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法自然（1）

　　自然，自在已然的大存在，这是本人对自然的一个简赅而确切的定义。它是不藉外力的“自在的”存在。“自在”极言其无处不适宜，无处不合理，无处不恰到好处。在狄拉克看来，只有最精密的数学，庶几描绘其构成。“大存在”，言其空间广大无垠，时间无尽无休。一百亿光年不可方其遥，一百亿年不可述其永。人类在这个大存在的面前，除去敬畏而外，别无选择。而人类的所有艺术，能做到尾追它，就是守本分、顺天理的理智行为。反是，你刚跨出了违拗的一步，便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人类在自然面前，想生存下去便得老老实实；同样，人类的艺术创制想发展下去，也别自作聪明，妄自尊大。柏拉图把这冥然的大存在用“永恒理念”一词描述，宇宙万有是永恒理念的摹品，而艺术则是摹品的摹品。艺术家们，谦虚一些吧！你的智慧不会超越自然，做自然之子已是你无上的荣光。

　　当艺术天才而敏妙地描摹自然时，那便可以幻化出无尽的美妙。它是那样地使人目迷心醉，身心俱畅。它们既质实朴素而又绚烂瑰玮，不愧是大自然的宁馨儿。人类历史上所有精妙绝伦的艺术，无一例外的一定是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产物。而中国的书法则以它极度的颖慧与大自然心心相印，中国人发现了一个与数学表述自然完全不同的形象的语言表达。这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形象的摹品，更重要的是意象上的、神韵上的、性灵上的摹品，因之产生了类似符号与密码似的点线勾画。而这种点线勾画所形成的图像--文字，成为一种举世无双的艺术。它是一种造型，不仅仅是形似于万类，而是一种意味上的、对万类倾诉的衷情。中国书法之妙，在于它的概括力，那是简约的、明确的、生动的描述。文字作为个体的描述，已竭尽美轮美奂之能事，当它们由字组成句的时候，中国人的发音更使之成为绘画性和音乐性的高度结合。于是书法与诗歌是嫡亲的兄弟，是形体与音色的合二为一。没有一种艺术虽与事物的形体相距那么远，同时恰又与事物的神韵相融如此之洽。这就是书法艺术。

　　中国的书法载荷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它的生发、演化与中国的文化同步。它浸透了中国以感悟为本的智慧，它远离了生硬死板的拼音术，而走上了一条凭虚御风的艺术之途，使全世界一切文字黯然失色。由于简捷明了，它省却了拼音文字的繁文缛节，而以一字一音的特色，几千年来独立而不改。“五四”之后有钱玄同、陈独秀、瞿秋白者，欲以拼音文字取代中国文字，幸其未果；倘若然，则他们的罪过将胜过一切的文化摧残者，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呐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的文字功能至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出，作了理性的归纳，其“六书”之说，至今仍葆厥美。一曰指事，若路标之上下也，一目即可了然。二曰象形，以简约之笔，状其行貌也，如日月。三曰形声，有形矣，更助之以声也，如江河。四曰会意，以事理组合也，如武，止戈也；信，人言也。五曰转注，连类通感，互为发明也，如考，父也；老，父辈也。六曰假借，本无其字，托事而知义也，如号“令”于县而发令者，“县令”也。亦有指事、形声相兼者，如“忐忑”等等。

　　《说文解字》以其瑰博周赡，精细入微，于中国文字之形、音、义，堪称鞭辟入里，为世所公认。后之硕学，或有指摘，白璧微瑕，不碍经典。亦有炫己恃才、妄加评述者，自取其辱，盖与《说文》无关。

　　书家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之前，看到那万有无尽而不息的生发，周行而不殆的运动，瑰异而神奇的状貌，那不可计量的物种都依循着大道--自然在幻变，微茫的烟波，明灭的云霞，莽莽平沙，茫茫皓雪，都是逆旅之过客，曾不能稍留于一瞬，对它们的描摹若囿于一时一地一物，那将是刻舟以求剑，胶柱以鼓瑟，结果将是一无所获。于是对它们意态的心悟，“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刘勰的这几句话是颇能描述书家作为审美主体时，主客交会的状态的。

　　智慧的书家们知道大造的启示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东汉蔡邕论及书法之形、散、势，皆能于篆书中领会自然之妙有，“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骆（络）绎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不可胜原（意即运笔之旌麾所向，不可能达其源头）。在此，他是存有着对自然既倾慕而又谦卑之心的。蔡邕论书之”散“，用辞最称妙绝。他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三国钟繇见到蔡邕之字，钦敬之情达于变态，“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因悟：“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庸凡所知。”他的“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钟繇《用笔法》）自成名句。蔡邕和钟繇的故事是流传至今的最早记载，也是以书法的笔、势与自然状貌比拟的发轫。

　　隋唐之前书论，代有佳什，若西晋卫恒继钟繇而后提“体象”（指天象）、“类物”（指物象），踵接前修而又有发明。索靖虽书称大家，而玄乎其论，比类欠伦，兹不赘述。卫夫人《笔阵图》，比类大而无当，然其“通灵感物”说，尚称有识。而“意前笔后者胜”开“意在笔先”说先河，厥功至巨。王羲之对卫夫人先恭而后倨，然其书论，大体不出卫夫人之藩篱。唯其《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波三折”之说能发前人之未发，良可喜也。而于《书论》中提出藏锋灭迹之说，更为后之书家所奉遵。北魏江式，为书正名，对炫惑于时的巧言予以鞭笞，足见今之招摇后现代书法者，并非前卫，以江式之评语“俗学鄙习，复加虚造”八字可作当头棒喝。后之论书者，若袁昂辈，睚眦过甚，点评失度，兹不一一。

　　而至孙过庭集其大成者也。其《书谱序》立论之高迈，行文之婉转，摛藻之华赡，一千二百年过去，其昭彰前修，启示后人，无以过之，而其最根本的旨归仍是书道法于自然。围绕此一中心所展开的古今之辨、优劣之判以及书法本身的则守，真可谓立极则于千秋，树圭臬于百家。文论中刘勰之《文心雕龙》与之并称双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