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反面事例:中国“入世”十年的得与失

中国“入世”十年的得与失

[12924] (20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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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一挥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于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融入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

　　我们都知道，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是GATT 的二十三个创始国之一。1993年12月，美国提出动议，把“多边贸易组织”改为“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在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前和美国进行了十三年的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个协议的签署扫清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障碍，为后续的谈判铺平了道路。

　　中国最早是在1986年7月10日正式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可惜的是，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导致谈判中断。1992年中美重开谈判，但是双方的分歧巨大。谈判时断时续地进行到了1999年4月，当时中国总理朱镕基率团访问美国。然而，美国克林顿政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不让步，使得朱镕基的访问成果打了折扣。1999年5月7日，北约部队因为中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偏向“前南联盟”而“误炸”了中国大使馆，引发了外交风波。当时中美关系很微妙，因为台湾正在进行民主选举，而“台独”的民进党有可能取胜。

　　1999年11月10日，美方派出了以巴尔舍夫斯基（Ms.Barshefsky）为首席谈判代表的谈判团队来到北京，再次展开了攻防。当时，中美两国仍然互不相让。中国方面很多人对于“入世”心怀疑惑，担心会“入套”。有人甚至把朱镕基比喻成是李鸿章，一度让朱镕基心灰意冷，向江泽民提出辞呈，终不被接受。美国一方面想促成中国“入世”，一方面利用人权，科索沃等问题对中国施压，让中国很为难。双方的焦点集中在五个方面，即农产品及工业产品关税、开放电讯市场、开放保险市场、开放银行及证券市场、避免倾销做出特定保护规定。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协议之后，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马上飞到广州，表示“事关国家主权坚持不妥协”，并且故意披露了一些“谈判的内部细节”，说明在很多方面中国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取胜”的。他还把“入世”有趣地做过两种形象的比喻，说“入不入世好比打篮球，国内赛不如奥运精彩”；还说“中国不能做街边小贩，必须有一个固定铺位”。应该说，这两个比喻都是恰当的。龙永图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动作，主要作用是平息疑虑。

　　中美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有志者事竟成”。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很高兴，因为他有了一个政绩，而且完全走出了“莱温斯基丑闻”和“北约误炸中国大使馆”的阴影。对于江泽民来说，这是他任内最后一年的一个重大政治成就，表明了他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中国入世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外贸总额从2001年的5098亿美元上升到了2010年的近3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量增长了近4.9倍，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人均GDP从2001年的1038美元上升到了2010年的4481美元，增长了3.3倍；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到了世界各地。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软实力也暴露出了问题。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各种协议和协定之中，构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这些基本原则就是：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其中，非歧视原则包括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这些原则不但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其核心的精髓就是政经自由化。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1978年12月，中国决定在经济上对外开放。这个时候的中国在经历了数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百废待兴。随着经济的开放，中国政府的官员中出现了大面积的贪腐现象，导致了民众的怨恨。从1989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东欧国家出现剧变，苏联发生解体，中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对于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而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或不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抉择。如果选择不加入世贸，中国就只能像一个“没有营业许可证的小贩”那样游走于世界经济的边缘，而且还要饱受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欺凌；如果选择加入世贸，又担心国家的底子太薄，无法经受“狼来了”的挑战和威胁。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最终，中国选择了加入，选择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和接受全球多边贸易制度的框架。世贸组织的核心理念就是促进贸易的公平性和自由化。可是，当时中国的体制和世贸组织的要求相差甚远。一旦引进世贸组织这样的外力来推动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许多人认为会造成“行政体制改革的倒逼作用”，同时会形成“中国政府行为法制化新的强大推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谈判的时候一直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十年来，随着世贸基本原则的实施，中国的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也进行了变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的设立和实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应该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在往更加透明的方向进步，这也是美国当年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大国。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的确不能有动乱，因为动乱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从经济上看，中国必须加入世贸组织，因为中国的缺席就是一种缺陷，更何况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之一，发展迅速。在贸易保护主义经常抬头的世界中，中国的确无法独善其身。当然，由于中国本身实力所限，其制订规则应有的话语权与自身国际地位依然远远不相匹配。

　　贸易自由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为的阻碍，让国民最大限度地就业、让工厂最大限度地生产、让商品最大限度地自由流通。这十年来，中国获得了很多国外的直接投资，也引进了很多世界顶尖的生产企业，获得了统计数字上的亮丽。不过，由于中国的创新能力远远低于先进国家的水平，所以没有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尖端技术和品牌。在没有先进管理理念和过硬品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世贸组织本来就是制订规则的机构；可是，中国却很难有着力点，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核心动力。如果一个足球队全部都是外援在踢球的话，那么任何规则的变化其实和这个国家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制定规则的着力点。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获得了一些长足的进步，比如在创造就业方面和在城市化的推进方面。可是，如果中国没有掌握核心的技术，那么就会在今后的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依旧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当然就无法在新一轮的全球化竞争中占领高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满足于“跑龙套”的角色，即便这种角色很来钱，很热闹。

　　从2008年开始，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提示，那就是必须提升民族的文化，真正地鼓励民族的创新精神，培养出有诚信度的独立知名品牌，建立自身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团队，完善各种法律法规，清除各种人为的计划调控手段，提高国家的整体软实力。

　　当年加入世贸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它让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之中。不过，中国支付了太昂贵的学费，而且还没有掌握应该拥有的创新能力。中国应在下一个十年迎头赶上。

　　吴毅峰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