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玩lol:JBC3.2 文明之初

JBC3.2 文明之初<<上一篇 下一篇>>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10-11-15 11:24:00 | 分类:犹太人 | 访问量：2869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三章 神话，传说与历史
　　
　　3.2 文明之初
　　
　　从时间上来算，中东的历史可以粗略划分为四个时期[1]。最先的史前时期，从公元前3200年左右算起，可以一直向前延伸上百万年，在早期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一地区出没。古代时期（Ancient Times）则可以从有文字记录出现的公元前3200年，一直算到公元前330年，历时三千年，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也从石器进化到铜器，铁器。从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始，中东的政治变成来自地中海周边的西方人主导，先是希腊，然后是罗马，接下来是拜占庭（东罗马），从公元前330年到公元640年，历时一千年，在西方史学界通常称为古典时期（Classical Times）。在这之后，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中东地区，虽然历经蒙古人、土耳其人入侵，却基本保持阿拉伯文化，一直到现代，这一时期统称为伊斯兰时期。按照这一划分，《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大多发生在古代时期的后部与古典时期的前部，在漫长的中东历史上来说，只能算是后来者。
　　
　　农业的发明开始于公元前9000年左右的“新石器革命”时期，其中两河地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原先大家甚至认为农业最早就出现在两河所冲击出来的平原上，但是这一看法后来得到了纠正[2]。河流冲击所形成的平原地区洪水不断，沼泽地带有许多蚊虫，组织规模还相当小的早期人类无法在这里垦荒种地。反而是处于两河地区边缘的山区，有一些小山坡或是山脚下的小平原，有自然的降雨，更适宜原始人类居住，也是产生农业的摇篮。到后来（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人类才开始从山区移居到平原地带，挖沟筑坝引水，扩大农业种植的规模。
　　
　　这一次迁移，带来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其程度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根本改变了社会与经济的组织。但是其历时要有数千年，在变化速度上要比现代工业革命的一两百年慢得多。在山坡下种地，多半是一个村子里，相互带有亲戚关系的几户人家，靠老天滴下的雨水，各自忙乎各自的。到了平原上，挖渠引水，防洪排涝，这些水利工程所需要的组织规模，要大于村落或是部落。河水之中的泥沙还不断沉积，挖过的渠道得年年疏通，水利工程经年不断。如果最终遇到自然或是人为灾害无以为继的时候，泥沙堆积，水流改道，人员移走，原来的定居点又变成荒漠，遗弃的房屋、建筑被埋在沙堆中，要等到好几千年之后才又引来考古研究者们来这里挖挖铲铲。
　　
　　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壤，有组织的种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粮食产量。有人估计过，与原来山角下靠老天下雨的种植相比，这些在冲击平原上靠灌溉的种植在产量上要多出个三到四倍[3]。产量的增加，不但为人口的增加，也为社会的分工提供了必需的条件。有了余粮之后，就不需要人人种田，一部分人员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最先分化出来的职业是军人。平原地带本来就无险可守，再加上土地、水源的你争我夺，刺激了军事的发展。到公元前3000年，开始出现城市，在平地之中，用围墙筑起人造的防范，由职业军人把守，连种田人都在城内安家落户，虽然耕作的地点多半在城外。有了军人，相应的也有了制造各式进攻与防御武器、设施的工匠，制作铜器，建筑城门、城墙与了望塔。随之而来的，是超越家族、部落的政治机构的建立，牵头组织这些活动的人，变成了官员，手中掌握着许多经济与政治资源，社会的分工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化，开始出现在我们现代已经是习以为常的社会形态，有了国家与阶级。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创造了另一个大发明，文字。书写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账，将一件物品的大致形状画出来，然后标上一个数字。而后这些形状被简化成笔画，只是他们的粘土板上不适于书写横竖撇捺，最容易的是用一根小硬棍在板上一戳一提，造成一个小楔形。经过上百年的演变，这些以楔形为主堆起来的文字符号被用来表达更为复杂的概念和意思，比如说故事，诗歌，情感，哲学，宗教，及科学[4]。写字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技巧，因而他们也特别喜欢列单子，比如说从传说到当代的列王表，数目上千的各式神灵，各式的医药，法规，牲畜的数目等等。他们还发现了勾股定律，只是没有写成公式，也是用列表的形式。虽然这一定律后来是由希腊人给出证明，但是在两河地区却早已有人会用它来做计算。文字的最大用处，是它可以留下记录，让官僚组织变得更为复杂与完善，田地、粮食、牲畜都有帐可查，也方便了贸易的发展。他们甚至还发展出一套福利制度，接济贫病孤寡。文字也记录下来他们的文化，神话，礼仪，故事，天文，星相等等，都从一代一代的口头传说，变成了可供后代查考的文字证据，也由此开创了有史可考的文明时代。
　　
　　楔形字与我们的方块字相似，其中既有含义，也有读音，而不是像后来的字母那样，只有读音，没有意思。相应的，楔形字的书写有一套复杂的规矩，要经过多年的练习才能学会。会写字的人很受大家的尊敬，掌握了这一项困难的技巧，就可以担当个一官半职，在王宫、圣殿之中起草文件，记录事项，管理帐务等等。这样的文人，在我们的历史上俗称为“读书人”，在古代中东却被称为“抄书人”（scribe，又翻为“文士”），也是一个地位高尚的特殊阶层。连当地的国王都以会写字而感到骄傲，考古发现的记录之中就有国王声称王宫图书馆中的那些铭文石板都是他自己抄写的。
　　
　　要成为抄书人，自然是要上学，经过特别的训练，通常也只有富贵家庭才可以送孩子上学。学校里教的主要是写字，学生要不断地抄书，以熟悉楔形字那一套复杂的规矩。抄得最多的是宗教与法律文本。史密斯所发现的那一个大洪水的故事，后来在两河地区许多地方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因为抄写这一神话故事是各地的学生们常有的作业。除此之外，他们也学一些算术与科学，为着以后工作的方便。读书的过程也类似于我们的寒窗苦读，起早贪黑，上午要抄写，下午要学习记忆第二天要写的内容。学校有一个校长似的人物，称为“师父”，外加几位老师，称为“大师兄”。学得不好的学生，还要挨打。
　　
　　在苏美尔出土（公元前2000年）的一则故事[5]，讲述了某位成绩一般的学生上学的一天。他早上起床，催着妈妈赶快准备好带去学校的中饭，之后一路跑到学校。急赶慢赶，却还是迟到了，要挨打之后，才能坐下来抄写作业。作业交给大师兄，却被判为不合格，又挨了一顿打。学生感到大势不妙，于是赶紧请大师兄晚上来他家吃饭。家长专门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招待客人。吃饱之后，大师兄对家长说这学生学得还可以。虽然这是四千多年前的故事，当代的我们应该不难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
　　
　　以一个城市为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国家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城邦，按照现有的记录，也是最早出现于两河地区（公元前2900年），比另一个以城邦闻名于世的古希腊相比，早了两千年。最早出现的城邦出现在苏美尔，也就是两河在波斯湾出口附近的下游地区，现代伊拉克的南部。每个城邦的规模都不算大，人口可以达到五万左右，控制的区域可以达到方圆十公里[6]，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个小镇子，或许叫“镇邦”更为贴切。类似的城邦在整个苏美尔加起来有好几十个。城邦之中，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圣殿，另一个是王宫。（后来以色列建国之后，也大致是这个模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守护神，护卫着城邦的繁荣与昌盛。圣殿里摆着用上等木料制成的神像，身上镀着金，眼睛是用宝石做成的。因此圣殿可以算是神的住所，而祭司们则是神的仆人。他们每天要给神像换上贵重的衣服，为神像备上食物，给神像沐浴，送神像就寝。这些当然都是宗教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有许多规矩与讲究。
　　
　　圣殿往往建在金字形的神塔（ziggurat）之上，是城内最高的建筑，高度可以达到五六十米，外观雄伟，大老远就可以看见，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像与骄傲。《圣经》（创世纪11：1-9）中说大洪水之后，人们造了一座通天塔为自己扬名，只因为上帝搞乱了大家的口音，才未能成功。这个故事中所说的塔应该指的就是两河地区的神塔，后来在考古发掘中还曾找到原型。但是建塔的目的，却不只是为了扬名。五千年前的人们，对“山里边有没有住着神仙？”这个朴素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他们所住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只好自己建起一座通天塔，将神庙放在最上边，为的是与神灵建立沟通渠道。当然，就像现代的城市总想着建最高的摩天大楼来长威风，文明之初的他们也不免相互攀比，看哪个城市的神塔建得更高。古巴比伦人还把自己的神塔命名为“擎天立地之塔”，登塔的楼梯则称为“通天梯”[7]。创世记（28：10-22）中说到，雅各从父亲那里骗得原本属于哥哥的祝福之后，在外逃的路上，曾经梦见上帝站在天梯之上给他祝福。这样的描述与两河地区的风俗相吻合，神灵应该是住在高高的神塔之上，登塔的天梯是连结神灵居所与人间的通道。
　　
　　======
　　
　　


　　
　　图十一：在苏美尔古城Ur的神塔，塔前的梯级是通常所谓的“天梯”。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在附近建了一个空军基地，塔顶站着的不是天神，而是美军士兵。塔前的空地上留下的，也是他们军车的胎印。
　　
　　======
　　
　　圣殿的作用并不只是一座神庙，还担当着很重要的经济角色。城邦之中只有少数有势力的家族拥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的土地却是归在圣殿名下。前边说到过，冲击平原上的农业是有组织、有规模的耕种，集大家之力来修建水利。最初出面进行组织的正是圣殿。大部分居民挖沟、种地、放牧、或做手工的时候，是为圣殿打工，收获的果实交给圣殿，再由圣殿统一分发给大家。城邦与外人的贸易，也是由圣殿来打理。因此，圣殿是城邦的商业与财经中心，还负责统一量度，发放货款，救济贫困人家。圣殿内部，也相应的有一个官僚机构，管理记录这些繁杂的事物，是抄书人的一大雇主。
　　
　　城邦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王宫[8]，住着的是国王。虽然国王名下，也有不少田地与财产，他的主要任务却不在生产，而在军事：保卫城邦的安全，带兵外出征服更多的土地或是获取战利品。掌握着军队的国王，在城邦之中拥有最大的权力。但是在人们心目之中，国王之上还有神灵，国王作为最高统帅自然也要在圣殿的宗教事物中起到重要作用。圣殿的建筑与维修要由国王负责，国王的统治也需要以神灵的名义来取得合法性，甚至国王自身的雕像也会摆在圣殿之中，当作一位神灵来供奉。每次出征之前，国王求签问卜，要由圣殿里接受过特殊训练的抄书人负责主持仪式与画解天意。征兆好的时候，国王便可以放心执行他的军事计划。征兆不好的时候，圣殿里的祭司们还得想想办法，做祭礼来改变神的心意。战胜归来，战利品要分一部分给圣殿，作为对神灵的答谢。战败归来，还得来圣殿之中，问一问天意，看是怎么把神给得罪了，如何补救。
　　
　　求知天意，在当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9]。那时的人相信神灵会在自然之中留下暗示，来告知未来。这在现代的我们看来，或许是相当原始。在我们每个学生都要学的唯物论之中，认定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而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实验了解掌握这些规律。其实古人也和我们一样，有着理解与掌握自然环境的愿望与动机。甚至在想法上都有类似之处，我们理解之中那个硬梆梆的规律，在他们看来是更为拟人化的神灵：神灵做事也是有根据的，因此人们可以了解与掌握神灵的意图。而且他们所用的，也是观察的方法。
　　
　　最常见的方法是观察内脏，用的是祭礼所牺牲的羊，由祭司将羊肝取出，看看其中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大小，肿块，颜色等等。他们对其中的病理没有兴趣，只是觉得神灵若有什么意图，应该在被牺牲的羊的内脏上有所体现。由此还留下许多文字记录，教人如何解读，也教人在看到凶兆时如何逢凶化吉。其余的像飞鸟，云彩，雷电，梦境，或是畸形牲畜的出生，也都充满了预示。这一类方法流传于整个中东乃至地中海地区，后来古代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也时常使用。
　　
　　更为先进的方法则是观察星相。繁星点点，有的动有的不动，其中有着更为深奥的寓意。而且天体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影响着的也是大家的事，是国王、城邦、天灾、收成这些大事。到后来，有的国王会雇用受过专门训练的抄书人，在不同地点专责观测记录。高高耸立的神塔，也常常是一个良好的观测站。这些专业人员其实有几分像现代社会的专家教授，吃公粮，做研究。后来挖掘出来的铭文石板之中，还留下了他们相互争吵的记录，这个观测站的人会写信给国王说另一个观测站的解释是“胡说八道”。这些观测者们谁的预言更准，谁就更有地位，所以相互之间会发生“文人相轻”式的竞争也是在所难免。
　　
　　以当时肉眼观察的条件，移动最为明显的星体之中，他们只能看见水土金木火五大行星，加上任何人都能看到的太阳与月亮，共种是七个天体。于是“七”变成一个特别的数字，一星期七天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这一点后来还要在《圣经》之中体现出来，创世记一开始讲的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头七天（六天创造，一天休息）。太阳过于刺眼，不容易观察。容易观察的是月亮，不但显眼，移动幅度大，还有缺有圆，每天晚上都不一样。稍加训练的人，就可以从月亮的形状来断定日子，因而他们的历法也是开始于月历。但是以月亮为基准，也有麻烦。每个月结束时有一、两个晚上完全看不到月亮，这一方面为新旧两月之间留下一个明显的区隔，另一方面却也为制定下个月的第一天带来不确定性，因此观测新月的升起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如果没有受到云层或是尘雾的干扰，能及时观测，那是吉祥的象征。如果不能及时看到，这个月的日期就会有点乱，相应的宗教、商业上的安排也会受到影响，给大家带来不安的感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月亮的圆缺虽然总给文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对种田人来说却并不是太重要。万物生长靠太阳，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周期决定播种、收获的时节，才是农业的根本。按照月亮绕着地球转的周期，十二个月是354天，而地球绕太阳一周是365又1/4天。在历法上如何协调这两个周期曾经是让他们伤脑筋的一件事。
　　
　　天体当然也会出现异常现象，月食，日食，流星等等。比如说月食的出现，在当时的理解是凶兆，会对国王不利。相应的，他们也发展出一套避祸的方法。国王要暂时退位，变成老百姓，而另在监狱之中选一个犯人来当几天“临时国王”。这位“临时国王”当然没有真正的权力，却要穿上国王的服饰，坐在王位上，还会专门配上一位假的“王后”，为的是把所有由月食所引起的灾祸都引到他的身上。等到危险过去之后，这对倒霉的临时“国王”与“王后”就会被推出去处死，把所有的灾祸随身带走，而真正的国王又可以安全回到自己的宝座之上。长年累月地做下来，负责星相观测的专家们，慢慢悟出了计算月食出现时间的方法，这样寻找替死的“临时国王”的工作，就可以提早准备。原本为占卜服务的星相观察，历经观测，记录，积累，计算，开始有了天文科学的雏形。
　　
　　===========
　　
　　注释：
　　
　　[1] 参见J. Maxwell Miller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p.25-29 (Westminster, 1986)
　　
　　[2] 参见Wolfram von Soden, “The Ancient Ori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Near East”, translated by Donald G. Schley, p.6-11 (Wm. B. Eerdmans, 1994)
　　
　　[3] 参见Charles Freeman, “Egypt, Greece and Rome.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2nd ed, p. 24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参见Joan O’Brien and Wilfred Major, “In the Beginning, Creation Myth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Israel, and Greece”, p.125-138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982)。
　　
　　[5] 参见Joan O’Brien and Wilfred Major，p.131
　　
　　[6] 参见Robert Chadwick, “First Civilization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Egypt”, 2nd ed., p. 38-39 (Equinox, 2005)
　　
　　[7] 参见Robert Chadwick，同上，p.56-58.
　　
　　[8] 参见A. Leo Oppenheim, “Ancient Mesopotamia, 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 p.95-10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9] 以下的描述主要根据Robert Chadwick, “First Civilization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Egypt”, 2nd ed., p. 108-117 (Equinox,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