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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一章 《圣经》与历史
1.5 中世纪的教会
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代。由他的受难而产生的基督教会，在公元一至四世纪之间逐步发展壮大，从犹太人之中的一个小教派，最终成为罗马的国教。原本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关于《圣经》的种种争议，到那时就变成了罗马的读书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辩论。那个时代能读得起书的，多半是家境不错的达官贵族。而基督教最初却是在底层社会贫苦民众之中传播，他们定时聚会，祈祷，读经，一起吃圣餐。他们所崇拜的耶稣生前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木匠，却用他自身的受难许下了一个幸福的天国。早期教会所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包括《圣经》的新约，所使用的多半是穷人的希腊文，内中不但谈不上文法的优美，还含有不少语法错误。但是教徒们虽然清贫，在道德上对自己却有严格的要求，乐于互助，一起等待着耶稣的重新降临，为他们在现世的困苦生活找到精神上的安慰。所以，新起的基督教可以在贫苦百姓之中传播，而罗马人自身的宗教却大多掌握在权贵手中，早已丧失其精神与伦理价值，沦为当政者奴役百姓的统治工具。
围绕着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包含许多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文化，在宗教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而且罗马统治，也为宗教在整个帝国范围之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源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因此传遍了地中海周边，也传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犹太教与基督教在人数上来说都不算多，关于《圣经》的争议虽有记载，却并不是那么显眼。比较突出的，是他们源于一神教的固执态度：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是真的，唯一的，其他人所崇拜的神灵都是假的。因此，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闹出不少矛盾。有时也与罗马当局发生矛盾，因为他们不肯向罗马皇帝敬香致意，表达在他人看来是起码的尊重。到公元三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在长年征战之后，开始显露疲态，在外有军事上的诸多不顺，在内也有许多社会矛盾。这些因素，加强了罗马当局的不安全感，导致基督教会成为当局的迫害对象。
公元310年间，罗马帝国发生了一次争夺皇位的内战，由当时领兵驻守在边远的不列颠（现今的英格兰）的将军君士坦丁胜出。这样的内战，在罗马帝国期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是君士坦丁却在登基后，做了两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决定。第一项是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移到了当时应该算是古希腊范围的拜占庭（现今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史上又称为“东罗马”，从而完全结束了意大利半岛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地位，到后来连官方语言都从拉丁语改成了希腊语。第二项则是停止了宗教迫害措施，转而赞助与支持基督教会。
到此时基督教已经传播了三百年，依然只是一个小宗教，信徒人数在罗马帝国总人口之中的比例并不算高，乐观的估计为百分之十，保守的估计则只有百分之二到五之间[1]。获得罗马皇帝政治上的支持之后，转信基督教的人数开始大为增加。虽然君士坦丁死后，罗马的宗教政策还出现过反覆，但是他却成就了一个趋势，使基督教的发展势不可当。到公元380年，基督教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当时的罗马皇帝Thodosiu下诏，以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并将其正式命名为“The Catholic Church”，其中“Catholic”在相应的希腊语中为“普世”的意思。这一“普世教会”，后来在中文里被翻译成“天主教会”。它既然是普世的又是官方的，而且还从犹太教继承了一神教的传统，其它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成为被禁止的对象。以前到处躲藏的大主教们，现在是皇宫里的坐上宾。以前是不信基督的民众占大多数，宗教矛盾闹起来的时候通常是他们迫害基督徒。现在不信一神教的人被统称为“异教徒”，宗教矛盾依然会发生，但是变成在官方支持下由天主教会迫害异教徒，或是迫害那些虽然也信一神教，却在教义上不认同天主教的犹太教徒或是异议基督教派。
关于君士坦丁转而支持基督教的原因，后人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是因为他看见基督显灵，有人说是因为他母亲是基督徒，也有人说他看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国力衰竭，希望用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思想，扭转局势。只是他的宗教政策虽然成就了基督教会，却无法改变罗马帝国衰败的命运。就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时，罗马兵团已经无法抵挡北方蛮族的入侵。到公元410年，连古罗马城都被蛮族攻破，惨遭血洗。
蛮族入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而且大多也是来自北方，但是入侵的结果在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却是相当的不同。我们历史上最乱的一次，是东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前后约一百年多一点。其它的入侵，则多半是改朝换代，入侵者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被华夏文化同化。相形之下，古罗马却在蛮族入侵之后，完全崩溃，造就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直到今时今日，都还未能完全恢复古罗马时的天下一统[2]。
罗马帝国的建立，开始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城邦，起初的范围只有我们一个县的大小。与当时古希腊、意大利的其它城邦相比，罗马在组织上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方面它有一个有效的军事动员方法，全民动员外出征战，抢得财富与土地，不但缓解了内部的矛盾，还得以扩大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它对意大利半岛上被它击败的其它城邦，很有几分“怀柔”的慷慨大度，化战败者为盟友，只要求他们贡献人力物力，在罗马领导之下，共同外出征服，共同分享抢来的财富。罗马的帝国，就在这样几个世纪的对外侵略、财富掠夺之中，逐步扩展到整个地中海。这期间，随着势力范围的增大，它的内部政治曾历经数次流血的改造，但是却从未发展出像古代中国那样，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礼仪制度与文官统治。几百年下来，罗马都是马背上治天下，靠的是强大的武力。一旦在武力上失去优势，军事上败却之后，罗马没有留下一套让新入主天下的蛮族可以使用的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入侵罗马的蛮族也无法与入侵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在我们的历史上，像鲜卑、女真这样的民族在入侵中原之前，就已经开始模仿中原的文化与政治，有了相应的组织与制度方面的经验。入侵罗马的蛮族，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在部落首领的率领之下，杀入罗马地域杀戮抢掠一通。别说什么组织制度，他们连文字都没有，还处在“史前时期”。后人虽然将他们统称为“日耳曼部落”，却无法弄清他们具体的来源与成份。他们中间，既有现在居住在中欧的日耳曼民族（德国人），也有现在居住在东欧、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还有据说是西汉时期被汉武帝击败之后的匈奴部落，跨越中亚，一直打到欧洲。他们的组织松散，前一批入侵者杀够了，抢够了，把土地分给小头领，算是安顿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另一批，又是一通破坏抢掠。这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要从公元五世纪开始，一直闹到公元十一世纪的北欧海盗，才算结束。在他们的冲击之下，欧洲的政治组织规模被裂解到只有村落大小。每个村围着一个城堡，一但有入侵者到来，村民们就赶紧躲入城堡之中，等入侵者走后再出来继续耕作。城堡的主人，就是后来那些欧洲贵族们的前身，以他们舞刀弄枪的本事，负责保护大家的安全。在那样动乱的年代，“保安”自然成了主子，一般百姓则成了奴仆。
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是在蛮族入侵之前，从那时起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已经东移，留下一个防守虚弱，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西罗马，也就是现今的西欧与中欧。经过屡次蛮族入侵之后，西罗马终于在公元476年被彻底冲垮，按照通常的划分，算是正式进入中世纪。天主教在国教的位置上还没坐稳，就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当时许多不信基督的罗马人认为，从天主教地位确立的380年到罗马城被蛮族攻破的410年只有三十年光景，屹立了八百年的罗马城会有如此悲惨的命运，就是因为放弃了自己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不信自己的神灵，转而相信来自东方的基督，由此遭受了应有的惩罚。
这样的指责，也是一个从宗教角度读历史的例子。让一个成为国教没有多久的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四百年所留下的问题负责，并不是一种持平的分析。其实，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中，还就只有天主教会有一些组织性，可以出面做一些感化蛮族，救济难民，提供临时避难所的善事。那些在军事上击败罗马的蛮族头领们，在文化上还是对罗马存有敬意。在他们的眼光中，各地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是代表了罗马传统的“文化人”。主教们不但为黎民百姓求情请愿，还劝说入侵者改信基督，做起了传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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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公元400年前后的罗马帝国，已经难以维持，在蛮族入侵的冲击之下，分成东罗马与西罗马两个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东罗马，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要一直维持到十五世纪。欧洲大部的西罗马，则四分五裂，随后步入中世纪。此时，发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已经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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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的关键，往往在头领。一但上边的大哥信了上帝，下边的喽啰弟兄们呼拉拉地就都跟着接受洗礼了。所以在传教上来说，蛮族部落比那些受过教育的罗马异教徒来得容易。而且，受洗之后的蛮族还会帮忙传教。攻陷下一座城池时，他们也要求被俘的百姓们都跟着信基督。但有不从者，格杀匆论。这样一来，蛮族入侵倒是对天主教的传播有着促进作用，只是他们虽然信了上帝，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其粗犷的品性，也不可能对教义有多少真正的理解。他们别说读《圣经》，根本就不识字，受洗之后，照样是烧杀抢掠。
手无寸铁的教会，只能用无比的耐心与毅力，逐渐感化这些蛮族武士。这是一个几百年的过程，而之所以最终可以获得成功，则在于入侵者也有用得着教会的地方。带领弟兄们冲锋陷阵的部落头领，逐渐安顿下来之后，成为欧洲的王公贵族，他们手下那些乱砍乱杀的弟兄们也变成了“骑士”。舞枪弄刀依然是他们的专长，但是对上帝的敬畏、在教堂里的祈祷，对他们有着驯化的作用，符合新时期王公们的政治需要。血腥的乱世，充满了暴力，对黎民百姓来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世道。天主教会的教义为世间的苦难提供了一个解释，也为苦难的大众提供了一个至少在死后可以上天堂的期望，在精神上有着莫大的安慰作用。王公贵族有了自己的领地，不能像过去那样杀人放火，靠抢劫分赃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得形成一套收税与管治的制度，才是长远之策。这写字、算数的工作，不可能让那些骑士们来担当。只有教会里的主教、神父们才帮得上手，在政治组织上起到一个文官的作用。
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太平盛世”的观念或是期望，战争是常态。王公贵族们总是以马背上的征战为其主要的职责与爱好，甚至不打仗的时候，也要以比武或打猎为其主要的娱乐方式。在这一点上欧洲倒是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传统，而且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用他们所发明的工业化战争手段把欧洲打个稀巴烂之后，和平与反战才成为思想的主流。王公贵族们流血厮杀或是谋反篡位所夺来的地位与权力，需要某种理由，取得合法性，才能得到巩固，让手下的人服气，才能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在这一方面，天主教会同样可以起到很关键的辅助作用。
天主教的教皇，原本只是罗马的大主教。公元八世纪中，教会拿出一纸文件，史上称为“君士坦丁赠礼”，内中声称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之时，将管治西罗马的使命，交给了罗马大主教。于是他就不只是个主教，而是在理论上拥有西罗马政治管辖权的一教之主，也就是中文译义之中的“教皇”。那些出身蛮族的王公贵族们，想建立自己的王朝，首先要得到教皇的首肯，才能取得合法性。
更何况，教皇所代表的天主教会是上帝与信众之间的中介。教皇对王公权力的祝福，代表着王公的权力变为“君权神授”。挑战王权，也就成为对上帝的不敬。这样一来，王公贵族与天主教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天主教会可以为王公政治的合法性服务，王公们对教皇、主教们要敬着三分。另一方面，天主教也要依赖王公贵族的政治权力，来传播福音，保护教会的权威、财产与地位。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与天主教会相互合作，形成了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体，把天下人分为三种：打仗的贵族，念经的教士，和劳作的百姓。
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中世纪的教会扮演的角色与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很有几分相似。教士们主持礼仪，出谋划策，管理文书，捍卫道统，做文人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在政治上，中国文人的地位与成就要高于西方的教士，朝廷由文官主导，官员的选拨以科举为基础。他们所读的圣贤书中，有一套建立在仁义道德之上的治国之道，可以不依靠武力维持一个太平的天下。相形之下，天主教的教士们无法起到主导的作用，小到庄园之中的小神父，大到王宫之中的大主教，其位置都得看主子的，也就是王公贵族的的脸色。教士们虽然读书识字，但是中世纪欧洲在社会地位的尊贵上讲究的是血统与战功，不是吟诗作画，谈古论今。况且基督教的教义最为关注的不是现世，而是死后的天堂地狱，在政治上并没有自己独到的理想与纲领。因而教士们在政治上所起到的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辅助性的作用。
从思想与精神上来说，天主教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控制则要来得更为彻底。儒家的说教管得到人伦、道德与政治，却管不到鬼神、天地与生死。古代中国的社会中，有道家，还有佛教。虽然夫子庙（孔庙）在各地都有，而且祭礼多半都由官府主持，但是关公庙、土地庙、龙王庙、道庵佛寺等等的数目加起来更多，香火也更为旺盛。你如果不想读书做官，就不见得要与孔老夫子打交道。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不几个挤在贫民窟的犹太教堂之外，其它的教堂、修道院都属于天主教，任何其它的寺庙都不允许存在。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生下来就得受洗礼，每周要去教堂做礼拜与忏悔，娶妻结婚得在教堂内举行，死之前还得做一个临终涂油礼，都得由教士来主持。一个人有生之时，效忠于“君权神授”的国王，死后还要接受耶稣的审判，来决定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
教会所尊崇的《圣经》，也因而有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在人类思考的所有问题之上，《圣经》都是不容置疑的终极权威，不论是道德，伦理，人性，历史，还是自然世界的形成。前面所提到的Hereford地图之中，耶路撒冷的中心位置，正是反映着《圣经》在人们精神世界之中，不可置疑的中心位置。那些曾经质疑《圣经》的罗马人，早已在乱世之中绝迹。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挑战《圣经》的权威，是难以想像的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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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Charles Freeman, 在“Egypt, Greece and Rome.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2nd 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一书中（573页）所用的数据是2%（公元250年） ，也提到更为乐观的估计为10%。
[2]关于欧洲中世纪历史，参看G. Warren Hollister,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6th ed.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一章 《圣经》与历史
1.5 中世纪的教会
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代。由他的受难而产生的基督教会，在公元一至四世纪之间逐步发展壮大，从犹太人之中的一个小教派，最终成为罗马的国教。原本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关于《圣经》的种种争议，到那时就变成了罗马的读书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辩论。那个时代能读得起书的，多半是家境不错的达官贵族。而基督教最初却是在底层社会贫苦民众之中传播，他们定时聚会，祈祷，读经，一起吃圣餐。他们所崇拜的耶稣生前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木匠，却用他自身的受难许下了一个幸福的天国。早期教会所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包括《圣经》的新约，所使用的多半是穷人的希腊文，内中不但谈不上文法的优美，还含有不少语法错误。但是教徒们虽然清贫，在道德上对自己却有严格的要求，乐于互助，一起等待着耶稣的重新降临，为他们在现世的困苦生活找到精神上的安慰。所以，新起的基督教可以在贫苦百姓之中传播，而罗马人自身的宗教却大多掌握在权贵手中，早已丧失其精神与伦理价值，沦为当政者奴役百姓的统治工具。
围绕着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包含许多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文化，在宗教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而且罗马统治，也为宗教在整个帝国范围之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源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因此传遍了地中海周边，也传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犹太教与基督教在人数上来说都不算多，关于《圣经》的争议虽有记载，却并不是那么显眼。比较突出的，是他们源于一神教的固执态度：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是真的，唯一的，其他人所崇拜的神灵都是假的。因此，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闹出不少矛盾。有时也与罗马当局发生矛盾，因为他们不肯向罗马皇帝敬香致意，表达在他人看来是起码的尊重。到公元三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在长年征战之后，开始显露疲态，在外有军事上的诸多不顺，在内也有许多社会矛盾。这些因素，加强了罗马当局的不安全感，导致基督教会成为当局的迫害对象。
公元310年间，罗马帝国发生了一次争夺皇位的内战，由当时领兵驻守在边远的不列颠（现今的英格兰）的将军君士坦丁胜出。这样的内战，在罗马帝国期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是君士坦丁却在登基后，做了两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决定。第一项是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移到了当时应该算是古希腊范围的拜占庭（现今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史上又称为“东罗马”，从而完全结束了意大利半岛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地位，到后来连官方语言都从拉丁语改成了希腊语。第二项则是停止了宗教迫害措施，转而赞助与支持基督教会。
到此时基督教已经传播了三百年，依然只是一个小宗教，信徒人数在罗马帝国总人口之中的比例并不算高，乐观的估计为百分之十，保守的估计则只有百分之二到五之间[1]。获得罗马皇帝政治上的支持之后，转信基督教的人数开始大为增加。虽然君士坦丁死后，罗马的宗教政策还出现过反覆，但是他却成就了一个趋势，使基督教的发展势不可当。到公元380年，基督教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当时的罗马皇帝Thodosiu下诏，以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并将其正式命名为“The Catholic Church”，其中“Catholic”在相应的希腊语中为“普世”的意思。这一“普世教会”，后来在中文里被翻译成“天主教会”。它既然是普世的又是官方的，而且还从犹太教继承了一神教的传统，其它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成为被禁止的对象。以前到处躲藏的大主教们，现在是皇宫里的坐上宾。以前是不信基督的民众占大多数，宗教矛盾闹起来的时候通常是他们迫害基督徒。现在不信一神教的人被统称为“异教徒”，宗教矛盾依然会发生，但是变成在官方支持下由天主教会迫害异教徒，或是迫害那些虽然也信一神教，却在教义上不认同天主教的犹太教徒或是异议基督教派。
关于君士坦丁转而支持基督教的原因，后人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是因为他看见基督显灵，有人说是因为他母亲是基督徒，也有人说他看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国力衰竭，希望用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思想，扭转局势。只是他的宗教政策虽然成就了基督教会，却无法改变罗马帝国衰败的命运。就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时，罗马兵团已经无法抵挡北方蛮族的入侵。到公元410年，连古罗马城都被蛮族攻破，惨遭血洗。
蛮族入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而且大多也是来自北方，但是入侵的结果在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却是相当的不同。我们历史上最乱的一次，是东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前后约一百年多一点。其它的入侵，则多半是改朝换代，入侵者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被华夏文化同化。相形之下，古罗马却在蛮族入侵之后，完全崩溃，造就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直到今时今日，都还未能完全恢复古罗马时的天下一统[2]。
罗马帝国的建立，开始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城邦，起初的范围只有我们一个县的大小。与当时古希腊、意大利的其它城邦相比，罗马在组织上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方面它有一个有效的军事动员方法，全民动员外出征战，抢得财富与土地，不但缓解了内部的矛盾，还得以扩大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它对意大利半岛上被它击败的其它城邦，很有几分“怀柔”的慷慨大度，化战败者为盟友，只要求他们贡献人力物力，在罗马领导之下，共同外出征服，共同分享抢来的财富。罗马的帝国，就在这样几个世纪的对外侵略、财富掠夺之中，逐步扩展到整个地中海。这期间，随着势力范围的增大，它的内部政治曾历经数次流血的改造，但是却从未发展出像古代中国那样，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礼仪制度与文官统治。几百年下来，罗马都是马背上治天下，靠的是强大的武力。一旦在武力上失去优势，军事上败却之后，罗马没有留下一套让新入主天下的蛮族可以使用的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入侵罗马的蛮族也无法与入侵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在我们的历史上，像鲜卑、女真这样的民族在入侵中原之前，就已经开始模仿中原的文化与政治，有了相应的组织与制度方面的经验。入侵罗马的蛮族，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在部落首领的率领之下，杀入罗马地域杀戮抢掠一通。别说什么组织制度，他们连文字都没有，还处在“史前时期”。后人虽然将他们统称为“日耳曼部落”，却无法弄清他们具体的来源与成份。他们中间，既有现在居住在中欧的日耳曼民族（德国人），也有现在居住在东欧、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还有据说是西汉时期被汉武帝击败之后的匈奴部落，跨越中亚，一直打到欧洲。他们的组织松散，前一批入侵者杀够了，抢够了，把土地分给小头领，算是安顿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另一批，又是一通破坏抢掠。这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要从公元五世纪开始，一直闹到公元十一世纪的北欧海盗，才算结束。在他们的冲击之下，欧洲的政治组织规模被裂解到只有村落大小。每个村围着一个城堡，一但有入侵者到来，村民们就赶紧躲入城堡之中，等入侵者走后再出来继续耕作。城堡的主人，就是后来那些欧洲贵族们的前身，以他们舞刀弄枪的本事，负责保护大家的安全。在那样动乱的年代，“保安”自然成了主子，一般百姓则成了奴仆。
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是在蛮族入侵之前，从那时起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已经东移，留下一个防守虚弱，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西罗马，也就是现今的西欧与中欧。经过屡次蛮族入侵之后，西罗马终于在公元476年被彻底冲垮，按照通常的划分，算是正式进入中世纪。天主教在国教的位置上还没坐稳，就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当时许多不信基督的罗马人认为，从天主教地位确立的380年到罗马城被蛮族攻破的410年只有三十年光景，屹立了八百年的罗马城会有如此悲惨的命运，就是因为放弃了自己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不信自己的神灵，转而相信来自东方的基督，由此遭受了应有的惩罚。
这样的指责，也是一个从宗教角度读历史的例子。让一个成为国教没有多久的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四百年所留下的问题负责，并不是一种持平的分析。其实，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中，还就只有天主教会有一些组织性，可以出面做一些感化蛮族，救济难民，提供临时避难所的善事。那些在军事上击败罗马的蛮族头领们，在文化上还是对罗马存有敬意。在他们的眼光中，各地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是代表了罗马传统的“文化人”。主教们不但为黎民百姓求情请愿，还劝说入侵者改信基督，做起了传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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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公元400年前后的罗马帝国，已经难以维持，在蛮族入侵的冲击之下，分成东罗马与西罗马两个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东罗马，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要一直维持到十五世纪。欧洲大部的西罗马，则四分五裂，随后步入中世纪。此时，发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已经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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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的关键，往往在头领。一但上边的大哥信了上帝，下边的喽啰弟兄们呼拉拉地就都跟着接受洗礼了。所以在传教上来说，蛮族部落比那些受过教育的罗马异教徒来得容易。而且，受洗之后的蛮族还会帮忙传教。攻陷下一座城池时，他们也要求被俘的百姓们都跟着信基督。但有不从者，格杀匆论。这样一来，蛮族入侵倒是对天主教的传播有着促进作用，只是他们虽然信了上帝，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其粗犷的品性，也不可能对教义有多少真正的理解。他们别说读《圣经》，根本就不识字，受洗之后，照样是烧杀抢掠。
手无寸铁的教会，只能用无比的耐心与毅力，逐渐感化这些蛮族武士。这是一个几百年的过程，而之所以最终可以获得成功，则在于入侵者也有用得着教会的地方。带领弟兄们冲锋陷阵的部落头领，逐渐安顿下来之后，成为欧洲的王公贵族，他们手下那些乱砍乱杀的弟兄们也变成了“骑士”。舞枪弄刀依然是他们的专长，但是对上帝的敬畏、在教堂里的祈祷，对他们有着驯化的作用，符合新时期王公们的政治需要。血腥的乱世，充满了暴力，对黎民百姓来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世道。天主教会的教义为世间的苦难提供了一个解释，也为苦难的大众提供了一个至少在死后可以上天堂的期望，在精神上有着莫大的安慰作用。王公贵族有了自己的领地，不能像过去那样杀人放火，靠抢劫分赃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得形成一套收税与管治的制度，才是长远之策。这写字、算数的工作，不可能让那些骑士们来担当。只有教会里的主教、神父们才帮得上手，在政治组织上起到一个文官的作用。
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太平盛世”的观念或是期望，战争是常态。王公贵族们总是以马背上的征战为其主要的职责与爱好，甚至不打仗的时候，也要以比武或打猎为其主要的娱乐方式。在这一点上欧洲倒是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传统，而且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用他们所发明的工业化战争手段把欧洲打个稀巴烂之后，和平与反战才成为思想的主流。王公贵族们流血厮杀或是谋反篡位所夺来的地位与权力，需要某种理由，取得合法性，才能得到巩固，让手下的人服气，才能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在这一方面，天主教会同样可以起到很关键的辅助作用。
天主教的教皇，原本只是罗马的大主教。公元八世纪中，教会拿出一纸文件，史上称为“君士坦丁赠礼”，内中声称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之时，将管治西罗马的使命，交给了罗马大主教。于是他就不只是个主教，而是在理论上拥有西罗马政治管辖权的一教之主，也就是中文译义之中的“教皇”。那些出身蛮族的王公贵族们，想建立自己的王朝，首先要得到教皇的首肯，才能取得合法性。
更何况，教皇所代表的天主教会是上帝与信众之间的中介。教皇对王公权力的祝福，代表着王公的权力变为“君权神授”。挑战王权，也就成为对上帝的不敬。这样一来，王公贵族与天主教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天主教会可以为王公政治的合法性服务，王公们对教皇、主教们要敬着三分。另一方面，天主教也要依赖王公贵族的政治权力，来传播福音，保护教会的权威、财产与地位。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与天主教会相互合作，形成了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体，把天下人分为三种：打仗的贵族，念经的教士，和劳作的百姓。
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中世纪的教会扮演的角色与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很有几分相似。教士们主持礼仪，出谋划策，管理文书，捍卫道统，做文人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在政治上，中国文人的地位与成就要高于西方的教士，朝廷由文官主导，官员的选拨以科举为基础。他们所读的圣贤书中，有一套建立在仁义道德之上的治国之道，可以不依靠武力维持一个太平的天下。相形之下，天主教的教士们无法起到主导的作用，小到庄园之中的小神父，大到王宫之中的大主教，其位置都得看主子的，也就是王公贵族的的脸色。教士们虽然读书识字，但是中世纪欧洲在社会地位的尊贵上讲究的是血统与战功，不是吟诗作画，谈古论今。况且基督教的教义最为关注的不是现世，而是死后的天堂地狱，在政治上并没有自己独到的理想与纲领。因而教士们在政治上所起到的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辅助性的作用。
从思想与精神上来说，天主教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控制则要来得更为彻底。儒家的说教管得到人伦、道德与政治，却管不到鬼神、天地与生死。古代中国的社会中，有道家，还有佛教。虽然夫子庙（孔庙）在各地都有，而且祭礼多半都由官府主持，但是关公庙、土地庙、龙王庙、道庵佛寺等等的数目加起来更多，香火也更为旺盛。你如果不想读书做官，就不见得要与孔老夫子打交道。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不几个挤在贫民窟的犹太教堂之外，其它的教堂、修道院都属于天主教，任何其它的寺庙都不允许存在。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生下来就得受洗礼，每周要去教堂做礼拜与忏悔，娶妻结婚得在教堂内举行，死之前还得做一个临终涂油礼，都得由教士来主持。一个人有生之时，效忠于“君权神授”的国王，死后还要接受耶稣的审判，来决定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
教会所尊崇的《圣经》，也因而有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在人类思考的所有问题之上，《圣经》都是不容置疑的终极权威，不论是道德，伦理，人性，历史，还是自然世界的形成。前面所提到的Hereford地图之中，耶路撒冷的中心位置，正是反映着《圣经》在人们精神世界之中，不可置疑的中心位置。那些曾经质疑《圣经》的罗马人，早已在乱世之中绝迹。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挑战《圣经》的权威，是难以想像的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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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Charles Freeman, 在“Egypt, Greece and Rome.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2nd 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一书中（573页）所用的数据是2%（公元250年） ，也提到更为乐观的估计为10%。
[2]关于欧洲中世纪历史，参看G. Warren Hollister,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6th ed.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