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保证金账户是什么:谭富英传略 周桓

谭富英传略

作者：周桓

梨园界空前传七代 谭大师祖孙具四功

    京剧，自从清代乾隆时四大徽班相继从江南晋京，逐渐在京形成，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在这二百多年里，好角辈出，一代继一代，创出新业绩，创成新流派，代代相传。但是前后七代出自一门一姓的，至今只有本文中的主人公谭富英先生一脉。

    谭富英先生祖籍湖北江夏，也就是现今的武昌。自其曾祖父谭志道(1808-1887)迁居北京。志道先生即为这七代之首。他工老旦，嗓音高亢，唱来响遏行云，获得"叫天"誉称。此后多以"谭叫天"称之。志道先生之子，富英先生的祖父谭鑫培先生(1847一1917)，工文武老生，被称为"小叫天"。鑫培先生之子，富英先生的父亲谭小培先生(1883一1953)，继其父衣钵，也工老生。富英先生(1905-1977)为这七代中之第四代，仍工文武老生。富英先生之子谭元寿、孙谭孝曾、重孙谭正岩，都为文武老生。还有超乎寻常的是：这七代中，自谭鑫培先生始，到富英、元寿父子和属于第七代的正岩，都是从学武生起，转为文武老生的；这七代中，竟有谭鑫培、谭富英祖孙两位，分别创成独具演唱风格的"谭派"。鑫培先生的"谭派"形成于1900年前后，享有盛誉，属于前"四大须生"的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四位，没有一位不是在学习他的演唱之后发展而成的新流派。其他一些老生演员学他的也为数不少，像内行中的贵俊卿、王雨田、张毓庭、贾洪林、王又宸、罗小宝、孟小如、贯大元……票界的王君直、程君谋、韩慎先(夏山楼主)……名列后"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自票戏之初，到创成"奚派"，也是以学他为主的。谭富英先生的"谭派"，是在学习乃祖的"谭派"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特有条件，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既称为"谭派"，有时为与乃祖的"谭派"相区别，也称为"新谭派"，与马连良、杨宝森、奚啸伯一同名列后"四大须生"之中，仍以马、谭、杨、奚四个流派称之。旧日有一则笑话，并由此形成一幅漫画，内容是：谭小培先生对谭富英先生说："你父亲不如我父亲！"又对谭鑫培先生说："你儿子不如我儿子！"很有风趣，形象地描绘出这祖孙两位的艺术成就、艺术威望。

    鑫培先生本名金福，字望重，以英秀为堂号。自幼进金奎科班学武生。他的金福之名，就是按照这个科班的"金"字，统一取下的。其后由于嗓音条件好，改学文武老生。毕业出科后，入永胜奎班演唱，变声期间以演武生、武丑为主。也曾到野台班演出，还曾给人保镖护院。1870年，23岁时进入北京三庆班，仍演武生戏。先后拜程长庚、余三胜为师，并向王九龄、卢胜奎问艺。嗓音恢复后，继续以老生戏为主演出，很得程师赏识。到1879年，他32岁时程师去世，则改入四喜班。此后两度到上海演出，名声鹊起。回到北京，自己组成同春班，与田桂凤、黄润甫等几位作。1890年，他43岁时被选为内廷供奉。"谭派"独有风格日趋明显，到1901年，他54岁第三次到上海演出时，其"谭派"便为众所公认。1906年，他59岁时，由于"汪派"创始人汪桂芬先生去世，"孙派"创始人孙菊仙先生在上海久演未归，北京菊坛便由他独据，享有"伶界大王"誉称。时有"满城争说小叫天""老生无腔不学谭"之说。的确，他嗓音恢复后虽不及年轻时嘹亮，但甜润增多，刚柔相济，并改变了过去腔调平直缺憾，增加了花腔、巧腔，创造出"闪板""耍板"技巧。在丰富老生唱腔和统一京剧声韵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确定了以湖广音的声调、中州韵的尖团字为主体的声韵体系。在表演方面力求从人物出发，揣摩透剧情和角色内心，唱念做打都用为表现剧情和人物的手段。在武戏方面提倡"武戏文唱"，不是单靠武打和武功技巧取胜，也以演出人物、打出情感为重点。

    谭氏由于武功根底扎实，演出的许多戏都有独到之处。比如《打棍出箱》中，描写范仲禹疯癫，出场后的踢鞋，就是借助腰腿功夫，在行走之间把鞋从脚上甩起，高飞过头顶，以头上戴的高方巾接住。是为此戏中的"绝活"之一，其他则是出箱时的"鲤鱼打挺"相出箱后的甩发技巧。富英、元寿父子，都曾在富连成科班坐科，初学也都是武生；近些年在北京市戏校就学的谭正岩，是元寿先生之孙，兼学武生、老生，属于武生戏的《长坂坡》演得很有成绩。这也可以说是谭门七代京剧世家的特色了。   

老父打动叶春善 幼儿进入富连成

    说起京剧界的"四大名旦"，谁都知道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位。如果说京剧界还有"四大名妈"，也还有些人知道指的是李砚秀、吴素秋、李玉茹和现在台湾的梁秀娟这四位的母亲。因为这四位母亲都是很会办事，把女儿培养成材的能手。其中李砚秀的母亲喜彩凤，是梆子名旦；梁秀娟的母亲梁花侬，是京剧名丑；另两位就是京剧圈外的了。再如说京剧界还有"四大名爹"，知道的人就极少了。其实这四位也很出名：一位就是本文主人公谭富英的父亲谭小培，一位是李万春的父亲李永利，一位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这三位都是名角，都为培养儿子成材煞费心血。只有另一位，荀慧生的父亲，既是外行，又从不为自己儿子的艺术前途着想，只知道从儿子身上敲骨吸髓。这里我们只说小培先生培养儿子的事。

     富连成科班，是在北京兴办最早、资格最老、教学成绩相当突出的著名科班。谭富英自1905年降生在谭门这个京剧世家，他的祖父谭鑫培、父亲谭小培就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继承祖业上。小富英自懂事起，就在祖父和父亲教导下练习文武基本功，由于天赋条件优异，特别是生就一付甜美清脆的好嗓子，学起戏来并不觉费事。练武功，肯于吃苦；学文戏，一点就透；放开嗓子一唱，便能合弦。尽管这样，老祖父还说："孩子不能让他总在家里学，家里究属管教不严格。必须让他进科班坐科，往后才能成好角！"小培说："眼下要进科班，以进富连成为好!""那当然啦！""可您知道，富连成是不收名家子弟的！""可以跟春善好好说一说，咱们的孩子既进去，就不能摆名人子弟的谱儿。都跟别人家的孩子一个样。""我跟叶春善这么提过，他没然这个碴儿。""好办，明儿个你把他请到咱们家里来，我见见他。""对啦！您跟他说说，兴许行。""说，还得你跟他私下说。我只是见个面，我不能说。我一说让他为难，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这样不好。" 谭小培按照父亲的话办了。叶春善跟谭鑫培见过面，小培把他让到自己屋里，说："老爷子让我把您请来，还是为了孩子到您那坐科的事。老爷子说了，不能让您为难，咱们孩子进去，打入官中，跟别人家的孩子全一样!"叶春善说："话是这么说，可我要是从您谭家开了例，往后别位名人也送，慢慢地就出来各色的啦!""那咱们就先定个约法三章，您瞧怎么样?"叶春善既见谭小培说得恳切，为他的诚心所打动，又碍着老谭先生这位大名家的面子，便说："那我就依实啦，咱们拟个约法三章!"结果定下来： 第一，与所有学生同样待遇，决不特殊照顾；第二，家里人不能常来看望，也不许随便回家；第三，够什么材料学什么行当，不能挑拣。

     随后速战速决，由谭小培立下"关书"。内容是： 立关书人谭小培，今将长子裕升，现年12岁。情愿投叶师门下为徒，学习梨园，六年为满。言明四方生理，任凭师父代行。六年之内所进银钱，归叶师收用。无故不准告假回家，倘有天灾病孽，各由天命。如私自逃走，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日后若有反悔者，由中保人一面承担。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次日，孩子就进入富连成科班，正是"富"字辈一科，"富英"之名，由此而得。入学后先学武生；因见其嗓音清脆甜亮，改学老生。先后得萧长华、王喜秀、雷喜福等先生传授。坐科学戏时，已能在实习演出中担当主要角色，在观众中产生极好影响，成为"科里红"的尖子生。毕业出科时，已是18岁。小培先生觉得仍应进一步深造，感到自己的功力不及余叔岩，就把他带到余先生那里，诚恳地说："您得老爷子(指谭鑫培)的东西比我多，领会得也比我深。老爷子原说自己培养这个小孙子，不想自从他进了富连成，老爷子就去世了。如今我只有把这孩子交给您啦！"余先生体会到小培先生的一片诚心，不能过分推辞，说："既然您瞧得起我。我当然义不容辞。富英可是老爷子的心尖子，一直盼着他能出人头地。老爷子作古了，咱们哥俩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吧！""既是您肯教了，干脆您就收他做徒弟，让他拜在您的门下吧！"于是举行了正式的拜师礼。余先生教戏一直是一丝不苟的，要求得非常严格。对谭富英更是如此，一个小腔，一句台词都得细抠。只《击鼓骂曹》的"夜深沉"，就挤对了谭富英好些日子，总也过不了门。就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谭富英的功夫大有长进。   

小名伶《定军山》轰动沪上
新谭派《斩马谡》享誉京城

      谭富英一方面向余叔岩先生学艺，一方面参加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黄玉麟、雪艳琴、胡碧兰等当时已极为享名的演员组成的班社演出。他的嗓音嘹亮、底气充沛、喷口有力、吐字清晰，唱来另有独特的韵味，极有酣畅淋漓之妙。无论与哪家名旦合作，都有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因此在内外行中建立了威望。

    旧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片，观众看电影要靠解说。所放映的电影也都是故事片。1905年，开设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上的容丰照像馆，独出心裁拍摄京剧影片，曾邀请谭鑫培拍摄无声片《定军山》中的"请战""舞刀""开打"三个片断，成为最早的无声京剧电影。到1933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古代有声影业公司邀请谭富英与雪艳琴等拍摄有声影片《四郎探母》，由天一影片公司代理拍摄。谭小培指导，尹声涛导演，是为最早的有声京剧电影。正巧这两个第一，被谭氏祖孙占有，又成为京剧史上的一个空前之举。自从拍摄影片之后，谭富英名声更噪，于1935年，他30岁时自行组织同庆社，自己挑班主演。他的"新谭派"也逐渐形成。

    过去，北京演员在北京演红了，再到上海去演出，所谓在上海"挂号"。如果在上海再演红了，返回北京则身价倍增。谭富英应邀到上海，他父亲谭小培先生给他做了认真的安排，在打炮戏上经过缜密的考虑，决定拿《定军山》。一则，谭富英具有深厚的武功底子，身上边式，手里干净，这出戏里的耍刀，刀下场和开打都能演得出色；二则，这是他祖父的"谭派"拿手戏，又曾拍过电影，可谓尽人皆知，戏的名声大；三则，这出戏又名《一战成功》，取个吉利。"打炮"那天，票早售完，场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站着的观众，场外等退票的人无计其数。小培、富英父子心里都待别高兴，谭富英精神饱满，情绪高涨，嗓子尤其给劲，每段唱都是一气呵成；所有武功技巧，得心应手，稳健利落。台下掌声几乎连成一片。这场演出真的一炮打响，一战成功了。

     谭富英在上海唱红了，回到北京，威望更高了，演出盛况更为可观。坐落在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上的第一舞台，是个新兴的戏院，比起那一带的广和楼、广德楼、中和园、庆乐园、三庆园、华北、开明等戏院都讲究，容纳观众也多许多。不过并不容易真正卖满座。有时门口挂出"客满"牌，里边无非八九成座。真正达到爆满时，就要把门口的铁门拉上。由于拉铁门的情况不多，每当这个时候，四邻总要传出"第一舞台拉铁门了"的议论，说明当晚的戏太可看了。每当谭富英演出时，就常有拉铁门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他唱带武功的《定军山》《战太平》一类的戏，或是以唱功为重头的《四郎探母》《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一类的戏。过去有"三斩一探，要老生的好看"之说，与"男怕《夜奔》，女怕《思凡》"意思相同，都是说这样的戏难演，不易唱好。所谓的"三斩"，指的就是《斩马谡》《斩黄袍》和《辕门斩子》三出戏；"一探"指的就是《四郎探母》。谭富英先生却对《斩马谡》这"一斩"、《四郎探母》这"一探"驾驭得极好，颇受广大观众盛赞。 从上海回到北京，谭富英先生在唱工方面的独有特色，愈加为各界人士推崇。很多喜欢听老生戏的观众是专门冲着他清脆、甜亮、流畅、高可响遏行云的嗓音而来的。他的《斩马谡》《四郎探母》中的自成一派的唱腔，使大家听着极为过瘾，从而极享盛誉。但是，谭先生在《四郎探母》中的"叫小番"，并不是每唱必拼命翻高，专以"嘎调"取胜。因为这出戏在前辈名老生张二奎创演时并没有在"叫小番"上翻高使"嘎调"。后来由于谭鑫培先生与张氏高徒杨月楼先生同时唱这出戏，为了与杨先生有区别而创用了"嘎调"。谭富英先生以为凡事都得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处理，如果演员嗓音条件稍差，或者嗓音条件好的演员，一旦觉得失润，就不一定非在这儿高唱入云，给人"鸡吃黄豆--强努"之感，反而不如听其自然，倒给观众流畅的艺术享受。好嗓子的演员如果单凭嗓子讨好观众，并不是治艺的严肃态度。

    谭富英先生自上海回到北京以后，他的"谭派"特色逐渐明朗。他的大名很快与马连良、杨宝森、奚啸伯并列，称为"四大须生"，不过为与过去的余、言、高、马四大须生相区别，有时则在那四大须生前面加个"前"字；这四大须生前面加个"后"字。为他祖父的"谭派"加以区别，有时则分别称"老谭派"与"新谭派"。

    然而谭富英先生走红之时，先是日伪猖撅，后是国民党统治。日伪猖撅，演员的日子不好过。没有名望的，生活清苦，甚至不兼做其他事难于养家糊口；有的底包、龙套演员，除了演戏之外得去拉车、打执事。名望大的，挣钱多，开销也大，得不断地请客、送礼，应付来自上上下下的敲诈勒索。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当兵的白看戏，从不买票。甚至有时从台上往台下一看，满眼一片黄，都是穿军衣的兵，而且其中有不少架着拐的伤兵。正如侯宝林在相声里说的：这些人走到戏园子门口，冲检票的一点头，检票的就得让进去。一问他票，他们立刻说："老子抗战八年，看戏还买票?"伤兵更厉害，抡起拐来便打。每逢台下一片黄的时候，后台的演职员必然说："得，今儿个又当厨子赔米啦！"谭富英先生这样老成持重的人，对此当然也同样极为不满，每当看到一片黄的场面，他在台上便不再正经唱，而是把唱都"数"了出来，如同囫囵吞枣。以此来表示抗议。   

谭老板为中央领导演戏
毛主席给小培先生点烟

    "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北京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了。戏曲演员，旧社会从来被称为优伶、戏子、艺人，出名的也无非享个"名伶"的称号。在旧社会优伶是与娼妓相提并论的，而且排在娼妓之后，一般都说成"娼妓优伶"。因为优伶许多时候得伺候娼妓，为娼妓开心取乐。新中国建立后，艺人的地位空前提高，被称为"文艺工作者"，甚至与教师同样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此，谭富英先生和所有戏曲演员一样高兴，一样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北京市负责领导文化艺术工作的文化艺术管理处，专门为演员成立了讲习班，一方面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一方面"扫盲"和提高文化水平。谭先生在学习班里表现得极好，处处非常主动，不断受到好评。

    新中国建立后，重新进行演员登记、班社整顿。把过去称为班社的演出组织逐渐改成剧团。谭富英过去所在的同庆社，后来改为太平京剧团。旦角主演梁小鸾一直跟他挂并牌。演出以生旦对儿戏《红鬃烈马》《打渔杀家》《桑园会》，以及《御碑亭》《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为多；他个人为主的戏则是《战太平》《定军山·阳平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等。

    大约是1950年初，谭富英、梁小鸾二位在朝阳门内南小街的陆军医院礼堂演出《红鬃烈马》。那时候中央领导人不时出现在群众场合，进剧场看戏是随随便便的事。那天毛泽东主席来到剧场看戏，就坐在观众席里。谭小培先生得知毛主席来了，马上到观众席谒见。由于戏还没开始，小培先生请毛主席先到后台休息。毛主席说："现在到后台不合适，影响演员的情绪，还是戏散了再去慰问大家的好。"随后便与小培先生谈起谭派艺术。毛主席谈得头头是道，小培先生很出意料，说："没想到主席对我们的戏这么熟悉！""我不懂，但是喜欢看，看多了，不免一知半解，这也算自学成材吧！"毛主席说得十分风趣。随之从衣裳口袋里取出了香烟，小培先生赶紧把自己身上带着的香烟敬给毛主席。毛主席不客气地接过来，说："我们交换一支，你吸一支我这个尝一尝！"小培先生想，恭敬不如从命，也就接了过来。这时毛主席取出打火机，打着了，伸向小培先生。"这怎么可以！"小培先生受宠若惊，连连婉言谢绝。"大家都是同志嘛，难道你高兴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吗?"经毛主席这么一说，小培先生才不得不依了毛主席的意。事后大家纷纷议论："毛主席就是国家元首，谁见过这么平易近人的元首。这可真是改朝换代了！老百姓真正翻身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平易近人，使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深受感动。毛主席给谭小培先生点烟的事，使谭氏父子久久不能忘怀，其他了解这件事的人，也都以此传为美谈。周恩来总理关心演员、关心艺术，关心每个新上演的剧目，更得戏曲界众口一致的称道、景仰。周总理各方面的知识渊博，对各种戏曲形式、各类剧目，都能侃侃谈出历史状况，发表精辟的见解。周总理看过许多大小演出团体的戏，常是到后台慰问演职员，并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谈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演职员们受到莫大鼓励。谭富英先生对此深有感触，由此下定决心：共产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只要对祖国、对人民有益的事，一定积极去做！    

作者：周桓

公心为重怎误朝鲜慰问
正气凛然岂惧残匪猖撅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我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我国政府为慰问在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先后三次赴朝鲜慰问。谭富英先生当仁不让，主动报名参加慰问团，以自己的演唱慰问志愿军。他参加的是1953年的第三次慰问团。一切手续办成，正当出国前的集训时，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马上请假赶回家里看望，不想父亲竟然救治无效，撒手而去。谭家是老家庭，谭门几代都是著名演员，谭小培先生在京剧界也有威望。基于这些，领导决定谭富英留在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谭先生却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前的大事，慰问志愿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一切安排就绪，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哪!"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矛盾的，只不过经过思想斗争，公心占了上风。明情达理的夫人也跟他说："咱们受共产党这么大恩惠，这又是关乎国家的大事，你就放心去吧!老爷子的后事，由我料理，我会办得风光，会让亲戚朋友说不出什么来的。"这些话更使谭富英坚定了意志，向领导再三要求，如期登上开赴朝鲜的列车。

     此前的1952年，兰州到天水的铁路修成。谭富英的太平京剧团担负了庆祝通车典礼的演出任务。但是，这时西北一带很不安全，马步芳残匪出没无常，四处窜扰，烧杀抢掠，破坏治安，十分猖撅。此行火车要在路上走六天六夜，更增加路人的不安全感。有人向谭富英先生建议："这一趟太艰苦，而且不安全，您身体不好，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其他几位主演完全可以担当这个任务！"谭先生连连摇头摆手："这可不成。这个班我挑着，我不身先士卒，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不用说艰苦、不安全，就是真有枪林弹雨，我也得跟大伙儿一块儿去！"后来领导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保障到达后的演出，决定大队坐火车，他坐飞机。谭先生还再三推辞，执意不肯。

    这次到兰州，路上并没出什么事，不想到达驻地却发生一件挺吓人的事。兰州市中心有个"万里金汤"城，城楼有如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对面就是省政府、市政府等领导机关所在地。一天夜里，守城部队里混进的匪徒，乘旁人不注意，把一挺机枪蒙在棉被里，支在城楼上，正对省、市领导机关所在地。乘着夜静更深，开枪向对过扫射，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顿时一片大乱。谭富英他们住在"万里金汤"城外的招待所，虽然相离稍远，却也吃惊不小。后来匪徒被捉，事件平息。第二天，当地领导跟谭先生他们说："昨晚大家受惊了，觉也没睡好。今天就休息一天，不必演出了！"谭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咱们还是照已定的安排进行吧。大家不会有顾虑吧?"演职员异口同声："您说得对，咱们照常演戏，别让匪徒吓住!" 谭富英他们胜利完成这次任务，刚刚返回北京，就听说：吴素秋、李再雯、魏喜奎她们负责的北京市戏曲界妇女联谊会，在中和戏院举办两场支援朝鲜的捐献飞机大炮义演，目前正在筹备。便不顾休息来到妇女联谊会，跟吴素秋她们说："可别把我忘了。"吴素秋说："我们正想请您参加这出京梆两下锅的《红鬃烈马》哪!前头是秦凤云、李桂云、刘桂红的梆子《跑坡》《进窑》，后边是您跟王玉蓉大姐的《大登殿》，您瞧成不成？"谭先生冲吴素秋一抱拳："好，服从分配！"
   

倡合团屈己让出大轴
赴矿区带病坚持演出

    北京市文化事业管理处正规化以后，改组为北京市文化局，从王府井霞公府迁往西长安街北京电台原址办公。文化局成立后，第一项任务是调整剧团组织，于1953年到1954年建成：以李万春为团长兼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一团；以谭富英、裘盛戎为正副团长兼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二团；以张君秋为团长兼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三团和以吴素秋、姜铁麟为正副团长的北京市京剧四团。这四个团为民营公助剧团。此外还有梅、尚、程、荀四位的名字命名的四个流派剧团，马连良京剧团，杨宝森的宝华京剧团，赵燕侠的燕鸣京剧团，李元春、李韵秋的春秋京剧团，等等。当时京、评、梆子、曲艺演出单位，加在一起有50来个。各演出单位争相挖掘传统戏、排练新编戏，而且效率极高。如果超过半个月出来一出新戏，那就算慢的了。所以那时"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贯彻得极好，戏曲舞台迭出新品，显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为了加强阵容，繁荣剧目，1956年，谭富英、裘盛戎决定把北京市京剧二团与马连良京剧团合并，由市文化局为之定名为北京京剧团。谭富英先生甘愿把大轴戏让给师哥马连良来唱，一则自己在前边唱压轴戏，二则把属于蹲底的角色让给马先生。比如这个团新建成时所演的《群英会、借东风》，就是谭先生扮鲁肃，马先生扮孔明；《十道本》，则是谭先生扮李渊，马先生扮褚遂良。以后还演全部《杨家将》，谭先生扮杨令公，在前边演《碰碑》；马先生扮寇准，在后边演《调寇、夜审》。1956年末，北京市直属戏曲团体年终汇报演出时，马、谭、裘三位以新排的《三顾茅庐》参加，三位分饰孔明、刘备、张飞，仍以马连良为主。此后，他们与张君秋商议，把北京市京剧三团并入北京京剧团，主演便为马、谭、张、裘"四大头牌"，形成在北京乃至全国阵容最强的剧团。合并之初，他们排出了阵容空前强大的《秦香莲》，马、谭、张三位分饰王延龄、陈世美、秦香莲，裘盛戎扮演包拯。他们还想：一定得排一出四个人拴在一块儿的新剧目。于是找到在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负责出版《京剧汇编》的老戏剧家潘侠风。潘老提供了一个《八义图》剧本。原为上下两集。经过与导演王雁商量，压缩为一晚演出，由马、谭、张、裘分饰程婴、赵盾、庄姬、屠岸贾，改剧名为《赵氏孤儿》。后来，因为裘盛戎演屠岸贾不对工，改演魏绰。屠岸贾由张洪祥扮演。这出戏参加1959年的北京市戏曲团体汇演很得好评，许多人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了程婴那段"娘子不必太烈性"的名唱段。

    关于这出戏还有个悲剧性的插曲：这出戏被本市和外地许多剧团学习演出，影响极广。害人的"文革"时期，江青指出这是个复仇主义的戏，得追究编剧和演员的责任。当时四大头牌已成"反动权威"，王雁也因别的问题打入"黑帮"一伙。由于剧本改为《赵氏孤儿》之名，编剧变成王雁，有关方面向他追究责任，他说："这出戏是潘侠风编的，我只是导演。"于是潘侠风被以"反动文人"的名义揪了出来，挨批挨斗。潘老哭笑不得，说："我太倒霉啦!演出广告、节目单、出版的剧本，上边一概没我的名字，所有名利我一点没沾着；没想到出了问题，得由我负责!我上哪喊冤去！"

     1960年，北京市剧团支援外地。李万春的团，被班禅要到西藏，建立西藏自治区京剧团。吴素秋的团，去了沈阳，建立辽宁省京剧院。赵燕侠的团，与北京京剧团合并。该团成为拥有五大头牌的王牌剧团。尽管赵燕侠的年龄、艺龄都比谭富英先生轻许多，谭先生同样把大轴戏让给她。合团之初，谭先生主动提出："我在燕侠同志前头演吧!"由此以《晋楚交兵》在前边演，由赵燕侠在后边演大轴《辛安驿》，便传为梨园界礼让、团结的佳话。

    1961至1963年，北京京剧团到唐山矿区演出，每次去都要演几个月。谭富英先生又是主动请缨，一马当先。当时供应十分紧张，主副食欠缺，营养跟不上。谭先生仍然一丝不苟，不论在大小场合，同样卖力气。处处得到观众的赞誉。不想在临近结束前几天，由于过度劳累，在演出时突然感到心脏不适，血压升高、两耳发蒙。但是他不声不响地咬牙忍痛，把这场戏坚持下来。下场后赶紧吃药。剧团的领导和当地负责人都劝他提前回北京，说："您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还有后边几天，就让别人演吧！"谭先生十分坚定地回答："五十步、一百步，都是逃兵，我还是全始全终吧！"  

共产党人先生当之无愧
谭派艺术后继不应乏人

    大局为重、公心当先、屈己让人、不计名利的高尚风格，在谭富英先生身上经常体现出来。1959年，几位京剧界的名人编出一出与《群英会、借东风》差不多的《赤壁之战》，仍然邀请马连良扮孔明，叶盛兰扮周瑜。其中鲁肃一角，由于谭先生轻车熟路，而且演得极为出色，准确地塑造出这个人物的舞台形象，也打算仍请谭先生扮演。谭先生得知有李少春参加，且以老生出面，就问："少春什么活儿?"听说"还没考虑出来"，便说："我看让少春演鲁肃吧，这个活他也熟。""您呢?演哪个角色……""我来个这出戏里新添的人物刘备怎么样?"邀他的人一听，便说："刘备在这出戏里事不多，比起鲁肃来，分量就轻多了。我们都没往少春同志那想。""咳，谁不知道事在人为、戏在人唱；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就这么定下来吧！" 1959年这年，谭先生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不想"文革"中，江青罗织罪名，一方面说他曾参加演出过"复仇主义"的《赵氏孤儿》，还演过许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古人死人的戏；一方面指摘他对政治运动有消极情绪，不能投入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来。从哪方面说，都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终于在1973年，要求他自动退党。这使谭先生遭到严重的打击，使得他长期以来带病的身体，由于情绪关系越来越不好。

    1976年"四人帮"垮台了。"一夜东风扫阴霾"，万众举头迎旭日。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谭富英先生的名也正了过来。让人惋惜的是：1977年，谭先生已病入膏盲。在弥留之际，当时的北京京剧团负责人任桂林，在全团全体党员会上，庄严地宣布："谭富英同志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过去江青所搞的劝其退党，是错误的。我们今天为谭富英同志恢复党籍！"与会党员人人点头，立时响起一片掌声。不想此时距谭先生去世已不远了。

     谭富英先生去世之后，有关方面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自此这位艺术上乘、心地善良，在京剧事业上贡献卓著的一代宗匠，与我们永别了。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不少花圈、花篮、挽幛、挽联。其中一幅挽联盛赞了谭门七代和谭氏的艺术：

    富甲梨园，七代继盛，两代流派，艺高首富；
     英冠菊圃，四海驰名，八方仰慕，德劭群英！

     谭先生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谭派艺术却永远留在世上，他独有的韵味却一直萦回在谭派爱好者的脑际。且不说他在《武家坡》《甘露寺》《铡美案》中响遏行云、清脆嘹亮的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八月十五月光明""太后稳坐大佛殿""明公说话言太偏"等等，只说他在《桑园会》里的一句"大不该在桑园调戏她"，在《法门寺》里的一句"教差役将人犯与爷带定"后边的"哪啊"，就达到沁人心脾、感人肺腑的妙处。让人听着过瘾之极，真有绕梁三日的成效。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谭富英先生不登舞台以来，想听听他的唱功艺术，越来越觉得困难。前几年，还能从其长公子谭元寿先生的《黑水国》等戏里，听到富英先生的某些特色；在孙岳先生的《桑园会》里，听到那句有声有色的"大不该在桑园调戏她"。近几年，元寿先生久不登台；孙岳先生有许多时候唱"余派"，且也多时不与观众见面了。富英先生的其他弟子，有的宗"余"，有的学"马"。比如《法门寺》这出戏，如按马派演唱，那个"哪啊"的高挑入云的腔就听不到了。只有一位学谭的名票叶庆柱，还是按谭腔来唱。天津《今晚报》上曾有文评价叶庆柱，说："他的艺术修养和功力，与谭富英先生相差天壤，可为什么他一唱，许多人便蜂拥来听，许多人为他大鼓其掌?就是因为大家怀念谭富英先生，想听其韵味而不得，能从叶庆柱这里得到某些满足。"不知道谭先生的弟子、教老生的教师、学老生的学生，究竟是何想法?为什么不从对叶庆柱的评价中得到些启发?谭富英先生在兢兢业业于老生艺术的几十年里，创成的具有特色的流派，实在不应后继乏人，以致逐渐失传！

    有人说："谭富英先生和李万春先生各自有非一般人所能学的天赋条件。谭先生怎么唱怎么好听，李先生怎么做怎么好看。后人一学，准会弄巧成拙！"此话也许并非一点道理没有；但是好演员的特点之一便是学谁像谁，不是吗?有些位在演《戏迷传》《盗魂铃》时：不是可以学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吗?是不是具有多年基本功的名演员，如果认真学谭先生的唱、李先生的做，总会比票界人士更有方便条件，学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也许由于热爱这两个艺术流派，而发的这些议论未免迂腐；但是这是出于对谭、李两派艺术的流传寄予希望，切盼有识之士能想出更好的方法，以便使之流传久远，无失传之虞。（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