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筹分时图:劝善行善

劝善行善
   道教素来以善道教化为己任。一方面，积极地用自己的理论、观点向社会作宣传，引导人们学善明善，期望整个社会能够风俗淳美，道德高尚，是为劝善；另一方面则更加提倡修道者身体力行，主动去做好事，是为行善。行善的目的，并非为了赢取别人的赞扬，而是为了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积累功德，以作宗教解脱的基础。做了好事不求人知，不让人知，称之为积阴功。广积阴功，是道教徒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广积阴功
  道教提倡广积阴功，要求“积功累德，慈心于物”[1]。相对应的，便是反对放纵自己，干各种不妥当的甚至于缺德的事。有人干一点好事，生怕人家不知道，而一旦无人监督，便偷偷干一点坏事，自以为瞒过人耳目，不会得到惩罚。道教对此态度完全不同。因为，善恶的行为，终究逃避不了果报的法则，阴功阴恶，人或不能知，天地神明却不会不知。《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正是基于对神明监察每一个人思想与言行的观念。

神明监察
善恶的报应，系于人心，人心与相应的行为，自有神明监察。神明的监察有一个系统。《太上感应篇》称：“天地之间有专门负责记录人们过失的神灵，依照人所犯过失的轻重，以剥夺他们的享寿的时间 ── 算，算减便会贫穷虚耗，经常踫上忧患，别人都厌恶他们，刑罚灾祸老跟随着他。吉庆却避开他，恶星临头，降下灾难。寿算被剥夺完了死亡便到来。”[2]《太上感应篇》的说法，来自葛洪，而葛洪又远有所本，并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可见神明监察下民，根据其善恶施行报应的思想在道教中是一贯的。

至于神灵的具体名号，倒不那么重要。所说的夺算，据《抱朴子．内篇．微旨》，一算是三日，就是说若犯过失夺一算，便是减少三天寿命。比算大一级的，还有纪，一纪合三百日。大错夺纪，一纪减少三百天寿命。所谓善恶功过，不仅仅指人的言论与行为，还包括人头脑中的念头。葛洪说：“只有恶心但尚未有恶迹的夺算，做恶事损害到人的夺纪。算、纪超过应享的寿命，死了之后殃祸会留给子孙。”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亦即此矣。

阴功的范围
既然人的一言一行乃至于一动念头，都有神明监督著，那么，决没有一种欺骗天地神明的办法，阴恶能骗人，不能骗神，一点也干不得。人应该时时处处警戒自己，避开坏事恶行，做好事，行善行。这样阴功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并不限于某些特殊的领域。道门的劝善书中，号召人们的是“行时时之方便，积处处之阴功。”既然是时时处处，便没有限定。当然，广积阴功没有限定范围，警戒自己不干坏事的场所，也便没有限定。葛洪说各种应夺算的事，有数百种，无法一一具体解说。数百事，也不过举其大者，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以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广泛的领域中，都有损阴德还是积阴功的问题。

注释
↑ 《太上感应篇》
↑ 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

因果秘义
  道教提倡行善，并不认为它们仅仅是对别人的施舍，仅仅是自己的支出，相反，认为行善的结果不仅利人，同时也利己，因为其中包含着自己人格的完满，在为人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修行完满准备了条件。这样，才具有行善的主动性。
因果相应
  因果的关系，在道教教义中，是特指人言行、思想对他的未来、对他自身所造成的影响、作用之间的关系。人的言行、思想是因，由此造成对人自身的影响是果。
  因，指原因，果，指结果，这儿特指由因引起的报应。因和果，言行、思想与其报应之间，是紧相跟随的。其中因是引起果的根子、缘由，果是对因的报应。人的言行、思想，总要造成一定的结果，受到一定报偿，造了因，想不受到报应，是不可能的。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道教将因果分成出世因果和世间因果两种。出世间，以智慧为因，以解脱为果。其果即是道果。世间因果，以善恶为因，苦乐为果。做了恶业，必定得恶报，其最终之果为苦；做下善因得善报，其最终之果为乐。一般人们讨论的是世间因果。修道者则两者都要考虑。在世间，不忘善恶果报，多行善，多积德，以求离苦得乐，并以之作为进一步修大智慧，获大功德，得大道果的基础。

因果随人
  种因得果，无法避免。就每人而言，种甚么因，得甚么果，全在于自己。人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谁也无法逃避。干坏事，必定得恶报，做好事的必定获善报，无法由别人所代替承担。报应有阳报，阳报不及，还有阴报、冥报。至于每一个人，做甚么性质的事，种甚么性质的因，全系于自己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因在其心。所以《道教义枢》卷三《因果义》引灵宝经说：“善恶报应，正由心耳。”同时，中国人重家族，个人的荣辱与家族的命运有密切关系。《易传》说：积善的家族必定有剩余的喜庆留给后代，积累著不善的家族，必定有剩余的灾殃留给后代。[1]这种情况，在《太平经》中称为承负，即一代代积累下来的余庆与余殃，主要是余殃。对此，后代子孙要赶快迁善改过，皈依大道，排除长期积累下来的“故气”、戾气，才能转祸为福。

因果观念是道教推行善道教化，劝善行善的思想基础。

注释
↑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行善准则
要人行善，必须讲清甚么是善，甚么是恶。
根本上说，要慈心于物，恕己及人。《抱朴子．内篇》说：“阅读各种道门戒律，没有不说凡是要求长生的，都必须积善立功，以慈爱之心对待万物，推己及人，仁爱及于昆虫，喜欢看到别人的吉祥，同情别人的痛苦，帮助解决别人的急难，救济别人的穷困，手不伤害生灵，口不诱劝挑起祸端，看到别人有收获就像自己收获一样，见到别人的过失就像自己的过失一样，不自以为尊贵，不自己赞美自己，不嫉妒胜过自己的，不拍马屁也不暗中算计别人，这样才算到上有德，受天赐福，所从事的一定成功，追求成仙才有希望。”[1]

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以慈爱之心对待万物，是爱护和同情的基础。恕，就是由此推彼，恕己及人，即将心比心，自己不想承受的，不要强加于别人，自己视作愉快的，也希望别人获得。这就是说，实行孔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

目录
1 行善不拘细琐
2 善行拟订成具体细则
3 善恶的标准随时代变化
4 注释
 

行善不拘细琐
做好事，都是功德，无论其大小；干坏事，都损阴功，也不论其大小。所以道书总教导说：不要因为恶行很小便去做，也不要因为善事太小便不去做。[2]善恶虽小，积累起来便会增多。而且，既然要做个好人，便不能只在某些时候做好事，其它场合则不做好事，甚至于干坏事。干好事和干坏事都会渐渐形成习惯，人的德性要长期修养才能完善，小者为之或不为，都会直接影响到德性的修养。

善行拟订成具体细则
善与恶，都是具体的。所以有必要厘订成具体的规范，成为人人一见就明白、并且可以依照它们操作的守则。这些守则中首先包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态度。比如修桥补路，收葬无主尸骨，救济孤寡，等等，在道门的劝善书中都有明确规定。其次，提倡职业道德。

比如对商人有不短秤的要求，对农夫有不杀耕牛的劝告，读书人则有敬惜字纸的教训。不同职业活动环境、领域不同，所涉及的道德规范也不免有所区别。制定相关的道德诫条，让人知道即使在谋生时，也有所应守。再次，这些细则，要使人能够从身过做起，时时处处都有行善积德的机会。

《阴骘文》要求人们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乃至于剪碍道之荆棘，除当涂之瓦石，正是体现这种为善不捐巨细，身边到处都有行善机会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都从身边做起，逐步养成行善的习惯。

善恶的标准随时代变化
善和恶，都有固定的标准，人们才能有所依据。不过这些标准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道教信道。大道流行，亘古长在；时世变迁，纷纭不一。因时应变，是道家的一贯主张。这种变化，有几种不同情形。有的是善的名目仍在，但具体内容已发生变化。比如忠，历来是善之大者。古代家天下，忠君与爱国一致。然而孟子已经说得很明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主时代，忠的内涵主要在忠于人民，忠于国家。

又如，商业行为中，大斗进小斗出素来看作过失，现代商业中计量不一定或不限于用秤斗，但诚信不欺的原则却不会过时，道门反对轻秤小斗的守则，内容便应扩展到整个商业行为中的诚正公平。有的是某些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古代没有后世新增，那便应设立新的相应的守则。比如，古代没有吸毒之恶习恶行，今日则必须定下不准吸毒、藏毒、贩毒和劝人吸毒的规矩，将违反者视为恶之大者。相反，能助人戒毒则是善之一端。所以说，行善劝善，不必拘泥于书本上的具体的个别的语句，而要理解其本意，应时权变。

注释
↑ 《微旨》：“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济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
↑ “莫因恶小而为之，莫因善小而不为。”

修善方法
1 行善去恶的主体为人
2 时时戒省
3 必须少私寡欲
4 具体方法
5 《功过格》的方法
6 过的量化
7 人的自觉
8 高道德要求的道戒
9 参考资料
10 注释

行善去恶的主体为人
人能知善，但知不一定去做，知与行之间可以统一，也可以分裂，只有能知善又能行善，才算真知实行，真正有德。所以，道教说的积功累德，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修德，主要靠实践。通过实践前面提到的各种行善的准则，逐步体悟其中的真谛，慢慢积累，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时时戒省
修德靠自己，别人无法代替。至于修与不修，全在每人的自觉。没有自觉，要别人耳提面命，那样修不了德，即使偶尔为之，也不可能持之以恒，踫到艰难险阻，难免半途而废。道门中历代高尚之士，之所以受到人们敬仰，无一不是发大宏愿，道心坚定，持戒不懈。

唐朝高道司马承祯，名高德重，受到皇帝征召，许以高官，但他视富贵如浮云，坚辞还山。另有一位道士卢藏用，原来也隐居修道，名气响后，便应诏出来做官。他在送承祯还山时，指着京都附近的终南山说：“这儿本来就有好去处，何必跑去天台山呢？”司马承祯嘲讽地回答：“以人我看来，这不过是当上大官的捷径罢了。”后人从此概括出“终南捷径”的成语，专讽刺那些用心不坚希望走捷径捞好处的行为。卢藏用半途而废给人留下笑柄，也留下教训。修德必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住外界的干扰引诱，关键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见善即行，见恶远避，有过即改。

必须少私寡欲
上面提到卢藏用守道不终，原因在于他带着自私之心，又怀着追求荣华富贵的动机。也许他开始时还不是这样，但一旦成名，便改变了初衷。上面提到的种种善行，都要求自己无偿付出，若是用利己之心去参与，最多可以行之一时，决不能持久。老子说的“少私寡欲”正是行善修德的根本指针。若是处处从个人出发，以自己为中心，就不会有对人类对万物的慈爱之心，甚至于对同胞的痛苦麻木不仁，又哪里谈得上济人所急？怎么会去从事那些为人尤其是穷苦人而设的慈善事业呢？在现代社会里，以个人为中心，往往表现于为一己的享受而追求物质利益，被物欲牵缠既久，迷不知返，离纯朴之德越来越远。所以对现代人来说，寡欲尤其显得重要。

具体方法
这一方法，主要是将功德和过失都加以量化，使每人可以从自己的行为评价自己过多于功，还是功大于过，并且知过而改。道教中历代高士经过反复实践、研究和改进，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功过格》便是这种量化方法的经验总结，也是提供给人们的有效修身工具。

《功过格》的方法
《太微帝君功过格》这样介绍：“凡受持之道（方法），常于寝室床首置笔砚簿籍，先书月份，次书日数，于日（日期）下开功、过两行，至临卧之时，记终日所为善恶，照此功过格内名色（每一细则）数目（指某事合多少功或多少过）有善则功下注，有恶则过下注。不得明功隐过。至月终计功过之总数，功过相比，或以过除功，或以功折过。折除之外者，明见功过之数，当书总记（计），迄，再书后月。至一年大比（总评估），自知罪福，不必问乎休（吉）咎（过失，凶）。”

《功过格》要有具体的细则，以便于操作。比如：

赈济鳏寡孤独穷民百钱为一功，贯钱为十功。
一钱散施积至百钱为一功。
米麦币帛衣物以钱数论功。
饶润穷民债务亦同此论。
济饥渴之人一饮一食皆为一功。
济寒冻之民暖室一宵为一功。
救有力报人之畜一命为十功（谓驼骡牛马驴畜等）
救无力报人之畜一命为八功（谓山野禽兽之属）
虫蚁飞蛾湿生（指水中生物）之类一命为一功。
过的量化
穷民不济为一过，复加凌辱一人为三过。
偷盗人财物或教人偷盗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
若见偷盗不劝为一过。赞助偷盗为五过。
不义而取人财物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因而谋害其过加倍。
每一功过格实际所载的内容非常具体，条目也很多，这儿只举一些例子。有具体的条目和功、过的数量，二者相比较，就可以判定自己究竟做得怎么样。同时通过逐月、逐年的比较，也可以评判自己在道德修养上有没有进步。

人的自觉
功过格提供了帮助修养的方法，但能否正确运用，还在于自己。如果有功就记，有过则瞒，那么非但形同虚设，而且欺人欺己又欺天，反而过上加过。

高道德要求的道戒
道士是道教的专业的神职人员，或者是主动出家专以追求成仙获得宗教解脱的人员。他们献身于道教，平时受到严格要求，比常人更亲近神仙，除了自己修炼以外，还要指导一般信众，因此必须具备较高素质，包括道德水准。在他们内部，作为行为约束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是遵守道戒。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反复强度，行法之士，戒行为先。[1]道士随道阶的不同，要受严格程度各不相同的戒律。一般道阶越高，戒律越严。比如全真道士在初真（初受戒）和中极（第二阶段受戒）都有几十至三百不等的戒。在道教经书中，戒律形成一大类，每一组戒从五戒到数百戒不等。在各宫观中，还依据道戒和自己的具体情况，编定若干清规。戒律和清规，对道士的言行和思想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指导。它们规定了道士道德修养的基本方向。

参考资料
晋．葛洪《抱朴子．微旨》
《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阴骘文》
《太微帝君功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