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有一百多个漏洞:李昌平文章

《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给朱总理的信》

《誓为农民鼓与呼——专访李昌平先生》

《农村债务——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

《为农民松绑，农民增收的唯一途径 》

《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2002-07-09 09:16:18))


--读厉以宁《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后感

作者　李昌平

此文发表于《南风窗》2001年12月号


　　《赢周刊》2001年6月1日A13版，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我们把厉先生的讲话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不象是厉先生讲的，是不是记者贪污了厉先生讲话的精髓就不得而知了。

　　厉先生所说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是指我国农村有9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要开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厉先生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是要扫除思想障碍即平均主义，厉先生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还不够。二是该拿的钱要拿，好象是说，搞投资创业，搞知识产权入股，搞股票期权，给你的资产权你就要，给你的资金你就应该拿，不要不好意思拿，厉先生以为现在的企业家、发明家有钱不要，影响了创业。三是老百姓要有钱，把民富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老百姓有钱了，就会消费，创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有远大前景。四是富裕农民就是要走“公司＋农户”的路子，要靠“股田制”。厉先生说“公司＋农户”分为三个阶段：一阶段是订单农业，二阶段是租地经营，三阶段是“股田制”。订单农业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都不讲信用，所以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长，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就不同了，因为入股后每月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以后，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所以，厉先生说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就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在厉先生的讲话最后，没有忘记科技第一生产力，特别强调高科技农业很有潜力--塑料大棚农业、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养山吃山农业大有稀望。

　　“厉股份”果然三句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

　　我是在农业一线工作了十八年的乡干部--“潘狗屎”，看了厉先生的“讲话”很激动 ，不过，仔细想来有些疑问要请教厉先生。

　　现在中国对穷人已经够狠了，农民月收入才一百多元却要纳税；对富人够特殊的了，年收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却不怎么纳税。中国人现在笑贫不笑娼，靠本事规规矩矩挣钱谁还会说什么呢？不过象吴敬琏先生说的中国股市这么“黑”，对赚黑心钱的人，中国穷人还是有意见的，相信厉先生也应该允许。

　　第三个观点我们很赞同，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村市场真疲软，不让农民增加收入，中国创业就只有靠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平均分配产品消费）和以权谋私了，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相信80%的中国人都同意。

　　第四个观点本人不敢苟同了。

　　厉先生把“公司＋农户”的三种合作方式当作三个阶段进行演绎，足见厉先生想象力之丰富，不过花篇幅和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不值，也怕同仁说我钻牛角尖。我只想说：“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我们知道，“公司＋农户”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超额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平均社会利润；当企业获得平均社会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保本微利；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收购价0.54元/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农民身上每斤剥夺0.14元.。国家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最后国家和国有企业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明明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国家和国有企业是如此对待农民，何况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呼?有北大的经济学家研究说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象我这样的乡干部一说就懂，那厉先生不会不懂吧！

　　厉先生说农民不讲信用，所以订单农业不能富裕农民，那山东等地的出口订单农业不是富了很多农民吗？有违约的现象，但好象农民违约的少，龙头企业违约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农民收入影响挺大；厉先生说租地经营，因为租金不能增长，所以不能富裕农民，这个观点好象也不成立，合同中规定租金按年递增不就可以了吗？假如厉先生前面说的都是对的，农田入股，农民真的就可以富起来了吗？我有疑问。

　　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广西、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的绝大部份地区，农民种田亏本，要是不种"责任田"，不倒贴50--200元转包出去是不行的，否则，政府要收资源闲置费。这田入谁的股呢？对于那些更落后的地方的田就更难说了。厉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经济学家设计的经济制度具有"劫贫济富"的功能吧！

　　厉先生说，农田入股后的收益肯定比租金高，就让人更加糊涂了，谁能保证农田一入股就产生“泡沫”，就一定能赚大钱。如果厉先生能保证“一股就灵”的话，我们村有6000亩地，在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洪湖边上，我可以代表我们村的全体村民作主，入厉先生的股，每亩田每年只要300元的红利，多余的部份全部孝敬厉先生，厉先生也不要“不好意识拿”，不过，不足300元红利厉先生得赔，否则，我们的村民会告我贪污之罪。

　　怎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呢？朱总理说这个问题最大，他日夜想着这个问题，不知道厉先生的“重要讲话”对朱总理有没有启示。如果朱总理没有学习厉先生的“重要讲话”，那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增加农民收入，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想办法。如：吴敬莲先生说，关键要改善乡镇发展环境，扶持农民发展乡镇企业。陆学艺先生说，关键是要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温铁军先生说，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在农外；卢锋先生认为：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要尊重农民市场主体的权利；党国英先生说，关键是要相信农民。综合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要进一步解放农民。

　　二十年前，安徽凤阳的十七位农民，用生命作睹注，获得了分田单干的“自由”，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部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十年的最大的问题--温饱问题，农村经济由自给自足走向了商品经济，农民有了现金收入、有了积累。随后，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又一次解放了农民，乡镇企业得以逢勃发展，一举成为中国经济半壁河山，很大一部分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再随后，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允许农民有条件的“离土又离乡”，进一步解放了农民，中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促进了城市的日新月异，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劳务收入已成为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农民是一个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次解放都会使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使中国经济前进一大步。

　　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农民成为“自由人”的条条框框，必须尽快打破之，让中国农民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民。

　　一要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让农民自由的进出农村、农业，废除限制农民走出农村、农业的一切收费政策。如：人头费（税）、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等等；二要张开城市的双臂拥抱农民，废除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性收费政策。如：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三要实施“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国家应该拿政策，采用“大案揭”的方式，吸引农民进集镇、城市，同时扶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富裕；四要实施农业保护率零政策，逐步将农业保护率提高到30%，实现“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转变。只有这样，厉先生说的养山吃山、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农业才有可能，如果我们老守着农民这座“金山”挖，农民总不能靠喝清水、吃树叶和草根过日子吧。只有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养金吃金”才是正道。

　　在农产品全面过剩，城市吸纳农民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现在，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和全社会性的对农民乱收费。

　　陈锡文先生说全国县乡吃财政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四百多万个自然村尽3000万村组干部，有近3000个县、50000个乡，有县乡部门70万个，有生活在农村的9亿农民。我算帐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朱总理说合理的农民负担是800亿元，可怜啊，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现在看来，不重建一个精简、廉洁、高效的县（市）乡（镇）政府，其它新的制度都不可能建立起来，包括新税制，也包括“股田制”。厉先生怎么就对寄生在农民身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视而不见呢？

　　厉先生的“股田制”即使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农村债务有几千个亿，债主主要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戚朋友，股权及股权收益有多大的可能平均分配给贫困农民？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无水喝的现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是如此弱势，何况没有组织的农民呼？我们在鼓吹西方产权理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时，我们是否想过中国有产权制度创新的政治、法制环境吗？尤其是中国的农村。

　　厉先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家之一，象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最爱听厉先生发表高见，上次厉先生炮轰吴敬琏先生的“黑”论，尽管没分出谁对谁错，但让很多股民的股票没有变成废纸，很多人还是很支持厉先生的。这次厉先生想通过“股田制”把农村经济的泡沫也“鼓”起来，农民是求之不得的，但这有点象是“歪理邪说”。

　　我无意挑战厉先生的权威,但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界太令人失望了。自小平同志走了以后，有很多大经济学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我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让中国经济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因为工人、农民很着急！

为农民松绑，农民增收的唯一途径


(2002-07-09 09:16:18))




李昌平


有人问朱总理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朱总理说他日夜都想着农民增收。朱总理还说，只有农民增收这个事最大。很多人都在研究农民增收这个头等大事，我也凑热闹说几句。

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民收入就有一轮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给农民松了三次绑。


第一次给农民松绑是80年代初期，允许农民“分田单干”。这一次松绑，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自主权，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


第二次给农民松绑是80年代中期，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次松绑，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乡镇所在地发展加工业、建筑业、饮服业等，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也先富了起来。


第三次给农民松绑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允许农民“离土又离乡”。这一次松绑，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让农民在全国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带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展。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每给农民松一次绑，就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国民经济就会有一次大发展，农民也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现阶段：给农民松绑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农民增收的根本措施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不是没有，而是还有很多很多。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再松四绑：


第一绑：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


现在，农民离开农村要办五证、交七费：有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得交几十元钱；此外，还要交两费，一是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二是公粮水费、三提五统保证金。农民要办五证、交七费，少则500元，多则几千元。


农民来到城里还要办证、交费。有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还有企业收取的保证金。把这些办齐，少则500元，多则上千元。


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的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这种政策不应该带入21世纪。


第二绑：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


现在，农民有生产经营的权利，但农民没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世界上如果有明知亏本，但又不得不做的买卖，那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农民之间的买卖了。种田明明亏本，那就不种好了——休耕，没有收成也就用不着交税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中国农民还没有取得这个天经地义的权利，更有甚者，还找农民收取土地闲置费。这实际上是强制农民无偿或低偿提供劳动和土地结合，生产低价的农产品，为社会提供保障。这就是我国农产品多品种、大范围生产过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根本原因。


第三绑：建立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让地主离城下乡，农工离乡进城。


农民愿进城，可是白白的丢掉土地和房产又太可惜了，进城的农民还担心老了以后的生存问题（社会保障）；城里有钱的人希望下乡做地主（办农场、农业企业），但没法取得农地的产权。如果能有一种制度能开通城乡的产权交易，促进各种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交易，那无疑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增长。


我建议建立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1、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和集体土地信用合作社。2、将农业税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建立农民个人社保专户，在土地银行系统设专户管理社保基金。3、将集体的土地股权化后分配给农民 ，土地的股权可以抵押贷款，获取进城发展的本钱。


可以用个人土地股权换取个人社保基金。4、与土地股权相配套的个人社保帐户可随个人在城乡社保系统流动。5、土地银行收购、集中土地，开发增值的经营收益，用于农村的公益事业或转为社保基金。


第四绑：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作主。


我们总以为比农民聪明，其实不然。民办学校管理权上收，由公办教师取代民办教师，由村民和教育系统双重管理变为教育系统垂直管理，结果怎样呢？农村的财务管理权上收到乡政府里管理，结果怎样呢？最近几年，各地大搞结构调整，“逼民致富”，结果怎么样呢？前些年，各地给村里派书记、村长，结果怎么样呢？


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伸手管农民的事，比农民自己管差得更远，且成本高出许多倍。


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政府知难退出的领域，农民一进入就柳暗花明。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单干，从计划种植到市场导向，从政府包办到个人承包都说明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主张：政府少为农民作主，让农民多作政府的主。


给农民松绑，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民就是让农民逐步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即同等的民主权、税赋权、社会财富占用权、迁徙权和人身财产保护权。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就是农民增收的最有效的措施。

农村债务——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


(2002-07-09 09:16:18))



作者：李昌平 最早发表于《南风窗》杂志


没有人给农村债务下过定义，我把县乡村三级行政组织所欠的债务叫农村债务。

全国农村债务到底有多少，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农村的问题很难提起人们的兴趣。江汉平原的监利县村级债务5。5亿元，乡级债务（含管理区）3亿元，县级债务1。5亿元，三级债务10亿元。在江汉平原，监利县的农村债务不是最多的，属中等水平，像江汉明珠——潜江市属下的董滩村欠100多万元高利贷的村到处都是，富饶的江汉平原是如此，全国的农村可见一斑。

全国有近3000个县（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3个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9000亿之间，有专家学者说远不止这个数，我还是比较偏向保守的。

6000—9000亿是个什么概念，农村人口约有9亿，这就是说，农村人均负债约667—1000元。和城市欠债比这个数是不大的，但此债不能和彼债相提并论。

一是债主不同，城市欠债大多欠的国有银行的钱，而农村欠债大多是欠私人的钱，属于民间借贷；二是利率不同，城市欠债的利率不会超过5‰，而农村欠债的利率一般高于15‰，全国农村债务每年付息900—1350亿元，而全国农民的合理负担不到700亿元；三是欠债的主体不同，城市欠债是企业、法人、是可以破产的，但农村欠债是政府，是村委会，是不能破产的；四是还债的方式不同，城市欠债是靠赚钱还债，农村欠债主要靠加重农民负担还债。

一、农村债务形成过程及原因。

农村债务是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出现的。

1993年，农产品开始大幅涨价，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农业税和各种乱摊派大幅增加，县乡村三级日子好过了：工资大涨；机构和人员膨胀；奢华作风开始盛行，房子、车子、手机、电脑等越配越高级，公费考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主要领导发展到一般干部，甚至村民办教师也要出去考察。

1996年，农产品价格开始下滑，内地乡镇企业也大面积滑坡，中央出台减轻农民负担的13号文件，县乡村的收入增幅减缓，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支出却刚性增长。借债成了普遍采用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办法。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县域经济，农村信用社实力有限，借债的手伸向了民间，一种方法是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利用高息吸纳“存款”，用于政府消费；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找民间拿30‰高利贷，由于高利贷管理混乱，“营运债务”一度发展成为干部的生财之道。

监利县95年以前基本不欠债，且有80％乡村有节佘，从1996年开始，全县债务每年以2亿元速度增长。农民负担款征收难，上面追的紧，乡村没有办法——借债；机构和人员增长快，行政支出不足——借债；抗灾——借债；修房子、买车子……——借债；还旧债——借新债。当民间借债有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就形成了债务的恶性循环，监利县每年支付农村债务的利息在1。7亿元以上，而每年合理农民负担总额也没有1。7亿元。

为了吸纳更多的钱维持债务的恶性循环，民间的借贷的利息从1。5‰增加到了现在的30‰，有的地方达到40‰以上。这样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潜在的危机也越来越深重。

农村债务的数量对外界是绝对保密的。保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混乱的管理。在一个村，一个乡就是村长，乡长也很难搞清借民间高利贷的准确数据；另一种是暗箱操作，一个村、一个乡只有核心层的两三个人知道债务运作情况，只有当这个核心“下台”时，才公开家底。公开家底的时间越迟，潜伏的危机就越大。一旦公开家底，就会产生巨大的震荡，引发无穷的变化。

巨额债务的形成，既有宏观原因，又有微观原因，其实质是经济和社会诸多问题的综合反应。

二、农村债务的危害

1、债务使农民陷入永无翻身之日的境地。

如果说农民负担过重起初是因为机构和人员膨胀引起的，那么现在，农民负担虽有中央三令五申，但仍有增无减，则是债务危机所致。监利县柘木乡1997年因提早征收农民负担，导致一农民服毒自杀，中央领导严令查处责任人，乡党委书记、乡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接责任人被判三年。但1997——1999年，监利县仍无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三令五申，每年加重农民负担2亿元，人均200元，农民苦不堪言。尽管如此，监利县的农村债务依然有增无减。

2、债务使乡村干部变成“恶魔”

2000年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朱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引起了中央、省、市、县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生铁亲自担任监利县农村改革工作组组长，可是，九月份王生铁书记的工作队刚走，“胡汉山”就回来了，监利3个月内逼死农民3人，一位农民因人民公社时欠村里的190元，现在要还1800元，该农民无力偿还，竟拉去关在乡里的“小黑屋”里给活活冻死了。另一农民因1995年欠集体3500元，利滚利后竟要还1。9万元，该农民答应还1。4万元，乡村干部不同意，竟把他拉到乡里关“小黑屋”……数天后，该农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还有一位农民因其对收款“小分队”不热情，被“小分队”强行抓去乡里关“小黑屋”……身上多处被打伤，头也被打破，该农民多次要求乡里出钱医治无果，含恨服毒自杀。在监利县每年有上万的村民因交不起税费而被关“小黑屋”，且被强制下跪。

3、债务使乡村官员永无宁日。

一般的乡镇几乎都要面对几千个债主，一般的村要面对上百个债主，现在的乡干部每天都要给债主说好话，债务就象背在乡村干部背上的一块大石头，永远让乡村干部直不起腰杆；债务就象挂在乡村干部腰间的一颗炸弹，永远让乡村干部提心吊胆。去年，监利县周沟乡一债主多次到周沟乡政府讨债无果，与乡干部发生争执，竟自杀于周沟乡政府。有更多的讨债者则是拿着刀找乡村干部去讨债的。在全国，因农村债务逼死村长、书记的事已发生多起了，因讨债无果自杀于乡村机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2000年媒体披露出来的此类事件有100多起。

4、债务导致乡村干部队伍素质降低。

由于债务危机使乡村两级组织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其职能也萎缩。现在很多村找不到象样的人当村长、村支书，很多乡干部提出辞职，县长的“含金量”也大大降低了。内陆地区的很多村没有积累只有债务，村长选出来了但一般都不愿干，愿干的一般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想收回债款的人，一种是有黑社会势力背景的人，在这两种人中，后一种人多被乡领导任用。面对农村的这种情况，一些有水平、有头脑、有能力的乡干部或要求调出或宁为“凤尾”不为“鸡头”或纷纷下海自谋出路。四川仁寿县最近有32名乡干部提出辞职，其中27人是“一把手”。而四川的某一市甚至有107名乡干部提出辞职。乡村干部和地痞流氓的结合也成为乡村干部队伍结构演化的一种趋势。

5、私有化已成公开秘密。

农村债务的债主70％是县乡村干部和干部的亲友，县乡干部绝大多数和农民的关系演变成了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

由于乡村欠债主的钱，乡里村里值钱的东西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早就卖光了，剩下的就只有土地、泵站、学校了。由于种地不挣钱，农民都不愿要地，正好债主要不到钱，也只有打土地的主意。现在在农村大片大片的土地发包给债主，30—50年不变，债主种地不交税费，只用高利袋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债主变成了不交税的“地主”。为了完成上面的税费任务，乡村干部便把农田的税费强加到人头上，农业税变成了人头税。现在学校、泵站也是债主争夺的目标。这种权力作用下的变相的私有化值得高度关注。

6、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

人畜的传染病，过去是靠政府和集体拿钱救治和消灭，现在县乡村无财力了。各种畜禽传染病一经发现就必须迅速捕杀，严控传播，但现在谁出钱、谁来管？在农村血吸虫病、传染性肝病等患者很少有人去住院救治，这都是十分危险的。

7、义务教育永远的画饼

现在，乡村找农民收一个钱债主就逼走一个，乡村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学校对学生的收费越来越高，学生流失呈上升趋势。你走在湖南、湖北的每一个城市，你都会遇到一群群跪在地上给人擦皮鞋的小孩。这样下去，义务教育永远是一个画饼。

8、水利工程日趋老化。

农村已有十年没有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了，农民每年上缴的以资代劳资金都还了债或发了工资，国家下拨的农业工程建设资金也常常被挪用，农业抗旱涝灾害的能力日趋衰退。十年后必须对原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修复，预计需要几万个亿的投入。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十几亿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仅是“分田单干”——责任制的功劳，这种认识是幼稚的。水利建设和种子、肥料的技术革命是粮食增产的核心因素。从1985年开始，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在逐年减少，而产量在增长，这个事实就充分说明“分田单干”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今后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将是水利。

9、县级政权面临危机

在内陆的县一级，财政收入的70％以上来自农民负担，由于农村债务的影响，县级财政的预算收入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监利县已有80％的乡村只能完成县下达的税费收入任务的50％，县级政府也不得不靠借债和挪用度日。内陆许多县级政府为保运转挪用社保资金、专项基金、项目专款、变卖国有资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乡村截留县级财政收入，必然导致本不堪重负的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县域经济的萎缩，财政进一步恶化，失业进一步上升，这样必然会形成经济和社会的恶性循环。

过去，县域工业和城镇居民的问题主要靠农村和农民输血解决，才保证了社会稳定。现在农村和农民不仅无血可输了，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和群体。县级政府实际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

县级政府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县级政府就是腰，腰出了问题，人就会瘫痪。

10、农村市场进一步萎缩，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

从宏观而言，财富向少数发达地区、少数人集中，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化；从微观而言，少数人又通过高利贷和权力的结合，再次集中财富，使更多的人陷入绝对贫困，连最后的保障——土地也将失去。我们既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没有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有绝大部分农户的现金收入不够缴税费和学生的学费，有不少农民一件衣服穿几年、几代人。农民没有钱消费，再好的拉动内需的措施都是错误的。

三、农村债务的解决办法

巨大的农村债务是我们长期不重视“三农”问题结下的苦果，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很难，但不解决不行。

1、在全国农村开展农村债务清理整顿工作，用条例的形式规范农村债务的管理。严厉打击农村债务中普遍存在的违规高息、少本多息、延时计息、无本生息、应付款生息和利滚利等违法犯罪活动。

2、用机动田、水面等农业资源偿还农村债务，要公开竟卖，不许暗箱操作。但不准将农民的旱涝保收的口粮地拿去抵偿农村债务。

3、准许省、市人民政府发行省债、市债，偿还农村债务。

4、中央财政应向农村倾斜，农村教育和农村医保由中央财政拿钱解决，每年不能少于1000亿元。

5、重构县乡政府体制，把吃财政的人减少60％。把一切靠向农民收费生存而又不为农民服务的部门全部砍掉。县乡政府重构决不能再走照中央政府的“葫萝”画地方政府的“瓢”的老路。必须废除干部终身制，在职就是干部，不在职就是居民。县乡政府官员应由群团组织推荐，党组织审查，人民选举产生，接受党和人大的监督。

6、属于农民集资办起来的农村“国有”基础设施，如电力、通讯、电视、公路、大型泵站等，其产权应归还农民，农民以产权抵押申请贷款偿还债务。

农村债务决不能等闲视之，如不加以遏制，必然会导致农村大混乱和大倒退。因此，我呼吁所有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都来研究、关注、解决农村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