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彩输钱报警立案吗?:毛泽东与他的秘书们

毛泽东与他的秘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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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注：《毛泽东与他的秘书们》)是由毛泽东卫士李家骥与作家杨庆旺合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详细介绍了李家骥在毛泽东身边13年的经历。下册描述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之间的友谊；毛泽东和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以及罗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的“儿女私情”；毛泽东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特性，等等。内容真实，文笔生动，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报(注：新闻午报)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1936年红军东征，机要股升格机要科，他任科长。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与主席认识。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

　　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天主席对我说：“找叶科长来。”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还缺乏辨别能力，“叶科长”听成“烟口袋”。我心想，主席现在不抽旱烟，要烟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银桥同志，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声问。

　　李银桥笑了：“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马武义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去问问主席。”很快马武义回来了，他得意地说：“我说你听错了吧，主席说‘叫叶子龙来’，你听成了‘要烟口袋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俩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叶科长。”

　　刚要去找叶子龙，他来了。马武义马上把刚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叶子龙也笑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你这个小东西，以后要注意，不然还会出笑话，更主要的是会误正事的！”说完朝主席房间走去。

　　一天下午，叶子龙带来两个女孩子。他见主席正在房间办公，便大声喊道：“主席，你看谁来了？”“啊，我的娇娃回来了！”主席大步来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边拍后背一边高兴地说：“娇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怀里小声说。

　　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女儿娇娇。叶子龙这几天没在家，原来是到外地接娇娇去了。

　　大家都为父女团圆而高兴。这时叶子龙小声对主席说：“贺怡同志也来了，是否见一见。”“当然要见，请她来。”主席痛快地说。叶子龙又去请贺怡去了。

　　他请主席来打牌，主席也“耍赖”

　　1949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当时我们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由于中苏会谈尚未打开局面，主席心情不好。这一天，经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筹划，吃了长寿面，看了电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间。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正在玩扑克，叶子龙问我，主席干什么呢？我说练字呢。他让我叫主席也来玩扑克。我知道这是叶子龙想让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参谋长说请你去玩扑克，就缺一个人了。”我怕主席不来，只好说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说；“这么严重，非我莫属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叶子龙等见我把主席搬来了，马上重新组局，叶子龙和汪东兴一伙儿，师哲和主席一伙儿。我知道叶子龙和汪东兴好玩赖，就仔细盯着他俩的动作。玩了一圈，果然他俩赢了。赢了当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对师哲说：“我们要加把劲，还要注意有人捣鬼。”“对，我们要立规矩，不能玩赖，否则不算。”师哲明确提出问题。

　　叶子龙和汪东兴也迎合着说：“对，大家都要守规矩。”

　　第二把开始了。我站在主席身边，发现他抓牌时一下子抓了两张，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烟灰送回去，而且连续两次。这样主席的“实力”就大多了。这一圈他和师哲遥遥领先，并扳回了败局。叶子龙产生了怀疑，也提醒对家：“东兴，我们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应提高警惕！”主席高声喊道。我心里明白，憋不住笑了。

　　叶子龙大声说：“主席肯定搞鬼了。”“你们才搞鬼了，你说我搞鬼拿根据来！”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骥可证明。”叶子龙强硬地回答。“李家骥只能证明你们搞鬼，对吧？”主席坚决回击，边说边会意地朝我点头。

　　我心里明白，在这种场合我只能“装傻”。“都没捣鬼！”我高声说。

　　在场的人都笑了。叶子龙曾多次对我们讲：主席工作太累，能想办法让他分散一下精力，放松放松，多休息一会儿，是我们工作责任，也能显示我们的工作水平。

　　叶子龙发明了“圈阅”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

　　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主席更不高兴，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

　　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好吧，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主席也平静下来，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

　　“买表事件”的风波

　　1954年初，主席带着我们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汪东兴、叶子龙说：“过去我们缴了国民党一批手表，存在库里，总放在那里也没意义，我们准备处理了。你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很需要掌握时间，但有些同志还没有表，我想处理给你们一部分，请你们统计一下。”

　　叶子龙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登了记。几天后，除叶子龙等少数人没买，大部分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块处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块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钱。

　　对这件事，当时我们以为很正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带有“优先”的因素，毕竟大家都花钱了。没想到主席对这件很不满意，批评了汪东兴、叶子龙。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发现我手腕上有表，便问我：“家骥在哪个商店买的手表？”“不是在商店买的。”我回答说。“从哪儿买的呢？”主席有点奇怪地又问。我只好照实汇报。

　　第二天，主席把汪东兴叫去批评道：“你们跟我到杭州，为什么不考虑影响？当地处理东西为什么不给当地人而给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的特殊身份能是这个价吗？以后绝不允许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主席又叫叶子龙，问道：“这次买表，你也买了吗？”

　　“我有表，没买。”叶子龙如实回答。“这就对了。但你们是负一定责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响，还应使大家都做好。”

　　这件事给汪东兴、叶子龙和我们敲了警钟，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这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