，口中无味。于是有人又推荐去宁波一处农家乐吃新鲜的河豚鱼。河豚鱼可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有句俗话叫：“拼死吃河豚”，河豚鱼味道十分鲜美，但它的血和内脏有剧毒，弄得不干净吃下去有生命危险。那农家保证安全，说如不放心，大厨烧好后当众先吃，15分钟后他若倒下，咎由自取。如安然无恙，大伙尽管放心品尝。这句话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那农家主又说，河豚鱼味道之鲜美无与伦比，但光吃河豚鱼体现不出它的鲜美，而是要有对比。他让我们先吃些一般的海鲜菜肴，随后上来一道咸菜黄鱼汤，让我们尝了这黄鱼汤再吃河豚鱼。并要我们吃了河豚鱼以后再喝黄鱼汤。
于是我们按照他布置的程序操作。几道海鲜小吃过后，上了黄鱼汤，喝上一口，那前面的海鲜小菜黯然失色，足见黄鱼汤的鲜美。此时，大菜上来了：两盘河豚鱼，一盘清蒸，一盘红烧。厨师当着我们面各搛了一筷吃下，然后站在旁边。15分钟过后，厨师微笑着向大家告辞。农家主请我们慢用。我们几人面面相觑，迟迟不敢动筷。几番迟疑之后，决心拼死一搏。一人一筷瓜分起来。但还有胆小的不敢妄动。那农家主的话确有道理，等我们吃了河豚鱼，回过来再去喝那鱼汤，果真索然无味！更不要谈先前的那些虾鳖蛋肉了。两种烧法，我觉得还是清蒸更佳，原汁原味，鲜美无比。但那次以后，我还是发誓绝不再吃河豚了。且不说毕竟还是担了一夜的心事，倘若吃上了瘾，那以后还过不过了？
还是吃我们西单的黄花鱼吧。下乡以来，想在农场吃到黄花鱼那是天方夜谭，而回上海即使有恐怕也是“冷气”（冷藏以后）的，因此能在北京吃到久违的黄鱼，甚是高兴。自然价格也不菲，1元6角一例。我们四人点了一例，再要些其他的菜。慢慢吃来——哦，不对，不是慢慢吃的，而是吃得较快。一来黄花鱼诱人肠胃，二来店里顾客盈门，坐着吃的，边上还有站着等的。跑堂在桌子人缝里穿梭，忙得焦头烂额。
奇事往往也就在这“快”和“忙”中衍生。我们几人快快地先把这黄花鱼消灭了，那边跑堂的服务员居然又给我们这桌端上了一盘黄花鱼！开始我们一愣，以为点菜时陈伟昌要了两份。但他确认只认购了一份。于是我们展开了讨论以研讨这份黄花鱼的来由和制定如何处置的措施。当然这讨论是在小声、快速、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结论是：这是北京人民对我们上海知识青年来访的馈赠，我们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心意。
（五）在全聚德吃烤鸭
现在北京时兴这么一句话：“不到万里长城非好汉，不吃全聚德烤鸭真遗憾！”而当年，到长城一游和到全聚德吃烤鸭，就早已在我们那次北京之旅的议事日程之内了。长城游容以后再叙，这回专门说说我们在全聚德吃烤鸭的事。
说起全聚德，那可是百年老店，天下第一。集“全鸭席”和400多道特色菜品于一体的全聚德菜系，备受各国元首、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人士及国内外游客喜爱，被誉为“中华第一吃”。据说，全聚德的名称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哩。
全聚德创始人是杨全仁。他初到北京时在前门外肉市街做生鸡鸭买卖。杨全仁对贩鸭之道揣摩得精细明白，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平日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杨全仁每天到肉市上摆摊售卖鸡鸭，都要经过一间名叫“德聚全”的干果铺。这间铺子招牌虽然醒目，但生意却江河日下。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生意一蹶不振，濒临倒闭。精明的杨全仁抓住这个机会，拿出他多年的积蓄，买下了“德聚全”的店铺。
有了自己的铺子，该起个什么字号呢？杨全仁便请来一位风
风
现今的“全聚德”已不再仅仅是前门外一个小小的店面了，光北京就有好几家分号，上海的淮海路上也有“全聚德”的店招牌。想必各大城市都有它的分号。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但店大欺客，天涯网上就有愤愤不平：
题目：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碰到的奇怪事
文章如下：
来北京旅游,终于来到慕名以久的全聚德烤鸭店,为了不等位,我们很早就到了,到是没排队,上到4楼,坐下,点菜,一名服务员过来点菜,我们告诉她点半只烤鸭,再点一些名菜,谁知,她一听就走再不理我们了,茫然,又叫一个服务员,她告诉我们,点半只要等很久,也许要等大厅里的客人烤鸭都上完了才能轮到我们,听得我们一身汗,从服务员的眼神中分明在说吃不起不要来,可我们才两个人啊,没办法,就一只吧,其他菜就不点了,点几个冷菜吧,还正快,一会儿师傅就来了,烤鸭味道很不错.大厅里来了个日本旅游团,服务员领班象看见爹妈来了一样全围着日本人转,我们换个碟叫了半天没人应,算了,吃完了,服务员上汤,怎么是白汤啊,我们说了把鸭骨架放汤里再放点豆腐的,服务员说了,没有,鸭骨架可以带回去,我们无奈说:那就带回去吧,服务员上来把我们还没来得及喝的汤拿走说:要骨架就不上汤了.呵.一碗清汤都不让喝啊.吃完结帐要加收10%的服务费,我们还要为这样的服务买单,听说只有四星级酒店是收10%服务费,五星级酒店收15%服务费.它一个饭店凭什么收啊.出了全聚德,看见门口都是人在排队,一打听,都是来北京旅游的,没见有北京人,我想:我也来过了,不会再来,这么多外地的,国外的人大概都是慕名而来的,也不会来第二次了,但北京是皇城首都,全世界的人都要来旅游,他们是不会担心没有客源的了。
看了这篇文章，真替作者在全聚德的遭遇抱不平，要真是这样，“不吃全聚德烤鸭”也没什么遗憾，吃了倒落下一大摞遗憾呢。
而我们那时，全聚德还没有如今这样辉煌，且那时人与人之间似乎也没有这样势利。我们四人进店后，虽然没有受到像现在进店
精品烤鸭——全鸭（168人民币），半只（84人民币）。
极品烤鸭——全鸭（198人民币），半只（99人民币）。
套餐——两人套餐（242人民币），三人套餐（358人民币），四人套餐（475人民币）。
按照物价比例，我们那时16元的消费应该不算低了。一只全鸭8元，四个菜平均2元一只。烤鸭也没有什么精品极品一说，四个菜里我只记得有一个是“八宝辣酱”，其他的想不起来。
现在据说一鸭可以“四吃”：第一吃，鸭肉片出装盘，蘸酱夹葱卷荷叶饼吃，这是现在最常见的片皮鸭吃法；吃完鸭肉，可将片烤鸭时流在盘子里的鸭油，做成鸭油蛋羹，这是第二吃；第三吃是将烤鸭片皮后较肥的部分，片下切成丝，回炉做鸭丝烹掐菜；第四吃是将片鸭后剩下的鸭架，加冬瓜或白菜熬成糟骨鸭汤，这种汤鲜香味美，营养极高。
而我们那时没那么多讲究，好像只有两吃：片皮鸭和骨架汤。一只全鸭片下的肉不少，我们四人似乎没有吃掉，四个菜也有剩余。各自分摊打包带走。但现在看到网上有贴出全聚德全鸭装盆的照片，很小的一堆，说是一只整鸭的肉，实在叫人难以相信，不知是现在的胃口大了还是鸭子瘦了？
烤鸭的制作据说也很有讲究。烤鸭必须是挂炉烤制，而不是焖炉烤制。那么，挂炉烤鸭与焖炉烤鸭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是烤炉和燃料不同。焖炉有炉门，使用秫秸为燃料，而挂炉不安炉门，用枣木、梨木等果木为燃料，而不用秫秸杆儿。因为果木木质坚硬，耐燃烧，底火足，而且带有一种特殊的果木香味。烤制时便于随时观察，调换鸭子的部位。
其次是烤法不同。焖炉烤制的特点是“鸭子不见明火”，即将秫秸等燃料放入炉内，点然后将烤炉内壁烧热到一定温度后将火熄灭，然后将鸭子放入烤炉内，关闭炉门，全凭炉壁的热力将鸭子烘烤而熟。中间不打开炉门，不转动鸭身，一次放入一次出炉。挂炉烧制是用果木为燃料，因果木烧制时，无烟、底火旺，燃烧时间长。鸭子入炉后，要用挑杆有规律地调换鸭子的位置，以使鸭子受热均匀，周身都能烤到。
最后是烤鸭口感不同。因焖炉烤鸭是关闭炉门烤制，凭炉墙内壁的热力进行烘烤，火力文而不烈，空气湿度大，耗油量小，鸭脯像刚蒸得的馒头一样很喧腾；而挂炉烤鸭不设炉门，果木燃烧充分，鸭子受热均匀火力强烈，皮下脂肪化掉，烤制的鸭子皮脆肉嫩。
而吃烤鸭的讲究更为复杂。不知您是否问过：烤鸭为什么只能片完后，卷荷叶饼吃，而不能直接 啃着吃？这是因为鸭子与鸡不同。鸭子肥，如果直接啃着吃，会感到非常油腻。而且，烤鸭不象烧鸡、扒鸡，烤制时不加任何作料儿，没有咸淡味，吃时必须配上作料儿吃。
那么，吃烤鸭有什么讲究呢？
首先是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二季，鸭肉比较肥嫩；而秋季天高气爽，无论温度湿度都最适宜于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壮，又有所谓“秋高鸭肥，笼中鸡胖”的谚语为证。惟有夏季，一来天气炎热，人们本来就不喜油腻；二来北京鸭怕热，每到夏季都要掉膘减重；三来空气湿度大，鸭坯上常会湿漉漉的，这样烤出来，鸭皮易发艮（不松脆）。
其次是鸭子的大小。选鸭子非常重要。全聚德选购鸭子的饲养期不能超过90天。羽毛要有光泽，洁白无瑕，翅短背长，腿粗而短，胸部丰满，体躯肥壮。鸭子为5斤半到6斤。鸭子过小则肉柴，过大则有肥腻之嫌。鸭子宰杀去血、褪毛，掏去内脏，剁去鸭翅、鸭掌，经过打糖色、风干，制成鸭坯，重量在3斤到4斤左右。烤好的鸭子大概在2斤4两左右，要求片下80片到100片，一只烤鸭片下的肉大概在1斤2两之间。
第三是片法。烤鸭制作技巧一半在烤，一半在片。烤鸭烤好后，要现片现吃，要不等鸭脯凹榻便及时片好装盘，摆放整齐。此时吃在嘴里，皮是酥的，肉是嫩的，最为味美。片鸭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趁热片下鸭皮来吃，又酥又脆又香，然后再片鸭肉。另一种是片片有肉，片片带皮，均如丁香叶大小，薄而不碎，裹在荷叶饼中食之，酥香鲜嫩。鸭肉片完装盘摆好后，厨师还要把鸭头掰下来，用刀一切两半儿，同时片两个小片儿鸭尾部的肉，对称地单放在一个 小盘儿里。同时，把两条鸭里脊肉横放在鸭头上面，与片好的鸭肉同时上桌，表示客人点的鸭子已上完，有头有尾。鸭头可以蘸花椒盐儿吃，有的客人还专爱吃这一口儿。鸭尾当然没什么可吃的，它只是用来摆设示意的。两条鸭里脊是留给本桌尊贵的宾客或年长的客人的。
第四是作料儿。吃烤鸭的作料有三种；第一种是甜面酱加葱条，可配黄瓜条，萝卜条等；第二种是蒜泥加酱油，也可配萝卜条等。蒜泥可以解油腻，将片好的烤鸭蘸着蒜泥、酱油吃，在鲜香之中，更增添了一丝辣意，风味更为独特。不少顾客特别偏爱这种作料儿。第三种是白糖。有些顾客既不肯吃葱，也不肯吃蒜，却喜欢将那又酥又脆的鸭皮，蘸了细细的白糖来吃。这种吃法特
当然，吃烤鸭最通常的作料儿，还是第一种，即甜面酱加葱条。用筷子挑一点甜面酱，抹在荷叶饼上，加几片烤鸭片盖在上面，在放上几根葱条、黄瓜条或萝卜条，将荷叶饼卷起，真是好吃无比了。
最后是主食。吃烤鸭时的主食，主要是荷叶饼。在清代《顺天府志》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烤鸭子，以片儿饽饽夹食之。”这种片儿饽饽就是荷叶饼。除了荷叶饼之外，还有空心芝麻烧饼。将烤鸭蘸了甜面酱，同葱条等一起塞进空心芝麻饼里食之，味道也极佳美。
抄袭了这么多关于烤鸭的说道，让大家腻味了，不好意思。而我这么不厌其烦花了这么多笔墨，无非在想，如果当年全聚德的那只烤鸭果真有这么讲究，那我们也不虚此行了。但当年我们四个毛头小伙子，又是从喝土豆汤吃白菜帮子的土沟沟里爬出来到了北京，怎能叫我们分得清是挂炉烤鸭还是焖炉烤鸭？别说是这么精雕细琢的烹制，即使是一只生鸭子，也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可能有人会说我这么讲也太夸张了。但我们确实有过吃生鸭子的趣事。
那是下乡后在农场过的第一个除夕。母亲给我寄来了一个邮包。里面当然都是吃的东西：巧克力、糖果、香肠、腊肉，还有一只鸭子。巧克力糖果剥开即可吃，香肠腊肉要烧过才能吃，这些基本道理都懂。但见了这只鸭子却看不懂了。鸭子呈酱褐色，犹如熟食店出售的酱鸭。我们几个一个锅里吃饭的弟兄们研究商讨，这鸭子究竟是熟的还是生的？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而此时，其他的菜都已做好，就等除夕宴开席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装盆再说。记得那天只搞到一瓶白酒，五六个人不够分，怎么办? 有人建议用果汁露兑白酒。没想到这一兑，不仅解决了酒的量的问题，还解决了质的问题。东北的老白酒兑了果汁露，入口甘甜又后劲十足，真是一大发明。其他菜都吃得差不多了，开始对付这只鸭子。一位哥们啃了一口，觉得很入味，只是肉有点硬。其他人也纷纷动箸，不一会儿，一只鸭子只剩下一小半了。当晚酒足饭饱，睡下不提。第二天，我收拾残局时发现包装鸭子的布袋里还有一张纸，打开一看，是母亲写给我的一封信。除了抚慰我好好在农场安心过年外，还特意提到了这只鸭子。原来这只鸭子是母亲精心自制的，用花椒味精白糖酱油腌制风干的腊鸭。须隔水蒸熟后方可食用。妈呀，原来是只生鸭子！事后我把剩下的一小半蒸熟后再吃，那才用得上一句上海老话——打耳光不肯放。
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北京全聚德，印象中四人围坐的是一张方桌，店里的客人不是很多，没有像上面天涯网的那位朋友所说有一大串的顾客在门外排队。点完菜先付钱，然后等。很快菜就上桌。依稀记得烤鸭是原只上的桌，然后师傅当着我们的面片鸭装盘。至于有没有把鸭头掰下来，用刀一切两半儿，同时片两个小片儿鸭尾部的肉，对称地单放在一个 小盘儿里这事记不得了，这个好像应该没有。剔去肉的骨架带回厨房做汤。烤鸭的味儿究竟如何现在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大概被这十几年来接连不断的饭桌上的片皮鸭给冲淡了，倒是母亲做的那只腊鸭的味道久久不忘。前不久特意去了淮海路上的那家全聚德想找找感觉，结果感觉和一般饭店的片皮鸭毫无二致。印象中北京的那只烤鸭很肥很腻，因此四人居然没有把它全部吃掉。但不管怎样，还算是尝到了正宗的全聚德烤鸭。而不像现在去北京，居然还有被山寨全聚德烤鸭骗的事情。请看网上转贴：
说来也巧，北京的许多旅游区都有“全聚德烤鸭”出售，不少老年朋友就在他们居住的酒店附近购买“真空包装”的全聚德烤鸭，每一只
看起来，华美的外包装也给人一种“信任感”，是可以“放心”购买的。我一向很喜欢吃烤鸭，过去上海杏花楼的烤鸭质量很好，售价不菲，每只
我仔仔细细看了烤鸭外面漂亮的红色塑料袋上中英文说明，就开开心心的剪开塑料袋，拿出铝箔纸真空包装的“烤鸭”，再一次剪开铝箔纸，取出由透明塑料袋密封的“烤鸭”，我惊呆了，那里是什么“烤鸭”，明明是“卤水鸭”，鸭身上用胶带捆绑了两袋稀薄的“调料酱”，约有
我估计鸭子可能是高压锅炉里煮熟的，因为连鸭子骨头都酥了。我按照说明书上要求，用微波炉高火转了4分钟。我尝了尝“烤鸭”的味道，除了大大的咸味外，没有一点美味可说，几乎吃不下去；鸭肚子里乱七八糟的内脏也没有洗除干净，使人恶心。儿子吃了一点，也直摇头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鸭子！”大家都吃了一点就扔了。北京全聚德的贪婪、无耻、恶劣程度真是天下少见！
不知道上述的全聚德是真有其事呢还是别人假冒，但上面标出的店名、地址、电话证明它不是三无产品。故特意转贴，请去北京的朋友千万识别真假。
写得很累了，全聚德吃烤鸭的故事就到这儿吧。游长城和其他的故事待续。
（六）长城游
游览长城，是我们这次北京之旅的最后一站。骑自行车去十三陵的经历让我们长了一分见识，也吸取了一分教训，这回无论如何不能骑车了，何况八达岭比长陵还要远得多。我们搭乘北京到八达岭的区间火车，在赵家龙亲戚家北京钢铁学院附近的一个站点上车，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了八达岭。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当年毛泽东的这首词让每一个年少男儿热血沸腾。那时候谁不想当英雄好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机会是没有了，但拍下一张在长城上昂首远眺的照片，然后在背面题上“不到长城非好汉”几个字，送给朋友留念，那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恐怕这就是我们当初到长城的最原始的动机吧？
现在有时看到电视上播出上长城游览的人是络绎不绝，犹如上海老城隍庙的九曲桥，要想拍一张单独的照取景十分困难，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取景框里都无法避免不相干的其他游人。但我们那时上长城却完全没有这样的烦恼。怎么拍怎么成，取景框里的中心人物背后都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开阔视野，不用担心有人会闯入镜头里来。
说起取景，想起又一桩农场流行的趣话。说的是连队有一位同学的头脸长得比较肥大，于是就有人这样编派他：某年回沪，他和姐姐一起去照相馆合影，结果照相师傅忙活了半天说不行。说是取景框里无论如何也框不住姐俩的脸，幸亏师傅的技术高超，好不容易拍摄成功了。但相片洗出来一看，两人两边的耳朵还是没能照进去。当然这话谁也不会相信，但还是把大家逗得眼泪哗哗的。那位同学十分大度，对这样“龊尅”的玩笑一笑了之。
我们在长城上留了影。照片上人物昂首远眺，极目幽燕，英雄好汉，舍我其谁？手里再夹着一支烟，更大有领袖风范了。
说起烟，要再提一下包明华，那次北京之行的消费，占据他很大比例的一项就是——购烟。
大家知道，那时候城市香烟是限购的，好烟更是限制得厉害。记得那时上海买烟要凭烟票，还分甲级烟和乙级烟，甲级烟比乙级烟供应数量少。像“大前门”“牡丹”“上海”都限量供应，“红双喜”则是凤毛麟角，市场鲜见有售，而“中华”市面上绝迹，据说专为相当一级的首长享用。连队里偶尔有人觅到一支中华牌香烟，于是几个好友轮流一人一口，还规定烟灰不能掉落，否则取消享受资格。从上海带回农场的好烟，各有各的价值取向。这些烟抽完（或者用完）以后，就只能抽农场供销社出售的烟卷了。农场买烟只要钞票不要烟票。长春出的“迎春”和哈尔滨出的“哈尔滨”一般是知青的首选。另外还有一个牌子叫“葡萄”，档次略低一些，不失为一些烟瘾较大朋友的选择。偶尔有天津的“恒大”，但绝没有上海的香烟。当地的干部职工一般不抽卷烟，而是抽一种叫“蛤蟆头”的烟叶。烟叶平时放在一只布袋里挂在腰间，想抽时用手指撮上一些烟叶放在一张纸上，用手搓卷成支，最后用口水粘封，点火即成。这种土烟抽起来呛鼻涩嘴，没抽几口就头脑发胀，除非是老烟瘾，一般人不会去抽。出于好奇，会有人学着卷“蛤蟆头”抽抽。
包明华通过在部队的亲戚得知，有部队内部供应的好烟，有“中华”，有“北京”（是当时北京最好的烟，白色的烟壳包装。那时“人民大会堂”等品牌还没有生产）等当时市面买不到的顶级品牌，还有一种机制小雪茄，也是市面上见不到的。于是一口气竟买了满满一大兜。说满满一大兜是因为我记不得他到底买了多少，香烟按理是以包或条来计量的。于是我问包明华。他说当时花了大约120元左右的人民币。这使我很大吃一惊。“中华”当时是5角7分一包，“北京”也差不多5毛多，那种小雪茄据他说是7角一包（6支装），照此算来，每个品种要买到六、七条之多。总数要达20条烟！
当然即使没有购买那么多，也不影响我后来消费其中若干。那种机制小雪茄，我记得没少抽。自然并不是烟瘾所趋，实在是一种追求时尚的另类表现。就像现在的小青年喜欢把头发弄得像鸟巢，把裤子束在脐下三寸一样。那雪茄闻起来很有一种烟草的清香，但一点着就直呛鼻子，抽起来我觉得和“蛤蟆头”没什么两样。这只能说“吃大蒜的”上不了咖啡馆的台面。但我还是没少从包老弟那儿要这种雪茄来显摆。现在想想，抽几口就掐灭了，实在是暴殄天物。
（七）
游玩了长城十三陵颐和园，瞻仰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吃过了全聚德烤鸭清蒸大黄鱼，喝过了北京啤酒，抽过了北京雪茄，亲戚朋友介绍我们还可以去北京使馆区看看各国大使馆的建筑特色。于是我们一行便又骑车来到北京的使馆区。
北京最早的使馆区在前门外的东交民巷，那是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使馆区。 建国之后，在北京建国门外和朝阳门外渐渐形成新的使馆区，习惯上被称为"第一使馆区"和"第二使馆区"。
“第一使馆区”，主要聚集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这些国家一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较早承认了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使馆区”也叫“北使馆区”，西方发达国家使馆聚集此处，比第一使馆区更幽静。
我们到的地方是建国门外的第一使馆区。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去西方国家使馆聚集的第二使馆区？确实，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以后，有不少西方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西德、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此时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升格到大使级关系。但1974年的中国毕竟还在文革阴影的笼罩下，这些使馆门前森严壁垒，车马稀少，警卫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凡人草民经过那里有点害怕，亲戚朋友也劝我们不去那里为好，以免横生事端。因此我们就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第一使馆区。其实此时中苏关系早已破裂，一批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小兄弟也纷纷倒戈相向，和中国关系紧张。社会主义阵营唯独剩下一个“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和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于是我们就在这两家使馆大楼前照相留影。
即使是“同志加兄弟”，但好像也不能直接在门前近距离照相，因为谁知道你是不是哪国派来的间谍。因此现在从照片看，至少距离在
据说1980年后，北京又规划开辟了“第三使馆区”。随着“第三使馆区”的兴建，这一带正逐渐形成仅次于北京国贸中心中央商务区的国际化地区，一些五星级酒店陆续建成，每天晚上都是一片灯红酒绿的景象。据北京市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居住在此的德国人就有5000多人，这里有专门提供纯德式面包和香肠的食品店。
“第三使馆区”的快速开发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多景观，比如“站街女”。虽然朝阳区的警察经常“扫荡”，但她们始终以“游击战”的方式存在着，那里也就有了一个别称“停鸡坪”。此外，办假证、倒黑市外汇、卖盗版光碟的人，还有一些外国骗子也游荡其中。在“第三使馆区”的希尔顿酒店、硬石餐厅和星期五美式餐厅，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时过境迁，看看当时照片上我们的身后，空空荡荡，几乎无人。真乃彼一时此一时也！
晚上我们在附近一家饭馆吃饭，有三个外国留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在吃饭。猜猜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美国？——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哎，对……对不起，也不是。是德国在二战时期统治的国家，被称为“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当时，阿尔巴尼亚是西方唯一和中国有交情的国家。毛泽东和恩维尔霍查的巨幅照片经常并排悬挂在一起。那个时代，看见外国人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上海街头如若有外国人经过，必有一些市民在后面指指点点。北京是首都，往来的外国人多，人们自然见多不怪。而我们刚从山沟沟里出来，冷不丁见到高鼻梁大眼睛白皮肤的人种，自然不免新奇。
说起高鼻梁大眼睛，是外貌俊秀的标志。尤其在那个年代，英俊小伙总以高鼻梁大眼睛来衡量。年轻姑娘对高鼻梁大眼睛的小伙常常一见倾心，不像现在众多疯狂的年轻女粉丝却对单眼皮小眼睛的韩国人狂呼乱叫。包明华年轻时的帅已经有目共睹了，但在我们连队里，他至多也只能排在第二号。而第一号就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赵家龙。赵家龙天庭饱满，口润鼻隆，浓眉大眼，煞是中看。农场的时候，有“大姑娘”美称，为连队“四大美男”之首。当初有七分场才子晏才宏对他的外貌作过精辟的描述，称赵家龙鼻梁下端位于脸部上下的黄金分割点，是最完美的脸部结构。（黄金分割点，那时大部分知识青年还没有这点知识，是晏才宏教会了大家，即把一条线段分割为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与全长之比等于另一部分与这部分之比。其比值是一个无理数，用分数表示为(√5-1)/2，取其前三位数字的近似值是0.618。由于按此比例设计的造型很具美感，因此称为黄金分割，这个数值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诸如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领域，而且在管理、工程设计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于是“0.618”一时成了连队盛行的口头禅）。晏才宏又称赵家龙的眼睛比嘴还大，这也是给人美的视觉感受的重要因素。他分析说，你们看画中的人物，比如美女，儿童，画家总是把他们的眼睛画得比嘴大，这样能给人一种美的感觉。我们听到这种理论感到很新鲜，找来图片仔细一看，果然如此，顿觉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不过，毕竟真人不同于画中人，老晏有点夸张了。但赵家龙的确体现了老晏的两条美学原则，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全连队的第一号美男子。
哈哈，又扯远了。好了，不开玩笑，说正经的。 话说那三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饭毕，起身离座。经过我们这儿，见我们正注视着他们，便向我们打起了招呼。说的是阿尔巴尼亚英语：How do you do! 我们也随即回答：How do you do! 接下来又一句阿尔巴尼亚英语，大家就听不懂了，于是面面相觑。对方见我们没有应答，居然说起了中国话：“毛主席万岁！”这使我们措手不及，因为他们能说我们的语言，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他们的语言的。于是我们只好继续用英语来对付：Long live 恩维尔霍查！（这个词当时现在都不知道英语怎么拼读，只好用谐音来模拟对付，反正他们能听懂）。接下去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三人一边离开，一边右手握拳上举，做了一个当时国人耳熟能详的手势，喊了一声：“打倒刘少奇！”尽管这个口号当时已经被国人喊滥，但从外国人嘴里喊出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当时除了震惊，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这种感觉直到多年以后才在我脑中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种悲哀，自己国家的元首，被自己的人民喊打倒还不够，还要外国人帮着一起打倒。那三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走了以后，我们才回味过来，他们刚才那句听不懂的阿尔巴尼亚英语应该是：Are you students?（你们是学生吗？）弄明白了这句话也使我感到十分悲哀。幸亏没有听懂，要不然怎么回答？说We are knowledge youth ? （我们是知识青年）We study in the countryside ?（我们在农村这所大学里学习）。 应该读书的年龄，却在农村握锄头铁搭，真是悲哀。好在噩梦不久终于结束。
我们的北京之旅已近尾声，第二天将离京回沪。晚上听包明华的亲戚讲，北京马上又要戒严。因是中央的一位领导去世。后来知道是王树声大将，时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二书记。
网友评点（星二聚餐会）
西
又有些不甘，真希望能（续十）（续十一）的继续看下去。该文虽粗看
有些东拉西扯，事实上是形散神不散。看似白描般的叙述，竟也那么入
木三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像听评书，听到：“请听下回分解”便
充满期待，又充满猜想。而“下一回”又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满足和快意。
最让我佩服的是西君的博闻强记，他能如门捷列夫元素表一样地追寻到
记忆中的细支末节：准确而生动。
西
无论何时何地，对你的作品，最是知音之赏必定有我！
后记
《那年，我们去了北京》，东拉西扯，终于写完了。说是北京游览，而真正没有多少篇幅与游记有关。倒是时不时提到了农场下乡的经历和体验。回忆知青这段生活，回忆那些年，回忆那些事，回忆那些人，以此慰藉心中的知青情结。北京之旅只不过是我要表现这些内容的载体（其实北京之旅本身也构成知青生活的一部分，知青每年探亲旅途不也是知青生活的一个环节吗？）。因此，我这篇文章的着眼点不在于北京的风土人情，而是在叙述旅游的过程中，抓住一些契机，借题发挥，回到我知青生活的主题上来。
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写作题材，它是一个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