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的公益广告family:人之初，性本野！【

人之初，性本野！

“野性文化”实即“巫傩文化”，为了正本清源，我决定不写“野性文化”了，因此，这篇文章也就报废了。谁愿意看就看，别骂我误了你宝贵的时间。特此声明在前。

                                                         人之初，性本野                          

                                                                           林河

  友人听到我正在写一部《中华“野性文化”史》，问我写这样一部史有什么必要？难道“野性文化”还能入史吗？我说：不但必要，而且非常必要！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看到的都是高踞于庙堂之上的“驯性文化史”，而没有人写过下里巴人的“野性文化史”。“驯性文化史”有高台教化的一方面，也有粉饰历史、颠倒历史、误人子弟的一方面。而下里巴人的“野性文化”，是人性之本、是科学之源、是文化之根，既含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开放、创新、公平、公正等的文化基因，也含有迷信、独裁、专制、强权、凶残、封闭、保守、欺诈、偏坦等的文化基因。假若我们把这些文化基因都研究透了。

人之初，性本野！

  人之初，性若何？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扬子曰：为我。其实，这三位古人说的都不对，因为，人的本性，都来源于生物的野性，在生物的野性时代，性善、性恶、为我都兼而有之。只有“人之初，性本野“才是人性的本源。

  春秋战国时代，主张性善、性恶、为我的三位古人各执一词，把当时的学术论坛吵得红火朝天，争论异常剧烈，甚至恶语相向。如孟子的一派就大骂他们的反对派：“荀子性恶，是无君也，扬子为我，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好在，那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言论最自由，最能体现“白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人们爱说就说，爱骂就骂，谁都不用担心打棍子，戴帽子，减票子，蹬号子，也不会担心掉了脑袋瓜子。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时间一幌就到了“焚书坑儒”的秦代，再一幌又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也就只能独尊儒术，只能谈孟子的“性善”学说，而不能再及其余了。于是整个的中国都“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喑就喑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的人民，也就只好年复一年地唱者：“盼星星，盼月亮，只盼阴天出太阳”的《盼盼歌》了。

  21世纪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阳光，学术界也沾了改革开放的光，思想比过去开放多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在学术界提出了许多被有些人视为“奇谈怪论”却又不幸而言中的问题。如马王堆西汉一号墓的女亡灵辛追是“跣足不裤”的南方越女，马王堆西汉二号墓的男亡灵黎朱苍不是“有名有姓”的汉人，而是九疑苍梧之野“有名无姓”的黎人（黎、雒上古同音，故黎人也就是雒越人，又被误译而成为了骆越人，是一个以雒鸟为图腾的民族），“朱”是古黎语“王侯”之意。“黎朱苍”不是姓黎名朱苍，而是黎语“黎侯苍”之意。我还认为屈原的《九歌》的“九”不是数目字，而是越语中的“鬼神”之义，《九歌》也不是九支歌，而是《鬼神之歌》。我认为屈原的扛鼎之作《国殇》，并不象郭沫若等学者所说是屈原哀叹楚君失败的“悲歌”，而是屈原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加民族凝聚力、号召楚军为国而战，激励全民族“生当为国士，死亦为作鬼雄”、足以“光昭日月、永垂千古”的伟大《颂歌》、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史上的第一篇不朽之作。我还肯定了“中华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中华文明之源不在黄河而在长江”、“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主要源头”、“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存在于‘野性文化’之中而不存在于驯性文化之中”，“‘野性文化’的意识形态，是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基因库”等一系列“奇谈怪论”。而且出了《九歌与沅湘民俗》、《古傩寻踪》、《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中国傩文化》等一连串长达300多万言的、以“奇谈怪论”为主的专著。直到现在，我仍然“奇谈怪论”不断。“人之初，性本野”，就是我一直想写的“奇谈怪论”之一。而且，我还想把它写成一部大型的《中华“野性文化”史》，本文就算是我的“野性文化”宣言吧。

                        “野性文化”，无所不在

  我之所以提出“人之初，性本野”这个命题，是因为我认为“性善”、“性恶”或“为我”都不可能是人的本性，因为，禽兽同人一样，也是有这些本性的。依达尔文的学说，人类是猿类的亲戚，当人从猿类向人转变的时候，哪能有什么文化遗产？人唯一能接受的遗产就是禽兽的野性。禽兽有哪些野性，人就会有哪些野性。且让我们来看一看是也不是。

  性善：中国的古人常用“舔犊情深”、“鸳鸯交颈”、“蝴蝶双飞”，“乌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胡马啸北风，越鸟巢南枝”等兽性来比喻人类性善的一方面，而学者们则用实地考察、摄影、录相等等方式，记录了动物之间一些极其感人的至爱真情。有一次，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小猩猩的母亲，带者它被野兽咬成重伤的猩猩幼儿，奋力地怕到高树上去躲避，但小猩猩还是死了，在临死前，做母亲的不断地抚摸亲吻，总希望她的心肝宝贝能活下来。当确认小猩猩已经死去的时候，她还是厮守一旁，继续地抚摸亲吻，脸上充满了悲痛欲绝的表情，一点也不亚于人间的母爱。我当时看了也为之感动。再如性恶如虎，也有“虎毒不食子”的一面。狡猾如狐，也有“狐死必首丘”的一面。

性恶：中国人常用“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狐群狗党”、“人面兽心”、“狡猾的狐狸”、“凶残如虎”、“贪婪似狼”来形容人性之恶。可见得人之性恶也是禽兽的野性之一。

为我：这也是传统的野性，即使是初生的雏禽幼兽，为了争夺母兽的乳房，也会以强欺弱的，因抢不到母兽乳房而饿死的雏禽幼兽，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有些野兽只肯为自己孵蛋，假若有人将它生的蛋偷偷翻动一下，它就会怀疑这不是自己生下的蛋？弃蛋而去。人类的幼儿也决不容许有人从他口中夺走母乳，有人要抢走幼儿手中的食物，他必大哭大闹，没有一个幼儿能够例外。为了种群的生存繁衍，飞禽走兽必须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必须与其它的种群争夺才能得到，这任务经常是由孔武有力的雄性去完成的。如与人类有亲缘关系的猴类，就是由雄性占山为王的强权社会。雄性猴王就是一山之主，它负有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打败侵犯之敌的责任。因此，在种群内也形成唯王独尊、雄尊雌卑的传统。在种群内，它享有进食，交配等的优先权利。群猴胆敢先它而食，或胆敢当他的面与它的爱妃交合，必然会受到它的严厉惩罚。雌猴则一个个翘起尾巴，露出红臀向猴王献媚邀宠。野鸡同样是雄性占山为王，如有其它雄性野鸡闯入禁区，会马上被鸡王驱逐出境。这都是禽兽中的“为我”野性。这一野性，也许就是人类出现阶级压迫、出现男尊女卑等的“野性文化”基因。

献身：非洲的野羊被狼群逼到深沟旁边，无法跳越时，便有老羊群集沟边商议，由老养跳下深沟，将深沟填浅，让年经的羊群从它们的身体上跳过，以牺牲老年的生命换得了年经生命的延续。非洲的野马，在猛狮追杀时，就会有一头野马离群，故意倒在地上，献身狮口，以自己的生命，换取马群脱险。这与人类“舍身为群”的美德是多么地一致。

侠义：我家乡有冬天放牛入山，来年再上山赶牛群出山的习惯，有一年，人们赶牛出山的时候，发现不见了牛王，四处寻找，才发现牛王用角将一只老虎顶在石壁上，牛与虎的身子都已腐烂。原来，牛王自认为有保护牛群的义务，便奋力斗虎，只怕老虎不死，便总是把虎顶着，一直顶到自己死去。人们为之感动，便在山上为牛王立了一块“义牛碑”，永志其事。至于为义犬，义马立碑之事，古籍多有记载。

自由：酷爱自由是野性世界的本性，动物中虽然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的本性，但捕食者有捕食的自由，而被捕食者也有逃避求生的自由。阶级社会以前的野性人类，和禽兽一样拥有这种自由，即使是互相残杀，也是你有杀我的自由，我也有杀你的自由，决不像阶级社会的人类那样，殖民主义者有奴役他国人民的自由，而奴隶却没有奴役殖民者的自由。黄帝老子要杀你，不论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处死方休。

平等：相互平等是野性世界的又一本性，在野性世界里，动物与动物之间、野性人类与野性人类之间都是平等关系，决没有某一种动物，或某一个人群要臣服某一个人群的现象，更没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上下尊卑的严厉约束。西方哲人曾有过这样的理论：认为人类的不平等首先要从实现男女间的不平等开始的，而男女间的不平等则是从性行为的不平等开始的，因此，要实现人类的平等首先要实现妇女地位的平等，而要实妇女地位的平等又首先实现妇女的性解放。不允许男人的可以三妻四妾、寻花问柳，压迫妇女，而女子就必须服从男子，从一而终，禁锢终身。西方的“文艺复兴”，现在的中国人往往只理解为导致西方文艺的大繁荣，出版了许多好的小说、诗歌、音乐、戏剧等文艺作品，却不知道“文艺复兴”首先是思想的解放，特别是解放了对妇女的性禁锢，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最大功绩之一。“性解放”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可以不谈，但西方“文艺复兴”所提倡的“性解放”，搅乱了西方世界可怕的死寂，从根源上砸碎了西方世界的思想禁锢，是思想上的大解放，才导致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文艺、科学等的空前发展，才把禁锢得金汤一般的古老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则是不争的事实。

无情：“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国不能容二君”是人兽的共性。以猴王国为例：猴王老了，就有年轻的公猴挑战它的王位，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以后，战败的老猴王威风扫地，年轻的公猴马上就成了新猴王，昔日的臣民则毫不留情地帮助新猴王将老猴王驱逐出境。我在一动物片中见到，战败的猴王被群猴从山上赶到山下，从山下赶入水里，穷追猛打，连让它上岸喘息以下的机会都没有，硬逼着它淹死在水中方才罢休。中国把猫头鹰当作恶鸟，相传猫头鹰幼雏长大后，会把它的母亲当食物，活生生的吃掉，可谓无情之至。

自欺：沙漠上的鸵鸟被人赶急时，便将头部埋入沙堆，以为自己看不见了，别人也会看它不见。老林中的野鸡，被人赶急时，变将头部埋入刺从，同样以为自己看不见了，别人也会看它不见。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蹬监狱时亲件，一个判死刑的被拉出去枪毙前，拼命往床底下钻，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被枪毙的命运了，可见人兽之间的心态是多么地相同。

欺人：我小时侯曾捉住过一只来我家偷鸡的黄鼠狼，我每天放学后都牵者它到田间去，捉一些青蛙之类的小动物给它吃，开始两三天呵好象非常听话，很高兴地吃着我给它的食物，但两三天后，它忽然四足抽搐，全身僵硬，我以为它死了，便解去它的铁索，把它丢在了田边。但它一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原来它装死是为了欺骗我。动物间的骗术是很多的。如娃娃鱼口含清水爬到树上，张开大口去引诱口渴的小鸟，趁小鸟喝水之机而误落它的口中。穿山甲伸出常常的舌头，引诱蚂蚁爬上它的舌头而自动成为它的美餐。杜鹃长着老鹰似的羽斑是为了恫吓小鸟，狐狸竖起它的大尾巴转圈子，是为了引开接近它巢穴的敌人、保护它的幼子，尺蠖长着树枝般的外型以哄骗天敌等等，人类也是沿用着动物的种种骗术，或以装死去逃避之吃活动物的野兽、或以伪装去欺骗敌人、或以诱饵去哄人上钩等等。

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的目的，也许是想为人类找一点“人之所以有异于禽兽者”的依据吧？可是，他却没有想过：早在有人类之前，“性善”的本性就已存在于禽兽的野性之中了，人类只不过“拾其牙慧”而已。

要谈还可以谈许多，单这些已足够说明“人之初，性本野”了。

“野性文化”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

最初的人类，从来都生活在野性世界，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在采集时代，大家就象山上的猴子一样，大家都在一个山林里自由地游玩嘻戏，肚饿了，一同去采集花果，口渴了，一同去掬饮山泉。虽然也有争夺猴王的群雄大比武，但为了集体的安全，猴王当然要最英武的雄猴担任。有时因争宠而大出打手，也是为了后代的繁荣而不能不作出选择。一切都是合乎天意，顺乎自然。

在渔猎时代，大家一同去水上捕鱼，一同去山中未猎，那里的食物充足，大家便迁徙到哪里，有肉大家分，无食大家饿。至今的山民猎俗中，仍保存了“上上赶肉，见者有份”的习惯，就是这样来的。在一些还处在渔猎阶段的原始民族中，还保留了所获一切归公，由女主人平分给大家的风俗，也是这样来的。

在农业时代，人类吸取了“有食同饱，无食同饿”的教训，为了告别饥饿，开始了驯化动、植物以备饥谨的劳动。于是，人类分化出了两大群体。生活在南方的群体走向了驯化植物的道路。生活在北方大草原上的群体走向了驯化动物的道路。

驯化植物需要爱心、耐心和精心，你不爱它，它就不爱你。你没有耐心，想拔苗助长，它就会死亡。你不精心呵护它，病虫害就会夺取它的性命。

驯化动物则相反，你只要有一根鞭子和少量的食物就够了。动物肯听话，你就奖赏它一点食物，动物不听话，你就用鞭子抽它。

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了良种不同的民族性。

驯化植物的民族，居住在繁花似锦的江南，只有天灾，少有人祸，求生较易。便养成了和平共处、和睦相亲、互助互爱、勤俭节约、精益求精、改革创新、热爱自由、不受约束、自给自足、无求于人、只图温饱、不求有余、一盘散沙、不修兵备、谦让讲理、性柔如水等民族性。形成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文化基因。

驯化动物的民族，居住在遍地黄沙的漠北，生活金库，求生不易。养成了勇武剽悍、团结一心、善于用兵、服从领袖、聚物敛财、巧取豪夺、专制独裁、奴役他人、性烈如火、动辄横刀相向等民族性。形成了中华游牧文明的文化基因。

在原始时代，由于中国的地域辽阔，这两种文化一南一北，老死不相往来，但在着两种文化交叉的中原地带，就免不了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北方游牧民族因为羡慕中原农耕文化的繁华，便把中原当成了他们的猎场，经常“逐鹿中原”，征服农耕民族，将游牧文化的额文化基因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基因熔为一炉，建力了能文能武的奴隶制国家。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在五千年前就出现了用奴隶殉葬的现象。可见得四千多年前，游牧民族的领袖黄帝在统一中原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了奴役被征服民族的现象。唐虞时分天下为十二牧，把智力民众的官员称之位“牧”，可见得游牧民族征服了农耕民族之后，是把农耕民族当作被游牧的牛马对待的。

这两种文化基因，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农耕民族创造了文明，但却停滞”在“只图温饱，不求有余”的小农经济阶段，不愿意产生剩余价值，游牧民族由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征服了农耕民族以后，便强迫农耕民族产生剩余价值以养活征服者。而征服者为了自身的享受，又进一步压榨农耕民族以产生更大的剩余价值。为了使被征服的农耕民族象牛马对待的。

这两种文化基因，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农耕民族创造了文明，但却停滞在“只图温饱，不求有余”的小农经济阶段，不愿意产生剩余价值，游牧民族由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征服了农耕民族以产生更大的剩余价值。为了使被征服的农耕民族像牛马似的服从，就必须产生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驾驭被征服的农耕民族。因此，以前的“野性文化”就不合时宜了，于是，必须产一种新的文化来代替“野性文化”。这种新文化想尽办法让被征服的农耕民族忘掉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野性文化”，而是要求他们象牛马似的辛勤劳动、听天由命、安于做奴隶的命运，绝对地服从主人。这种与“野性文化”截然相反的、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新文化便是“驯化文化”。

从此，人间便出现了两个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两个社会-----上层人士制造的“驯化文化”社会和下层民众自古传承下来的“野性文化”社会。出现了两种文化，一种是上层人士强加于民众的“驯性文化”，一种是禁而不止的下层民众的“野性文化”。

上层的“驯化文化”为了压制下层的“野性文化”，只要征服成功，便对征服的民族夷其宗庙、毁其重器、焚其典籍、奴役其民。

为什么要“夷其宗庙”呢？对笃信祖神的古人来说，宗庙就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古人遇到了有关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总爱到宗庙里去“哭灵”，向祖先去哭诉，屈原的《离骚》，就是一篇声情并茂的《哭庙词》，“夷其宗庙”就是要让被征服的民族哭诉无门。

为什么要“毁其重器”呢？所谓“重器，就是祭祀祖庙的礼器，其最有代表性的礼器便是“宝鼎”，中国的古话中有“鼎定中原”、“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语，就是这么来的。毁掉其重器，就是要被征服民族永远自己当家作主的历史，消灭其民族感情，永远令其处于奴隶地位。

为什么要“焚其典籍”呢？所谓“典籍”就是记载其民族世系、历史文化、并引以为荣的爱国主义教科书，“焚其典籍”，就是要被征服的民族永远忘记自己的祖先和历史文化，安心做征服者的奴隶。

在中国“驯化文化”的严厉打击下，中国的“野性文化”终于被赶出了曾经因它而辉煌过的“中化文明圣殿”，而流落民间，继续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压迫剥削、闭关锁国而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为各行各业的改革创新、科技发明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

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中，有三个都亡了国，就是这一原因造成的。剩下一个古老的中国也不例外，五千年来改朝换代，连绵不断。唯一的不同是，其它三大文明古国的灭亡，都是因为异族的入侵而中断文明进程，而中国则由于地理的优势，异族无法入侵，每一次征服与被征服，都是中国各民族同室操戈的结果，也就是文化不发达的中国游牧民族，羡慕南国的锦绣河山，先进文化，因而采用了武力征服的方法，其目的不是想用自己的文化去消灭别人的文化，而是把自己的优势熔入南国的先进文化之中共创辉煌。中华古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能熔合众多的民族文化为一炉，形成了一个极其统一、极富特色、密不可分的中华文明，实质上，就是中华各民族文化，通过国家统一这根纽带“强强重组“、创造更大的辉煌。

               我为什么要为“野性文化”修史

“野性文化”从人类告别了猿灯世界后就开始了。当进入农耕时代后，曾为人类文明的从无到有作过伟大的贡献。中国的“野性文化”对人类的贡献尤其重大，可以说，人类文明的一切基本因素，中国都在距今一万多年到距今五千年之间完成了。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论：是中国人第一次让全人类住上了高台式木楼（18000年前的临澧竹马村文化）/是中国人第一次让全人类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15000年前的道县玉蟾洞文化）/是中国人每一次让全人类用上了令人类引以为荣的陶器（15000年前的道县玉蟾洞文化）/是中国人第一次让全人类穿上粗纤维纺织的衣裳（15000年前的道县玉蟾洞文化）/是中国人第一次让全人类过上了聚族而居、安居乐业的日子（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是中国人第一次描绘了农耕文化宏伟壮观的祭祀场面与傩神神农氏的光辉形像（7500年前的黔阳县高庙文化、辰溪县松溪口文化和6800年前的征溪口文化）/是中国人第一次让全人类享受到了美好的城市生活（澧阳平原城头山文化）/是中国人第一次画出了中国田园生活的美好蓝图（7000年前的长沙市南沱大塘文化）/是中国人修筑了中国的第一条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城头山文化）/是中国人修筑了中国的第一条接通洞庭湖的护城河（城头山文化）/是中国人修筑了中国的第一座大木桥（城头山文化）/是中国人修筑了中国的第一个通商港口（城头山文化）/是中国人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批商品陶手工作坊（城头山文化）……

将文化氛围“野性”与“驯性”两种，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向“世界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学来的。袁隆平院士曾经告诉我：“驯化稻之所以无法再增产，完全是驯化过度的结果。要想进一步增产，就必须在驯化稻中注入里生稻的野性基因，获得远缘杂交优势，形成良性组合，恢复客观存在的野性活力”。这仪科学论断启发了我。人类文明不也是如此么？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进步，不也是人类文化基因良性组合的结果吗？而人类社会的落后倒退，则市人类文化基因恶性组合的结果吗？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极力推崇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学说：“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社会”的哲理，中华文明的“文明要素”就在古老的“野性文化”之中。因此，“野性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DNA（基因）。我们呀怒就生物的DNA，能够在生物学界产生一场空前的生物学革命，我们研究物质分子的DNA，曾导致了原子弹、宇宙飞船等简短科学的诞生。我们也同样可以企望从中华文明之源的“野性文化”基因中，筛选出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益基因，使我们的祖国能够突飞猛进地前进。

我为什么要为“野性文化”修史？道理简单得很。就因中国两千多年来，只有帝王将相的专制文化史，只有封建礼制的愚忠愚孝史，只有文人高士的荣华富贵史，只有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史，只有教人做驯服工具的“驯性文化”史……却没有中华先民的开基立业史，没有信男信女的“巫风傩舞”史，没有少男少女的恋爱婚嫁史……因此，世界史记载的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二十四史记载的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中国。

我只所以要写《中国“野性文化”史》，就是想让这个不完整的世界变得完整起来，让大家都知道：除了有一个历代王朝的史官们笔下的满纸“驯性文化”的中国以外，还有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另一个不见于著录的“野性文化”的中国，好让中国的历史变得更完整一些。然后，将这两种文化进行筛选，去掉其恶性基因，发展其良性基因，利用文化基因的良性组合，尽力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和平、幸福、公正、公平、充满活力的未来社会。这就是研究“野性文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我研究“野性文化”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