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邮箱无法登com:（030）军统大案之顾顺章案

闲话军统（103）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丧心病狂，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虽然顾顺章没有破获中共中央，但从总体看，徐恩曾对顾是满意的，也看中其在特工方面的经验和“才气”，他说：
　　“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顾顺章着实过了一段风光日子。
　　先是经特务王思诚介绍，顾顺章新娶了一个太太，徐恩曾为其大办婚事，据说蒋介石还亲自送了礼金，令顾颇为露脸。
　　接着，为了发挥顾顺章的长项，徐恩曾给顾顺章委以重任——为调查科培训特务。
　　对此，顾顺章可谓倾情投入。

　　一方面，顾把他从苏联学来的东西和他自己的体会，编写出了一套教材，分为《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等6大部分，徐恩曾看了极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另一方面，徐恩曾从特务中挑选了一些“可教之才”，由顾顺章对他们进行特工训练。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史济美。
　　史济美，军校六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作为第一期的四个特务之一，接受了顾顺章的三个月培训。1932年11月，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派任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不到一个月，史济美即逮捕了卢福坦。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卢福坦是王明离开上海前圈定的“临时中央”3名常委之一。卢被捕以后很快叛变，成为继顾顺章、向忠发之后叛变的极少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
　　另外，史济美还曾在上海逮捕了陈赓、廖承志等人（后均被营救出狱）。

　　1933年6月，史济美被我“红队”击毙。
　　在特工技巧方面，顾顺章的“专业”水平得到了特务们的交口称赞。
　　黄凯是1929年加入调查科的“老资格”了，他说：
　　“顾顺章自首后，俨然成了天之骄子，中统与军统都尊之为奇贷，什么缘故呢?1．他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维妙维肖。2．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3．鼓其如簧之舌，坚决表示以后终身反共。”
　　曾在顾顺章举办的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学习的特务林成荫则说：
　　“训练内容是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
　　由于有了顾顺章，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反共”水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个飞跃。比调查科晚成立几年的特务处，之所以始终在反共方面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也跟戴笠手下缺乏顾顺章这样的“人才”，有很大关系。

　　因此，戴笠也曾“慕名”请顾顺章去为他们进行训练，黄凯回忆说：
　　“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求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挠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
　　可想而知，顾顺章总这么“脚踏两只船”，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两大特务头子之间搞平衡，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另外，据许多中统特务回忆，有一段时间，顾顺章野心膨胀，企图在国民党特工内部建立自己的班底，还企图成立政治组织。
　　如黄凯所说：
　　“顾顺章经过1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

　　徐恩曾则认为，顾顺章曾暗中与中共有所联系，他说：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
　　以上说的，都来自于对方阵营的回忆，没有任何其他佐证。个人认为，顾顺章重新与我党联系云云，纯属子虚乌有。顾顺章的政治水平再低，也明白一个革命的叛徒，再回到“那边去”，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徐恩曾说的，极有可能是出于想干掉顾顺章的需要而“栽赃陷害”。
　　至于说他企图培养自己的班底，倒是有这个可能，顾顺章本是一个胆大妄为又不知轻重的人物，这种人最容易容易忘乎所以。大家伙你吹我拍地这么一通煽呼，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管因为什么吧，顾顺章最终被枪决，时间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6月的这段时间里，枪决的地点，一说在苏州、一说在镇江。
　　顾顺章的生卒年，在历史上的记载都不甚清楚，所以，只能说他活了约31岁。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同志，曾于1938年以“杜宁”的署名写了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深刻反思了顾顺章事件的根源与教训，今天看来，依然很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特附录于本章节最后。
闲话军统（104）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钱壮飞、胡底显然已经不适宜继续留在上海工作，1931年8月，二人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此后，钱壮飞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某部部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情报局(二局)副局长等职。
　　很可惜，钱壮飞在长征中死于宵小之徒手中，时间大约是在1935年的3、4月间。

　　换句话说——从1931年4月25日直到牺牲，钱壮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
　　胡底更可惜，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的他，于1935年9月被冤杀。
　　据说，钱壮飞离开南京的时候，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徐善待自己留在南京的家眷，话说得很客气，但留了一个很不客气的“尾巴”——否则，就要公布徐的一些隐私。
　　这件事，正史不载，徐自己当然也不可能提起来。不过，他确实没有过于为难钱的家眷倒是真的。

　　当时，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得到李克农的通知，张提前躲了起来。4月28日，徐恩曾派人到上海钱壮飞的家中搜查，只有钱的老母亲在家。特务们骗老太太，说“有一大笔钱等着钱壮飞签字，签了字，这笔钱就是你们的了。”
　　孰料，老太太确实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特务们拿一个老太太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悻悻而归。
　　1931年4月26日，钱的女婿刘杞夫在把情报交给李克农之后，遵照钱的嘱咐，准备即刻返回南京，打探进一步的消息。当时李克农非常不忍，因为谁都知道刘杞夫一回去，马上就是被逮捕，不是等于回去送死么？
　　但岳父的话同时也是党的指示，刘坚持要回南京，李克农只好嘱咐他一切小心。
　　据钱椒椒解放以后回忆，4月26日上午，他们夫妇二人回到南京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逮捕，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三个多月以后被释放。
　　不久后，党组织派人与他们联系，告知钱壮飞已离开上海，让他们们暂回刘杞夫的老家湖南乡下。此后，刘杞夫一直在湖南搞教育，抗战胜利后去世。解放以后，钱椒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于1977年去世。
　　钱壮飞的两个儿子钱江、钱皇（后改名为钱一平）后被组织送往陕北公学学习，钱江后来成为导演。
　　钱壮飞的另一个女儿黎莉莉于2005年去世，享年91岁。
　　“龙潭三杰”中唯一见到革命胜利的是李克农，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逝世，享年63岁。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指认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这个家伙居然给他活到了解放以后，化名为游浮，潜伏在某部级单位，在“肃反”中被揪了出来，于1953年被枪决。
　　附录：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
　　顾顺章，上海本地人，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做工七年。在最后的几年他是在厂担任工头的工作。于一九二四年的罢工中加入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南洋工人支部的书记，曾领导过几次南洋工人的罢工。后来他担任上海区委的工作。于一九二六年年底起，他担任训练武装上海工人的工作，即准备上海各次的暴动。在暴动之中及之后他是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自四月事变后，他即担任中央特科工作，直到他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间被捕时止。

　　顾顺章的特点：
　　1.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2.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生活浪漫。
　　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或四月间，中央要他赴汉，为的要他去布置白区与赤区的交通路线。路线尚未布置完善，而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先把他所知道的在两湖的共党机关和军队中的关系告密，同时他供出了中央五个重要地方：向忠发的；周恩来的；瞿秋白的；中央秘书处；特科的机关。
　　因他的告密，在两湖的白军中的重要同志和负责同志被捕。幸而中央得报很速，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预先遣移，警察们白白地慌乱了一次。但是顾顺章解京后，他积极地替国民党做破坏共党的工作，他在国民党做了剿共特务队的队长了。他的方法如下：
　　1.利用他的家属关系来找党找同志，但因当时中央组织严密，不得发生效验，反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着了一个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概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2.他经常的利用同志们的社会关系。譬如他知道同志们家庭的关系、戚友们关系或戚友的戚友关系。他经常的布置着走狗等着。我们同志去发生社会关系或盯梢，或利用反动分子找关系。他曾用这样的方法威逼过我与秋白，但因我们及时得报，与社会关系刮断，不得乘机。他知道向忠发的老婆不是同志，并知道她是一个不懂向忠发是有共产党关系的不会戒备的人。他就利用这个弱点，——他在未捕去前曾介绍一个女佣人给向忠发的老婆过的。但在老顾告密之后，向即解雇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后，向妻与过去的裁缝店仍旧始终发生关系。因此老顾就利用被解雇的女佣人去问裁缝店，由此而知道向搬往何处。并且老顾派此女佣人直接跑到向家。当时向即借口而从后门逃出，对妻说绑匪来了。当天中央就设法搬向妻和陈林同志妻(她与向等同住在一处)。但敌人已追踪此关系，结果向忠发即被捕。

　　3.利用一切被捕叛党分子，满布街头，尤其在重要交通的十字路上、电车站上，甚至小菜场上，见重要的即下手，见不重要的即盯梢。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的破坏，陈赓同志的被捕，即因叛徒们在小菜场见了陈赓之妻盯梢的结果。而陈赓之妻的被捕即在于顾知道陈赓之妻的娘家的关系，她到她的娘家去即被捕。
　　4.他布置房子出租，见有可疑的房客即下手。因为他知道我们同志的行动、服装等。
　　5.他布置走狗当旅馆、轮船上的茶房，侦察来客。
　　6.布置暗探到党的机关里来，特别在江苏方面。罗敦〔登〕贤同志的被捕，即被全总的秘书告密而致。
　　总之，他用很巧妙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自然敌人得他帮助之后，破坏共党机关的方法比过去要进步得多。而我们也得到了些宝贵的教训：
　　1.党对于同志们思想上、政治问题上的检查很缺乏。象顾顺章所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而同志们并没有来注意这一个问题。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

　　2.党对于同志们日常生活上的检查很缺乏。例如对于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等等的行动没有加以研究和注意，以致他借口特务工作的关系一日加一日的堕落，没有惹人的注意。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对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
　　3.虽然自他被捕后当时的中央及时的加以戒备，以致他所告密的五个重要地方无一人被捕，但是中央机关的同志还是缺乏经常的警惕，例如向忠发的被捕，完全可以避免而没有去避免。4.虽然顾顺章所负的工作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给他知道许多不必要知道的地方。这不但对于他，就是对于一般的同志，在地下党生活时候，每个负责同志知道党的机关必须有限止的。否则，一人被捕即动摇了一切机关。

　　5.在顾顺章的叛变的教训里，使我们党提拨干部时必须加以质量上的选择，就是说人的质量。顾顺章是工头出身，是有极浓厚的流氓性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他必须有限度的。自然我们可以利用他的长处，但是必须警防他的短处，不能给他占据党的最重要的领导工作。
　　6.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象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杜宁写于克拉奇克疗养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