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充值方式:禅商起源

2000年，韩国作家崔仁浩出版了一本名为《商道》的长篇商业小说，仅两年发行量就突破200万册，在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也迅速畅销，形成亚洲文化圈中的“《商道》热”。2003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引进推出该书之后，一月订数即达15万册。《商道》讲述的是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从一个卑微的杂货店员成为天下第一商真实而传奇的一生，以及他在经商中悟得的“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的所谓“商道”。《商道》虽是一部韩国小说，却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包含了很多儒释道的智慧和哲理。《商道》将经商做人的世俗智慧提炼升华为“道”的境界，并在书中渗透了“商道即人道”、“小生意旨在得利，大生意旨在得人”、“高手做势，中手做市，低手做事”的思想。崔仁浩在谈到他的创作动机时说：小说创作开始时，韩国发生经济危机，并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管的时代，于是他一面创作一面思索，韩国经济之所以陷入监管的境地，就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没有遵循“商道”的结果。

其实在国内，“商道”问题也是近年来企业界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所谓“商道”，究其实是如何将中华传统儒、释、道文化变现为当代企业文化资源的问题，在信息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知本”、“知道”、“知心”已成为看得见的趋势，而对“道”的理解实际上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自觉选择，这种现代化的道，究竟是究于人际以德配天，还是追问生命直入空茫？或者是人天和谐顺应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企业界继“儒商”之后又有“禅商”一说，成为人们争议的话题。所谓“儒商”、“禅商”，其实就是商人对“道”的某种斟酌和选择。禅与商的结合在中国大陆虽然还远远未到明朗化的那一步，但一部分企业家开始看好“修炼”的价值，这一点应是千真万确的。例如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做的“零项修炼”、“禅的涵养与心的管理”、“禅文化与汉唐经济文明”等题目，甚至还进入了经理人培训阶段。有趣的是，2004年9月新浪网还列表公布了54位“禅商人物代表”，其中大部分是广东、福建、香港人，这大概与禅宗六祖的地缘有一定关系（1）。在禅商结合方面日韩港台要领先一步，日本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欧美传播日本禅，影响很大，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禅的接受可能远比对儒、道文化的理解来得容易。日本人的企业管理颇有一点禅的味道，其出世精神更甚于中国禅，从日本禅的出世主义到它的精工文化似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呼应。在中国台湾，全岛规模的“禅与管理研讨会”已经开到第四届，研讨的题目有“禅修对企业领导之意义”、“禅与管理”、“企业经营的禅式无方位全观”、“禅带给企业新的活力”、“如何藉由禅学的精进，培育管理的智能”等等。在中国大陆未来企业文化发展中，禅对商的渗透和商对禅的需求极有可能“一拍即合”，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

究竟什么是“禅商”？“禅商”与“儒商”到底有什么分别？香风谷禅网2004年9月2日发表了一段“净明山人”和“善财童子”的对话，将二者作了某种区分：

善财童子问：我行商以善济世，尽量做到利益众生，如对员工的照顾，对佛门的赞助，乃至救灾、济困等，这算不算与禅相应？

净明山人答：这仅是世间法上的善行，可纳入儒商的范围，如再加上文化上

的延伸与国家、民族利益相一致的理念，才真正达到儒商的境界。

善财童子问：那么怎样才是禅商呢？

净明山人答：禅商要悟心灵之源，要体万物之道，要以智慧运用文化知识，并充满着同体的慈悲与平等的精神，在运用商家的运作方法时，体现空灵无住的妙用，不住名利地位，不着个人建树，不贪着一己享乐，不倚财居傲，处处无为而又妙用常然，恰到好处，又能创立奇功，这是禅不二之道在商行中的体现。（2）

这种区别大约就是儒、禅之“道”的不同。“儒商”究于人际伦常，是此世的超越和忧乐天下的胸怀，而“禅商”要“悟心灵之源，体万物之道”，注重的是空灵无住的慧心妙用，在个体灵魂、智慧照用、生命本相这个层面上强调得更多，超越得更彻底。儒、禅虽同是负抱天下的“普世主义”，二者在生存论意义上的感悟却深浅有别。相比之下，儒的伦理教化、由人伦及天道的此世主义有它的局限性。近年来对“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反思就是一个明证，除了商业抱负和政治上的如鱼得水，现代商人更需要穷究生命本相，寻求智慧根基，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和驾驭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把握自己而不致迷失。

心性的修炼和境界的提升是文化经济时代的必修课，也是物质文化日益精致化给当代企业家提出的要求。企业家潜力的开发实际上也是心性潜力的深掘和超越精神的比拼。汪丁丁在《企业家的精神》一文中作了一个颇有意思的中西超越精神的对比：

韦伯说的企业家的那种“敬业精神”，源于这些人感到有一种“神召”，也就是上帝的召唤下，我要去谋取利润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赚钱不再是身家性命的问题，不再是养家糊口的问题，而是敬不敬上帝的问题。你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说明你缺乏追随上帝所必须的理性能力，你肯定不是上帝的选民。要把利润作为“神召”一样神圣的东西来追逐，这是一种狂热的精神，是一种超越了身家性命追求的对利润的热爱。

我们中国企业的敬业精神，说实在的，只是从光宗耀祖的超越方式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企业家做得好了，他在家乡就光宗耀祖，到省里面，他就会被选为人大代表，再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他的最高理想。（3）

“神召”是基督教文明的超越方式，而通过实现利润最大化来追随上帝，是新教伦理给现代商人提供的一个世俗超越之道。撇开有神论问题不说，仅就超越层次而言，只有“大于人”的东西才能把人变得“象个人”，这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让“存在”高于“此在”（人）的本意，也是黑格尔批评孔子的哲学不是哲学（超越不够）的初衷。其实在中国，即使是比较正统的儒商也不大可能避开商业活动中的短期行为，他要立言、立功、立德，换言之，要在有生之年“露脸”，要为芸芸众生树立一个样板，成就一个楷模，成为一个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知名企业家”。“修身”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次第。因为对他来说，人不可能超越生命的大限，也没有人之外和人之上的东西可以敬畏，神秘的生命和浩瀚的宇宙与他们无关，心灵只能对着“出人头地”、“经世致用”的目标有限地敞开，它还能有多少可以深挖的智慧潜力？至于大多数以钱为终极价值的商人，混一个有钱有势、财大气粗就心满意足，更谈不上超越。

当然，在这个多元主义时代，对文化资源的选择也是自主的和多元的，不能说“禅商”比“儒商”好，但是一定有某种不同，从“儒商”到“禅商”的新变也反映了某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显示了中国商人的一种值得称道的文化悟性。笔者感兴趣的是：“禅”与“商”究竟有何关联？在这种关联中会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一点初步的探思。

问题一：赚钱动机与生存智慧。一般商人以赚钱为目的，“禅商”的商业活动只是“悟心灵之源，体万物之道”的方便，是探索一种智慧的生存方式，不以赚钱为终极目的，亦不受外在道德理想的驱使。这里涉及到对财富和经商的看法。对禅商而言，财

富只是因缘的虚现，商业谋划只是照机的流露，禅者觉性光明、人法本空，以无得之心经营财富，体现的是“生命的大道”。而问题就在于，这种高蹈的“禅”何以能融入世俗的“商”？

解开这个结的关键是对“心”的理解。上海有位学者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见解：新时代就是心时代，新生活就是心生活，新经济就是心经济。佛学是心学，禅宗是心宗，佛经是心经。“所有的发展也只是为心灵的回归所作的铺垫”。（4）由此便可作如下发挥：信息产业不过是“交心”，教育产业只不过是“修心”、传播产业只不过是“明心”，娱乐产业只不过是“调心”、健康产业只不过是“养心”、咨询产业只不过是“益心”、服务产业只不过是“关心”，慈善产业只不过是“爱心”、宗教产业只不过是“安心”。于是得个结论：这是一个“直指人心”的时代。消费者不仅购买商品的功能价值，还要购买商品的心灵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对于商人来说，得人心者得市场。商品的开发就是心的开发，心的大化流行。心有万殊，故商品也有可供开发的万千形态。而“禅”是什么？禅就是明见本心，从明见本心而中得心源；禅也是发明本心，从发明本心而化禅入商，有了经商的基本阅历和经验，最要紧的就是“心”的品质提升和深度开发，所以从禅的智慧中直取商业活动的根本智是顺理成章的。在这里，商业活动只是外显的方便，智慧生存才是根本。

    这种境界当然不是一般商人能达到的，它需要觉悟和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比如对财富的看法，可以因觉悟而自觉地改变，也可以因积累和投入的扩大而不自觉地改变。海尔总裁张瑞敏推崇觉悟，他的看法是：“智力比知识重要，素质比智力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 （5）广东商人也有一句口头禅：“赚十万是自己的；赚一百万是家庭的；赚一千万是社会的。”一己之私的赚钱目的渐渐淡化，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境界上不来就会变成“数字游戏”，而回归根本智才能体现“生存智慧”。这种“大私无私”的现象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尔·盖茨最高身价曾达1千亿美元，但他声称只为三个孩子留下几百万美元，其余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用他的话说：“我不过是财富的暂时看管人”。在新经济时代，财是“守”不住的，是“液体”的、流动的，任何个人、家庭、民族都不可能把财富“圈死”，没有人是财富的终点。用禅者的话讲，叫作“取之于空，还之于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在禅者看来，经商是赚取财富的活动，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生存本相，是一种智慧活动而非智慧本身，经商不能着相，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经商又无非是真如缘起的大用，是利益众生造福社会的大行大愿，是用自己的智慧、福报、事业、财富大公于世。商本身是私，而没有对私的保护就不能有效地增长财富、行于大公。所以商人不经商就不能见禅，此谓真俗不二、禅商不二，禅是商的真源，商乃禅的妙用，惟有行此中道，才能不落二边、契入究竟。因此，经于商而不着于相，行于功利而又超于功利，这才是禅者的本色。

问题二：差别智与根本智。现代商业活动崇尚的是理性精神，每一项制度设计、每一种经营活动都需要科学地决策、合理地安排。经商是一种精明人所从事的讲求理性法则的智慧活动，是一种“差别智”，在这种条分缕析的理性精神的催生下，各式各样的管理理论、管理词汇也空前地繁荣起来：企业战略、名牌战略、ＣＩＳ策划、营销企划、×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公关战略与策略、ＭＢＡ教程、六西格玛、ERP、CRM、平衡记分卡、绩效管理、OEM、MBO、股票期权、品牌管理、员工满意度······令人目不暇接，其中的泡沫化倾向也是不言自明的。而高度理性化的另一面又是以某种激情偏执作为补充，现代营销的“魔鬼训练”和成功学的一些潜能激发就带有某种偏执成分。“似乎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人着起魔来，有股疯劲，真有一种潜能被激发出来的感觉。这是增长人性中无明渴望的妄业的方法，使人大脑处于兴奋、激动、贪着、竞争的一种颠倒状态，这样会导致人类社会失去宁静、自然、平和、正直、无求、喜舍、利乐的精神，更会在极端情况下产生不择手段地谋取财物与建树业绩，一切的罪恶均由此而引发，使人类在发展财富的同时，丧失了生命的根本原则，远离了觉性家园的空乐与清净。”（6）没有根本智的觉照，没有大本大源的显现，不能将商家的行为提升为道的高度，那么这些差别智就会演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精神混战，经济发展也会偏离人性的轨道，比如泡沫经济、片面追求产值、短期行为、经济增长中的文化瓶颈、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假冒伪劣等等。

对于企业家来说，根本智的彻显应是开发创造潜力的首选。禅主张明见本心，在清寂无为的光明洞照中，为思维洗刷、简化、清零，从而使觉性彻显而得根本智。净明山人对此的描述是：“体达一念未生处本来空寂，而于空寂处又灵明了知，此体虽空明无相，却是万法的源头，一切商业运作都从此而生演变，故唯有把握现前一念，一切从此流出，并于此当下，智悲不二，内外一致，体用一如，则自性清净湛然，应用无亏，所有作为，均如理如法，符合于一切因缘的变化，而于禅商者心中却无一丝作为，自然而然，妙智独到，故虽经商济世利益广大却无一法在心，了然洞达，道契天地而不居功也。”（7）

禅无定法定见的束缚，心性无限开放而又心无旁骛，于当下一触即发、直截了当。这种悟性不是非理性，而是超理性，是将天下的道理“打成一片”，所以这种“悟”是经验、知识、能力、素养、智慧的升华和提纯，是商人开发心智的根本。

从经营战略的角度看，企业家选择项目、谋划大局尤其需要开放心灵、提升悟性。企业家不是一般的商人和经理，他不能凭借发生过的案例来推理，而是要处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他对项目的悟性总是发生在具体论证之前，其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不可以用概率分布来描述。所以有人说项目是“嗅”出来的，是企业家的“原创”。北京地产商潘石屹以悦禅闻名，著有《茶满了》一书，他对项目的选择别有一套见解：“我曾经在internet上下载过一张世界地图，是傍晚从卫星上看地球。结果地图上灯光的亮度与人均GDP高度吻合。受此启发，我晚上开车横穿北京城，西边一片黑暗，······东边灯火通明，有在办公室加班的，有饭店的灯光，有酒吧的灯光，所以我把所有的项目都选择在东边。”（8）这种选择靠的不仅仅是想象力，更需要心灵的敞开。潘石屹对此似有所悟：“创造需要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清灵、放松、天马行空的状态。有人反复强调要有周围环境，其实环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战胜自己，本身最重要。工业文明的基石是专业化、细分化、规范化、标准化。这些在今天都过时了，成为创造力的阻碍。在今天工业文明处处污染的天空，有一股清风就是‘禅’，她反对任何的形式，提倡自然、实证，也是现代人寻找到了医治工业病的良药。”（9）禅讲开悟，开悟的心态就是不着相不定型、空诸所有、自由开放。

潘石屹也有一些怪诞的举止，比如他写《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的书，拿自己做的项目开骂，虽有广告炒作之意，却也不失开放自我、超越是非和恢复真诚批评的宽容。其实，世界上任何不可思议的创意都应该有一个平常心的底蕴，只有在“无”的空茫中，在大定现前、止水于心的清灵中，才会生出”天马行空”的自由和“无奇不有”的见地，才能空纳万境，火中生莲，权变随机。这就是不着相的智慧，就是根本智的开发。

差别智与根本智往往是互补的，不能偏废。商人偏重差别智，禅者倾向根本智。一般商人把“商业利益”当作唯一目的，即使悦禅也是只求“神通”，不求解脱；而禅者没有开发出差别智时，根本智暂处于本位中，自心清净六尘不染，唯于境缘中不得力，所以这种出世禅仍处在“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最易导致无明“顽空”。所谓“住心观静，是病非禅。”（10）禅惟有深入生活，觉性才得以活泼妙用，触途成观，“桃花红，李花白，谁道融融只一色?”（11）差别智的开发体现了发明本心、变化无尽的妙用，禅者若能充分发展这种方便力，就是圆满自性的功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商这种高强度智能活动倒是一种最好的“修炼”。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经世奇才都有某种“修炼”的功底，比如诸葛孔明羽扇伦巾的镇定超然，得益于隆中草庐的闲淡；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的军事胜算，离不开长期悦禅的心得。   

问题三：张扬个性与破除我执。现代企业家具个性风采，有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能量和魄力。禅的宗旨同样也是看重“自性”，主张“自家宝藏”、“即心是佛”，但这个“自性”虽是“自家”的，却又不是自我封闭的一己之心，而是超越小我的“大我之心”。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既有的、不变的“我”，一切都是流动的、缘起缘灭的，唯无我无法、无心无念，方有心灵的敞开。禅宗主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12），就是要帮助人们洞见这个虚化流动的世界本相，以无心为心，以无我为我，这就是般若的智慧。否则头上安头，被一个“我”字束住了手脚，就会落入无明与偏执。

对商人来说，“无心”、“无我”并不是提倡做事漫不经心，而是说做事的时候不要“我”字当头，要把主体破掉，做事就是做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应机而发，把我忘掉，不要把我的情绪、思量、观念、边见带进去，这样才能真正一心一意地“进入事情本身”，把事情做好；看问题也是这样，要就事论事，不要掺杂我的先入之见，即使有也要化掉，让它透明，“见则直下便见，凝思即差”（13），直下之见才能让问题直接呈现，而不是被错综复杂的表象遮蔽，变成语言的圈套。没有边见的“直下之见”往往见之更深、见之更切，日僧咏富土山有诗云：“八面都无向背处，横空突出与人看。”从平常的角度看，我们永远不可能同时看到六方体的六个面，但是一旦放弃角度的束缚，以直下之心相见，以无心之心为心，六个面就会同时进入我们的意识。这就是所谓“大道无门八方开”。

这种“人无我”、“法无我”的境界与商人的事业和个性并无根本冲突。因为“无心”成全的是“一心”，是世界本相的当下呈现，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种境界会使人更敬业、更专一，更能体会一沙一花的灵妙之境；而“无我”就是“大我”，是做大事的开放性人格，开放个性不等于消除个性，而是对自我的展开和超越。这种开放的个性是无需张扬的，有一种埋头做事的、“低调”的风格：“我所接触的禅，更像新经济时代的网络精神，更注重的是平等、自然而然的东西，你有什么样的事你就说什么事，表达什么。整个风格，无论是管理风格还是说话还是建房子都注重不要张扬。如果是张扬，显示自己的力量、显示自己的聪明，就和‘禅’背道而驰了，这是禅宗最重要的。”（14）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是真正开放的，就不需要“向外”张扬什么，因为没有“外”。也不存在“拥有”智慧，而是直接就在其中，前提是去我执、除边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以上是对禅-商关系的一点粗略之见。应当看到，禅与商的结合不仅为现代经济生活输入智慧资源，同时也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一种清理和品质沉淀。在中国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的这个关口，在经济发展处处瓶颈和潜规则盛行的“商战”环境下，“禅商”也许可以给我们注入一些清醒剂，给我们一点返朴归真、自我反思的空间，这就是“禅商”对现代经济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