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至能形容事物吗:他们从黄海之滨回来…… | 知青风采

他们从黄海之滨回来……——下放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故事本报记者 王小月　　镇江知青为纪念下放新曹农场三十周年，在新曹农场场部建造的知青纪念亭和知青纪念碑。　　下放临海农场的镇江知青当年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文艺节目《四个老汉去估产》。　　石耘和其他知青当年在盐业组一起学习的场景。　　当年下放临海农场知青在去劳动的路上。　　如今的刘玉宝在自己的公司检查货架上的商品摆放。　　日前，镇江知青回访新曹农场。图为纪念镇江知青赴新曹农场四十周年座谈会。

　　据了解，1969年3月7日，是我市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知青下放。当年3月8日的《红镇江报》报道了当时的盛况：“……镇江市举行了欢送大会。大市口广场锣鼓喧天，红旗如林，三万多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迎着喷薄而出的朝阳来到这里，热烈地欢送奔赴黄海之滨落户的知识青年……会后，四千多革命知识青年精神焕发，英姿勃勃，手擎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胸配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宝像，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迈着雄健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码头。沿途受到数万群众夹道欢送。”

　　本报记者 王小月
　　今年3月7日是镇江知青下放射阳临海农场（即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和东台新曹农场（即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七团）四十周年纪念日。
　　在新曹农场场部的花园里，有一个纪念镇江知青下放三十周年的“知青亭”。亭旁的“纪念碑”写道：“一九六九年三月七日，镇江市二千七百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放到黄海之滨的新曹农场（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七团）‘扎根农村闹革命、屯垦戍边保海防’。他们忠于革命的理想，挥洒辛劳的汗水，耕耘在这片盐碱地上。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里，在磨炼与彷徨的矛盾中，度过了近十年的战天斗地生活，贡献了美好的青春，也使他们获得了深刻的思想，奋斗的意志，朴实的感情，艰苦的作风。值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之际，当年的‘兵团战士’自发捐款，在新曹农场的支持下立碑纪念，以示他们离开了这片广阔天地，却魂系这方热土，珍惜这段历史，并以此昭示后人。”这篇碑文言简意赅，深刻反映了当年知青下放后的思想、生活和情感。
　　十多岁下放的知青，现已年届花甲。当年他们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大返城回到镇江，面临着第二次创业，大多数人成为普通的劳动者，也有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为纪念知青下放运动，记者采访了当年下放临海农场和新曹农场的三位“兵团战士”。
　　
　　石耘：态度决定人生
　　
　　石耘在新曹农场是一位知名人物。她的头上不仅有许多荣誉的光环，也曾经历“跌入谷底”的折磨。回城后她又从头开始，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为自己谱写出精彩的人生。
　　19岁的石耘刚到农场不久，就主动要求到当地最艰苦的盐业组锻炼，这一去就是5年没有回过家。盐业组在海堤外的茫茫海滩上，人烟稀少，缺医少药。她和另几个女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舍不得穿球鞋，光着脚丫来回几十里路挑灰、晒灰、跳进盐池踩灰。她们还要坐在池边烧盐，三天三夜不能停火，不能离开。高强度劳动的同时，她们还组织农工学文化，帮盐场里的人看病打针，日日夜夜奔波忙碌。石耘回忆说：“那时真的很想睡觉，有几次骑自行车到团部开会，骑着骑着就睡着了，车子一下子栽进路旁林子里或路边的河塘中，摔得浑身是伤，有时自己气得坐在地上哭。”
　　1969年底，团部首次评选先进，石耘被授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荣誉称号。1970年，她光荣参加兵团首届“积代会”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并作为20多个团中唯一一个在大会上发言的知青代表。1971年2月，《新华日报》大篇幅地对她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然而正当她锻炼成长时，万万没想到被镇江有关部门打为“5·16反革命分子”。1971年9月2日这天，她带了本《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被带回镇江关押起来，而且一关就是14个月。
　　“那是一种‘从天到地’的感觉，之前还是先进，一下子被套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滋味儿真不好受。”没有自由的日子非常折磨人，当时一些人熬不过去就自杀了。石耘也想过自杀，但最终坚定的信念和乐观开朗的性格使她放弃了这个念头。14个月后，她回到盐场继续劳动，直到1973年6月才被平反。第二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授予“江苏省首届先进知识青年”荣誉。
　　人生能有几个10年，能有几个充满青春活力的10年？1978年，石耘和同是知青的丈夫大返城回到镇江。一切从零开始。刚回到镇江，石耘被分配到大市口土产制品商店工作，经过两年党校学习，她于1986年到市大鹏商业总公司担任总经理。面对公司旗下的各家商店亏损的状况，石耘当时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她对自己说：“要干就得干好，知青就有这股拼劲。”
　　石耘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在镇江首创“租赁制”，将公司旗下27家分店全部租赁出去，总公司只负责抓食品安全和商品价格。她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又新成立了物资公司、果品批发部和废品公司，使公司扭亏为盈。她还通过分成制、经理承包责任制，并募集到3840万元的资金，逐步搞股份制，使大鹏商业总公司成为市内第一家准上市公司。当时镇江城里流传着一句路人皆知的广告语：“要想家庭电气化，请到大鹏五交化”，可见大鹏公司的生意相当红火。
　　有付出才有回报，荣誉再次回到了石耘身边。1989年，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1994年3月，国务院确定镇江作为全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时任市财政局副局长的石耘，对医保制度的建立和推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城30年来，石耘不仅为镇江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努力工作，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目前退居二线的她依然发挥余热，在市慈善总会为慈善事业出一份力。她现在不仅可以熟练地操作计算机，还考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评价自己在农场的那段日子，她说：“农场的10年给我以后的人生做了铺垫，那被关押的14个月让我走向成熟。态度决定一切，人一定要认清自我，善待人生。”
　　
　　刘玉宝：人生需要吃苦
　　
　　看到“刘玉宝”这名字，不要误以为这是位男同志，她是位话不多、很低调的女强人。刘玉宝小学毕业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她没有继续上学。1969年，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她才16岁，跟随知青的大部队到达临海农场。虽然当时个头小，身体弱，但刘玉宝很能吃苦，在大田劳动不久，因疲劳过度，急性阑尾炎突发住院开刀。后来她被调到畜牧组养猪。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些进口的猪又肥又大，我不敢靠近它们。刚开始还被它们吓得到处跑。”由于吃不饱，加上营养不足，刘玉宝的身体非常虚弱，很容易生病。
　　挑秧、插秧是临海农场的基本农活。“城里的小伙子、小姑娘哪里会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在那里，就必须得做。”刘玉宝说，在农场的日子真是太苦了，很多时候自己都不愿再回想。以前她挑秧的时候，赤脚在稻田里一泡就是一天，脚趾为了扒住稻田里的淤泥，每一步都很用力地踩着，小腿上还不时有吸血的蚂蟥，脚指甲也都泡烂了，只好坐在田边哭。农场没什么东西吃，有一年端午节机会难得，她一口气吃了很多粽子，结果吃伤了。
　　1979年“大返城”后，她被分配在蔬菜公司水产门市部，每天凌晨2点钟就要上班提货，由于她吃苦耐劳，半年的时间就被升职为柜长。刘玉宝用下班时间学会了驾驶，1983年调到市工商联工作，做了5年的建联纺织门市部经理。1988年，她“下海”了。她认为凭自己下放多年的吃苦精神，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
　　没有过多的失落感，因为她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刘玉宝每天清晨4点到南京夫子庙进货，然后用个竹匾子摆上小商品，再系根绳子挂在脖子上，在一百、鼎大祥、东门广场等地推销小商品，并保证当天的货当天卖空。刘玉宝说：“吃过做知青的苦，我也不感到难为情，那时候一天可以赚几十元，生意很好做。但就像做贼似的，一看到城管来了，鞋都来不及穿，就赶快往巷子里跑。”为了节约成本，从夫子庙到南京火车站，从镇江火车站到销售地点，她全部靠自己背货。刘玉宝的丈夫告诉记者，妻子生孩子刚满月就去南京进货了。由于常年劳累，她又因腰椎间盘突出而住院开刀。1999年，她用自己辛辛苦苦赚的60万元注册了京联商贸超市有限公司，帮助20多名下岗职工再就业。
　　虽然年纪五十多岁了，刘玉宝壮心不已。她正筹划在牌湾开家分店，再为下岗职工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同时她还打算走出国门开拓南非市场。一路走来，刘玉宝深刻体会到，人要成功就一定要吃苦，也正是那10年的知青生涯，练就了她艰苦的创业精神。
　　
　　俞怀保：创业需要勇气
　　
　　俞怀保和所有的知青一样，经历了那段特殊的日子。回城后已是四十多岁的他，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做出了下海经商的大胆选择，也许正是他的勇气成就了他别样的人生。
　　1975年11月，已在东台7年的俞怀保转到镇江上会地区插队，两年后，他进入镇江机床厂做机械维修。每月34.5元的工资只能解决一家3口人的温饱。但是孩子经常问他：“别人家都有洗衣机，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爸爸，你看，对面人家买电视机了，我们家什么时候买啊”……俞怀保只好教育孩子说：“只要你好好学习，一切都会有的。”每当这个时候，俞怀保的心里都不是滋味，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他终于鼓起勇气，决定下海经商。俞怀保现在想起在机床厂工作的日子，还引以自豪地说：“我从来没做过机械修理，可第一年到机床厂工作我就被评为‘生产能手’，此后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其实俞怀保对自己下海经商并没有把握，那时厂里领导还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家人也不理解，但他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最终还是决定闯一闯。1992年，俞怀保投资15万元在市图书馆旁开了一家“紫光阁酒楼”。说起这15万的来历，俞怀保感动不已：“这笔钱是很多朋友三千元、五千元、一万元借给我的”。凭着自己的智慧，他在“下海”第一年就赚了20万元，除了将15万债务全部还清，为了感谢朋友帮助，他用剩余的5万元给每个朋友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当时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每部电话安装费还要3800元。
　　俞怀保开了酒店后，知青情结不能忘怀。这一年，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话，他为了搞知青聚会，专门到市电视台做了播出3天滚动字幕的广告，还在酒楼门口拉起了横幅，请知青免费聚会。以后每逢3月7日这天，他都会停业让知青前来聚会，就是希望大家共同记住相识与共患难的日子。1992年至1996年，俞怀保的酒楼生意相当好，他力所能及地救济农场的农工和困难知青。酒楼用工也尽量用下岗职工，人数最多时达到了40多人。他说，我当知青和刚回城时也经济困难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机遇也不同，自己有能力时就要想到患难时的农场农工和知青朋友。
　　后来酒楼要拆迁，2006年俞怀保又再次创业，做起了绿化管护的生意。他在丹徒区承包了谷阳大道上的一块绿地，雇用10个人管护，还请了专家做绿化管护的顾问。如今俞怀保也成了半个绿化专家了，他笑着说：“本以为种植花草很简单，没想到这里边科技含量多着呢。”
　　想起在农场的日子，俞怀保告诉记者，当年下放时，自己一顿能吃2.5斤菜饭。有一次吃圆子，他一口气吃了32个，现在无论如何也吃不了那么多了。他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0年过去了，想想当时的愿望真简单，挖土方、挑河都是为了填饱肚子。但是知青生活教育了我们，人生不要放弃，面对困难首先要有勇气，没有爬不过的山。知青回城后都是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的。我们经历过知青生活，有种知青精神，这也是我们人生与他人不同之处吧！”
　　（公培青  裴楚江  照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