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网页被劫持怎么办:JBC1.10 从《圣经》读历史

下一篇>>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10-7-12 22:18:00 | 分类:犹太人 | 访问量：2592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一章 《圣经》与历史
　　
　　1.10 从《圣经》读历史
　　
　　十九世纪的西方学界，不但涌现出各式的历史理论，包括我们在教科书中常见到的“唯物历史观”，还出现了各式的诠释、考证、考古方法，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中世纪的西方学界，神学是“学科的皇后”。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十九世纪的西方最让人羡慕的是科学技术的兴起。但是在西方人自己看来，十九世纪却是公认的“历史学的世纪”，连神圣不可冒犯的《圣经》也被当作史料，像其它古典书藉一样成为分析与批判的对象。诸如文本、翻译、正典选定的研究，是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初级考证”。到十九世纪，还兴起了“深度考证”（又称为“高等考证”，“Higher Criticism”），探讨《圣经》的形成，还原犹太人那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的本来面目[1]。
　　
　　在《圣经》研究者中，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Julius Wellhausen（公元1844-1918），他的贡献是在1870年代发表的“四源本说”。前边提到过，《圣经》开篇的“创世纪”之中，上帝有时被称为“Elohim”（神），有时又被称为“JHWH”（“我就是我”，又被译为“耶和华”）。在Wellhausen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这可能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本，一个称为“神本”（称上帝为“Elohim”），另一个则称为“耶本”（称上帝为“JHWH”）。Wellhausen仔细对比了摩西五经各段文字用词、造句、修饰手法、语言风格及其中所体现的神学思维，论证摩西五经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而是四个源本的混合而成，除了“神本”与“耶本”之外，还有“申本”（主要在“申命记”一书中）与“祭本”（主要讲述与祭司、祭典相关的规则）[2]。这四重文本，不但是作者不同，写作时间不同，还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掌管祭典的两个不同家族对历史与宗教的不同看法。从此，“摩西五经的作者是摩西”的说法，完全被推翻，在《圣经》的学术研究者之中，无论是哪一个基督教派，基本都没有人再接受这一传统说法[3]。取而代之的是“四源本说”，被当作《圣经》形成的基本假说。即使不同意这一假说的研究者，也得以挑战这一假说作为立论的开始。
　　
　　源本分析的重要在于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文字记录基本上只有《圣经》一书可用。但是，考古研究却提供了《圣经》之外的证据。现代的考古学开始于十九世纪的西方，要到二十世纪才逐渐成熟。他们的考古热点，却不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欧洲，而是在希腊与中东。在希腊所寻找的是经典时期留下的艺术珍品与《荷马史诗》的遗址，在中东所寻找的是《圣经》故事的证据，而且往往都得到教会的赞助。
　　
　　在古代的中东，适宜居住的山坡往往有特殊的地理因素，比如说离水源近，易于防守等等。过个几百年，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或是外来入侵者的破坏，这个山坡会被放弃，渐渐埋入沙土之中。再经过几百年的风水轮回，又有新来的部落看中当地的条件，选择同一地点定居。这样的轮回，可以历经好几千年，每一次定居都遗留下一个土层，内中埋有各式的物品。一个土丘挖下去，一层一层地筛选，可以找到几千年不同时期的遗物。有人戏称，一个古巴比的文明，几千年之后就变成这样一个土丘。因而在中东的考古，挖的并不只是古墓，更为重要的反而是土丘。2003年，小布什发动战争攻打伊拉克，最感痛心的是那些考古学家们。这场战争不但无法找到任何大杀伤力武器的证据，还很有可能由于那些狂轰乱炸所造成的弹坑，破坏了许多土包之中，尚待挖掘的古文明遗迹。
　　
　　=====================
　　
　　


　　
　　图五：土丘挖掘示意图。近水源，易防守的地点，在历史上被人类用而弃之，弃而用之。每一次居住的遗物都被埋入一个土层，为现代考古研究留下了保贵的文物。在时间上，土丘所藏可以覆盖从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跨越几千年的时光。
　　
　　=====================
　　
　　这些文物多为各式各样不易腐蚀的物品，工具，器械，饰物，骨头，残墙断壁等等。近一些的土层（比如说，公元前五世纪之后），钱币是确定年代的好方法，因为那上边通常都刻有发行钱币的国王或统治者的名字。古老一些的，则可以通过碎陶片来估计年代。陶片是挖掘之中，最容易找到的物品，因为陶器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用的器具，装水装食物，储存物品。不论阶级、地位、文化或宗教，每个家庭都得使用。陶器容易摔破，过一些年月就要换新的。碎片不会腐蚀，而一般盗贼对陶片也没有兴趣。某一时期出产的陶器，在颜色、质地、花纹都有其特殊之处。只要在一次挖掘之中，同时发现某种陶器与可以断定年代的石碑，这种陶器就可以作为这一年代的特征物品，帮助其它的挖掘断定年代。这些发现可以补充历史记载的许多空白之处，让人们知道古代社会许多在史书上没有记录下来的细节，包括技术水平，贸易状况，日常生活，定居规模，人口变迁等等。但是考古发现的意义，却也需要参照历史记载来加以解释，毕竟陶片本身无法提供对历史事件的详细叙述[4]。
　　
　　由于《圣经》的缘故，巴勒斯坦是西方考古学的一个重点，也是挖掘最为广泛、细致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圣经时期的巴勒斯坦，是一个文化与经济都较为落后的地区，再加上动荡的政治局势带来的多半也都是破坏，没有留下很多考古学家最想发现的石碑石刻或是文字记载。反倒是在古埃及与两河地区，有许多重大发现。比如说1799年，拿破伦的下属在埃及发现的罗塞塔石碑，上边用希腊文及两种埃及文字刻下的公元前196年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诏书，使得古埃及文字在与希腊文的对比之中得以破译。1830年代，在伊拉克也有类似的发现，三种文字叙述刻在石崖之上，使得当时流行在两河地区，用楔形文字所记载的语言得以破译。其它的考古挖掘也发现了大批多半是刻在石片、石碑之上的文字记录，不单包括纪年表、神话、史诗这种文字作品，还包括协议、契约、通信等等大量的原始记录[5]。
　　
　　十九世纪以前，《圣经》曾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记录。西方人对中东古代文明的认识基本上来自《圣经》之中的只言片语，只知道它们的存在，却不知道它们的任何细节。十九世纪之后，考古所发现的关于中东的文字记录要远多于《圣经》本身，西方人对中东古文明才有了全新的了解。虽然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发现多半只能算是没有文字的“史前记录”，但是对于圣经时期巴勒斯坦周边的文化，我们现代人通过考古所知道的要比古代犹太人更为清楚。
　　
　　在从事深度考证的角度来说，理解《圣经》意义的关键，在于历史。这内中包含两重意义，首先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事件，是以古代中东的历史与社会为背景的。以色列部落本来就是闪族的一个小分支，在语言、文化、习俗上与其周边其它的闪族分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圣经》中的神话与传说，也与两河地区的传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按照创世记里的叙述，伽南周边的这些部落还都存在着某种亲戚血缘关系。在政治上，人数与范围都有限的以色列部落更是受制于周边的国际环境。对古代中东历史了解的加深，也加深了对《圣经》形成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了解。另一方面，《圣经》中的叙述本身，也反映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圣经》之中，不但可以读到词汇、语法与文字风格，还可以探索内中所隐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状况。《圣经》的叙述，虽然在源本上来说有好几个，而且历经改编与修订，但是这些叙述的选定与整理，表达出特定的历史观念，带有特定的目的。因而现代的《圣经》研究，并不只是对文本，源本的考证，而是在文本、源本之上，从宗教、历史、地理、考古、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叙述。
　　
　　在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西方，愿意花时间来研究《圣经》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忠实信仰基督的教士、学者。虽然他们受到启蒙的影响，在研究态度上有了根本的转变，用的是批评的眼光，但是基督教在西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文化之中，依然占有主导的地位，因而在当时做圣经研究还真得有点勇气，弄不好惹怒了主流文化，会给研究者个人带来麻烦。罗马教皇还曾在1893年针对自然科学对《圣经》的挑战与深度考证的兴起，颁发了一个名为《论圣经研究》的通谕，强调《圣经》除了抄写之中可能留下的错误之外，不可能有其它的错误。西方的思想自由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基督教的挑战之中得来的。哪里有挑战，哪里就免不了有反扑与压迫。
　　
　　在德国执教的Wellhausen，就因为他的四源本说挑战了《圣经》的权威，而被学校明文规定不许讲授旧约。尽管他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年少时的志向是像他父亲那样当一名牧师，求学时以神学为专业，在《圣经》研究上享誉国际，却只能在学校里担当东方（中东）语言学的教授。主张以历史角度研究《圣经》的W. Robertson Smith（公元1846-1894），在英国有着相似的曲折经历，不但得接受异端审判，还被他所在的教会除名。在1890年代以思想自由为傲的美国，也还有两位知名的旧约学者，辛辛那提Lane神学院的Henry Preserved Smith与纽约联合神学院的Charles Augustus Briggs，因为在教学中讲述《圣经》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有错误，而要接受长老教会异端审判庭的审判[6]。
　　
　　这当然已是临近二十世纪，与过去的欧洲相比，好出了许多。出身为犹太人的17世纪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公元1632-1677年），将旧约摩西五经中有关摩西的描述系统整理后，得出摩西不可能是五经作者的结论。他不但被犹太教逐出教会，也受到天主教与新教的同声谴责，有人还为此曾试图要谋害他的性命。其后，一位名为Richard Simon（公元1638-1712）的法国天主教教士，写了一部意在批评斯宾诺莎的著作。他提出，摩西五经的核心内容是摩西写的，只是在后来的编辑过程中，其他的先知们改动了一些字句，以此来回答斯宾诺莎所提出的疑问，维护《圣经》的神圣性。结果，著作发表之后却是吃力不讨好，不但遭受来自新教教会的谴责，也受到来自天主教会同仁们的攻击，被开除出他所在的修道会。他的著作，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付印的一千三百本之中，除六本之外，均被焚毁。更为倒霉的，则是将Simon的著作翻成英文的译者，被关进了英国最著名的监狱，伦敦塔，认错之后才被放了出来[7]。所幸的是，这已经是在宗教争端冷却之后的十七世纪后半叶。如若是在时间再早几十年的宗教改革高潮时期，还曾有人因为不信《圣经》而被送上柴火堆烧死的[8]。
　　
　　然而，在这些研究者们看来，对《圣经》的深度考证与历史批评，虽然不免会找出《圣经》中许多不合历史之处，却不该也不会伤害《圣经》的权威。许多像Wellhousen与Smith这样的学者，本身都还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完全肯定《圣经》之中，包含有上帝带给人类的信息。在他们看来，传达这一信息的媒介，正是《圣经》之中所记载的那一段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而理解这一信息的基础，正是要建立在对这一段历史真实面目的了解之上。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从《圣经》读历史才慢慢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基督教神学院之中找到一席之地。到1943年，天主教会的态度终于发生重大转变，罗马教皇颁发一项名为《圣灵启发》的通谕，允许用历史与考古的方法来批评地阅读《圣经》，为天主教的教士们参与《圣经》的深度考证开了绿灯。新教各教派之中，也是类似的情形。在现代的西方，虽然在一般教会之中还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对《圣经》的态度依然停留在中世纪，但是在圣经研究的学术界之中，从《圣经》中读历史，在历史中理解《圣经》，却基本上是大家不论信神与否，不论教派从属，所共有的态度。
　　
　　=======================================
　　
　　注释：
　　
　　[1] 参见John H. Hayes and J. Maxwell Miller, “Israelite and Judaean History”, p. 53-64 (SCM Press, 1977)
　　
　　[2] 四源本说之中的神本，耶本，申本与祭本，在英文中分别为E Source (Elohim), J Source (Jehovah), D Source (Deuteronomy)，和P Source (Priestly)。参见Ronald Ernest Clements, “One hundred years of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Westminster Press, 1976)。内中对Wellhausen等近代著名《圣经》研究者的生平也有介绍。
　　
　　[3] 参见Richard E. Friedman，“Who Wrote the Bible?”, p. 15-32 (Summit Books, 1987)。
　　
　　[4] Amy Dockser Marcus为一般读者写了一本关于近期巴勒斯坦考古研究的书，“Rewriting the bible: how archaeology is reshaping the Middle East” (Little, Brown, 2000)，不但介绍了考古方法，近期结果对《圣经》解释的影响，还谈到在以巴冲突的背景之下，考古工作者们所要面临的问题。
　　
　　[5] 参见James Bennett Pri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6] 参见John Rogerson, in “Beginning Old Testament Study”, p. 17-23 (Westminster Press, 1982)及Ronald Ernest Clements, “One hundred years of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Westminster Press, 1976)
　　
　　[7] 参见Richard E. Friedman，“Who Wrote the Bible?”(Summit Books, 1987)，p.18-21，其中对“摩西是不是五经的作者”，这个曾经困扰了教士们几百年的老问题，有一个介绍。
　　
　　[8] 时间上稍早于斯宾诺莎的意大利藉教士Lucilio Vanini（公元1585-1619），就因为不相信《圣经》中所说的奇迹，于1619年在法国被割掉舌头之后，送上柴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