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斗士星矢ol日服:范曾散文《大美不言》

                                                        快炙背美芹子收藏 2011/4/12                                                          大美不言         美为何物?美在哪里?难道美在世俗彩绘的画栋雕梁?在季子之堂的“八佾之舞”?在那精制的陶器和仪仗的斧钺?在墓葬或陵寝的装饰?去吧去吧，这都不是。这些在庄子看来都是丑陋不堪的、恶俗的、不可容忍的。美，在庄子看来，存在于天籁、地籁和人籁。籁，在庄子书中已超越了一般的由孔穴发出的声音的涵义。“籁”是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氛围，是没有经过人工雕凿的、天然淳朴的存在。天地之间的万物随风所发出的声音，音调万殊，清风徐来的水上，飘风狂啸的陡壁峭崖，摇曳着的枝柯，横斜的林木，杂沓着的人生漫漫长途，都有那无待外物推动自己，而“咸其自取”(《庄子•齐物论》)的声音、气息和氛围。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这“咸其自取”的万物殊态、大自然的五音繁会，你却能感到、悟到。对天籁、地籁、人籁的感悟所必须的条件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自身的物化，一种与万物齐一、无隔无封的状态。这就是当颜成子看到南郭子綦这位真人的生命状态，他不仅形同槁木，而且心如死灰，他的生命已然回归大化，与万类同生，与草木同腐，一切的区别对他来讲都不复存在。他讲出了三字最高言谶：“吾丧我。”我已失去了自己、忘怀了自己、抛弃了自己，只有这时，南郭子綦一定听到了那宇宙间最美妙和谐的大的交响！         庄子绝对的弃绝人间的艺术，包括绘画、音乐以及艺术化了的所谓礼仪、巧妙化了的所谓雄辩。他以为这些足以炫人眼目、乱人耳听、闭塞真性、淆扰心灵的五色、五音、仁义、言说，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天籁”，失去了朴和真，因此宛如并生的脚趾和歧出的旁指，不过是身体上的赘疣和痈瘤，这些东西与人的天性相背拗，必除之而后快。离朱，你是什么画家?你所彩绘的青黄相间的华服何等的刺目；师旷，你是什么音乐家?你那烦乱而媚俗的音乐何等的刺耳；曾参与史蝤，你们虚伪的仁义，徒然在惑乱世道人心；杨朱和墨翟，你们废话连篇乃是欺世炫人、追逐浮名。“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这是庄子学术之大纲，至理正道，质言之就是一句话，不失天然的情性，不失生命的本根。    庄子的美学思想是彻底的真和朴，这和他本人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一切违背天然情性、生命本根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在庄子面前都遭到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而不是一枝一节的损伤。他说自唐尧虞舜之后，天下滔滔，莫不以仁义相激励，呼啸奔走，然而正是这时人性沦丧，“以仁义易其性’’(《庄子•骈拇》)。三代以下，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在庄子看来，天然本真的生命价值重于一切身外之物，重于利、名、家、天下。利、名、家、天下不过是“千仞之雀”，惟有这不失本性的生命，才是“隋侯之珠”，是不值得以珠殉雀的。同样，在庄子看来，东周之世，艺术的成果不过是一些摧残事物本性的矫伪之作，那是鄙俗的、市侩的、乡愿的、阿谀献媚的、假仁假义的、充满恶浊之气的渣滓。艺术同样不可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那么庄子有他所认为的美的存在吗?有的，那是超越了官感视、听、香、味的存在，那是“吾所谓臧(完美)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规律)而已矣”，完美在于回归宇宙之大德，完美在于回归生命天然的情性与本根。“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精微的听觉，不在于你听到外在的什么金、石、丝、竹、黄钟、大吕，而在内省的美妙的体悟。“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骈拇》)。明彻的视觉，不在于你看到的什么青黄相间，五彩斑斓，而在内省的玄幻的寂照。
      庄子把社会的、人生的、美学的思想融为一体，了无间隔。在庄子的哲学中，不似弗洛伊德之剖析“伊德”、“自我”和“超我”。庄子就是庄子，“庄子”、“自我”、“超我’’是一体的，因为庄子就是自然的存在，而弗洛伊德不是自然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只有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人，才用得上弗氏的学说。庄子做到了彻底的自然回归主义，一切西方现代的前卫主张者，裸露着胴体在森林荒野与草木鸟兽共处几天、男女杂游、不婚不聘一番，那不过是现代化生活逼出的乖张和逆反，与庄子之思南辕而北辙，不可同年而语。庄子之思有着哲理上的凛冽的寒光，有着为人品性上的质实的淳厚，有着艺术上去尽雕饰、洗尽铅华的大美奇奂。于是，庄子反对一切美的创造之后却创造了一个天地大美的理想。光凭着这个理想，我们就知道庄子的美学思想不仅照耀了二千三百年，还将照耀着无穷极的后来者。
      艺术家无论口头上如何狂肆如何孤傲如何鄙薄同道，然而静夜独坐、扪心自问的时候，些许的怯懦些许的自悲些许的无力渐渐袭来；由于生性缺少淳厚和质朴，因此没有真正的反省和忏悔，白日里继续着标榜和吹嘘。这种心态的循环往复，使这样的艺术家陷入苦恼的怪圈，他们作品也日趋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商人、评论家与他们相依为命，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噩梦，使他们的画价或其他艺术品价格更高昂，同时使他们在人性上更趋畸变，最后他们渐渐觉得自己果真是上帝死后新生的神灵。然而无所不在的良知也会偶而在他们心头浮现，不可一世的毕加索对自己是否有天才，常持疑虑。现实的虚荣，往往是天才的重负，甚或使天才消损而沦丧。
      你们见到拈花微笑的佛祖和迦叶了吗?见到鼓盆而歌的庄生了吗?见到发现了“一切美的相同性”的苏格拉底了吗?      东、西方的睿智是可以为廿一世纪人类文化接出一个强壮的宁馨儿的。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太多的垃圾和丑陋，背离自然和谐乃是万恶之源。
      啊，天地大美!
      天衣无缝、天章云锦的大美，那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水上清风，那崇岭险巇、奇峡大壑、渺渺微波、浩浩江流，那寒光积雪、大漠孤烟，那风萧马鸣、落日余晖，何处不是造化神奇的创造，茫茫天宇、恢恢地轮，何处不是无言的大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地的大美，四时的序列，万物的枯荣，那都是由于那“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的本根——道——自然的伟力所致，至人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大圣也不会妄自运作。人们在宇宙本根面前，只有虔敬才是本分。《庄子•秋水》中，在嘲讽庄子论敌公孙龙时说他无法察悉庄子的精思妙言，“是犹使蚊负山，商炬驰河也”，以为他有限的视野和深度不过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说到底，在我看来，庄子本人否定一切人类智巧，人类的所有发现、发明和艺术的创造都不过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而已，比起宇宙的大美，实在太渺小了。
      在庄子看来，天地是硕大无朋的大熔炉，而造化则是技艺高超的大匠人，它们陶熔浇铸了宇宙万物，万物的生息繁衍、生死枯荣都是这熔炉和大匠的驱遣，生死存亡浑浑然一体归入于大化的熔炉之中。不必强自己所不能，一切得失都是顺应，于是生之欢乐、死之悲哀都会在这大顺应、大过程之中消融，那就真正摆脱了人生的倒悬之苦。(《庄子•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
      当我们艺术家在人生的体验上，没有一种彻底的大解脱，在倒悬之苦中挣扎，处于这种心态便无法与大自然在浑然中邂逅，无法去了解天地无言的大美，而又欲标新立异、炫人耳目，必然如庄子书中熔炉中跃然而起一块熔金说“我必须成为莫邪那样的良剑”一样，被视为不祥之金。一切艺术上的故意矫造，何尝不似这跃然而起的恶金?
      天地大美是一种无是非、无差异的齐一淳和之美，天地万物的生息消长相嬗替，开始和终结宛若一环，不见其规律，这在庄子书中称为天钧，也称作天倪，就是自然而非人为的分际，乃是一种真正的大和之境。(《庄子•寓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天钧者，天倪也”。)也许你不一定在争奇斗异，然而倘不能把握这天钧，不了解这不见规律的淳和之境，那么天地大美又何在呢?没有这种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融和，你做不到大解脱，也依然会沉沦在倒悬之苦中。
      庄子哲学的观察体物，决不是明辨清晰、纤悉无遗的，庄子生就了一双混沌的醉眼对着滚滚的红尘、浩浩的宇宙。而过分的清楚，似有所得，实质却形神离散，接近死亡。把有形的东西看作无形，那么反倒气静神定。(《庄子•庚桑楚》：“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一个醉汉坠车的故事，虽然他遍体鳞伤而不曾死亡，他的骨节与别人一样，而却生命独全的原因是他“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所以遇到伤害而无畏惧。我想醉汉自车而坠时尚昏昏然酣睡，如物坠地，一切顺乎自然，一种彻底的放松状态(“其神全也”)，倒比那些临危惊恐万状、手足无措的人容易逃过大劫。因为心智在惊恐中所作判断，大体都逆乎自然。所以庄子通过关尹阐述进一步的道理，醉汉尚能“得全于酒”，那更况“得全于天”的人呢?如果能真正与天地精神相往还，那还忧愁怛悼、还患得患失、还畏生怖死吗?不会了，那时你就可以过乎昆仑、游乎太虚，在无何有之乡徜徉，你就能真正的去拥抱天地的大美，这是一种如婴孩般天真无邪、如醉汉般混沌痴迷、逍遥自由、和谐统一的心态高峰的体验。庄子还会在下面向我们展示这种奇妙的境界。
       一切经过人为加工的、注入了人类“心智”的，一切为声、色、香、味和欲念所驱使，而自以为有所得者，在庄子看来，都大悖自然的本真情性，都是丑陋的。百年的大树，在大自然里掩抑扶苏，何等壮美，而偏偏“破为牺尊”，以青黄的彩色绘以花纹，而将断木残枝弃于沟壑。我们将这件雕饰花纹的牺尊和断木残枝相比较，固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然而在失却自然的本性上而言，它们却无二致。盗跖和曾参、史蝤，他们的行为和所尊奉的道德价值观不一样，然而在失去人的本性上而言，也是没有区别的。庄子以为丧失真性有五种情况：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音乱耳，使耳不聪五臭薰鼻，壅塞嗅觉直达额顶；五味浊口，味觉败坏；取舍迷心，使性驰逐。这五种情况，乃是戕害生命之大恶，这些都是杨朱墨子所汲汲以求者而“自以为得”，这不是庄子所谓的得，苟得者反为所得而困扰，那可以说是得吗?而这种困扰和之于牢笼、虎豹关于圈栅、罪犯受到酷刑有什么区别?(《庄子•天地》)世俗的凡人将上述生命之大恶如柴栅般充塞于胸，而得道的真人却非如此，他们探究穷极事物的真性，持守他们的本根，忽忘天地，弃置万物，他们精神世界不受外物的困扰，他们真正与大道至德相融合，摈弃仁义和礼乐，那时他们的内心便是一片恬淡，一片清明，静如止水，寂如太虚。(《庄子•天道》：“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庄子体道的论说，表面上的确与艺术不共戴天，然而他往往阐述和展示了艺术的本质。一个艺术家倘若刁；读庄子，而只知从后世文论画沦中寻章摘句，那就不知源头所在。如果说庄子是辽阔的天宇，那何必以管窥天?如果说庄子是宁静的大地，那何必以锥测地?庄子用斫轮老手和梓庆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最透彻的真理，故事本身非常雄辩，不必凿凿以言。有一位斫轮老手嘲笑齐桓公所读的圣人之书，不过是糟粕，而自己的悟性来自对道——规律、法则的自然体认，“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 甘指松缓，苦指涩滞，那是慢不得快亦不得，真是其中甘苫自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这是不可言说的对大道的深刻体验，这存于其间的“数”，就不是指一般的技巧分寸，而是宇宙的微妙尺度，这种体、道一如的境界，是不能喻于儿子，也不能传诸后世的。
      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梓庆作鐻的故事，梓庆削木为鐻(刻木为夹钟)，观者以为鬼斧神工。鲁侯讶之，问其技巧，梓庆说：“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通斋)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
      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外在的混乱)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当一个艺术家，涤清胸中渣滓，洗尽世上铅华之后，忘怀得失，宠辱不惊，不只技术之巧拙置诸脑后，甚若忘却了自己的四肢形骸，那时才能真正做到眼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下笔无非天然之生机、大造之氤氲，放笔如在眼前，下笔即在腕底，——“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这种“如灯取影”的境界，在艺术上只有大手笔可得其仿佛。梓庆作镀的过程，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凝神养气，最重要的是他的“以天合天”的情状，亦如《达生》篇中所谓“以鸟养养鸟”一样，一切成功的、出神入化的创造都得谙合自然的规律，手段与法则合而为一，否则，最好是搁笔。唐张璪曾记载毕庶子宏见到张操作画，“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即张操作画有些不择手段，只要达到感悟，即使秃笔或用手指掌心作画都在所不计。毕宏问张璪受业于谁，张躁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造化”和“心源”是二而一的，是了无间隔的，这“心源”来自天，这“造化”便是天，这正是庄子“以天合天”的精义所在。唐符载曾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张躁画松的情状：“公天纵之姿，（焱+欠）有所诸，暴请霜素，愿扔奇纵。主人奋裾，呜呼相和。是时座客声闻，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视而观之。员外(指张璪)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摧挫斡掣，扔霍瞥列，毫飞墨喷，摔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晚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枝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若忖短长于隘度，算妍媸于陋目，凝觚舐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宁置于齿牙间哉!”这里张躁作画首先不为物役(“不在耳目”)，而重在神髓，发自心源(“物在灵府”)。同时他放弃了平庸的机巧，回归到大自然的空灵玄渺之境，这时他才能真正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他才能窥见万物之真情性。能“以天合天”者，便是大手笔、真艺师。除此而外，心存狐疑，下笔滞碍，胸罗渣滓、审时度势、计算精到的獐头鼠目之辈，无不是艺术之大敌，他们的作品也必是人类文明之赘疣痈疽。庄子是“伪”的死敌，是“真”的赤子，是矫情伪态之敌，是自然大造之子。
    在庄子眼中，竭尽五色之变化不为美，穷尽五音之玄妙不为美，这一切都是人们的“小识”、“小行”，而“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是不足为训的。庄子所容忍的只有一种艺术家，那便是一种处于情态自由的、彻底忘怀得失的、般礴睥睨的、无今无古的、无功利观念的艺术家。艺术之于这类人完全是他们体道一如的象征，而不是搏取名利爵位的手段。他们的追求不是如屈原所讽刺的“忽驰骛以追逐”的鄙俗心态，而是无所依恃、无所企求，或换言之，他们追求的正是彻底的无所追求，那是一种醉汉式的自我陶醉。陶渊明笔下那“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常著文章自愉，颇示己志”的五柳先生，便是这样的艺术家。
     《庄子•田子方》记载了一则故事：“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赢。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这位画者“值值然”的状貌，是何等的清闲散淡，而那“解衣般礴，臝”的神气和那醉者神全的状态何其相似。裸露着胴体，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扫尽一切人间的伪态，包括服饰、礼仪(受揖不立)，他在释放自由灵魂的同时，释放了受礼教束缚的形骸。这时，艺术家才能与天地精神相往还，艺术的本质是与宇宙同体，回归那宁寂而和谐的太始，忘却机变和智巧，这是中国的书画艺术一向以朴和拙为最高境界根本的哲学依据。
      石涛《画语录•远尘章》中讲：“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我则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在石涛看来，画，不是劳心苦志的产物，“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是一种无求无待的状态，这是“以天合天”、“以鸟养养鸟”的体道合一宇宙观在绘画理论上的妙说。
      石涛所激赏的是新安吴子一类的艺术家：“每兴到时，举酒数过，脱巾散发，狂叫数声，发十斗墨，纸必待尽。”这使我想起怀素的自序：“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狂叫”、“绝叫”的情态，足令世俗之人惊骇。在这凌厉而放纵的呼喊声中，它驱走的是束缚人类自身的种种枷锁，诸如宠辱毁誉、名缰利索、法则标准、礼仪尊鄙等等。这呼喊无异于回归自然的忘情歌啸，无异于对世俗尘嚣决裂的宣言；这三五声的绝叫驱散了困扰人生的尘雾，砸碎了使人类心灵就范的条框，使沉寂的艺坛风云震荡，使自诩于一得之见的艺林群氓自惭形秽。艺术不是乡愿俗客的乐土，不是趋附风雅的林园，那是真正的自然之子——醉客狂士的天堂。这些人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是：“逍遥”、“苟简”、“不贷”。他们纯任情性，逍遥于太虚之境；他们不尚浮华，生活于简朴之中；他们不施予他人，也不使自己受损；他们是纯粹的、个性的、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茧囚的生命；他们的行迹庄子称为是“采真之游”，他们下望人寰，那些受大自然刑戮的人群，为名、禄和权力所困扰的人“操之则傈，舍之则悲”，永远在胆战心惊和悲哀惶惑中挣扎，那是人类万劫不复的丑陋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