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军团第二季西瓜:王秋杨 登上珠峰的女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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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杨 登上珠峰的女富豪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薛芳 实习记者 张莉亚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1-18

她用《女人四十》这个电影来描述她所面临的状况:“上有老,下有小,事业上又是一个最较劲的阶段,忽然间发现,自己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紧张和焦虑”

王秋杨(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07年5月24日早上6点,王秋杨登上了珠峰。

  那一天,她在登山日记写道,“忽然就在眼前,黑暗中,散落四周的不会被风吹跑的氧气瓶已经是顶峰再重要不过的证明了。我于是相信自己终于到了,尽管看不到远处的群山。我原以为自己会哭的,却没想到在离峰顶还有最后十几步时,我开始在心里痛快的大笑……”

  此前一天,王秋杨给丈夫张宝全打了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对于当时的张宝全来说,这话非常突兀。后来他才知道,在王秋杨冲顶前夜住的帐篷外面,就卧着一具尸体,脚上穿着和妻子一样的2007年新款的登山靴。

  第二天是佛诞日,张宝全早晨起来,犹豫开手机还是不开手机,他知道妻子王秋杨的理想能不能实现,珠峰是接纳她还是抛弃她,都定格在这一刻。他打开手机后,第一条信息是珠峰大本营发来的:王秋杨全队第一个登顶,历时6小时30分钟……

  王秋杨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也是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南北极) ,企业圈只有地产商王石和黄怒波完成了这个目标。当然,王秋杨和丈夫张宝全也属于地产圈,他们是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人们喜欢调侃这拨先富起来的人为暴发户,因为一度他们不知道如何支配财富。

  2003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所“城市家庭的贫富分化”调查指出,“炫耀性的消费”是确立富人符号的标准之一。《胡润百富》杂志每年定期推出“富豪之选”栏目:俱乐部首选长安俱乐部,雪茄首选大卫杜夫,时装阿玛尼,珠宝卡地亚……

  王秋杨的爱好在企业圈是另类的,虽然爬山需要一定的财富基础。对此,她并不避讳,“财富确实给我带来虚荣心的满足和很好的物质生活”,但是每次出发前,偷偷写好遗书,告诉家里人自己出差,还剩下些什么?挑战大自然,山的眷顾,实现目标,也许可以称之为意志力。

  洪晃在为王秋杨记录登顶珠峰的书《只为与你相遇》所写的推荐词说,王秋杨是“一个非职业的登山爱好者,一位繁忙的企业家,一位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胆量、性格和貌相都是新女性的典范”。

  8年前,从北京出发,经青海湖、唐古拉山口、可可西里、希夏邦马、阿里、古格王国、罗布泊一路走来,五十多天风餐露宿,光车胎就爆了13次。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外,王秋杨发现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她创立了苹果基金会,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幸福。

  

  不爬山的日子,王秋杨有时待在北京昌平的家。那是一所占地350亩的宅子,被称为“柿子林卡”,因园中有一千多棵慈禧年间的柿子树而得名,而林卡在藏语中是“庄园”的意思。

  普通农家院落的大门,蜿蜒的水泥路,园子里都是自生自灭的野花,湖中的黑天鹅和院中的美国鹦鹉在享受着悠闲时光,道边的石雕据说是汉代的文物。去过这所宅子的人,都会惊诧于它的简洁与落落大方。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秋杨非常清瘦,黑色上衣,碎花裙子。她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无所不谈,没有禁忌。她主动谈到了她的年龄、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她登山的时光,还有她的基金会。当然,还有海南的那段时光,以及他们的第一桶金。

  王秋杨,今年44岁,身高1米7,54公斤,一头漂亮的直长发,让人想起漫步撒哈拉沙漠的三毛。他的丈夫张宝全,因为王秋杨喜欢三毛,因此总喜欢叫她“四毛”。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的她,也是非常的简单,常常是T恤衫,牛仔裤。

  王秋杨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开发商。其实契机很简单,她和丈夫缺钱,50万,他们需要这个钱来实现张宝全拍电影的梦想。

  1991年张宝全去了深圳,转了一圈,发现似乎也没啥机会了。随后他到了海南,发现乱糟糟的,鸡、猪,狗、牛和摩托车汽车满街走,他忽然觉得这地方有机会。当时,王秋杨留守北京做贸易。一年后,王秋杨也去了海南。

  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他那次著名的“南巡”,号召加快进行更彻底的市场改革,政府给了更多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了一块自由经济区。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把当年海南的那段时期比作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政府监管无力,法规模糊,做着发财梦的人们蜂拥而至。

  张宝全致力于短、平、快的项目,先是打听到谁需要土地,然后再打听谁要卖土地,或者是正相反。赚了一阵子快钱后,他发现了机会——海口突然涌入大量人口,相应的大量物资需要从内地运输,张宝全经营起了海运生意。

  张宝全、王秋杨夫妇做得风生水起,一度被评为海南海运十大纳税企业。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幸存者,如冯仑、潘石屹,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又没有被泡沫淹没。张宝全王秋杨夫妇亦是。

  

  王秋杨的父亲曾参加过胶东反扫荡、平渡战役,有过8次受伤经历。从小,父亲就是王秋杨心目中的英雄。

  童年,她跟随当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父亲在福建山区生活:破烂的校舍,木讷的老师,孩子王的她带领大家去抢水,和男生大打出手——当然,还有头上养着满头快乐的虱子,睡觉的被窝里经常可以抓出一窝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

  她一直在部队大院里长大,16岁以前没见过女人骑自行车,20岁以前没见过下雪,福建闽南的山水和景色构筑了王秋杨童年的全部记忆。后来离开乡村,回到了城里,先是南昌,再是南京,后来到北京,她觉得很不自在。她认为,在骨子里自己还是个山里人。

  厌倦了城市生活,于是,她出发了。

  王秋杨的户外探险始于2003年,她的登山引路人是著名登山家王勇峰。自从2003年西藏之行以后,王秋杨一直在想:“噢,原来人生可以这样。”于是,她漫长的探险旅程就开始了。

  徒步北极时,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里全是冰,除了眼睛轻微眨动,王秋杨一点都不敢动,每一次动都有可能会让冰掉下来:“直直的冰溜子有可能直接扎你的眼睛”。她所能做的,就是慢慢把冰拨到一边,一点一点暖和自己,然后再小心翼翼地从睡袋里爬出来,做饭吃,慢慢等着太阳升起来,等待征途开始。

  每次登顶的路上,很多遇难者的遗体在那里静静地躺着。“那么多死亡就在自己眼前,怎么看待死亡?” “不想。”一度,王秋杨就是这样的心态。2010年的珠峰回来后,王石与黄怒波曾描述擦肩而过的死亡:“近在眼前,很有可能下一个就是自己”。

  谈到丈夫张宝全对她登山的看法,王秋杨说,不反对就是最大的支持。“我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对方的人”。

  “如果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艰苦的,它会把你最好的给榨出来。”一位藏族老人无意间说给王秋杨的话,让她在行走多年后,忽然彻悟了行走的意义:“历尽艰险之后,人会重新学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恩,那些常态中被我们忽视的事物,变得格外珍贵。”

  

  平常日子里,王秋杨的日程一般是这样的:上午健身,她长期坚持每隔一天游泳1公里和每隔一天跑步5公里,周末练习瑜伽。中午到达办公室,整个下午处理公司日常事务。晚上7点以后还会在办公室工作,与约见的下属们谈话,回家通常是在夜里10点钟以后。

  张宝全如此评价王秋杨:“她自然、简单。结婚前话不多,小鸟依人状。结婚后发现她也未必小鸟依人……”

  张宝全,1957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理想是当一名作家。19岁时,他成为一名5级木匠,每天的工资是2.25元,后来参了军。在军队中,张宝全热衷于业余创作,出过报告文学集《强兵强将》、中篇小说集《啊,哈雷》、《火祭》等

  1987年部队投资2万元拍摄《一百首歌》,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王秋扬。 他们一见钟情,那一年,王秋杨19岁。几天相处后,分别时,张宝全向王秋杨求婚,她答应了他。

  家里人激烈反对,张宝全比王秋杨大10岁,还是个婚内人。事情后来发生了点变化,张宝全转业到了镇江电视台,也离婚了。一年之后,张宝全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一时期,王秋杨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学。

  两人住在一起,那时张宝全没有收入,两人拮据地过了一段时间,张宝全喜欢吃肉,每次路过卖肉的摊子,王秋杨说买点肉吃吧,他都说不爱吃。几经周折,5年后,他们结了婚。

  她告诉记者,从13岁开始就自己做决定。19岁,她决定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男人。44岁,她告诉儿子:“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没上过世界名校,一切都是自己选的,一旦做出决定,就应该去付出努力。”

  大多时候,她都是理智的。

  当然,故事也并非多年后那么风轻云淡,他们也曾经历了转型的阵痛。“深夜开车往回走,眼泪一直流”的情况持续了好一阵子。有一次夫妻俩陷入困境,站在院子里商量房子卖掉后,家具往哪儿摆,王秋杨问张宝全:“我们是不是要完蛋了?”

  接下来的故事变得顺畅起来,就像王秋杨说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997年,王秋杨和张宝全开发的“今典花园”一期开售,成为当时京城最热销的楼盘,据张宝全回忆,“稀里糊涂就卖完了。”1999年,今典的“空间?蒙太奇”开创了中国楼盘的新模式,这种小户型住宅“4天就成交253套,成交额1.36亿元”。之后,今典又开发了 “今日美术馆”、“苹果社区”、“二十二院街画廊”。如今,今典集团经营范围已经包括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影视文化等多个领域。

  在胡润2008年的女富豪榜上,王秋杨以35亿身家上榜,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富一代”。而张宝全曾说:“换个人当我老婆,还有没有今典集团不敢说。”

  

  在某种程度上,走着,是一种状态。

  2003年,她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叫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车一路行驶,她在思考很多问题,正如一些人所说的,50万捐给希望工程就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建学校,要考虑选址、师资力量、区域基础人口等等一系列问题。

  事实上,捐款的人也不会去看自己捐款建的学校怎么样了。王秋杨看到过一些废弃的希望小学,后来就变成了一堆石头。她下定决心自己做。王秋杨打电话给张宝全说,要帮帮阿里的孩子们。张宝全问,要多少钱。王秋杨来不及细算,说,要200万元,张宝全却给了1000万元。

  王秋杨想在阿里地区做点事情,整个阿里地区,3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台湾,或者一个德国,人口却只有9万人,平均海拔4700米。有一次,王秋杨去改则县,县长说改则县是阿里地区的人口大县,人数达2万人。

  在西藏转了一圈,王秋杨的“苹果基金”成立,每年投入500万元用于建“希望小学”和“赤脚医生工程”。迄今为止,“苹果基金”在阿里的138个行政村设立了基层医疗网点、培训村医和接生员,每年冬季向阿里地区提供130万元的药品。

  在此之前,王秋杨做公益的方式很感性:“教育局局长说,我们缺电脑,给个电脑吧,我就给台电脑;又遇到一个人说,你给我台拖拉机吧,我就给台拖拉机。”更早时,“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小孩子怎么样了,报上有电话号码,也有地址,就拿上几万块钱,冲到现场,把钱放下,自己抹着泪就走了。”

  现在,她在学习如何让每一分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

  玉树地震发生后,王秋杨看电视,那种场面她受不了,她说自己的泪点特别低。马上就和张朝阳,拿着几百万去现场,想做点项目。负责赈灾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这几个亿的项目都还没安置过来,像你这种几百万的项目,怎么给你找啊,把钱给我们就行了,做什么再说吧。”

  钱当然是没给。

  考察来考察去,她跟张朝阳发现,玉树没有急救中心。地震发生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服务和配备,她就想建一个急救中心。后来,政府拨了一块地,让苹果基金会建急救中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急救中心现在还没有开工。

  

  王秋杨说她是个喜欢行走的人,喜欢时不时走得远远的,然后品尝想念的那种滋味。她从小的理想是当考古学家或地质工作者,去云游四方。

  2005年12月,这一次出发的目的地是南极。出发前,10岁和8岁的两个儿子,争着把自己写的作文念给妈妈听,题目是《我的妈妈》。

  大儿子贝贝是这么写的:“妈妈每一次去登山冒险都错过和我们出去玩。比如妈妈去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时,就错过了和我们一起去海南玩。我玩的时候也非常担心,妈妈会不会出事。”

  “还有一次妈妈去北极的时候,那天家里来了很多爸爸妈妈的老朋友,妈妈又错过了和我们玩,和她的朋友们玩。她又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所以我非常担心。我真希望妈妈在登山和冒险时不要错过和我们一起玩。”

  听到这里,王秋杨有种掉泪的冲动,在她内心深处,最有成就感的是,她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她总是带着对他们的思念,行走在路上。但完成“7+2”后,更多的时候,她似乎开始向往另一种生活。

  2010年12月29日,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透过冬天的树干望着很蓝的天空在想,我该开始习惯不再折腾的日子了吧,不想给自己压力和目标了,想退出了,我不是号称自己是江湖不相忘嘛,不想再每天穿戴齐整和家人挥别,开车出门,忙忙碌碌了。那似乎已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了。”

  她用《女人四十》这个电影来描述她所面临的状况:“上有老,下有小,事业上又是一个最较劲的阶段,忽然间发现,自己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紧张和焦虑,而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接受当下。”

  她很享受跟两个儿子相处的时光,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

  2011年11月7日,她送两个孩子去宋庄学画画,车行驶在北六环上,两边都是金黄,灿若碎金,车在飞奔。想到两年之后,孩子们也许就要去美国读书了,她想到了龙应台的一句话,“你永远看到的都是孩子的背影”,心里瞬间多了一丝惆怅。

  她告诉两个儿子:“牧遥,牧远,此情此景,我以后会很怀念的,我很感谢我的生命中有你们两个人”。两个儿子看着她,乐了,告诉王秋杨,“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觉得,儿子懂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