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英国儿麻女polio:毛志成：中国须克服极端化思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07:33:52
中国决意成为文化强国，使人振奋!然而图新，又绝对离不开弃旧。文化的图新，当然也离不开对陈旧思维的破除。中国有一种陈旧的思维习惯尤须破除，那就是极端化。
所谓极端化，通俗地说就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随之又快速地向相反方向奔去，很少深入地想到为什么要这样干，以及道理何在。
无论是古时对入世主义倡导者孔孟的态度，还是对出世主义祖师爷老庄的态度，以及“文革”期间搞“儒法斗争”时对儒家、法家的大贬大褒，都有极端意味。另如当年，一经强调“政治第一”就一下子陷入“唯政治论”，不惜否定经济、文化、法律应有的地位。后来又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物质财富、物质利益是唯一圣物，而把精神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至多只能成为点缀品、装饰品。
此外还必须谈到社会的颂歌和批评。诚然，一个正常的社会没有颂歌只能是黑暗的社会，没有批评也注定是虚假或潜存着巨大危机的社会。几十年前的极左年代，颂歌遍地而批评哑然，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劫难，这样的事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但是反过来说，颂歌的人为性跌价和批评的刻意伪化，也都是极端化的思维痼疾。
这些都是极端化的表现。思维的极端化，是公正、深刻、尖锐的天敌，就本质上说不仅是轻佻、浅薄，而且是虚伪、浮躁。
中国的极端式思维何以古今都一直存在?除了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近于汪洋大海之外，就是因为大文明、大文化、大文趣的贫弱。尤其是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年代，古式的极端化和洋式的极端化都有增无减。即使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开放年代，真正的思想家、学问家、理论家以及哲学家、教育家、宣传家又涌现了多少?实话说来很少很少。某些人一经成为功利麾下的听命者，见旗而动，就很难不随风倒，很难不极端。
政治的极端化常常表现为官场的权力一元化，所谓政治也就统统成为官方意志、官方行为，与民大为隔阂。经济的极端化往往突出地表现为拜金主义、唯利是图，全然不理会物质文明的真义和全义，当然也就无真正的文明可言。文化、艺术的极端化常常变成两种东西：远离民间的象牙塔、媚众媚俗的表演场。总之，追求的只是功利。
极端化的思维虽然打着为党、为国、为民的旗号，但实际的社会影响往往是涣散党、削弱国、殃及民。要走出极端化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如何走出仍是我们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
当年鲁迅说过中国虽然是最热衷于讲中庸的国家，却又是最不中庸、最习惯于走极端的国家。什么叫中庸?早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中庸视为至高的精神境界，他既反对去做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超前、超高之事，又反对墨守成规、醉于落后倒退之事，提倡按正常的、中间的道路行走。中国的孔子同样大呼“中庸之为德，至矣呼!”
而中国的思维常例中，很多时候不是趋于左就是趋于右。当中国提倡改革、创新并对原来的僵化秩序进行破除时，只要那样的思想、实践成为时髦风气时，很多人就顿时成了激进派。当传统秩序再次兴起并享有威风之际，很多人又旋即成了复古派、溺古派。通常地说，前者称之为右派，后者称之为左派。但中国从来没有表里如一、名副其实、一以贯之的左派或右派，他们大都是人为命名的。真正“左”到底或“右”到底的勇士极少，甚而一个也没有。无论是极左年代的左派得逞，还是平反后的右派吃香，都是极端化的产物。
不搞极端，是德者、智者所为。因此中国的思维启蒙必须是双轨式的，既包括智能的提升，将小文化、小见识、小聪明提升为大视野、大思考、大智慧，也包括道德的嬗变，将愚昧式的、迂腐式的、虚假式的信条和举动改造为具有真善美属性的理性和感性。
在中国立志成为文化强国的时候，思维习惯的改变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切思维的现代化、文明化都必须从摈弃极端化入手。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所谓极端化，通俗地说就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随之又快速地向相反方向奔去，很少深入地想到为什么要这样干，以及道理何在。
无论是古时对入世主义倡导者孔孟的态度，还是对出世主义祖师爷老庄的态度，以及“文革”期间搞“儒法斗争”时对儒家、法家的大贬大褒，都有极端意味。另如当年，一经强调“政治第一”就一下子陷入“唯政治论”，不惜否定经济、文化、法律应有的地位。后来又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物质财富、物质利益是唯一圣物，而把精神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至多只能成为点缀品、装饰品。
此外还必须谈到社会的颂歌和批评。诚然，一个正常的社会没有颂歌只能是黑暗的社会，没有批评也注定是虚假或潜存着巨大危机的社会。几十年前的极左年代，颂歌遍地而批评哑然，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劫难，这样的事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但是反过来说，颂歌的人为性跌价和批评的刻意伪化，也都是极端化的思维痼疾。
这些都是极端化的表现。思维的极端化，是公正、深刻、尖锐的天敌，就本质上说不仅是轻佻、浅薄，而且是虚伪、浮躁。
中国的极端式思维何以古今都一直存在?除了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近于汪洋大海之外，就是因为大文明、大文化、大文趣的贫弱。尤其是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年代，古式的极端化和洋式的极端化都有增无减。即使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开放年代，真正的思想家、学问家、理论家以及哲学家、教育家、宣传家又涌现了多少?实话说来很少很少。某些人一经成为功利麾下的听命者，见旗而动，就很难不随风倒，很难不极端。
政治的极端化常常表现为官场的权力一元化，所谓政治也就统统成为官方意志、官方行为，与民大为隔阂。经济的极端化往往突出地表现为拜金主义、唯利是图，全然不理会物质文明的真义和全义，当然也就无真正的文明可言。文化、艺术的极端化常常变成两种东西：远离民间的象牙塔、媚众媚俗的表演场。总之，追求的只是功利。
极端化的思维虽然打着为党、为国、为民的旗号，但实际的社会影响往往是涣散党、削弱国、殃及民。要走出极端化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如何走出仍是我们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
当年鲁迅说过中国虽然是最热衷于讲中庸的国家，却又是最不中庸、最习惯于走极端的国家。什么叫中庸?早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中庸视为至高的精神境界，他既反对去做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超前、超高之事，又反对墨守成规、醉于落后倒退之事，提倡按正常的、中间的道路行走。中国的孔子同样大呼“中庸之为德，至矣呼!”
而中国的思维常例中，很多时候不是趋于左就是趋于右。当中国提倡改革、创新并对原来的僵化秩序进行破除时，只要那样的思想、实践成为时髦风气时，很多人就顿时成了激进派。当传统秩序再次兴起并享有威风之际，很多人又旋即成了复古派、溺古派。通常地说，前者称之为右派，后者称之为左派。但中国从来没有表里如一、名副其实、一以贯之的左派或右派，他们大都是人为命名的。真正“左”到底或“右”到底的勇士极少，甚而一个也没有。无论是极左年代的左派得逞，还是平反后的右派吃香，都是极端化的产物。
不搞极端，是德者、智者所为。因此中国的思维启蒙必须是双轨式的，既包括智能的提升，将小文化、小见识、小聪明提升为大视野、大思考、大智慧，也包括道德的嬗变，将愚昧式的、迂腐式的、虚假式的信条和举动改造为具有真善美属性的理性和感性。
在中国立志成为文化强国的时候，思维习惯的改变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切思维的现代化、文明化都必须从摈弃极端化入手。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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