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号酒神:于光远：1978大转折

　　1978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为全会做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20周年。经济学家于光远是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他说：“我和耀邦也参加了主题报告的起草，主要观点都是邓小平的。那些日子，小平丶耀邦分别同我有四次长谈，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

　　叶剑英掷地有声——“老虎屁股要摸得”

　　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

　　叶剑英讲话的起草准备

　　叶剑英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体领导。叶剑英是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务委员之一。这五个常委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丶邓小平丶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在常委中名列第二。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对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在叶剑英传记电视纪录片中就有这个情节。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到。在纪念三中全会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事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是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关于叶剑英的讲话的准备，我当时就从胡耀邦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这个稿子在叶剑英手里。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认为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在11月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叶剑英同志(他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不怕冒昧打扰他)，对发扬民主丶加强法制的工作和对全国人大的工作提了三点建议，并且从法学的观点批评当年五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把“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打击的重点”的错误做法，指出“文革”前无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或刑事审判实践中，都没有“恶毒攻击”这一罪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害。信发出后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叶剑英对我表示嘉许。

　　同时我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请他转告：请叶剑英注意西北组简报上登出的11月13日我和王惠德丶杨西光三人联合发言中所引的列宁的那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这个句子后来在叶剑英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是在我与王惠德丶杨西光作联合发言时，王惠德主张写进我们的讲稿中的。因为在京西宾馆查书不方便，我怕这句话引用得不准确。王惠德说：“不必顾虑，我记得清楚，不会错。”现在为写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书架上的《列宁全集》，没有查到。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问题》的文章，其中引了109段列宁的话，而且其中一节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消亡是一回事”。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没有查出，最后只能打电话到中央编译局请求帮助，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写在1916年8-9月列宁的一篇长文《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中。王惠德不愧是编译局局长，我们在做联合发言时，王惠德记得的那句话同原文几乎一个字都不差。读者们可以查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8页，全文是：

　　“没有民主，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民主就不能保持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叶剑英的讲话还引了一句列宁的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宣传民主主义。”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在讲话中叶剑英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

　　“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坚持丶发扬下去。”的确，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时间丶发言次数丶发言范围不受限制，真正做到畅所欲言。当然会开了36天的事情，不可能所有的中央会议都做到，那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体的现象。但是当时大家都希望会议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能够像叶剑英这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永久坚持下去。

　　领导班子问题——

　　希望邓小平主持工作

　　这次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1978年，刘少奇丶朱德丶周恩来丶毛泽东已相继逝世。其中刘少奇是惨遭迫害致死的，其余是病死的。朱德是1976年90岁时去世的。他比叶剑英大11岁。比叶剑英还小1岁的周恩来，也在三年前不在了。毛泽东比叶剑英大四岁，两年前也去世了。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

　　“我们这些老干部丶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当然，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他比叶剑英又小7岁)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丶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胡耀邦作为接班人，在舆论上那时也逐渐成熟。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时所说的这一番话，会上我们这些人听了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解禁思想，自我批评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在对会议做高度评价时他就讲：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那一部分里，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接着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丶‘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丶野心家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最后叶剑英概括地说，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列宁讲的话的确是非常之好。

　　叶剑英在这个讲话中批判林彪丶“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叶剑英指出：林彪丶“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给扣上“资产阶级”丶“资本主义”的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丶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精神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剑英这些话，讲到了事情的本质，讲得非常深刻。当时我听了十分兴奋，二十多年后重温他的教育，仍然感到十分亲切，觉得意味深长。

　　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丶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同志：

　　“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丶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讲话后的12月15日，西北组分组会上大家谈听了闭幕会上几位常委同志讲话后的体会时，在王惠德丶于光远丶杨西光三个人的联合发言和以西北组全组名义写的综合简报上，都特别对叶剑英讲话中这几句话表示拥护。

　　相互关联的两方面——

　　“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丶扣帽子丶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由于别人看不到，而我是亲耳听到，而且手上还有文字材料，因此就想尽量多引一些原话。而在引了这些话之后，我觉得需要讲的话实在也就不多了。

　　叶剑英的这个讲话同邓小平的讲话是有分工的。它没有全面地讲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可是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三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辑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作出很大的贡献，在“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向全党通报了叶剑英在这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行动中的贡献。党的十一大后，包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叶剑英在党中央四位副主席中排在第一。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是他提出要开理论务虚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除华国锋外，他和邓小平讲了话，而讲话的内容又很重要。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邓小平一锤定音——“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

　　各种意见在会议上交流碰撞，与会者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各种讨论。倡导改革，推进建设，尤其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大转折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的发言给与会者极大的鼓励，也让中国步入了全面改革建设发展的时代，命运之门开始向中国打开。

　　强调科学 鼓励理论界讲话

　　这次会议是以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并且取得胜利为特征的。在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八九月间，邓小平有一次找我们几个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人谈话。他很关心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问我们按劳分配问题讲得是否已经很充分了。他讲，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且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鼓励我们理论界要讲话。他说：你们自己不觉得，理论界发言是有权威的。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问题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他要求理论界站得更高一些，并且讲点方法，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团结。他说事实和道理当然要说清楚，但要考虑在什么场合说清楚。

　　邓小平要我们考虑这场争论如何解决。我们谈话那天，邓小平希望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工作会议上冒出来”，而希望理论界争论双方在思想上沟通一些。可是工作会议一开始后，这个争论果真“冒出来”了，且“冒”得相当重。

　　邓小平在会议期间有一次找胡耀邦和我两人谈话时说：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后来他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说“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这说明，就是对邓小平来说，也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

　　发扬民主 发言实行“三不限”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 会议的出席者敢想敢讲，勇于闯进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那些领域，说人们过去不敢说的话，同时会议出席者也不对别的发言者打棍子丶戴帽子丶定调子丶划框子，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就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就很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是在11月间一次听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就会鼓励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这次简报工作做得不错，没有把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别的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讲话很长，简报中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的记录，其中讲了邓小平的一个意见：“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丶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倡导改革 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

　　“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企业实行责任制，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对职工要求应该很严格，搞得不好该打屁股。接着他说，不应该只打屁股，而且更要注意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和个人，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还举新加坡丶日本为例说，那儿“有的工厂给工人奖半年工资，买辆汽车，三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旧汽车”。还说那儿生产秩序非常好。我们国家工厂里经常推行这种竞赛那种竞赛，邓小平说，竞赛”这个词要推敲。在我们这里常搞些形式主义。评比丶请客吃饭丶参观丶弄虚作假。对那时流行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的竞赛，邓小平表示不满。他说真的竞赛，看结果，看市场。他说：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主张搞得好的得的多，不仅职工，领导干部也这样，不但有精神鼓励，还应该多得，先富起来。他认为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不行，不能只讲风格，讲风格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一定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丶地区丶社员先好起来”，这是邓小平突出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一次常委听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就讲过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两大政策”之一。

　　第一个政策就是“要使一部分地区搞得好一些，比较富一些”。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百分之五的县，百分之五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开了一张他估计有可能先好起来的十九个地区的单子，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广东的深圳，可见他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认为那儿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可以开展外贸工作。他考虑的不只是地区，也考虑个人。个人当然是与地区相联系的。他说搞得好的丶快的地区，可以提高工资待遇，这也是个大政策。他说要先让百分之五的农民有购买力，城市内有一部分工人有购买力，下个决心，能做到百分之八就更好了。他也举了一些地方的农村说明。他讲北京有个生产队打石头富起来了，讲了种果树七八年就可以见效等等。他也说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丶地区丶社员先好起来。他说“先好起来”，也说“先富起来”，我记得他还说过“要人民生活富，尽量拔尖”那样的话。他反对平均主义，说这是个大政策，干得好的就比左邻右舍好。

　　他说的第二个政策便是“权力下放”。他说农业是让各生产队能够“真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给生产队权力，让他们能够按规律办事，干得好不好看人们收入增加了没有。

　　在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邓小平讲：“现在一个大队相当一个村。生产队要全部按经济组织那样来管理，基本上要转到经济管理上来。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使下面有点权，确实使下面活起来，企业可以不要只听上面讲什么就做什么，而要看社队需要什么就做什么。”邓小平还讲权力下放是个“大政策”。

　　推进建设 同时掌握“度”的问题

　　这个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工作着重点从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管电子工业的四机部讲话，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蜗牛事件”。在与美国商人谈判进口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线的过程中，对方出于友好，赠送了我方一件蜗牛造型的工艺美术品。江青认为这是美国有意侮辱我国经济发展迟缓，向对方提出抗议，导致我们进口彩色管生产线的工作推迟了好几年。在教育工作中则把学习成绩特别差丶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白卷英雄”。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比，这次会是积极建设的会议，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

　　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本身就表明开这个会议是为了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而这一点是会议参加者都同意的，大家都不赞成再长期搞政治运动。开幕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的三个议题，都是建设方面的或者主要是建设方面的。这也是中央同意这么提出来的，后来虽然突破了这些议题，但是会议还是用了许多时间热心地讨论了，大家也都赞成这样做。这个会有一种其他一切工作要以建设为中心，要求上上下下动脑筋，千方百计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思想。

　　改革是为了建设，为了取得建设的效益;开放也是为了建设;把“文革”中遗留问题解决好，也是为了建设。在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李先念都希望有20年的安定团结，也都说了如果这样，我国的建设就可以上去。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几次讲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每一块闲置的土地都要种上树，每一块水面都要搞养殖，发展沼气，要提倡种草，强调农村搞多种经营;讲要特别重视专家丶培养专家，主张农学院赶快搬回北京，要招更多的大学生，还要办好各种专业学校丶技工学校。这次会上大家特别关心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把建设搞好，掌握这个度的问题。

　　主张团结 自我批评“讲了就过去了”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在“文革”中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丶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他们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但是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在11月25日开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这就涉及好几位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在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天安门事件’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丶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

　　这是邓小平一个冷静的估量，先讲清楚这一点，免得在做不到全部解决时收不了场。哪些问题在这个会议还不能解决，邓小平没有列举，大家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邓小平还讲到会上对陈锡联丶吴德丶纪登奎三人提了意见，提出了批评，没有过分。但他的主张是，三个人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下就完了，不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使大家都满意。他不主张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因为一提到三中全会就会有处分问题了。在第三次大会后的11月27日晚的汇报会上，邓小平谈到外国评论家问他吴德怎么样?他说吴德有错误，但看人要看整个，不能只看一段。

　　再后来讲到对一些同志的批评问题，邓小平说：可以把这件事了结一下，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要使所有的人都满意，能不能做到?大家揭发批判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正确的。背靠背，问题还可以揭。对待陈锡联的问题，我在辽宁说过，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在中央开工作会议时，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犯有错误的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可能深一些丶浅一些，讲了就可以了。

　　接着邓小平又讲起吴德，邓小平说：吴德同志调离北京市，政治局委员不动，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会上问出席汇报会的华北组召集人林乎加：吴德做检查时，你们鼓了掌没有?林乎加说鼓掌了。

　　邓小平说：接着批评可以，还是要安定团结。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了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丶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也要注意稳。常委统一意见，这次会上这些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后，不要再讲了。以上这一点要向到会同志讲清楚。

　　邓小平又说，这些同志回到本地区丶本单位后大家提出意见时怎么办?就说他做了自我批评，问题了了。他说处理原则要宽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自我批评，但完全使大家满意也不可能。总之，这些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算完了，不上全会。一上全会，就要议一议，就说不清楚了。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批评“两个凡是”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是邓小平为准备他闭幕会上讲话找胡耀邦和我谈话时，特别讲到他不想在这次讲话中再提“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讲话稿中也就没有写进这个内容。这也可以视作宽厚团结精神的表现。

　　摘自《1978大转折》 于光远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