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腾达路由器价位:JBC1.8 启蒙时代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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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10-6-14 21:52:00 | 分类:犹太人 | 访问量：2105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一章 《圣经》与历史
1.8 启蒙时代的转折
这些迫害与残杀之中，受苦受难是免不了的。但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却相当符合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与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基督教对人类社会极为悲观，没有一个追求“太平盛世”的期望。按照圣奥古斯丁对《圣经》旧约开篇“创世记”的解释，人类从亚当与夏娃起就有了“原罪”。从此以往，人生在世只是一汪汪泪水之中短暂的停留。充满罪恶的人类社会，并没有什么可以改良的指望。战争与温疫，都是上帝的惩罚，是人类自身的罪恶所造成的。如果说有什么指望的话，那只是在死后的那个世界。而关于天堂与地狱，教会的教导依然是相当的严峻：在最后的审判之中，只有少数信徒可以进天堂，其他多数的人们都将因为他们自身的罪恶而被送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残酷斗争，虽然伤害了教会的威望与权势，但是它所带来的苦难却是在基督教世界观之中看来很自然的事。可是就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及新教各教派之间，为教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欧洲却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动摇了基督教神学在西方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这一转变[1]的一个因素是科学兴起，其中有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故事：伽利略走上斜塔，放手让一大一小两个球体同时落下，结果是二者同时落地。亚里士多德曾经宣称，重量越大的物体落得越快。伽利略的实验，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当时的西方，在思想上与古代中国文人相似，也尊崇古代的圣贤与权威。论思维之慎密，逻辑之严谨，辩才之神奇，学识之渊博，古往今来有几个人敢与亚里士多德相比？伽得略的实验不但打破了这一心理与思想障碍，更重要的是还指出了一条挑战权威的新路径：以实验观察，替代过去那些建立在辩证、美学、启示、和精神基础上的思考。其后西方科学各个领域的进步，都是以证明经典学者们（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论述上的错误为开端。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生活在耶稣出生前三百多年，并不是教会里的人。物理学所处理的是简化的问题，可以在实验室里重复、验证。挑战亚里士多德是不容易，但是要比挑战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对历史、社会与政治的理解，还是要容易得多。在这些方面的权威，是《圣经》本身。世界的创造，人类的早期历史，都写在旧约开篇的“创世记”里。其后，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经历，写在《圣经》之中，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根据基督教会的说法，连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都是因为曾经向旧约之中的一位名为“耶利米”的先知求过学问，看过希腊文的《圣经》，才获得了他的聪明才智。人类所碰到的一切难题，如果有答案的话，那就一定在《圣经》之中，关键就在于从其中的文字找出上帝的意愿与目的。对于在那个环境之中长大的人来说，神学才是严肃的学问，要比那些只是满足好奇心的科学与哲学要重要得多。在这一点上，欧洲的教士与我们古代一心读圣贤书，成天想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读书人，很有几分相似。
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发生在1500年前后。从那以后，他们弄清楚了几个大陆的大致形状，耶路撒冷在欧洲人所画的地图上已经不能再占有像Hereford地图那样的中心位置。但是初期的远航带回来的多半是传奇、冒险与游记，对其它地区的了解则只是触及皮毛。在其后的两百多年之中，探险者在当地住下，征服土地、建立据点或是传播宗教，与当地居民有过一段交往之后，才开始对其它社会的语言、文化、历史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些新知识带回欧洲，才是比科学的兴起更为关键的因素，促成了欧洲文化与历史观念的巨大转变。类似这样的经历，在当代的中国人来说不难想像，因为我们前不久就亲身经历过一次。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这才发现原来世界上那些本该让我们操心的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之中，其实有不少人比我们吃得好，穿得好，家里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甚至还可以开小汽车呢。也是从那一刻起，什么“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一类的口号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自己，看待世界。
欧洲人思想的变化是一个更加缓慢的过程，毕竟那是一个没有现代交通、通讯设备，没有广播、电视、图片这些大众传播工具的时代。十八世纪的开始，1700年，大致可以作为一个粗略的分界线。于此之前，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欧洲的基督徒们是以色列传统的继承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是基督教会用宗教驯化了入侵的蛮族，造就了中世纪欧洲王公贵族的文明统治，体现的是上帝的神圣意志。在欧洲之外，有基督教的宿敌伊斯兰教，那是上帝有时用来儆戒欧洲人的工具。至于说世界其它部分，住的都些是跟野人没有太大区别的蛮族。欧洲的读书人，缺少一个可以与他们的社会相比较的标准，要比的话只有那个已经消失了上千年，经典时期的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对于埃及与两河地区的古文明，知道得很少。世界其它地区，对他们来说更是未知数。在这个很有几分自大的基督教世界的眼里，那些人的存在和堕落，也是类似于我们那个“三分之二受苦人”的概念，为的只是提醒欧洲人，如果没有教会的引导，社会可以糟糕到什么地步。
可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那种以欧洲为中心、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自大遭遇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文明的世界，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这个同样是自倨为世界中心的大国，有着比欧洲更为长久、更为连续的历史。1644年之后，满清入主中原，带来了又一个太平盛世。如果欧洲的社会是用来展现上帝的天意，那么在许多方面都强过欧洲、却不信上帝的中国，在上帝的设计之中，算是一个什么角色？儒家思想传到欧洲，免不了在许多方面都被理想化，就象我们对共和、民主、自由的理解，也都相当的理想化。但是中国肯定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没有教会的引领，在文化与政治水准上却绝不低于欧洲，这在欧洲人的传统思想之中难以解释。
另一方面则是原始的世界，在欧洲人眼中同样难以理解。他们在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接触之中，发现这些生活在原始社会的土族，纯朴，热心，忠诚，互助互爱，比欧洲人更富有同情心。就好像亚当、夏娃的原罪，对这些土族没有影响，只是影响了信上帝的欧洲人。同样让欧洲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原始世界的宗教与神话，其中有不少原素与《圣经》、基督教的传说有相似的地方，让人怀疑基督教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给的，独一无二的。
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与科学、地理等领域的进步，开始带来了对《圣经》的疑问，进而在十七世纪逐渐侵蚀了《圣经》作为圣典的地位，使读书人无法再奉它为神圣不可冒犯的百科全书，智慧的来源。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更是产生了启蒙运动，它所要批判的正是中世纪依照《圣经》与基督教教义所造就的种种蒙昧思想。启蒙运动要比文艺复兴来得更为激进，完全站在了神本主义的对立面。对人性，对理性思维，对人类理解自然的能力，对人类改造物质与环境的能力，启蒙运动都有着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对教会，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启蒙运动都怀有相当大的敌意。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统治地位确立之后的欧洲，第一次出现读书人公开与基督教唱对台戏。启蒙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当属法国作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8），开初也正是因为与天主教会对立、批评基督教而出名的。真正要到这一时期，欧洲才开始出现一个独立于教会的读书人阶层，伏尔泰与他的文人朋友们可以靠卖文字，或是靠王公贵族的赞助维生，也因此可以完全不把教会放在眼里。对《圣经》不感冒的启蒙运动者们，并没有真正把多少精力放在《圣经》的研读之上，只是把宗教改革后教士圈中的怀疑、争论与批评写成普罗大众都可以理解的文字，以此为炮火来轰炸教会所代表的传统思想。
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到此时也已经吵了快两个世纪，双方都打累了也吵累了，失去了劲头。两个阵营之中的教士们，也在争论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圣经》解读的困难之处，在天主教或是新教的教条限制之下，很难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到了启蒙时期，《圣经》研究终于出现一个崭新的角度：那里边的文字不是神阐述人，而是人阐述神，也因此就有历史古藉之中所不可避免的作者的感情、目的与谬误，应该像解读其它古代经典一样来解读《圣经》。启蒙之前，对《圣经》的解释有明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捍卫他们各自所属教派的教条与正统。启蒙之后，《圣经》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不再是带有预先设定的目的与结论的研究，而是可以以研究者自己的理性与良心为向导，来进行理解与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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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这一思想转变，在许多关于启蒙运动的书藉之中都有介绍。下边的叙述，主要参照Norman Hampson, “The Enlightenment, an evaluation of its assum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Penguin, 1976)，特别是导论部分（p.15-40）。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一章 《圣经》与历史
1.8 启蒙时代的转折
这些迫害与残杀之中，受苦受难是免不了的。但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却相当符合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与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基督教对人类社会极为悲观，没有一个追求“太平盛世”的期望。按照圣奥古斯丁对《圣经》旧约开篇“创世记”的解释，人类从亚当与夏娃起就有了“原罪”。从此以往，人生在世只是一汪汪泪水之中短暂的停留。充满罪恶的人类社会，并没有什么可以改良的指望。战争与温疫，都是上帝的惩罚，是人类自身的罪恶所造成的。如果说有什么指望的话，那只是在死后的那个世界。而关于天堂与地狱，教会的教导依然是相当的严峻：在最后的审判之中，只有少数信徒可以进天堂，其他多数的人们都将因为他们自身的罪恶而被送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残酷斗争，虽然伤害了教会的威望与权势，但是它所带来的苦难却是在基督教世界观之中看来很自然的事。可是就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及新教各教派之间，为教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欧洲却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动摇了基督教神学在西方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这一转变[1]的一个因素是科学兴起，其中有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故事：伽利略走上斜塔，放手让一大一小两个球体同时落下，结果是二者同时落地。亚里士多德曾经宣称，重量越大的物体落得越快。伽利略的实验，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当时的西方，在思想上与古代中国文人相似，也尊崇古代的圣贤与权威。论思维之慎密，逻辑之严谨，辩才之神奇，学识之渊博，古往今来有几个人敢与亚里士多德相比？伽得略的实验不但打破了这一心理与思想障碍，更重要的是还指出了一条挑战权威的新路径：以实验观察，替代过去那些建立在辩证、美学、启示、和精神基础上的思考。其后西方科学各个领域的进步，都是以证明经典学者们（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论述上的错误为开端。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生活在耶稣出生前三百多年，并不是教会里的人。物理学所处理的是简化的问题，可以在实验室里重复、验证。挑战亚里士多德是不容易，但是要比挑战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对历史、社会与政治的理解，还是要容易得多。在这些方面的权威，是《圣经》本身。世界的创造，人类的早期历史，都写在旧约开篇的“创世记”里。其后，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经历，写在《圣经》之中，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根据基督教会的说法，连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都是因为曾经向旧约之中的一位名为“耶利米”的先知求过学问，看过希腊文的《圣经》，才获得了他的聪明才智。人类所碰到的一切难题，如果有答案的话，那就一定在《圣经》之中，关键就在于从其中的文字找出上帝的意愿与目的。对于在那个环境之中长大的人来说，神学才是严肃的学问，要比那些只是满足好奇心的科学与哲学要重要得多。在这一点上，欧洲的教士与我们古代一心读圣贤书，成天想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读书人，很有几分相似。
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发生在1500年前后。从那以后，他们弄清楚了几个大陆的大致形状，耶路撒冷在欧洲人所画的地图上已经不能再占有像Hereford地图那样的中心位置。但是初期的远航带回来的多半是传奇、冒险与游记，对其它地区的了解则只是触及皮毛。在其后的两百多年之中，探险者在当地住下，征服土地、建立据点或是传播宗教，与当地居民有过一段交往之后，才开始对其它社会的语言、文化、历史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些新知识带回欧洲，才是比科学的兴起更为关键的因素，促成了欧洲文化与历史观念的巨大转变。类似这样的经历，在当代的中国人来说不难想像，因为我们前不久就亲身经历过一次。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这才发现原来世界上那些本该让我们操心的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之中，其实有不少人比我们吃得好，穿得好，家里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甚至还可以开小汽车呢。也是从那一刻起，什么“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一类的口号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自己，看待世界。
欧洲人思想的变化是一个更加缓慢的过程，毕竟那是一个没有现代交通、通讯设备，没有广播、电视、图片这些大众传播工具的时代。十八世纪的开始，1700年，大致可以作为一个粗略的分界线。于此之前，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欧洲的基督徒们是以色列传统的继承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是基督教会用宗教驯化了入侵的蛮族，造就了中世纪欧洲王公贵族的文明统治，体现的是上帝的神圣意志。在欧洲之外，有基督教的宿敌伊斯兰教，那是上帝有时用来儆戒欧洲人的工具。至于说世界其它部分，住的都些是跟野人没有太大区别的蛮族。欧洲的读书人，缺少一个可以与他们的社会相比较的标准，要比的话只有那个已经消失了上千年，经典时期的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对于埃及与两河地区的古文明，知道得很少。世界其它地区，对他们来说更是未知数。在这个很有几分自大的基督教世界的眼里，那些人的存在和堕落，也是类似于我们那个“三分之二受苦人”的概念，为的只是提醒欧洲人，如果没有教会的引导，社会可以糟糕到什么地步。
可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那种以欧洲为中心、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自大遭遇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文明的世界，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这个同样是自倨为世界中心的大国，有着比欧洲更为长久、更为连续的历史。1644年之后，满清入主中原，带来了又一个太平盛世。如果欧洲的社会是用来展现上帝的天意，那么在许多方面都强过欧洲、却不信上帝的中国，在上帝的设计之中，算是一个什么角色？儒家思想传到欧洲，免不了在许多方面都被理想化，就象我们对共和、民主、自由的理解，也都相当的理想化。但是中国肯定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没有教会的引领，在文化与政治水准上却绝不低于欧洲，这在欧洲人的传统思想之中难以解释。
另一方面则是原始的世界，在欧洲人眼中同样难以理解。他们在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接触之中，发现这些生活在原始社会的土族，纯朴，热心，忠诚，互助互爱，比欧洲人更富有同情心。就好像亚当、夏娃的原罪，对这些土族没有影响，只是影响了信上帝的欧洲人。同样让欧洲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原始世界的宗教与神话，其中有不少原素与《圣经》、基督教的传说有相似的地方，让人怀疑基督教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给的，独一无二的。
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与科学、地理等领域的进步，开始带来了对《圣经》的疑问，进而在十七世纪逐渐侵蚀了《圣经》作为圣典的地位，使读书人无法再奉它为神圣不可冒犯的百科全书，智慧的来源。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更是产生了启蒙运动，它所要批判的正是中世纪依照《圣经》与基督教教义所造就的种种蒙昧思想。启蒙运动要比文艺复兴来得更为激进，完全站在了神本主义的对立面。对人性，对理性思维，对人类理解自然的能力，对人类改造物质与环境的能力，启蒙运动都有着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对教会，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启蒙运动都怀有相当大的敌意。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统治地位确立之后的欧洲，第一次出现读书人公开与基督教唱对台戏。启蒙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当属法国作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8），开初也正是因为与天主教会对立、批评基督教而出名的。真正要到这一时期，欧洲才开始出现一个独立于教会的读书人阶层，伏尔泰与他的文人朋友们可以靠卖文字，或是靠王公贵族的赞助维生，也因此可以完全不把教会放在眼里。对《圣经》不感冒的启蒙运动者们，并没有真正把多少精力放在《圣经》的研读之上，只是把宗教改革后教士圈中的怀疑、争论与批评写成普罗大众都可以理解的文字，以此为炮火来轰炸教会所代表的传统思想。
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到此时也已经吵了快两个世纪，双方都打累了也吵累了，失去了劲头。两个阵营之中的教士们，也在争论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圣经》解读的困难之处，在天主教或是新教的教条限制之下，很难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到了启蒙时期，《圣经》研究终于出现一个崭新的角度：那里边的文字不是神阐述人，而是人阐述神，也因此就有历史古藉之中所不可避免的作者的感情、目的与谬误，应该像解读其它古代经典一样来解读《圣经》。启蒙之前，对《圣经》的解释有明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捍卫他们各自所属教派的教条与正统。启蒙之后，《圣经》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不再是带有预先设定的目的与结论的研究，而是可以以研究者自己的理性与良心为向导，来进行理解与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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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这一思想转变，在许多关于启蒙运动的书藉之中都有介绍。下边的叙述，主要参照Norman Hampson, “The Enlightenment, an evaluation of its assum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Penguin, 1976)，特别是导论部分（p.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