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旋风”主政下的“昆明时代”

　　“市委办公大楼的台阶共有二十多级，仇和几步就跨了上去。”日前，有记者来到昆明市委机关大楼采访，一名年轻干部对记者说。将近三年来，仇和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雷厉风行的强势姿态。从江苏到云南，仇和从政的过程中，因其大胆的举措，他一直是社会的焦点人物。

　　从2008年初到如今，昆明经历了“仇旋风”带来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公布官员电话、大招商、城中村拆迁、修二环、治污减排、高密度绿化、拆防盗笼等等，在各种蜚短流长和质疑中，仇和个性的饱满与新昆明大都市的疾进并驾齐驱。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2009年昆明的“政府性融资”较2008年增长了8倍。

　　“他或许就是避免昆明陷入经济倒退泥沼的惟一路径。”一位深谙昆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当地官员表示，除了烟草、旅游，昆明似乎找不到其他支柱。甚至在2007年前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昆明排名直落至第73位。

　　再过半年，仇和主政昆明就将满3年，而他个人也将满54岁。记录昆明发生的一切，不在于个人的功过与是非，但就于公、于私，于政绩民生、于人生智慧，仇和似乎都应值得肯定。

　　脱胎换骨的3年

　　2007年是昆明经济最为低靡的一年。全市GDP竟比同处西部的成都市落后了将近2000亿元。“当地干部的内心同样低靡，接近底线。不如成都，不如南宁，甚至连几百公里以外的贵阳也有了差距。”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云南省提出了“新工业化”的口号，仇和的到来以及之后他的全部改革措施都可以视为“新工业化”布局的一部分。

　　许多市民并没有亲眼见过仇和，但街头巷尾对他仍是热议不断。“头发三七开，眼睛虚泡，走路急匆匆，步伐大、有力，说话时双手总是比比划划，看着很不一样。”家住昆明新迎小区的普通市民曾老汉向记者描述着仇和书记在电视里的形象。

　　2008年初，一条因打瞌睡而丢掉官员乌纱的新闻报道占据了当地某媒体头条。这几乎成了仇和的铁腕行政见诸报端的强有力表现。尽管事后证实仇和并未作出罢免指示，同时该官员也是替人开会走了“背”字。但大家都知道，仇书记不会那么“随和”，肯定会有大动作。

　　而这位仇书记也丝毫显示不出初来乍到的陌生，翻《昆明通志》，看市情蓝皮书，对着昆明的山山水水他总能道出一连串的数据来。

　　由于仇和对于昆明城市改造的熟悉简直像一本百科全书，私下里，他被当地人戏称为昆明这所“学校”的“仇老师”、“仇校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之后，“仇校长”又对昆明人引以为豪的福地挑了一堆毛病：“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西部堵城’；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昆明的多数官员显然没有见识过如此不留情面的质疑！尽管没有公开的反对，但也有人被思想上的障碍堵得严严实实，他们不解，“历届书记、市长乃至更高级官员也没有做过如此评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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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仇和似乎更能体会改革的阻力不是来自百姓、市民，而是在领导干部中。

　　在随后的几天，仇和在发言中强调了治理城市污染、疏导城市交通、加强招商引资的软环境建设、加快城市工业化等工作重点，也许是以前的昆明市长和书记们讲了太多的次数，这些话并没有在民间引起太大反响。

　　“这么多的公务员，1/3去招商，1/3去创业，剩下的1/3照样能把这些事情做完。”昆明官场被震动了，此事出于仇和书记的一段讲话。

　　2008年春节之后，昆明市民开始纷纷议论起市政府新出台的举措，他们发现，这位新书记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影响。

　　市政府的一个文件内容是，昆明要拆336个城中村。这个消息震动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正如仇和所形容的那样，昆明的主城区，可以称为一个由城中村组合起来的城市，整个城市显得杂乱无章。“拆迁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仇和书记和张祖林市长都多次说过这句话。尽管如此，但还是产生了不少阻力。

　　比起拆迁城中村，另一件涉及面不是那么广泛的事情，引起了市民更多的关注。为了缓解昆明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城区二环高架桥建设定为“三年任务一年完成”。

　　不少人担心工程质量，仇和对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梁晓谷说，“晓谷啊，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晚上你拿一个手电筒去桥下照照，水泥颜色是不是一样，桥梁平不平，一照就知道了。”

　　跟仇和的步伐一样，他期待改革的决心也是那么急切。仇和主政昆明后，推行了多项便民措施，取消了76项行政事业收费，大幅度降低了当地的创业成本，赢得市民赞誉。但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推进改革，大量政策匆匆忙忙出台，对过程的省略，也引起了许多人对仇和执政细节的质疑。

　　然而，他利用上任的这股势头，迅速点燃了昆明改革之火。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让昆明走上了一条脱胎换骨之路。“有人说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自己身先士卒，自己参与到整个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带来一种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和非常高的效率。”作为搭档的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如是评价。

　　今年4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专门设立《“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以深入研究、重新审视“仇和新政”。

　　据该课题组负责人谢庆奎教授介绍，课题组将对“仇和新政”展开广泛、深入地调研，并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

　　如今，“仇校长”有了全新的含义。两年半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度回味他在就职发言时说的那样，“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我们也能够看到昆明这艘巨轮，无论航向、航速都已修正到了既定的水平上。对于“舵手”仇和来说，或许他现在不是为自己的决策被民众渐渐接受而欣喜，而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多民主义”

　　仇和的个性以及他所演绎的“改革剧”，已成为更多人关注转型时期改革走向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尽管他的铁腕治政也遭受着诸多质疑和阻力，但他所为主旨的在改变昆明的落后面貌，自然也赢得了百姓的普遍信任和拥护。

　　“希望在民间、活力在民营、发展靠民力、稳定靠民富”，“民投、民主、民办、民营、民富、民强、民乐、民享。”仇和如是说。

　　昆明市西山区政协委员胡鹏飞评价仇和时，称其“事业心强，心系民生，有个性。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绝对不是作秀。他的确是一个干事业的人，敢作敢为，敢于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对这个地区的发展负责。”在一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仇和明确活动开展的总要求，阐述以人为本的内涵，强调学习实践活动要在改善民生上求实效，表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决不是一种形式，重在实践。”

　　仇和认为，以人为本应包含三层内涵，即第一个层面是出发点，即以民为主，以人为目的、以人为目标、以人为方向，发展人、提高人、改造人、提升人；第二个层面是实现过程，必须坚持教卫为先、成才为根、创业为要，做“五变”的文章——大力推进人口变人手、人手变人力、人力变人才、人才变资本、资本变财富，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生存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第三个层面是最终目标，就是使老百姓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

　　而昆明的现状是有3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5.6万绝对贫困人口，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只达到80.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达到22%，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482元，比全国低129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610元，比全国低151元。

　　“这与昆明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极不相称！”仇和说，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环境交通、城市拆迁等方面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加快建立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使民生问题得到制度化安排、系统化解决、长效化推进、项目化落实。

　　过去两年多以来，大刀阔斧地进行以市场化为主旨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并进行相应的吏治整顿。因此，仇和的行为在整个官场上似乎都显得另类和孤独。

　　然而，仇和的改革和魄力也同样赋予了民生更多的含义。由于对民生概念的广泛理解，他被人们称为是“多民主义”的践行者。他还说，“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一位和他熟识的乡镇干部说，仇和的文章和言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发展、民生这样的关键词。“他不仅说，而且做。”这位官员转述仇和的话说，“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哪些问题紧迫就先解决哪些问题，问题解决得越多越好。”

　　在昆明乃至全国，普通百姓关注仇和，显然不单是瞧热闹，而是对获得“仇和式”治下的福祉安宁的期待。同样，仇和的作为也向老百姓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只有心里装着百姓，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锐意改革、创新务实、勤政廉洁、政绩突出，才能得到老百姓支持和党组织的信任。

　　一个实干主义者

　　2007年12月，时任江苏人民政府副省长的仇和调至昆明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将近三年间，昆明的跨越式发展一如既往地紧随仇和的改革步伐，并成为一方身体力行，不断发力、不断调整路标并步步突围的征途样本。

　　记录昆明发生的一切，仇和只是众多推动者中最受人关注的个案。回想近乎于誓言一般的话语，仇和说，“要把昆明建设成为集湖光山色、滇池景观、春城新姿，融人文、景色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森林式、环保型、园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

　　在他看来，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得建立高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于是，快、狠、猛的仇和式行政风格，被仇和灵活地移植到了昆明城市建设和发展中。

　　过去两年多来，昆明的改革创新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截止到今年初，昆明市实际利用外资达6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外资额的77.5%，成为云南省当之无愧的“顶梁柱”；一年种了过去10年的树，百姓尽情享受“雨天出门不打伞”的绿阴；昆明市历史上最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快速系统1年内完工，无一个红绿灯，市民回家的路变得近了。昆明两年在全国获得近20个奖项，从默默无闻逐步走到“舞台”中央……

　　如今，由于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制度建设，公众长期积聚的情绪也得到了逐一释放，政府在从细节上培养着公民的参政素质和能力，公民也借助着民意表达机制渐渐地进行着政治参与。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断满足着公众的“监督渴求”，让民众感受着民主的精神，民意的代言机构越来越起着积极的作用。

　　曾经一些在质疑声中转身的制度，让理性与民意的交锋慢慢求同存异。理性与民意之间的互动，使民意渐成政府决策的一种制衡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仇和的昆明时代，除了延续铁血激进的改革以外，他更多地成了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主义者”。他的步伐和昆明的发展连在一起，他总是“天黑赶路，天亮进城，领先一步，胜人一筹”。

　　在他看来，“什么是抢抓机遇？当别人有时甚至是在上面打瞌睡时，你率先把事情办了就是抢抓住了机遇。如果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动手，那抢抓到的肯定不是机遇，顶多是个机会，有时甚至连机会都算不上。”

　　仇和作为当代中国官场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的影响却已经远远超越了官员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敬业精神乃至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也有人担心仇和升迁或调离，担心“后仇和时代”的昆明发展，其实，只要凝聚起深化改革的共识，也就找到了发展的推动力。或许，这也是中西部地区解决现代化及其政府改革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