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陈襄使辽所达“单于庭”今地考

——兼论沈括、陈襄二使者在巴林的行程、顿舍等问题

                     王玉亭 田高 文章点击:66次  主题词：辽 道宗时期 沈括 单于庭 坤都冷梁 内容提要：北宋沈括、陈襄在辽道宗朝使辽到达了辽上京地区，二人都留下了文字资料，其中记述到永安山和当时“单于庭”的大体位置。后人对于二使者的行程有许多考证，但还存在着一些分歧。本文依据史料和以往的考证成果，根据辽上京地区的地理特点对于永安山、当年的“单于庭”等进行了再一次考证，认为沈括、陈襄所记之永安山大致位置在巴林左旗北部原富河镇兴隆山一带，“单于庭”在今坤都冷梁一带，“单于庭”所依犊儿山为今查干山。  在众多北宋使辽使者中^（1），到达辽上京地区（今巴林左右二旗）的很多，但有文字可证者却很少。仅按赵永春先生所辑之《奉使辽金行程录》^（2）的分析，辽、北宋时期大概有六位北宋使臣到达过辽上京地区，即，薛映、刘敞、欧阳修、陈襄、沈括、张舜民。一般地说来，北宋使者要完成使命就要到达辽庭（契丹朝廷即中央决策层随皇帝捺钵），要见到契丹皇帝。契丹皇帝在哪里，使者就要到达哪里。有辽一代，捺钵制度是契丹帝国的根本大法，所以，契丹的朝廷处于不断游移的皇帝的斡鲁朵之中。因此，北宋使臣的出使目的地要视契丹皇帝的捺钵所在而定，由此，使臣所达目的地因时令不同而不同。在辽的中后期，因为没有战争等重大变故，故，捺钵地的选择基本约定俗成。这就决定了北宋使者的目的地大概方位，即：春季使辽得赶往长春州一带；夏季使辽要到达辽上京北之“凉淀”；秋季使辽要到庆州、黑山；冬季使辽行程较近，到达中京或广平甸（潢水与土河交汇处）即可。对照辽史和宋使相关记述，可以推断辽道宗时期的夏捺钵地是相对固定的，即在今巴林左旗北境坤都冷梁一带。笔者通过实地踏查，将陈襄、沈括所达单于庭推定为今巴林左旗北境的昆都冷梁。对于宋使使辽行程，先贤已有许多的探索（如姚从吾先生的《辽史丛考》、贾敬颜先生的《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等等），近年来的学者又于此多有深究（如，曹显征先生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内容；赵永春先生除了研究性文章外，还辑录成《奉使辽金行程录》一书）。有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才使得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理解更加深入。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存有遗憾，主要表现如下：1.由于时间的久远、山川的改变、朝代的更迭等等因素，对于使辽线路、顿舍的比对、“还原”难度很大，许多的观点多是接近合理的推测；2.使辽使臣进入大漠以后，特别是进入今内蒙古地域后，接待他们的顿舍绝大多数是毡馆，如陈襄记述自咸熙毡馆起“已后并是毡馆”^（3），因为不是固定建筑，使得后人考察起来更增加了难度；3.最要紧的是，对于陈、沈二使进入今赤峰地区的相关路线，许多学者都没有亲自完整地做过实地考察。由于诸如如上的原因，有些推断只能作为参考意见，不可尽信，对照现实山川看，一些推断还存在着一些偏差。这些偏差一旦成为“成说”，势必要影响到有关问题深入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对相关问题再进行考察，希望有助于研究。因学识浅薄，定会有许多的误解，恳请方家指教。 一陈襄、沈括进入辽上京地区的行程、顿舍再探讨1二使者进入辽上京地区的行程、顿舍问题在辽圣宗以后的北宋来使中，夏季使辽者大多到达了辽上京地区，在这些使者中，陈襄、沈括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资料。借助陈沈二使者的文字资料，我们对相关情况有了较为详细了解。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以下简称《图抄》）对于行程、顿舍、山川等记述得非常仔细，因为他是地理学家，行进中肯定随身携带着当时最为先进的测量工具，加之他这方面的特殊素养，所以他的记述可信度非常大。因此，本文着重依据《图抄》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说。对于陈、沈二使臣的行程、所经山、水、顿舍等问题，贾敬颜先生在他的《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4）（以下简称《疏证稿》）作了详细地论证。赤峰文史工作者玛希先生曾就沈括在赤峰的行程做过研究，并在《松州学刊》（赤峰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内部刊）发表了名为《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所记昭盟地名考》^（5）的文章。因为玛希先生长期从事赤峰地区文史研究，他的相关推测更趋于合理，对于相关行程、顿舍的考证较为切合山形水势。下面，结合贾敬颜、玛希二位先生的有关考证，对陈、沈二使进入辽上京地区的有关行程、顿舍再做一下论说，以便进一步分析二使者是从什么方位，经过哪些重要地点到达“单于庭”的。陈襄使辽为北宋治平四年，值辽咸雍三年，即1067年。陈襄五月初十到雄州白沟驿，十一日过白沟，六月十五日到达“单于庭”，行程用时为一个月零五天。沈括使辽为为北宋熙宁八年，时值辽大康元年，即1075年。沈括于“闰四月十九日离新城县，五月二十三日至永安山远亭子”（《入国别录》），“自塞至其庭三十有六日”（《图抄》）。陈、沈二使行程用时基本相同。从行程顿舍看，二使者在咸熙帐以前的行程基本一致。自咸熙帐（咸熙帐，玛希先生推断在今赤峰翁牛特旗五分地；贾敬颜先生推断为西塔拉）到顿程帐（陈襄记为顿程馆）的馆名，陈、沈记述不一，说明二人行走线路有别，但是，二人都到达了“单于庭”的前一站“顿程帐”。此间行程，沈括记载最为详尽，现结合贾、玛两先生考证，梳理、论说如下：自咸熙帐向东北行进九十里^（6）达保和馆。玛希先生推断保和馆为今巴林右旗大板镇东南；贾敬颜先生推断保和馆在巴林右旗大板东南少冷地区。此点二人推断一致。巴林右旗博物馆原馆长韩仁信先生推断保和馆为大板镇南的巴彦汉苏木前进村古城址。并云：此古城址“为辽上京道临潢府统辖的保和县县所设的保和馆，馆舍驿站建筑群遗址。”^（7）自保和馆北行九十里达牛山帐。贾敬颜先生推断“牛山帐约当今额勒登他巴嘎西北之地”。今巴林右旗旗府所在地大板镇北沙巴尔台苏木（“苏木”相当于乡的建制）有额尔敦塔布嘎自然村^（8），贾先生所指当是此地；自牛山帐北行八十里达锅窑帐。玛希先生推断锅窑帐为今巴林右旗白音敖包（此白音敖包属巴彦虎硕镇）；贾敬颜先生推断锅窑帐在“头道湾子以东之诺尔提茨库乌拉（标高千零九米）山间”。对于“诺尔提茨库乌拉”这一山岳，笔者不明所指，因下一顿舍并未出巴林右旗界，就在巴林右旗地方志办1986年所编《巴林右旗地方志（之七）》之“山峰”一节搜寻，但并未得到此山介绍。查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绘制局绘制的地形图“白塔子”幅，发现在巴林右旗北境的索博日嘎苏木中骆驼井子村西有标高1009米的无名的山峰，似为贾先生所指。自锅窑帐稍西北行五十里转东北可见一里外的庆州城。过庆州东北十里济黑河（今查干沐沦）至大河帐。锅窑帐与大河帐之间约七十里；自大河帐再度黑水，“乃东北出两山之间”。玛先生考证云：“沈括所走的方向，在庆州北十里处的黑河帐出发后，就渡黑水向东北出两山间，这个‘两山之间’地形和东北方向至关重要，只有庆州路北、黑河东现名石棚沟地区有两座高山形成山峡……”。据此，可以认定沈括就是从这里自今巴林右旗进入了今巴林左旗境的。笔者认为，这个“两山之间”的两山，就是现在的石棚沟西南沟的近距离对峙的两山，即标高1483米的查干哈德和标高1412米的石棚沟前山^（9）。自大河帐东北行八十里达牛心山帐。玛希先生推定牛心山帐相当于今巴林左旗白音诺尔镇的沙布台一带。贾敬颜先生推断牛心山帐为“久路信乌苏河南鄂博处”。笔者不明此地名今地，按音推断“久路信”当是“珠日和”，即“浑圆如心状”的意思。乌苏河，在巴林右旗有一乌苏河，在敖日盖河上源支流。自牛心山帐东北行六十里至新添帐。新添帐，玛希先生推定为今巴林左旗富河镇南台子村附近；贾敬颜先生推定新添帐为彦吉嘎庙。对于新添帐今地的推断极其重要，因为这个新添帐的就在“单于庭”附近，按沈括的记载约80里。两巴林自古都没有彦吉嘎庙，只有锡林郭勒的西乌珠穆沁旗有彦吉嘎庙，现在是罕乌拉苏木的所在地。历史上，内蒙古东部草原上举行的那达慕盛会，多以某某庙所在地命名，这个彦吉嘎庙在那达慕历史上是很有名的。自新添帐东北行六十里至顿程帐。按玛希先生推定，顿程帐在今乌兰达坝林场场部附近。笔者以为切实，顿程帐所依北山就是今俗称的“十八罗汉山”（因山形酷似罗汉群像而得名）。是乌兰达坝山系的主山，风光极具魅力。到达这里就距离单于庭只有一步之遥了；自顿程帐（“十八罗汉山”）西北行二十里就到达了“单于庭”。从沈括记述的自庆州至顿程帐的行程来看，行程方向多为东北方。即：（1）.东北行10里；（2）.东北行40里；（3）.东北行5、6里；（4）.折西北岭间行10余里；（5）.北行10余里；（6）.东行20里；（7）.北行10里；（8）.北行稍东30里；（9）.东北行30里；（10）.北行10余里；（11）.西北行数里。在这十一次标明行程的方向中，有6次是东行、东北行，有3次是北行，2次西北行，且，两次的西北行都不足十里。其中东北行进约135里，北行30余里，西北行不足20里。全程行进近185里，东行及北行约165里。就是说，自今巴林右旗进入巴林左旗境的一路，沈括大多是向着东北方向行进的。偶尔西北行也是为了绕开河谷、沼泽、断沟、绝岭，其主要行进方位一直是向着东北向的。如果说在沈括所记众多顿舍中，我们已经不好确切地推断出今地了，那么，庆州这个点却是准确无误的，因为这里的遗存保留得仍然完好（如辽庆州城址、塔等）。以庆州为基点来看，坤都冷梁正在庆州之东北。但是，彦吉嘎庙则在庆州的约正北方（查考地图，彦吉嘎庙在庆州北偏东13分）。彦吉嘎庙的方向是与沈括的记述方向大不相符的。由此，笔者赞同玛希先生对这一行程顿舍的推断。对于《疏证稿》中出现的许多地名、山岳，因笔者不明贾先生当年所依据的资料，故许多经贾先生考证的地名现在也只能再加考证了。但是，“彦吉嘎庙”这一点是确定的，所以在方位上不至于误解了贾先生。依据山形水势分析，沈括这一段的行程如下：自上述两山之间进入今巴林左旗，沿石棚沟西南沟的缓梁奔今上乃力珠村，自上乃力珠村奔乌兰白其的小伊斯力格村，再达兴隆山、沙布台附近，经漫撒子沟达杆子山中顿，接着到达今富河镇南台子住下；第二天，沿乌兰达坝河谷的缓坡进至今乌兰达坝的“十八罗汉山”山脚的顿程帐住下，等待距此西北二十里的单于庭的召见。韩仁信先生在《辽代城址探源》中对熙宁八年的道宗夏捺钵地也有推定，即，“沈括使辽时，也是夏季。道宗的行宫，其实在今巴林右旗乌兰坝山的平甸上。”^（10）韩先生把“辽代的赤山”比定为今天的巴林右旗北境索博日嘎苏木北端的一组以“乌兰”命名的山脉，与史料不符。以沈括所记里程、方位考量，《疏证稿》比定的永安山在今西乌珠穆沁旗彦吉嘎庙都大有偏差了，何况把当年的单于庭按在巴林右旗境内呢。因为，自大河帐（庆州北）到顿程帐，要东北行220里。从现在的地图排量，自庆州（今索博日嘎古城址）向北稍东最远不过70里就已经出巴林右旗界了。2永安山、顿程帐的问题（1）永安山的问题《图抄》云：“是时（熙宁八年夏），契丹以永安山为庭。”并记新添帐处东南有“永安山”，其地貌形态为：“土山，痹迤盘折，木植甚茂……”从此信息来分析，鼎鼎大名的永安山不是什么雄峻的山岳。按玛希先生推定，永安山即相当于今富河镇、原浩尔吐乡的西富山、南台子自然村附近。从当地的山势看，从富山到兴隆山，再到南台子村的山势都不太陡，相对高度不大，大部分呈低丘状，海拔多在800-900米左右，相对高度在200-700米。从地势上分析，自此向东北呈上升态，即，步步上升。从气候因素分析，本地域为温凉半干旱地区地区，年平均温度为3-4度，春霜一般在5月17日-2日消解，秋霜在9月上旬出现。无霜期为110天左右。就巴林左旗全境来说，这里是一个气候的明显分界区。从此以南越来越温和，自此向北、东北越来越寒冷。《巴林左旗志》在记述气候要素时选择了两个点，一个点是辽上京所在的林东地区；一个点是就是浩尔吐地区。富山、兴隆山、南台子就是属于浩尔吐地区的西北缘。这一区域夏季平均气温在17-20度左右。在距今935年的当年（以沈括出使的1075年计），气候较之今天更加寒冷。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所以辽帝选择了在这附近避暑。从《辽史》^（11）兴宗本纪看，自重熙八年以后，有明确记载的，在永安山的“清暑”、“驻跸”就达7次；从道宗本纪所记看，清宁七年以前在永安山“清暑”、“驻跸”有3次。自清宁八年后，道宗选择了向北约40余里（直线距离）的犊儿山清暑。道宗本纪里大康元年（1075）的夏捺钵活动，只有“如犊山”的记载，与沈括初闻有异，其原因估计有如下：①辽国方面保密。沈括自雄州出发前向辽国方面打听当年的辽庭所在地，辽方官员出于保密并没有告诉沈括实情；②辽国前方官员确实不知实情。因永安山为辽国皇帝清暑地之一，前方官员在不知道当年皇帝在哪里驻跸的情况下，这种回复是正常的。夏捺钵地的确定有一个“卜”的严格程序（“卜吉地为纳凉所”）^（12）。卜为“吉地”结果，知晓的不会太多。事实上，当时的官员们对于皇帝的四季驻跸地的大致方位是知道，但，所卜“吉地”并不是十里八里，而是一个广阔的地域，所以明确答复是不可能的。皇帝选择捺钵地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爱山，有的爱水，有的偏爱草原（其实草原的形态也不尽相同，如高山草原、河谷草原等），如果连续地选择了某一地域为捺钵地，那么在汉族官员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习惯的思路，认为这一地就是当今皇帝的捺钵地。因为永安山为一个传统的夏捺钵地，又距离犊儿山不远，以之回复来使也不能说是错误。（2）顿程帐的问题陈襄于咸雍三年（1067）六月十四日到达“顿成馆”的前一站“中路馆”，与接伴使、副相别，即与馆伴使、副相见。当日，至顿程馆住下，接着发生了“席次”之争。第二天即前往距顿程馆二十里的“单于庭”递交了国书；沈括于辽大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永安山远亭子”，“二十五日入见（辽帝）”，达顿程帐时间不明，推测为“入见”的前一天。沈括对于顿程帐记述的是，“（顿程）帐西北又二十里至单于庭。”从陈、沈二使者记载来看，顿程帐非常重要。在这里，要完成以下工作：①接伴官员要与馆伴官员交接手续；②为使臣接风洗尘、送行；③北宋使臣与辽官员一同做好面见辽帝的准备工作。笔者认为，这个顿程帐的作用相当于北宋接待辽使的班荆馆。班荆馆驿在《宋史》和《汴京遗迹志》都有记载。曹显征先生在他的《辽宋交聘制度研究》（氏著博士论文）中云：“北宋时以距离东京城四十里的陈桥驿为班荆馆，为辽朝使臣的迎饯之所”，这个班荆馆位于辽朝使臣在东京所住都亭驿的前一站。顿程帐即与班荆馆性质、作用类同。以此类推，在“单于庭”必设有类似北宋“都亭驿”一样的“帐馆（驿）”。 二犊儿山的比定沈括《图抄》说大康元年夏“单于庭犊儿山之麓”，与道宗本纪所记“如犊山”同指一山。《辽史·营卫志》所记夏捺钵“多在吐儿山”^（13），《辽史·地理志》所记上京道“兔儿山”^（14），都是同一所指。这个犊儿山（犊山、吐儿山、兔儿山）契丹语曰“拖古烈”（《疏证稿》贾先生考证），山名的差异极有可能来自原来契丹语音传讹或俗称。这个犊儿山是道宗夏捺钵最多的地方，本纪里明确记载就有11次。因笔者把单于庭比定为坤都冷梁，那么，单于庭所依之犊儿山就是现在所称的“温都尔查干”，当地人称之为查干山。这个查干山标高1506米，在坤都冷梁的北面。“单于庭”所处可以面东南扎帐。辽代的坤都冷梁一带称“凉淀”。《辽史·地理志》“上京临潢府”条记载：“临潢西北二百余里曰凉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丈余有坚冰。”^（15）辽上京城与坤都冷梁恰210华里。《张舜民使辽录》中在《打围》一节有“六七月于凉淀处坐”语，^（16）此记当专指辽帝“打围”，凉淀，正是夏捺钵的去处。《薛映记》云：“临潢西北二百余里号凉淀，在漫头山南。”^（17）这个漫头山就是馒头山。从地理方位分析，上述所记馒头山与查干山北30华里的珠日和山（蒙语，圆形、心状山）很相像。珠日和山是一个特殊的山，它与其他山岭分离开来，孤立、突兀在草原上，加之它浑圆、高耸，在草原上很显眼，也很好辨认，直到现在，人们还习惯地把这一山定为这一地域的标志，不过现在它的名字叫“牤牛旦”。沈括所说“单于庭”的“东数里有缭涧”，这个在坤都冷梁东“缭（潦）涧”很像今天的坤都冷东沟，这里的河流就是乌尔吉河的源头。 三坤都冷梁的自然状况及其实施捺钵条件的分析辽帝的夏捺钵的主要活动是清暑、议政、射猎。夏捺钵地的首要条件就是清凉、广阔，以及便于射猎。坤都冷梁南距辽上京遗址约100公里，在巴林左旗与锡林郭勒西乌珠穆沁旗的交界处。这里是连接南部农耕区与北部牧业区重要的坝（山梁）。坤都冷梁以南多群山，过了梁就是广阔的草原地带。这里地势高，平均海拔在1100米，周围多1300米左右的山岳；气候寒冷，无霜期只有90天左右。夏季平均气温低于辽上京城地区5-6度，低于浩尔吐地区2度左右，即夏季平均气温15-18左右。笔者曾与2009年5月22日到坤都冷梁的东南十华里的老爷洞沟踏查，发现此时沟谷河流的冰层还没有完全开化，许多地方的冰层厚达一米。溪水在冰盖下流淌，坡上杜鹃花已经竞相开放了。可见《薛映记》所言“掘丈余即坚冰云”并不是虚言。这里深林密布，河谷纵横，分布有面积大小不一山间草甸，草甸中多弯曲的水流。这里群山中至今还生存着野兔、野鸡、“斗鸡”、马鹿、野猪、狍子、猞猁、獾、等众多野生动物，河湾，湖水有鹤、鹳、野鸭等涉水类鸟。这些动物中又以马鹿、野猪、狍子、野鸡最为繁盛。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里野鹿还成群出没。距此不远就有乌兰坝鹿场，这是亚洲非常有名的散放养鹿场。有一些山谷以还以鹿圈、鹿场命名。据现在情况分析，辽代的坤都冷梁的气候比现在更寒冷一些，夏季天气更清凉，野生动物更多……自然环境适宜“清暑”。“坤都冷”这个词，按当地蒙古族老乡以蒙古语理解有“横着的”意思。“坤都冷”与“奎屯”音近，按艾荫范先生在《“空桐”即“奎屯”说》^（18）对于“奎屯”的分析，“奎屯”即“冷”的意思。如果这个地名是延续下来的，那么，“冷的山岭”应是它的本意。另外，辽帝捺钵行宫是一个庞大的集团，^（19）需要有包括水源、草场、山林、野生动物在内的自然供应。在坤都冷梁方圆百里之内多是广阔山林和草原，具体地说有珠日和草原、双泡子草原、二道河草原等；有他本林场、乌兰坝林场、石棚沟林场等山场、山林；有乌力吉河、那仁高勒、哈黑尔高勒、呼吉尔高勒等等十数条河流，在河流流经的平旷的草原，形成了大大小小沼泽、湿地、湖泊。这些都为皇帝捺钵行宫的成千上万众多随扈成员提供了生产、生活条件。 四坤都冷梁附近文化遗存信息分析过坤都冷梁就出现一个山间草甸区域，这个草甸处于三面环山之中，面积约十万亩。在这个草甸的西边，靠近阿青坝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城址，其坐标为：东经118°58′25.7″；北纬44°41′15.9″。古城呈约正南北向。长约30米，宽约25米。城墙坍塌严重，上宽约1.5米，下宽约2米，南墙正中辟有一门。此古城址据坤都冷梁约十华里。另外，在这个小古城所在的大草甸区域篦齿纹灰、黑陶片俯拾即是，还偶尔捡到铜质方孔残币，按钱币形制看多显唐宋风格。据在此造林的林场负责人描述，在古城周围曾捡到方孔币及铜质葫芦状残器。这个古城似乎不是金代的，因为金边壕远在其南40余华里，此一小孤城似于防御无干。小古城址发现，以及其他遗存信息，使得笔者再次注意到《图抄》的一句话，即：“过犊儿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于山间。”小古城附近是不是市场呢？笔者以为很有可能。夏捺钵活动有大批人马参与，各官员的随扈和宫卫中的“小民”（有数千人的可能）所用、所产有赖于交易，在行宫附近建一个市场也是必需的。把小城作为市场标志地，可方便在草原上辨认，也方便榷官在此管理。另外，圣宗德妃萧氏被赐死后，就葬在兔儿山西^（20），这个小古城或许于此有关。这些推测正确与否，还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和不断深入地考察。 五 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上京道·临潢府附近》^（21）所标“兔儿山”的质疑《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中对于上京道临潢府附近主要历史遗迹有相关的标注，其中，把兔儿山标在北稍东的地点，根据同时在庆州到兔儿山之间标注了窦都岭、牛山帐、新添帐和顿程帐。依据顿舍名称，很明显是依据沈括《图抄》所记，所以笔者对于这种标注有所怀疑，现陈如下：1方位的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辽）》所标兔儿山点在庆州的北稍东，不在东北。当年沈括对于方向的记载是极其明确的，所以出现了“东北”与“北稍东”的字眼，在方向上的区分是非常准确的。2 里程的问题。按《中国历史地图集（辽）》此页的比例尺（二百八十万分之一）排量，自庆州之兔儿山为120公里，这与沈括记述的自庆州之兔儿山为近185里相差太大。 六 结束语在辽代，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北境不论从地理上说，还是从文化上讲，都是一个单元（巴林旗是在清代顺治五年（1648）才划分为二的）。这一地域处于契丹本土，是耶律阿保机家族的世居地，各代的辽帝对于这一地域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从现有史料来分析，春捺钵主要目的是巡守，夏捺钵的主要任务是清暑、议政、谒庙，秋捺钵的主要活动是射猎，冬捺钵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避寒、议政。契丹皇帝在巴林北境这一广阔的区域进行夏、秋捺钵，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这一地域有适宜捺钵活动的气候、山林、湖泊、湿地、草原、野生动物；二是太祖、太宗、穆宗、圣宗、兴宗等陵墓也在此区域，便于祭祀；三是这里还是耶律氏的老家，每年巡守一段时间后都要回故里。契丹王朝的中央决策机构以及官僚、贵族、民众在这一区域的二百余年的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众多遗迹，经过世事和自然的变迁，这里的河流、湖泊，甚至山岭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山川的名称已经不能“对号入座”了，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本文所及，除借鉴先贤研究成果外，多数属于推测，故而肯定存在许多误解或不当，肯请学者给与指教。  原刊《松州学刊》2011年第2期 注释：（1）傅乐焕先生在其著作《辽史丛考》之《宋辽聘使表稿》中考证，宋辽聘使约1600余人。《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一版）（2）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长白丛书（五集）》（3）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见赵永春先生所辑《奉使辽金行程录》，沈括之《熙宁使虏图抄》、《入国别录》均引自该书（4）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8月第一版（5）请参见《松州学刊》1987年4、5合刊（6）宋的长度计量与今天无太大差别，按吴承洛先生《中国度量衡史》（版别？）之《中国历代尺之长度标准变迁表》，五代的尺相当于今尺0.933，宋代的尺相当于今尺0.9216；一尺合公分数为：五代31.1；宋30.72。辽与五代、北宋同时，与宋贸易尤其密切，且有岁币、绢交割，在计量方面当不会有太大差别（7）韩仁信：《辽代城址探源》，远方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20页（8）《巴林右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第11页（9）巴林左旗的相关数据均引自2007年10月版《巴林左旗地图》和《巴林左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10）见《辽代城址探源》第26页（11）《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0月第一版。以下所引同此（12）（13）（14）（15）（20）《辽史》第374页；第374页；第439页；442页；第180页（16）（17）《奉使辽金行程录》第126页；第33页（18）见《北方文物》2009年第二期（19）杨若微：《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81年版。第8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