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跟骨刺如何治疗方法:环球时报年会议题五：文化强国2012 诠释中国话语

　　议题五：文化强国2012诠释中国话语

　　下面我们应该谈谈中国话语权，应该让胡总过来，因此《环球时报》今天是主人，主人就比较客气，让我们这些客人上台唱戏。不管怎么样是中国话语，最近几年越来越引人瞩目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中国实力，在国际上主动也好，被动也好话语权就提高，话语权提高以后，有些话语权遇到人家阻力，冲撞，这些冲撞到底是来自我们策略，还是来自于战略。我们中国古人有道和术之分，到底是术里面进展不够，造成话语权上的一些困扰，还是术背后有一个更大，更深层，广阔的道的问题。这个大家今天可以有所思考，台上几位嘉宾已经坐上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大屏幕的简单介绍。

　　（播放VCR）

　　我本来是嘉宾，但是嘉宾晋升为主持人，您心目当中认为中国话语权到底是什么样子？

　　张颐武：话语权是一个大问题，中国话语权反而比过去好象弱了。我们办了奥运，办了大事情，让全球看到我们的影响，好象觉得我们软实力提高很快，我们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现在看到，大家看着我们更不顺眼了，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过去你是一个穷人，有点不靠谱，或者你这个情况状态很奇怪，人家觉得穷人就这么回事，我当年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美国教授都愿意带着你满处跑不要钱，那时候是中国人最穷的时候，我带30多美金出去，他都带着你AA制吃饭，张教授是不能出钱的。

　　主持人邱震海：你说的是礼遇不是话语权？

　　张颐武：现在反而糟了，这时候AA制的时候一定要让你掏钱，这个有一定关系。你会发现原来你说话虽然不被重视，但是人家还是会注意你，因为你比较特别，比较特别就有话语权，毛主席时代特别就有话语权。但是现在你加入全球化又像又不是，看着很别扭，反而差了。其实中国内部在发生变化，也是很大，过去我们讲全球化是世界西方拉着我们跑，现在其实发生一个根本性变化，中国内部消费，内部影响力开始拉着世界跑，这个变化使得大家觉得你越强，话语权就越强，大家反而越看你越不顺眼，这是一个很重要变化。

　　这个变化结果你会发现，其实中国人也越来越并不像我们想软实力慢慢走出去，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内向化，对我们自己内部问题比较感兴趣。比如中国电子明星章子怡到美国需要话语权，但是范冰冰在中国不需要出去了，在中国就有无数代言机会和发言可能，一下子变了。现在中国话语权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做，我觉得在面临着前所未有最微妙，最复杂的挑战。

　　主持人邱震海：刚才张教授说将来穷的时候有话语权，现在富了没有话语权？

　　陆建德：那时候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入场全场是鼓掌欢迎，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对话语权特别敏感。做事情怎么样一点一点做，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中国文化要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就应该讲出让世界感动的故事来，而这种世界感动的故事并不是我们来做一些大场面，北京焰火照亮全世界，这样不可能。我们要在世界上下功夫，但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小说，中国的电影是不是真的能够感动，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还是不够的。因为也要考虑到我们真的要成为文化强国，要看一下我们每个人个人身上有哪些习惯，这些习惯实际上体现了真正潜意识里面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一定要善于反思。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历史久远，自己走出来必然能够给国家带来光荣，不一定，埃及人历史比中国人还要久远，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文化上这套理论，我觉得怎么样走出一条路来，要塑造来描写，呈现我们价值观，这一点都是非常重要。尤其我们要反观我们生活习惯，我经常看到，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环球时报》上有一个孙子，孔子软实力有一个经济学家所讲，我们很多做事情很幼稚，慢慢就不尊重你。

　　周宁：话语权不再说话，而在于你说的话里面意义价值，你一直说没有用，你每天开音乐会，每天搞体育，这个没有用，他没有对这个世界没有影响，不在于说话，而在于说话意义。第二不在于价值，而在于你说出来的话具有朴实意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误区，我们要朴实价值，我们不要西方的朴实价值，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几千家文明，为什么我们价值就不是朴实化的呢，要注意不是不要朴实价值，而是不要西方朴实价值，最好中国有自己的朴实价值。不仅在于朴实性，而在于我们文化实践能够表现这种朴实性，就这三句话。

　　喻国明：中国话语权本质是一种文化输出，当你提供这样一种模式，你提供一种智慧，你提供一种思路能够面对人类解决问题有所贡献的时候，你话语权自然就提升。更重要中国自身能够提供人类发展困境，发展困境的东西，外功要内修，针对中国能够表现出一种智慧，这比在时代广场上播出广告要好的多。

　　主持人邱振海：四位都是一个观点，都是自由派观点。

　　刘康：我觉得话语权首先要说的好听来吸引人，刚才我听了很多论坛，最详细的一场就是狼和羊，我听的很过瘾。我觉得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也可以变的很娱乐。让大家听了很开心，这就是一个话语权很重要的标志，你说了大家愿意听，当然愿意听要娱乐化，我感觉不能完全卡拉OK化，不要太自娱自乐。你这个话语权不是说给我们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大家听的，全世界的人听，这点我比较赞成前面几位嘉宾所说的。一个语言要输出，另外是要有朴实意义，我在加一句，我们在座这个论坛还可以采取更加极端看法，我们在座都是中国人，清一色中国人的面孔。

　　其实，我们发现在美国类似这样的谈话很多面孔都是不一样的，有法国的，意大利，还有津巴布韦，还有利比亚的，大家都在一起说，我觉得这是提供朴实价值，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起码大家都在说，这比大家关起门来说有意思。首先这个话语权是谁的话语权，是精英的话语权还是大众的话语权。精英话语权比较容易知道，大众话语权不太容易了解，这就需要做一定实证调查，老百姓在想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说作为一个引子，待会再给我机会我再说调查的意义。

　　第三点，我们这些精英在这，我们学者喜欢有一个特点叫“坐而论道”，这是非常好的，我稍微修改一下，现在我们喜欢把中国的语言广告化，“做而推道”，做是做事的做，行动的，推动的意思，你要有自己的行动。我们现在遇到很多外交的困境，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有一个行动，在公共外交同时要推出一个话语，我想说的话。

　　王义桅：我首先想感谢《环球时报》的邀请。《环球时报》成功就证明我们是有话语权，我们不是被人家讨论，而是我们在讨论别人。所以，我文章如果发表在《环球时报》上人家就非常关注，翻译成英文，甚至翻译成其他语言，这就是话语权的标志，包括和平崛起。现在回到我们话语权，为什么我们没有，或者说不够。我们在不同层面上理解这个话语权，就像文化一样三个层面，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欧盟和日本GDP可能差不多，但是欧盟在这方面话语权远远高于日本，这是有很大原因。最重要是朴实性。

　　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为什么中国没有话语权，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在玩的，只是全球化模式，中国故事，中国版本成功经验而已。我们用于参与全球化我们用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吗？谁可以否定，没有，我们用孔子来解决我们现代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西方对中国崛起还不是很担心，你们中国崛起但制度还是我们美国和西方设计的。我们现在担心长期以来改革开放依赖这种制度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你话语权没有还是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在玩，当然不是鼓励他们不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玩。

　　第三是价值层面，回到马克思农耕为主，或者西方这样一个模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话语权就是因为，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说南海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多少人这么认为呢？我们还是农耕文明思想。南海是海上文明思维方式，显然我们农耕没有适应海上文明崛起，中国70%靠外贸，显然不能靠这些来解决话语权。我们缺少一个姿态，南海是我们从传统大国向现代大国历练，话语权就是历练中国的一个“试金石”。

　　主持人邱振海：历练，挑战，我们话语权展开到这里基本上观点就全都展开了。各位其实都有一个共识，现在话语权是有了，但是话语权严重不够，大家对话语权都是有所不满的。那么，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梳理，挖掘，刚才我说术和道之间永远有一些磨合的地方。第一，我们大家对中国目前国际上拥有的话语权满意不满意，如果还有所不满意，问题到底处在哪里？

　　张颐武：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话语权现在肯定比以前大，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因为你份量块大，一个人块大话语权就大，这还是千古不变的原则，第一是人信不信，第二是人愿不愿意听你的。而且，你块大了以后人家心里不服的话就要闹事，这是常有的，现在中国突然长起来之后产生很多复杂变化，这是一个。另外，我们更复杂中国内部的变化，其实在带动外部变化，但是我们往往不注意这个变化，其实中国80后，90在拉动全球经济，有一个电影《失恋33天》，这个投资才800多万，其中有一个思想家在美国华尔街演讲提了一个，中国有一种东西就是穿越剧，接着就讲中国，最后是华尔街，他们注意，我们自己并没有觉得，觉得穿越剧是不堪入目。正好他说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间演讲的时候，正好在中国跟中国政府并没有竞争，更好播一部穿越剧《步步惊心》，这都是80后，90后一个消费者做的选择，一个《失恋33天》，失恋的时候怎么治愈他的失恋，《步步惊心》怎么穿越回到大清帝国，很多年纪大的人不喜欢看，这里面包含非常独特的精神状态。

　　比如他想象一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可以和一个大帝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他能够在中国式大帝国里面生存的很好，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从来没想过。刚才谈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其实是80后，90后年轻人他们从自己的想象力里面进行回应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其实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在中国内部所出现的，这个《失恋33天》票房连续10天压过比德杰克逊做的《丁丁历险记》，觉得一定会把《失恋33天》压死，一个投资800万小电影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文章，白百合，但是这个片子创造3亿5千万票房，连续13天压住了《丁丁历险记》，说明中国在话语权博弈里面有其力量，好莱坞都按照中国自己口味在调整自己，全球奢侈品都按照中国市场在调整自己，这些变化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话语权其实是在弥散的状态，他看起来受到挫折，在政治领域里面，或者在军事领域里面，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困难，但其实我们文化领域，中国年轻消费者他们在决定着世界未来，他们在改变着我们社会，乃至于全球文化生态，这些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提出一些有效回应他们新的变化能力。

　　我觉得我们反而落在后面，我在《失恋33天》电影院里面周边都是80后，90后年轻人，他们看着萤幕上网络语言哈哈大笑，只有我非常尴尬的坐在那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你就感受到其实中国年轻中产阶级在迅速改变世界，他们趣味，他们要求非常有活力，现在好莱坞都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内部变化，是全世界变化最关键部分，在引领世界变化。从这些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问题。我是觉得，中国话语权在今天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过程就是中国未来年轻人他们的市场，他们的选择，他们不光是过去我们想富士康工厂里面干活的工人，其实现在这些年轻人在决定着世界未来消费走向，乃至于文化。

　　主持人邱振海：您提到80后，90后，《失恋33天》我也看过，最好玩的电影，我记得刚才陆院长说谁的话语权，精英话语权，老百姓话语权，官方话语权还是民间话语权，张教授提到80后，90后是众多话语权当中一部分，这方面你有什么思考？

　　喻国明：刚才我其实因为遵守主持人说要讲的简短一点，他们都没有遵守规则。其实我想表达一个意思，一种话语表达，如果不能在中国能够产生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这样一个土地上面的人，能够对他产生有效影响，并且能够部分形成某种共识，这种话语权也很难走向世界。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讲到我们现在很多很多政府作为，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是缺少智慧的。比如说网络出来了，带来全民这样一种话语表达，那么我们现在政府积极治理是网络谣言，网络各种乱象，认为只要制止住了谣言中国天下就太平了，恰恰相反，其实一个传播工具他能给社会提供就两个问题，一个事实，二意见。事实层面问题，遥远的问题在中国绝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微软最近做过一个试验，有意放出一些错误信息，有涉及老百姓的普通常识的一些东西，5分钟之内在一个开放环境当中都得到变更和相应的纠正，这就说明一个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很容易达到。为什么有些情况下人们会议论纷纷，会猜测，因为掌握真相那一方有意规避，蒙蔽，才会造成流言四起。

　　今年4月份抢盐事件是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所谓社会恐慌，中国盐业没有问题，中国盐业供应完全可以满足供应的，一定问题都没有。由于浙江对于某些盐业品种暂时市场缺失，就形成一些留言，这样留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结果，可以发现有135亿次点击，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市场恐慌，在盐业产生之后长达38小时官方没有做任何负责任回应。

　　主持人邱振海：你是舆情研究所的所长，我非常肯定你，同意你的观点，现在我们谈的是中国话语权。我理解胡总给我们出的话语权，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刚才张教授提到我们民间，有官方，当然更多提到民间，年轻更来有非常强有力强力，您提到内部话语权？

　　喻国明：其实我认为我们在内部都不能够说服我们的老百姓，或者让我们老百姓有一种话语表达，我们这样一个，刚才所说的谁来代表中国的话语权，怎么来向世界表达，你都不能说服四分之一的人口。

　　主持人邱振海：我们今天谈话很立体当中某一个点，国内老百姓还没有足够话语权同时，我们能不能在国际上有话语权？

　　喻国明：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们现在面对像微博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微博跟我们带来不是事实的传播，微博140个字表达的是一种评价。我们今天真正政府面对的难题，压力，或者这个社会面对的一个难题，压力实际上是多元化的意见表达当中政府决策扮演，如果你扮演其中一方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然后你就在这个其中，如果你现实上，你跟某一个利益集团扭结在一起的时候，整个社会利益平衡就不能保证。所以，政府决策站在更高角度上成为社会话语的一个组织者，或者社会话题的设置者，平衡规则维护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老百姓对于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的智慧才能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产生出来，他产生出来这种智慧才能影响世界，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当中一支，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周宁：我怎么感觉话语并不是一个意思，话语并不是说话，而是提供说话的观念，价值和其中的权力，我想这才是话语的真正意义。我们谈话中国话语权，中国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我们应该在国际文化中有一种话语权，我们讨论的是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角度，比如说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你就必须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价值给予明确回答，你得有自己在为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负责，我们讨论的话语权可能是这个问题。大问题我们都不说，我们在座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分子，反正多少应该为文化负责，我们应该有三个任务，从我们自己做起。

　　一、要面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西方的理论，我们现在讨论问题都是面对西方理论，我们要面对中国现实，而不是西方理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思想，要给中国现代性，中国模式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解释，为中国崛起提供文化合法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任务。这一步做好了你才有话语权，否则你没有，人家西方现代化500年有一套现代性理论，给他们现代化提出依据，他们话语权也提供很好支撑。美国在全世界有200来个军事基地，没有人说美国“威胁论”，反倒有人中国“威胁论”，为什么？美国文化价值朴实性给美国扩张提供了合法性。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大时代，中国5千年历史，这50年是变化最快的。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是我们幸运，也有我们使命，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国家提供一个现实与利益的意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存与历史意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什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目标。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既切实又宏阔的国家历史叙事，你整天办孔子学院，到处在说，如果你回避这些历史叙事，你到我们这讲2500年前的一种价值，这种价值第一句话如果有朋友从远方来难道你不高兴吗？这些句话翻译成英语，谁都会哄堂大笑，这怎么能是哲学呢？我们有一个建设宏阔价值的责任。

　　从现在开始我们核心问题应该是文化建设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文化，国际政治上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经济发展很快，国力越来越强盛。但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很弱，我们在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孤立，国际政治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问题，国内我们发展30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转变，几乎是30年前不可想象的，但是人们生活的幸福感正在下降，为什么幸福感和社会认同感都减弱了。所以，国际政治中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国内政治中和谐，文化和谐的问题这才是中国最大问题，每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想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中国软实力，文化才有希望。

　　主持人邱振海：没有这个氛围，国内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到底是精英分子来营造，还是营造本身积极氛围让全体国民共同参与，我们需要一些本质上的东西来结构，建构也好，但这个建构是基于精英，今天没有陈独秀他们这些人，但是有张颐武，还有陆建德，还是全体国民每个人都拥有幸福感，话语权共同创造出来，这是相关问题两个不同角度？

　　周宁：我认为全民参与需要一种制度保障，我在制度保障上不看好。同时我认为精英是必要的，在任何时代精英都是必要的。精英不能回避精英责任，我们也不能把我们文化就世俗化，平面化，这一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必须这样表达，我就是这样想的。

　　主持人邱振海：我理解周院长是想启蒙，想引领，想当今天陈独秀，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谁启蒙谁，我们也需要被启蒙，而不是我们启蒙别人。我们今天谈非常立体话题，表面上谈在国际上话语权，很快就涉及到中国老百姓有话语权，国际上话语权到底是政府设置，还是精英设置，还是老百姓设置，还是我们年轻人通过另外一种侧面，其实也在我们消费，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问题？

　　刘康：其实我比较挣扎，这个话语权是要争夺，争夺话语权首先要争夺话筒。我就在想如果在美国咱们搞这么一个论坛我老把话筒抢过来，毕竟在中国我终于还被打败，按照中国慢慢我很耐心，很斯文的等嘉宾发言完毕。我每天面对着学生都是美国学生，上课是在美国上课，美国学生他们怎么想，我成天琢磨，我就想出来很重要一件事，你这个话语权，我们喻老师说要输出，输出要让人听的懂，听不懂说了半天白说。像纽约时代广场我们做了美轮美奂放给学生看，课堂上学生反映，一群又老又肥的男人加上一群超级美女，其中还有一个姚明，这是他们对中国形象片这么一个认识，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成功形象片，还是失败的形象片，有一点可以说明，你就没有想明白美国究竟在怎么看中国，怎么愿意听你中国，这就需要我们做大量踏踏实实实证调研。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做，做这个调研有非常大好处，我们美国做一个实证调研，严格按照这种民意调查问卷方法了解美国的民意，美国民意对中国的看法究竟怎么样，我们有的放矢才使自己话语权有具体表述。

　　另外我特别赞成周宁教授的话，话语权不是简单说话，抢过来一个话筒，而是具体做事，做事本身也是一个话语权。我举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发现中国中东面临一个困境，在中东究竟应该怎么做？实在想不好究竟应该干涉呢还是不干涉，早上有嘉宾讲不干涉是不可能，确实需要干涉。最近我跟一个同事跟一个阿拉伯22个国家驻华大使馆去讲话，我们没有向外交部进行审批，我们校领导给我提了一个很好主意，你先去讲去外交部去报，这些大使有一个共识。第一你们中国除了美国之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这是阿拉伯22个国家大使对我们这么说，第一你们中国不干涉内政让我们非常困扰，究竟不明白你们中国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美国这边，还是放弃我们阿拉伯兄弟，我们不明白。

　　我们给他们讲中国我们外交政策确实有改变，但是需要你们一起参与。跟他们讨论之后就产生一个参与想法，我们目前正在把参与这件事付诸实施，我的同事陈怡教授，他是康乃尔大学研究古代神经，他在以色列泡了20多年，他了解我们所谓公共外交究竟怎么做，我们跟大使一起策划一个行动，我们要有言有行的说法。在这个行动中间我们套出一句话。

　　主持人邱振海：这个行动谁来做？

　　刘康：我简单说一下，谁来做，怎么做，有我和陈怡教授以我们上海交大这么一个学术平台邀请了中国几十位企业家，甚至包括中国国家主权基金参与我们到巴勒斯坦进行一个经济开发区的考察项目，在这个项目过程中我和陈怡教授帮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起草一封信给中国主席胡锦涛。

　　主持人邱振海：喻院长说先把国际问题解决好，还有把话题解决好才有话语权，还有说政府职能应该不是全方位主导，应该是协调，还有提到我们需要更多年轻人参与，我们非主流，其实往往正在成为我们重要载体，重要传递者，您的观点是什么？

　　陆建德：我自己不太适合话语权这个词，你在设置日程，其实就是影响力。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影响力，中国一定要多多了解世界，中国我们没有学会一种风格，比如把《孙子兵法》翻译成英文以为这样可以结交朋友，我们连待人接物风格都没有学会，一定要多多了解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做的相当不够。你知道人家才介绍自己，才有能力，现在我们不太喜欢，但是他们宣传能力比我们强。比如达赖喇嘛…

　　主持人邱振海：无论是达赖成功，还是美国成功，我们现在正在学习追赶，我们正在学习设置话语权，别人已经成功了，我们从别人经验当中看看他们怎么做的。无论您说达赖也好，美国也好，我们看看他们成功在哪里？主要成功在术还是道，是他们策略成功，还是他们背后的价值成功，还是因为他们本身经过几百年发展，美国经过200多年发展，欧洲也许经过几百年文艺复兴最后成功了，我们如果能够摸索出这种规律，也许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未来路，我们现在在术问题上也有分歧，我们提到国家主导，现在我们知识分子也提出要民间主导，我们知识分子要开始参与等等，上海交大刘教授开了一个很好的Case，是术成功还是道成功？

　　陆建德：我觉得有很多术是用道包装起来，这个稍微知道一些细节，这个道是一个包装。但是，我也并不能说这个道完全不存在，比如海外，我们谁都愿意说西方如何如何，西方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每一个国家走的路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知道每个关于他们细节，知道透了人家做什么我们就知道这是专家来说话，他会这么说，我们了解太少，要做有效分辨，有的人用道把术包装起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很多文化产品里面，真的让我们感到道的力量，不是抽象，并不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口号服务，对这些抽象概念怀疑更高。同样，我们要感到这是不同层面，我们要掌握非常深刻，然后再看我们怎么样准确把握。问题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不多，一个四川人从来没有到四川其他地区旅游过，他讲四川的故事讲不好。所以，一个四川人他到了其他地方，到世界上去他就来讲四川的故事，他就能够讲的更好。

　　比如我们之前的穿越片，不管是80后，90后中国人在看，能不能看到80后，90后的美国人，英国人在看。

　　张颐武：你去一趟越南，在越南中国人有点好象美国人，越南人一方面不喜欢我们，但一方面他文化在中国电视剧相当流行，越南说的话很长字幕做不了，他都是一个人包了所有角色，大家都非常爱看。你会爱看，我们现在走向世界，中国人从不走向埃及，埃塞俄比亚，我们走向世界就挑中美国，我们想中国软实力，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其实他的状况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

　　陆建德：实际上是原来一度存在汉代。

　　张颐武：蒙古也好，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中国发展重来没有侵略过别人，从来都是被欺负，被打，被打了以后自己全是凭劳动来做事，反而倒霉说不出自己的话来。

　　主持人邱振海：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引起所有人的兴趣。

　　喻国明：我讲一点术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外输出文化，不能卡拉OK。而我们现在所谓软实力建设来说基本上是闭着眼睛按照自己兴趣，自己方式在向世界表达。刚才刘康教授讲到中国宣传片我们是做脑电实验，既对中国的人做过，也对美国人做过脑电实验，整个情感都很好，就像刘康所讲的。一遇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一遇到杨利伟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外星人，反而所有亮点在美女出现都是情感兴奋点，到最后中国最后出现的时候又出现中国情绪的最低点。为什么？这就说明对外来说这样一个国家形象广告，他的情绪，他的情感，他的逻辑没有累计，没有成为一个人们接受的逻辑。所以，到最后应该推出中国形象的时候也掉到谷底，这就是卡罗OK自娱自乐。

　　主持人邱振海：你刚从欧洲回来，欧洲是人类价值观最艰苦？

　　王义桅：因为是最后比较优势，就像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有14位欧洲思想家，如果我们在放弃朴实价值我们就世界上无以立足，比较优势在全面下降，这是毫无疑问。我现在还是回到一个问题尊老还要爱优。我们讨论的是国际话语权，我觉得还是回到话语权，回到主持人提的问题，我们对自己话语权满意吗？如果不满意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才能够逐步满意，主要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当然不满意，第一跟我们国力不匹配，我们GDP老二了，话语权连20都不到，第二跟我们文明古国不匹配，没有我们足够声音。第三，对我们14亿人不匹配，中国最大话语权就是我们有14亿人，让每个14亿人都去说，能说的过我们吗。如果按照联合国人权原则，中国和印度加一起占三分之一的席位，真正坚持人权是西方最忌讳的人权，如果坚持到底我们就有话语权了。

　　第二我们为什么不满意呢？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原因，刚才黄平老师将三个3，我讲三个5。第一个5是五千年梦想，中国在世界上这么一个份量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以前GDP占40%也好是东亚自己玩的，没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内，现在是真正全球崛起，这个10%影响力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古代文化还是强调孔子，老子还是不够的，比如中国文化是一种取经文化，不是一种传播像美国输出，我们没有传教士，我们不会表达自己，有时候不争一下也没有话语权。第二是500年，你这个话语权要跟500年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知识体系处理体系。

　　主持人邱振海：等一下跟嘉宾一起互动的时候谈话语权。

　　王义桅：第一个话语权形式比人强，不要急，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你持续做成功了，话语权总归是你的。

　　提问：我问喻国明和王义桅两位老师。今天上午的时候沈丁立老师讲到一个问题，6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对马丁诺诺德金（音译）的支持，我想问的问题，在当年中国影响力其实是遍及了欧美大陆，欧洲1968年的法国运动，还有美国的黑人运动，以及美国60年代整个运动，我想问的是你们对欧美都很了解，现在欧美社会对他们当时运动完全否定了吗？你认为这种影响力，在中国这30年思想…。

　　喻国明：我没有听懂。

　　王义桅：我大概听懂了，有时候我们没有话语权要有一个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转折过度阶段，中国有多重身份，就像研究公共外交一样，公共外交首要手段就是告诉我是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新兴大国，中国等等有多重身份。所以，这个话语权也是这样，我们在不同议题下我们话语权是不一样，在气侯变化跟基础四国一样，其他问题上还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起，中国现在站在多重阶段，不要去争话语权，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是什么。

　　提问：我觉得话语权这个事情是不是跟这个时代有一点关系，这个信息时代这样一个信息传播，这个问题才得以凸显，是不是中国话语权争夺问题是不是特别研究一下，这个信息时代，特别信息传播特征才能够搞清楚中国话语权争夺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对信息时代的理解，对于社会网络时代的理解，这个对精神信息传播规律的理解，这个东西，话语权不就是一个精神信息传播，美国国防部对这个有很多研究，是不是这个问题才是我们在谈话语权学理更基础的研究。

　　主持人邱振海：技术手段是不是话语权里面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没有搜索网络，没有微博，咱们话语权是不是同样，还是咱们未来要设置一个非常重要要素，咱们要注意这些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我相信肯定是重要，是不是唯一？

　　喻国明：对于中国话语表达这是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一个基础，一个新的媒介出现并不仅仅增加了一个人们表达通路平台，实际上是对于人们把握世界凡是转变。比如微博出现之后，网络出现之后所形成新的格局，新的挑战，新的压力，事实上要求全世界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一种赋予创意的回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跟西方方面在智慧，在机会方面没有太大的差距，这恰恰是我们可以有所作用的一个表达自己话语的智慧和力量的机会所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社会现实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机会面前逐渐关闭我们抓取这个机会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

　　陆建德：我觉得有些问题不是孤立发生，有些东西比如一个国家他是在孤立存在，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我收到很多邮件，我自己感觉来源不明可能是海外的，所以有很多新的东西，实际上背后太复杂。美国911之后有爱国法，有很多美国自由派人士抗争，也实行了，对各种媒体有一个非常成熟老练的监控体系。所以，美国FBI经常调研执法，这里面又出现一个新的技术，这个国家应该在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以后，国家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在位还是不在位，这些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跟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一下，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主持人邱振海：我想最后切入点在哪里，中国要提高设置话语权，到底是官方还是民间，知识分子，还是取决于媒体开放，还是取决于现在传播手段，谈一下可以谈24小时，但是咱们总得吃饭。马上要吃饭了，刘教授和陆教授马上要回家了，总得有一个切入点，切入点在哪里？

　　张颐武：一个我觉得互联网确实很重要，在微时代里面我们也要掌握这种主动权。第二，我们的传播不能急，慢慢来，硬实力是软实力最好支撑，你只要经济上不做错，实力越增长，话语权一定越好，熬到最后就是好。

　　陆建德：以开放姿态向世界各国学习，尤其向美国或者英国，法国发达国家学习。

　　周宁：了解世界，说明自己。

　　喻国明：中国如果在这种新的技术，新的时代发展潮流之下，不能够拥抱这样一种发展，我们话语权即使在未来熬到一定过程也是恶的话语权。

　　刘康：一个字要“实”，务实，一个要有实际的态度，要有实证的方法，另外要有实践，要具体的操作。刚才说一个术一个道，我只懂术不懂道，道是术慢慢积累起来，话语权真正在哪，首先把这个话说出来，人家认了你的话就是话语权了。

　　王义桅：媳妇熬成婆有一个重要条件，主要是熬的问题，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吗，这很成问题。一个是转变观念，我们现在思维观念里面基本上没有利他的行为和观念，都是讲我，我，还是我，中国，中国，核心利益，核心利益，老是这样怎么有话语权，因为中国不是宗教，没有这样一些务实的文化，我觉得非常成为问题，行动上把自己事情做好，可持续。现在问题发展根本不可持续，怎么讲一个成功的故事给别的国家听。

　　主持人邱振海：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话题，感谢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