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图片:范曾散文《与收藏家语》

                                                          快炙背美芹子收藏 2011/4/12                                                              与收藏家语
         以艺术品为交换对象，即艺术走向市场，王羲之以书易鹅之传说，可视为始作俑者。然此与上古先民之“抱布贸丝”，以物易物相类。迨至清乾隆间板桥道人悬笔单以索银，视“交情”为伪，崇货殖为尚，已开论货计价之先河。至近世齐翁白石，量以尺寸，可谓锱铢必较，市场经济之概念，更趋成熟，正马克思所谓之撕破温情脉脉之面纱也。
        解放后一切纳入计划经济，市场之概念处于全民性淡忘状态。及至七十年代末，国门初开，海外商贾渐入，画家惝恍，以私下卖画为耻。彼时画亦无市场价格之准绳，竞有以数十幅苦禅或雪涛之作品易一台电视机者。更有甚者某，称日本华侨总会主席者来京，西装革履，遍访名家，乃开琼宴于全聚德，另辟一室，则毛笔纸张侍候，于“四人帮”淫威下被压抑多年之画家，酒过三巡，不觉技痒，黄胄三两幅，苦禅师两三幅，作人先生两幅，可染师两幅，兆和师两幅，我方年壮，挥写竟至于三四幅，侨商大喜过望，宴罢所卷走者，恐可购置一座全聚德烤鸭店矣。而画家呆鸟般握手言别，犹以为胜地不常、盛宴难再，各自欣然回家无事，此景此情实有足供后之来者嗟叹者。越数年，我有机会到日本，方知此位“侨领”，原来在东京蓬门僻巷开一家小面馆，做自打钟鼓自烧火之撑门人。
    更有以日本爱国华侨设置永久性“弘扬祖国文化”为己任之会馆，通过文化部门或外事机构向画家征画，二十余年后至1998年，这批作品皆返潮回国，上了各家拍卖会。画家大呼上当，然为时已晚，画既送人，人欲卖之，干卿何事?亦且彼时并无任何对画家之承诺，此所谓苦果自栽自尝耳。闻有 数位画家遗孀联名愤而告之，然卖方早知胜券在操，竟有记者于媒体盛赞外 流名作回归，飞入寻常百姓家，怪论奇谈，可为一哂。此外尚有轶闻可载画 史者，凡捐画者皆得馈赠西铁城手表一块，其时石英手表为国内所罕见，夜 半莹然有光，谛听杏然无声，此中之乐与今日之怒，适可抵消，窃以为无庸 更求其它矣。
    我生也晚，书画作品市场之启蒙地应是四十余年前坐落于王府井大街之 和平画店。店主许麟庐先生风华正茂，今日虽与我忘年莫逆，而当时却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悬于画店中最贵之作品为四尺整宣齐白石花鸟，价六十元，此数颇令少年的我咋舌。而吴作人先生金鱼止十二元一幅。和平画店亦时时举办个人画展，记得有王铸九画展，展出作品一幅二三元之谱，且有白石生前题字代序，大意谓：吾平生弟子逾千，而惟王铸九亦步亦趋云云。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为口号的白石老人，此语褒贬之间，颇费思量。又如有包于轨书画展，作品亦三五元左右，而先生平素习字则二角一幅。不期展出三天，风雨如晦，真“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矣。包于轨先生老友苦禅师激赏其笔墨而叹惋其命途，谓“一辈子好不容易开个展览，三天就下三天雨”。五十年代书画市场萧条瑟索，一如包于轨先生展览之景象，凄风苦雨而已。    七十年代初，我画也贱。记得有一次到荣宝斋之编辑室小坐，米景扬兄将一信封塞于我上衣口袋，谓所画山东老翁一作已被收购，七元人民币稿酬。我抚膺微赧，不知所措，因距批“资产阶级法权”之时未远。马克思早有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天才是没有报酬的。这七元是净是秽说不清。接着上公共汽车回家，一路几次抚摩，块然犹存，及至家门，口袋中已空无一物，早为窃贼所觊觎矣。一向以博雅自恃之我，虽不必为七元捶胸顿足，而一时失落之感难免，骏然如木鸡者有时。
    1979年以荣宝斋画展为标志，中国画走出国门，至国际市场一展身手。荣宝斋侯恺先生邀董寿平和我同行，米景扬兄亦代表团成员，彼时囊中羞涩有过阮郎，我只三百日元，而米兄则分文不名。两人徘徊于银座，相商三百日元之用途，最后买小日记本两册，人各一本，以为旅日纪念。而画展上我的作品则大受欢迎，一销而空，价格菲微，自八万日元至三十六万日元不等。然卖画所得并不可于异国坐地相分，纪律甚严，亦不可预支，连砖头大小之一喇叭录音机也令人望之兴叹。其时我与代表团诸公之西装，皱皱巴巴，大类上海之瘪三或今之乡镇企业家。偶读昔日玉照，不禁失笑。此画家荜路蓝缕、起于草莽之日，亦初尝市场经济况味时也。
    越明年，《张仃、范曾画展》于香港隆重推出，有美国收藏家安思远者以十万港币购得我的《度吕图》，英国收藏家某以五万元港币购得我的白描齐白石像。新闻飙起，以为奇迹。竟有记者谑称齐白石一根胡须值数百元港币，此论初闻似对我之嘉许，静言思之则为对齐翁之贬损。国际萧邦钢琴音乐赛，恒将一根萧邦之发以为最高奖赏、其值何止数万。为中国花鸟画坛谋，正应以齐白石之须为最高奖赏，其值又何止数万计哉?谷贱伤农，此议自为笑谈。然中国画市场价值应为争驰外，人文价值更应为鼓吹，否则可悲叹者，何止于画，当及乎人。
    1980年后，吾画于荣宝斋订价渐入前列，而于日本画价更与日俱进，自1979年之八万一幅至1983年之八百万一幅，剧增百倍。1984年日本冈山设立范曾美术馆，其时馆藏之本人巨作《广陵散》以三千万日元购入，日本报称近代以降，无以过之者。自此本人作品藏家竞相购赏，不在话下。至1998年夏《范曾的艺术世纪大展》于香港会展中心推出，彼时索罗斯翻云覆雨大行其是，在东亚经济疲软之际，竟有巨作《丽人行》以一千二百万港币售出。天下风闻，有击节拊掌者，有瞠目结舌者，有破口大骂者，众生殊相，不及详述。最可笑者台湾某画商谓：“范曾破坏了画坛秩序，扰乱了市场价格。”昔梵高之《向日葵》以五千万美金为日人购得时，未见此公骂“破坏”、“扰乱”，真西太后“宁予外人，不予家奴”论之变种也。
    以上述及本人绘画市场价格二十年变迁，此种变迁乃社会整体变化使然，非凭范曾一人之力运。要之，画家能于风云中立定精神，宠辱不惊，则画价之跌落、升腾于我何有?有自鸣清高者某谓“我的画是艺术，不是商品”，此语大谬，哲学概念落入误区所致。夫画，固艺术家灵智之果，于画室中称“艺术作品”；一且进入市场则称“艺术商品”；此商品倘为博物馆收购，则称“艺术藏品”；此藏品不幸为窃贼所取，则称“赃品”；此赃品为法院所获，则为“证品”。事物性质的变化殆如上述时间、条件、地点之变化而定，正不必以绝俗清高自诩。近闻因南北水患日亟，荣宝斋向此清高者征救灾“义品”一幅拍卖，彼则顾左右而言它，恐尚未从哲学概念误区走出也。
    吾画由贱而贵矣，“慧智出，有大伪”(《老子》句)，昔齐白石有印文日“吾画遍行天下，伪作强半”，而今吾画之伪作何止什九。昔柳永自知“有井水处皆唱柳词”以为欣慰，而今凡有自来水处皆卖署名范曾赝品则困扰多矣。且也每幅假画后面都有一则动人的故事，或称入室弟子，或称昔日至友，或谓有名人题跋，或谓有鉴家清赏。更有甚者于台湾《太平洋日报》载有范曾正作假画之照片。又有欲售画者，于假画旁附一范曾与假画之合影，电脑裁切组合，技入绝尘，此齐翁所未主见也。白石不堪伪画之扰，乃有钢印之制，又有自刻指纹之闲章，然其伪作不绝如缕，于今益烈。本人见伪作横流，计无所出，乃请微雕高手刻一象牙防伪小印，大可粒米而上镌“抱冲斋主十翼范曾真迹”十字。然事有大谬不然者，不数日，假仿伪微雕印上画入市、其精度虽不似原刻，而欺世则绰绰有余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下伪劣赝品不绝，一似江河之潮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画名家，无力无奈，相视苦笑而已。   对伪劣赝品之态度，因人而异，此中消息非止一端。有明宽而暗诈者如张大干，对伪作皆宽大为怀，作“大智闲闲”状，此无它，亦希世人对彼昔日伪造八大石涛画宽容也。有“好谐谑而不为虐”者如某教授，谓苟无反动标语，则市肆伪宁听之。然此言有隙，倘有市井无赖题郑卫淫靡之声，蛮貊小儿作粗陋鄙俗之语，而借教授之名，先生能无视乎?有淡漠而不屑顾者如董寿平，董翁尝谓左右曰，倘伪作奇劣，则不攻自破；若差近，则后人即视为己作亦无大碍。然此言亦有隙，董公之所以为董公，必有世所不及之处，则“差近”之作又何在?有造伪而享大名者某，时时指大干价值奇昂之画谓，此吾画也，彼吾画也，视自身为大干，殊不见外，此亦今世惟中国独有之怪象，倘于东、西洋，有一人指梵高此作我画也，塞尚彼作我画也，则囹圄有位，正待之久矣。
    中国画史之外应有中国画稗史。伪画所从来久矣，自北宋米芾至近世张大干，为造伪之奇才，纵然如此，真伪自古同冰炭，即使张大千所画八大山人、石涛赝品，终难逃天藏巨眼、人间睿目。可染师曾说：“张大干所画石涛作品，如石涛作品进了一趟理发馆。”意即石涛画中蓬头垢面、不掩国色，与山川肺腑相观照，与天地精神相往还处，已丧失殆尽。性情不真、词语矫饰，王国维论词境界所深恶者，张大干所画石涛、八大赝品中有之矣。
    中国画欲逃赝品恣肆、蕙莸杂处之尴尬困境，最终定非学术讨论、口舌交锋可解决，惟一途径乃是诉诸法律。法制之健全足可使画家蒙庥、伪诈遁迹。如此，画家智慧得到保护，画家权益不受侵凌，心态平和畅达，而此种情态自由的持续，必是优秀作品产生之前兆。对伪赝劣作不求空于前，但期绝于后。
今更为藏家进言，谈如何辨识吾画之真伪。1991年曾于台湾举行范曾真伪作品之鉴定会，报名者一百零四幅，经鉴定十八幅真迹，八十六幅赝品，自我鉴定之法甚简易迅速，画面打开凡一寸，则真伪毕现，不需详审。有的则根本无需打开画面，卷曲之背面已伪态昭然。主持者或问：“是否有如此可能，看一万张画而走眼一张?”我笑答：“譬如生子，有辨错者乎?”孪子之相似者，其母恒能识之，更况伪作固非孪子，岂有不识真伪之理?
    吾画之鉴定，倘细析之，则应从下列诸项着眼：一日线条水墨，一日风韵神采，一日气象格局，一日题跋印章，一日工具材料。
    我自少年悬腕写字作画，至今已届还甲，于线条上所下功夫，可谓数十年霜晨夜雨，焚膏继晷，因为我深信，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的中国画家，无不在线条上毕力平险、以求彻悟；而艺术上所有悟性的开觉，都不可巧取轻 得，其间甘苦，可谓刻骨铭心。至不惑之年，心珠豁朗，运斤挥毫，颇觉神 助。所谓天人合一，非徒托空言。“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春秋繁 露》)。画家之笔虽在画家之手，而其挥动却与天地阴阳之气凑拍，周行不殆。此气恢宏博大，沛乎苍冥，故用笔之法取象于天，勾划之际则如云之出岫、泉之注地，无一处不自然，无一处不闲适。此时，霜毫已成神经末梢之延长， 下笔天然合理，无妄生之圭角、无矫饰之情趣。此时之线固生机勃然，归真返朴，雄浑之中蕴神秀，娴熟之至反生涩。此理甚深甚明，知易行难。有志者悬腕二十年后复读斯文，当知所言不妄。我执笔甚高，几近笔尾，而尤喜 悬腕站立向壁，动辄数小时挥写而无倦色，视线与画面平行，丹田之气自腹 臂而肘腕而笔尖，行笔了无滞碍，此种无滞碍来自胸无挂得。“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此亦董仲舒谓天地之气“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无留”(《春秋繁露》)意也。吾之运笔，最具 特质，凡一笔直下，无论寻丈，无论盈尺，皆有数度内力之爆发，而速度之 快，曾不能以一瞬，岂只一波三折而已。笔意之波磔回荡、如夜入夔门，千 层浪遏；如朝辞白帝，万壑风随，远离猥琐局促，不复乡愿俗见，此岂能仅 自笔墨下手，而更当从人品修炼入门耳。
    作画之前，中心有所勃郁，刹那情思，霍然胸次；偶然影象，奔来笔底。当此之时，灵感汇涌，睫在眼前，虽欲住笔而不能。近世作画之速度如傅抱石、黄胄皆知成败利钝正在瞬息。吾亦如是，正苏子瞻之称吴道子“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也。苏子又赞道子“笔才一二，象已应焉”，“左右向背，各相乘除”。读此数语，真欲设苏子为异代知己矣。我所画，无论十二张丈二匹大之宏篇巨构，或小可盈尺的册页，均无任何粉本朽稿，随兴之所至，墨酣笔畅，解衣盘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掷笔而起，四顾茫然，而此时汗已涔涔透衫矣。重瞻此作时之范曾，已非作画时之范曾。作为第二者冷静之范曾，有时会惊叹作画时忘怀荣辱、罔知物我之范曾。无此种学养识见，何来笔底功夫，何来此等情状，何来神差鬼使，何来创造快意?苟此等全无，而欲造赝品，其情也蹇促，其志也鄙俗，其技也僵死，其气也壅塞，此不足以言画，更不足以言范曾画。凡作赝品画者，身心交缚，必遇下列之障碍一日法律障碍，伪造者明知犯法而为之，忐忑之心，必使神不能全；二日道德障碍，剽画如窃贼，侥幸之心，使其情绪浮滑；三曰灵智障碍，伪作者无原作者天纵才华，鹦鹉学舌，并非心智之果，堵塞不能畅达；四日技巧障碍，伪作者无原作者丰厚学养及技巧成长经历，不问过程，只图结果，造伪时笔笔描之，东施效颦，貌伪必致神离。其他如纸张毛笔、印章之异，漏洞百出，胡云乎艺?多年来我所见假画累千计万，几无一幅得范曾之仿佛者，有由然也。我所用材料，原属画者末事，不及详述。亦不欲详述；以免有诱发作伪之嫌。
    顺此谈及吾画之题跋，藏家诸公苟发现语焉不通、前后龃龉、聱牙佶屈者，类皆市井无赖儿但欲欺世，拼凑吾行世画册词语，必赝品无疑。亦有署范曾名为张大干、徐悲鸿画题跋证明真迹杰构者，其书乖陋，其文不通，可恶之极。我在此宣布，决不越俎作考据家、鉴定家之事，收藏家凡遇此类作品，有两项判断可无疑：一，原画为伪；二，题跋为伪。吾著序跋集已有行世者，自谓文虽不必如韩柳大贤，亦不必如饾饤小儒，更不忍轻薄为文，使劣迹流布，有损我先祖家学。
    我本散淡之人，欲于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中，结茅屋三间，啜茗饮酒，作画为文。无奈世事繁缛，画界不清，赝品嗡然似蚊虻缠绕，亦知虽有此文挞伐，赝品遁形无日。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