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丢平台被罚款了:范曾《“书道”法自然》（2）

　　前文已论及书家对大造之启示已有敏妙的种种言说，吉光片羽，时有峻论。然而书道的审美自觉并走向全面之审问、明辨进而笃行者，《书谱序》固为不争之经典，而且所论核心仍是书道和自然。以孙过庭之博雅冲和，其于书道当为唯美主义。然唯美矣，其所论述则荦确峥嵘，有儒者激于理义之气势。余自少熟读之，背诵之，以为爽籁发而清风生，中心之倾慕有不可言表者。其于书史以审美之眼光，不十分赞许厚古薄今之说，而以变易为常理：“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为椎轮者乎？”孙过庭以自然状貌比拟书道，文附骈骊，畅达淋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其次以书体论，虽古今真草不同，而用笔之理则互为激发，并无龃龉：“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他以张芝善草而具楷书“点画狼藉”，这里的“狼藉”二字却非常人之贬辞，狼藉者，生动而不板滞也。又以钟繇善楷而不草，而用笔具草书之“使转纵横”。进一步他以为篆、隶、草、章，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书之“婉而通”与隶书的“精而密”，草书的“流而畅”与章草的“检而便”，仅为说词方便，并非削木为吏，互不议对。各相交融正孙过庭之《书谱序》之不拘一格、主张兼善的大规。

　　而书法之为道，非同弈术之小。至大之境必为本乎观之于天，悟之于心，应之于手。挥写之际，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当此之时，正所谓天人合一，略无间隙。在一度性的时间之中游目而骋怀，其人生快意当非手执笔而游心旁骛者可得而梦见。于是孙过庭乃发五乖五合之高论：“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妙哉斯说也！今之书家，虽过河之鲫不足言其多，而思遏手蒙者众，世人瞠目，良有以也。或自称师某人，法某家，其必仅状其形貌，失其神韵；而自许创新格、废木索者，其必致内迷其理，妄生怪诞。世人侧目，有由然哉。

　　能与天地之心凑拍者，始能作到形其哀乐，述其怀抱，为时为事而作，非为书而作也。要之，中国书道亘古以还，凡能传诸后世、彪炳千秋者，必遵宏门正学，不以乖张、猥琐、邋遢、訾謷、秽浊为逐臭之标；而必以平和、恢宏、潇洒、豪迈、清新为众芳所在。以此，知逐臭为书道膏肓之大病矣。进言之，虽不称病，终不属佳境者，如奇如险，要非《中庸》不偏斜、不倚侧，《大学》明明德，追至善之大境界，故孙过庭极言“平正”二字之至尊地位：“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正如西方哲学之正、反、合三段论，终极之追求仍为“平正”。当其时也，志气和平，不激不励，那就是大人之境、圣人之境了。黄庭坚称苏东坡为佛，自信为尊，应是大书家自知虽笔势如饥鹰渴骥，终不似苏东坡从容与徘徊，翰逸气静也。中国书论至于此，可谓至境极则矣。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问今之书坛，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相与鼓吹标榜者，大体自以为走进现代，必显出一副不屑先贤、眼空无物之伟岸姿态，或辫发而蓄须，或龇牙而咧嘴，然一涉笔，便入荒率破败。此无它，心虚耳。或虽薄海名噪，而其学养天赋，尚不及中材之人，则又作老成矜持、言必玄奥之态，当悬其书作于素壁，乃若老者执拐，不堪挺立。此亦无它，亦心虚耳。天下有盖世奇才而不自知者，而无才不自知者则未之有也。此中自知无才而又作态者，其贻笑于大方，固自取耳。艺术一事最重一“真”字，最恶一“伪”字，学书者能不警欤？

　　书法的自足的体系，往往是其他非书法因素难于侵入的王国。它的自足来自两千年至三千年之间（殷至先秦）所形成的神圣之自尊，它不需要它山之石，它自身的进步是持重的、稳步的，不是突变的、理念先行的。前文所提到西晋卫恒于书体之流变，分析最称精当，而这种生发演变，不惟未尝损害中国书法之精神，而是顺势应变，更进一步发扬了中国书法自身的内美。卫恒在剖析了古文（自仓颉至史籀大篆）、篆书（李斯之后的小篆）、隶书（包括散隶）、草书（包括章草）的体势之后，特别强调了“法象”、“体象”于物，所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进一步阐明了书法与天地精神往还的根本观念。而这种由繁而简的过程即所谓“省改”从时间的一度性层面看，则是为了“便捷”。“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字以白话解：官场隶徒以节时而使用之书法，正所谓“隶书者，篆之捷也”。草书同样源于“省改”之目标：“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随时间之迁流，书体乃由繁而简，速度则由徐而捷，书家们是在做着一种“为道日损”的工作。而这种损之又损的结果，不是背离“道”，而是对“道”的一种趋近，是对书法美学的拓展而不是削弱。当今书家急切于创新，于是置一主义横亘胸次，必以骇人耳目、尘秽视听为目标。正卫夫人所评：“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卫铄《笔阵图》）中国书法自足之体系，非谓其画地为牢，势不可入也。它顺应着天地的大美，当风披襟，敞开胸怀，以迎真知灼见者的创获，虽世变事异，其宗永存。亦若康德所谓“作为本体而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第二篇，第二卷，第九节）。因为天地大美是永恒而无言的、恒居而不变的存在。

　　书法于自足之体系之中，代有高手，各臻其妙，风格即人，正不可以一字而评一代。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姿，清人尚变云云，不惟于哲学上不同范畴，焉可比列，且也晋人如王羲之，韵固存于严密之法度，宋人米芾其隽意正存于妙姿，“清人尚变”更不知所云矣。庸人妄自炫耀，而论者竟以为大纲，愚瞽治学往往如此，实不足为后学引导也。

　　古代书论之大要，已如上述。迨清乾嘉以降，朴学大兴，于古碑刻鼎彝之研究，造诣日深。包世臣之《艺舟双楫》、康有为之《广艺舟双楫》可为书史重典，功不可没。然重碑轻帖之风亦因以大倡，而康氏之论，略类其史考，时有妙悟，间以偏激，先曾祖范伯子先生之评：“独爱其才，不爱其学”，可谓一语中的。而又评戊戌诸俊杰：“视事易而举措急”，不惟可评其从政，亦可用以评其学术著作。设以康氏之见以衡中国书法，则魏以后当无可取者矣。此十翼所不敢轻同者，因与本文之旨取舍异途，兹不赘矣。

　　言及至此，我对文物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圣彩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三家联手出版的百册中国历代法书精品大观，谨表示虔诚的敬意和无限的赞叹。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其印制精美，庶几乱真；装潢之典雅，并世无双。手抚巨帙，感慨系之矣。回望远古之世，伯英、元常云殁，片纸无存；羲献之迹，唯留临本。自陆机《平复帖》出，董其昌考其真迹无疑，云破天开，中国书法微茫晨曦，已预千日当空之世必将来临。而今所出版之百册巨著，正是明证。嗟夫，天不亡我中华，必不亡我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之最足为宝贵者，为形上之哲学，形下之文物创制。而熔天地人文于一炉之书法，则不惟形上思维之载体，亦且为至大至博的、世界唯一的文字而为艺术的心智之果，于全人类文化的宝库，平添无量之光辉。大哉，中国之书法艺术。十翼何幸，敢竭鄙诚，著文卷首，所望于当代硕学者，共相揣摩，以昭灵光，后之来者，当更有发明，余其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