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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成为诗意的栖居地（艺坛走笔）
徐桂香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8日 08 版）中国传统的居住方式受“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与自然观的影响，具有回归自然的特点和对诗意栖居的渴望。
陶渊明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充满了战乱和灾荒的时代背景下，在穷困潦倒的生活窘境中，在认识到“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后，陶渊明从对自然的回归中找到了内心持守的力量，成为诗意栖居的典范。
诗意的栖居是满足安身立命的基本需求外，力图使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艺术化与诗意化的精神追求。东晋的王子猷曾借住他人的空宅，刚入住便令家人种竹，有人问：“暂住，何烦耳”，王子猷对竹啸咏良久，指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苏东坡有诗可为王子猷的行为作注解：“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宜居的环境不仅是为了安顿人们的肉身，更要满足对安然适意的高雅精神诉求。
中国的园林文化创造了“诗情画意”的居住环境，是“文心”与“画境”的结合。文人的诗、书、画艺术与叠山、理水、莳花的技艺结合起来，将建筑、山、水、花、树等园林元素构建成丰富的空间，小中见大，意境幽雅深邃。其园林造境除了注重实用的居住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和陶冶性情的功能。园林成为雅集游赏、居住休息的诗意空间，使“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审美理想变为现实，达到了完美的诗意栖居。
诗意栖居又并非特指物化的玉宇广厦、叠山理水和奇花异木，居住的人如才广德馨，即便身居竹篱茅舍也能品咂出别样的醇美，如刘禹锡的“陋室”。再如《陋室铭》中提到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居住的人如胸怀丘壑，又能安贫乐道，蓬荜都能生出光辉。
在中国，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是产生诗意的栖居方式的基础。在农业文明的影响下，人的居住能与自然相亲融合而不逾矩。北宋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画诀》中说：“店舍依溪，不依水冲。依溪似近水，不依水冲以为害……村落依陆，不依山。依陆以便耕，不依山水为耕远。或有依山者，山之间必有可耕处也。”这段画论，是画理也是物理。北宋画家王希孟绘有《千里江山图》，其中的民居可与郭熙的画论相印证。画中的民居形制丰富，建筑形式和空间组合灵活多样，多依山傍水而建，对环境方位的选择既满足了诗意栖居的审美理想，也考虑到了居住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所谓屋前田垄屋后山，是人的生活、情感和自然景物的密切交流。
诗意的栖居，不仅是古人的生活理想，也是当代人的精神诉求。
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时代，城市越大，工业化、商业化的程度便愈深。现如今，城市居住环境的开发往往是以对自然的远离和对自然的过度攫取为代价的。建筑大批、低质复制着，千城一面的居住环境不仅拥塞，还趋向雷同化、刻板化，居住者心灵空间的延伸与审美需求被无情地漠视了。当钢筋水泥的建筑越建越高、越建越密集，当城市居民的身体沦陷在拥堵、喧嚣、灰尘与汽车尾气中，当个人的情感和意志枯萎成城市建构的一个机械零件，当物质的过度享用不能缓解心灵的压力与疲惫，人们不仅背离了自然的精神，也逐渐失去了欣赏自然的能力，而诗意的栖居方式已离人们渐行渐远。
让城市成为诗意的栖居地，并非让城市变为乡野田园，也并非将田园风光简单移植到城市间，而是探索新的居住方式与城市建构，将科学技术成就和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相结合，使城市在功能和结构更为合理的前提下，具有建筑美、自然美和人文精神的厚度。在城市栖居中满足人的审美追求、对自然的亲和与安顿身心的渴望，使人们居住环境的完善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并行而不相悖，共存而不相害，才能创建出属于现代人的宁静和谐的诗意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