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地质年代表: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3:48:55
作者:项阳
(提要)
(2006年12月,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第二届中国音 乐学博士论坛”上,我以该题演讲,事后有好多位朋友来函或来电索要文稿,由于发表尚需时日,特借博客的平台,先将提要刊载,以感谢大家的关注) 本文是作者为国家艺科年度课题《中国乐籍制度研究》绪论部分而作。鉴于现在的音乐史教科书中音乐更多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加以研讨,依托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可以作为撰史方式之一,但不应该成为仅有、只有。毕竟音乐史是客观的、音乐史学是主观的。当我们换个视角,将音乐置于文化与社会的大背景之中可能会有新的认识。音乐既是艺术,更是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从音乐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视角切入,运用“功能主义”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探讨中国历史上传统用乐如何与社会生活相依、相生、相存,文章的重点之一是探讨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实用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 20世纪以来,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音乐文化更多强调审美欣赏层面,但是,就中国传统乐文化而言,在历史长河之中实际上是以礼乐和俗乐并存的面貌前行,并且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祀必定有仪式,而在大型仪式之中必然用乐,这就是我们的礼乐传统。作为礼乐,一方面用于祀,一方面用于典礼、道路、仪仗、卤簿、朝会、出征等场合。“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者,这些理念影响了国家礼乐系统的构成;作为俗乐的存在与发展,又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娱乐欣赏审美之必需。在礼乐文化之中,祭祀用乐显然不能够完全以为人、欣赏、审美的视角来加以考量的,因此,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实际上是以具有功能性的为人奏乐、为神奏乐两条脉络并行不悖地前行。 作者以20世纪为界,分析了自西方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之后中国的音乐文化传统所发生的变化,那就是20世纪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音乐文化受到了西方专业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在中国广袤的乡间社会之中,历史上为人、为神、人神共享的和谐用乐方式依然活体存在,所用之乐也多是传统的音乐形式。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之后,以往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在乐籍制度下所传承的音乐演化为依附民间礼俗而存在者。乡村社会在当下依然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样态,所以,历史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两条脉并存的功能性用乐状况在当下并未缺失,而且活体保存了中国传统乐文化体系的部分内容,我们可以通过乡间社会之中功能性的礼俗用乐来认知中国历史上的音乐文化大传统,这也就是对于当下活着的乡间音乐文化我们必须以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双重视角加以认知的道理。作者以实地考察的实例提出“葬礼用乐为谁而奏、平安书为谁而说、秧歌为谁告庙、庙会戏曲为谁而唱”的追问,显现两条脉络的功能性存在。如果我们仅仅是以当下城里人将音乐作为审美、欣赏层面加以认知,很可能就会对于历史上音乐文化的存在方式以及在当下乡间社会之中的广泛存在视而不见,20世纪中国城市文化中音乐的发展演化导致了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几千年多种功能性用乐传统理念的缺失,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这样对于我们认知中国音乐文化史是极为不利的。 借助于知识结构的调整、知识面的扩展,借助于多学科的方法论,当音乐学界以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多种功能性运用的当下活体传承来回溯历史,相信能够写出不同于以往的、仅仅将音乐作为艺术(当然,艺术也是文化)的中国音乐文化史,这样的写作思路恰恰是把文化与社会看成有机的统一体,而不是将构成社会与文化的要素割裂地认识。也不是仅仅将音乐本体单独抽取出来的认知。只有这样,以功能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从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视角,“宏观把握微观研究”,加之把握历史上的礼乐制度、乐籍制度对音乐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当制度转化为民间礼俗,音乐与其依附共生;传统文化理念中为人奏乐、为神奏乐两条脉的用乐方式来整体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就会发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传统应该是怎样的面貌,我们音乐文化的历史究竟应该怎样去写。
内容提要
关 键 词
功能主义理论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结合
音乐的功能性意义
礼乐、俗乐——事神、娱人
注1、12、13、31:田中真砂子:“功能主义人类学”(蒋松岩译),刊《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7页。
注2、32:参见理查德"威戴斯:《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李卫译);Richard Widdess: 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注3:郑苏《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和目的——在“2000”民族音乐学论坛上的报告》(孟凡玉整理),载《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18-23页。
注4:参见贾志强、王滨《五台县阳白遗址龙山特磬及相关问题》,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第44—51页。
注5:参见项阳、陶正刚《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注6:项阳《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2006年1月完成,刊《中国音乐》2007年第1期。
注7:参见李卫《鲁西南鄄城县王家乐班的民族音乐学追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2006年5月打印本。
注8:参见项阳《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载《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注9:从网站上读文章随手记录,到引用时却发现没有记网址和作者,很不应该,如实招认。
注10:参见项阳《中国音乐民间传承变与不变的思考》,载《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4期,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了“为神奏乐、为人奏乐”的理念。
注11: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注14:陈国强主编《简明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
注15:傅谨《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16:项阳《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0页
注17:参见于允《<中国演剧史>与戏曲源流——访田仲一成、周华斌教授》,刊《戏曲研究》第59辑第51-6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
注18: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注19:项阳《论制度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
注20:参见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乐问》,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年版;《中国传统音乐一百八十调谱例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
注21:见于袁静芳对于乐种学研究中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正是由于各地音乐形态中具有的一致性和丰富性,才使得先生运用该理论进行实际分析时论据更加充分。《乐种学》,华乐出版社1999年版。
注22:杨善武《苦音研究——牵一发动全身的理论课题》,载《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3期。
注23:李来璋《关于<水龙峪>与<水龙吟>的比较研究》,刊《鉴名录》,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304页。
注24:李来璋《关于琉球<路次乐>与明清<卤簿乐>的比较研究》,刊《鉴名录》,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351页。
注25:李庆丰《我国南北四个传统筝派之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6年5月打印本。
注26:张咏春《孔府的乐户与礼乐户》,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5年5月打印本。
注27:参见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注28:冯光钰《戏曲声腔传播》,华龄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同宗民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
注29:参见《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注30:2005年5月,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音乐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历史上的音乐传播方式》,提出应该是自然传播、组织传播、制度传播并存。
2006年11月初稿,2007年2月修改。
本文刊于《中国音乐》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