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发现高危漏洞:上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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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希特勒的历史记录时，学院的历史学家和德国的爱国者都很难承认他罪大恶极，虽然几乎没有人表现出对纳粹政策的完全支持。有人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充当法官。然而，如果事关一个人杀了其他一个、两个或三个人时，是不难做出判决的。如果一个人对杀害成千上万或数百万人负有责任，显然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行事的，他便是一个被存在的理由驱使的历史人物，则应该用其他标准来衡量他。有些思想学派在传统上不强调个人的作用：如果第二帝国有罪行，那么，德国社会或至少统治阶级应当承担罪责，而不是领袖。然而，也有人认为，应把希特勒的全部记录都考虑在内，不能否认希特勒是某种现代化者，墨索里尼命令整治了庞廷的沼泽，并且使火车正点运行。

　　使德国爱国者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他们如何解释一个头号罪犯在个人谈话和演讲中竟能发挥如此之大的说服力？回答是，希特勒在他的演讲中并不讨论他的滔天罪行。如果他在1932年至1933年就宣布他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制造几百万牺牲品和难言的苦难，他就不可能当选。另一方面，大量的德国人也愿意把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交给一个其目的至少是可疑的冒险家。因此：解释希特勒现象的尝试，必须不仅考虑到个人，也要考虑到那些支持他的人，考虑到发生这一切的特殊形势，以及以前没有的新的宣传和控制手段。这些考虑也适用于墨索里尼，尽管他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领袖的原则是不是所有法西斯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或一种政权是由一个委员会领导的，这个委员会中的一个成员是同类中的居首位者。但没有一个这样的先例：在所有迄今为止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非所有领导人都具有同等强有力的和有魅力的个性，如果需要的话，其中一些人是可以置换的。但是同以前的专制形式如军事统治相比较，作为一种制度和作为一种象征的领袖，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本质部分，是它的特点之一。

　　国家与党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掌权后，清洗掉了所有其他政党，他们的运动垄断了政权。但希特勒的和墨索里尼的政党的作用一点也不像普遍认为的那么重要。进行统治的不是党，而是元首和领袖，他们的助手，所有官僚。最终有800万德国人加入了纳粹党，但由于这个数目太大，党员也就不是很有意义的。那些入党的人获得了某种职业的优势，但一般说来党的作用是充当自上而下传达命令的传送带。

　　在意大利，党就更不重要了：1932年法西斯党有100万党员；1939年有260万党员；在一项法律通过后，使得公务员入党成了强制性的。在1932年，几乎所有老的法西斯战斗团，都从实权的岗位被清洗掉了，墨索里尼作为国家的首脑而不是作为法西斯主义领袖（这是他的第二个称号）统治了国家。的确，群众被“动员起来”，不是为了积极地参与政治，不是为了街头战斗，而是为了参加偶尔的示威游行，为了不时地倾听教诲，参加类似的盛大集会。掌权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充满着战斗精神和不妥协意志的狂热追随者的好战运动的白我形象，同现实的状态之间出现了奇怪的裂隙。到1942年，法西斯主义党有470万党员，2500万意大利人都加入了某种法西斯主义组织，但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统计。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掌权，不是通过一种武装斗争，而是实行政治阴谋诡计的结果：“民族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话。并没有什么“向罗马进军”。墨索里尼是乘坐铁路卧车到意大利首都的。希特勒是在弗兰兹·冯·帕彭、他的儿子奥斯卡及其他身居高位者的干预下，应兴登堡之邀来组织政府的。由于希特勒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政党的领袖，也就形成邀请他的事实。墨索里尼的第一届政府是一种联盟，除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参加了；希特勒也和保守党人结成了一种联盟。

　　除了这一点而外，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谈不上了：在4个星期之内纳粹分子接管了警察局，通过了紧急法案，掌握了全部权力。共产党领导人立即遭到逮捕，社会民主党尽管是在1933年7月正式被禁止的，但在4月就不存在了。在6月和7月，所有其他政党都消失了。保守党的头子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在6月也离开了内阁。尽管一些非纳粹的“技术人员”继续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府，但他们没有任何实权。纳粹的接管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国会通过了法律，使得这种专制成了符合宪法的；其他政党并没有同这种专制斗争，而是顷刻溃散；国会放弃了它以前拥有的任何权力。在意大利清除对立面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在1922年10月“向罗马进军”之后的几年，这个国家仍然有相对自由的新闻界。因此，在社会党领袖吉亚科莫·马特奥迪被法西斯主义暴徒杀害之后，意大利的报纸仍能写道：“我们的这个首相要对普遍的罪行负责。”只是在这次谋杀之后，对立面才实际上被压下去了。意大利社会党人是在1925年10月被禁止的，其他政党一年后继一次行刺墨索里尼之后被清除掉。这些政党已经被骚扰很长时间了，官方的禁止只是使存在一段时间的事态有了一个正式的法令而已。然而，纳粹分子却是一下子粉碎他们的敌人的，而墨索里尼则是用计谋挫败并逐渐清除对手。他的方式更类似于1945年到1948年东欧共产党人实行的色拉米香肠策略，而不怎么类似于希特勒的策略。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他们统治的初期，都感觉到了来自他们的运动内部的“极端主义”因素的威胁。对希特勒来说，“民族革命”是通过解决其他政党来完成的。对墨索里尼来说，它结束得甚至更早。但对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的其他领袖来说，“第二次革命”使伟大的社会转变即将到来。冲锋队战士打算以非常广泛的民兵形式把冲锋队并人军队中，使他们成为第三帝国的统治力量。希特勒面对这种对他的权力的挑战1933年到1944年间惟一一次严峻的挑战1934年6月30日杀掉了冲锋队的头子（以及其他与这件事无关的人）。几周之后，1934年8月2日，在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除了已是总理和元首之外又成了德国的总统，他的权力成了绝对的权力。虽然冲锋队继续存在，但它已不再是纳粹体制中的一支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力量。随着冲锋队的影响开始衰落，党卫军开始兴起，这是由兼任警务部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一个精英组织。党卫军的领导及其大多数成员是中产阶级，这同冲锋队的“平民”特点形成了对照。党卫军除了建立它的情报机构而外，还管理着警察和各种企业。在战争期间，它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由德国人和非德国人组成。最终党卫军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负责集中营和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党卫军尽管大权在握，却从不梦想反对希特勒的决策。它是他的禁卫军，甚至随着希姆莱部长的责任增多―在战争期间他还是内务部长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周，他仍自认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意大利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同党卫军相媲美。法西斯主义党内部的清洗是非常平静地进行的，没有流血。在法西斯主义的初期，地方上的法西斯主义首领在政治生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活动和党中央的领导之间几乎不协调。他们还老是彼此争吵。甚至在向罗马进军之后，这些地方首领还在继续争论谁应当负责组织和教育青年一代、企业的角色、文化生活的控制和其他许多问题。墨索里尼深信党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政治控制工具，认为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腐败的。从20年代后期开始，权力从党的手中交给了国家机关，通常是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手中。有一年，党员都去找地方书记，改变自己的党证，他们都会参与群众游行。但一般说来，党员身份不再是特殊的要求。在意大利的几个地区，特别是南方，法西斯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在其他地方，党仍然具有某种授予官职的权力，但许多成了国家机关官员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和国家而不是和党保持一致的。

　　在纳粹德国，党的作用是更关键的，因为党的领导人的作用在中央和地方的层次上都是重要的。希特勒周围的人，除极少数例外，都是坚定的老党员。希特勒仇恨官僚，他只使用专家从事具体的任务。正如希特勒有一次所说的：纳粹党深入到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城镇和乡村。很少有德国人不积极参加党建立起来的这个或那个卫星组织，如劳工服务组织、妇女联盟、摩托化飞行队、希特勒青年团以及律师、教师、医生、学生的联盟和其他许多组织。德国党比PNF（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党）组织的好得多。纳粹党的党员是根据其居住地分区组织起来的。纳粹党的作用是动员群众，确保“领袖的意志深人到社会的所有成员”，另外如罗伯特?利一次所说，党要成为“从不失误的地震仪”,“记录哪怕最弱小的运动、激动、不满或赞成。”

　　事实上，元首的意志并没有深入到每一个德国人，而且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大量使用它的“地震仪”。毋宁说，纳粹德国在秩序、调停和一致的表面背后有大量的混乱和冲突。有时希特勒对自己的决定不坚定，各个层次上的党的领导人争论不休。有时官僚和党之间出现公开冲突，来自高层的命令被无视甚至破坏。但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这种混乱和反叛很少发生。如果元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不服从就要冒很大风险。希特勒对军队的掌握要比墨索里尼有力得多。德国不会有巴多格利奥。如果说有对希特勒的权力的某些限制的话，这也只是证明了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东西，即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控制一个大国，他总是要依赖于他选择的助手。如果他放权，甚至那些以同样的热情信奉同样的意识形态的人中间也一肯定会磨擦并且关系紧张。因此，戈培尔的野心同格林的野心相碰撞，甚至这些党的最高级领导人也害怕希姆莱和博尔曼。有些曾在运动初期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由于无能而靠边站，或出于其他理由而成为障碍（施特赖歇尔、罗森伯格、赫斯）。

　　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在意大利，法西斯党从一开始就是两大集团―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的联盟，这两大集团为向领袖争宠而争斗。激进的领导人如斯科扎和法里纳西一直是法西斯主义党的首要分子，即使多年来他们不再有任何影响。

　　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专制掌权时间越长，它们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的专制。很少以公民投票的形式进行选举，而且在选举中惟一的选择就是说“是”还是“否”。1933年11月有95%的投票者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8月有90％的人投票支持总统和总理职位合一。1938年，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之后，99％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分子，而且参加这次选举的人口比例高达99.6％。在意大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1924年法西斯主义选举团在535议席中得到374席。这些是或多或少规范的选举，后来就只是公民投票了。

　　德国的国会和意大利的国会很少开会。1934年德国国会召开了3次会议：1935年2次，1936年l次；从1936年到战争结束总共11次，通常都是听元首关于德国并吞奥地利的宣告和各种战争宣言。内阁会议的次数也急剧减少（1933年70次，1935年11次，1936年1次，此后没有）。在希特勒看来，这些会议都是浪费时间。设立各种部长的职位是为了执行领袖的意志。但是由于不召开任何会议或进行商量，元首的意志就成了一件任意解释和思索的事情，结果经常是官僚的棍淆、不确定和重叠的弊病。于是到了1940年，一切和保卫德国无关的新法律都被暂时搁置了。这种下放权力的失控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一个强有力的部长会议扩张他的权力，从而引出新的管理问题。因此，格林的职责是制定“4年计划”的首领，至少在理论上成了经济的主宰。但他还是空军的最高指挥官，涉猎外交事务，有他私人的情报机构，监视无线和有线通讯。当格林的影响衰落后，阿尔伯特?斯佩尔负责了战时生产。

　　戈培尔起初是宣传部长，后来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和行政权力。

　　从20年代后期开始，意大利的国会就没有再起重大的作用，在1939年就彻底解散了。“伟大的法西斯主义国务会议”由12个成员组成，是墨索里尼在一些场合利用的，如1938 年宣布他的反犹太人的措施，但在其他场合又不利用，如意大利介人战争。只是到了意大利在战争中失败后，国务会议才突然宣布自己的权威，在1943年的一次著名会议上罢免了墨索里尼。这是国务会议4年中的第一次会议。

　　在德国根本没有纳粹最高国务会议，只有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年度大会。这些大会是希特勒进行炫耀和冗长讲演的场合，无意进行任何政治讨论。在纳粹党的初期，地方领导人偶尔聚会，但从1934年开始他们就成了彼此完全孤立的，甚至禁止两个以上的人聚会。

　　在理论上是由一个无所不知的和无所不能的元首实行绝对的统治，但既然元首和领袖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多头政治的”。由于官僚的出现，这种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官僚尽管遭到党的领导层很大怨恨，但却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根本。虽然许多官僚分子加入了纳粹党，但官僚却有它自己的生命，所以那些加人党的人首先是适应自己的新职责。意大利从没有成为极权主义的国家，因为教会保持着自己的权力，君主制度也没有被清除掉。

　　在法西斯主义盛行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权力范围被估计过大，原因仅仅是不承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冲突和分歧。最近有一种倾向，夸大这种专制中政治无序的程度。即便法西斯主义政权根据自己的标准也是非常不完善的，它们仍然非常平稳地发挥职能。它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果它们不是在军事上失败的话，或许它们会继续掌权更长时间。

　　法西斯主义与教会

　　法西斯主义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态度经历了从紧密合作到反对和迫害的转变。一些集团，如比利时的保皇主义者和罗马尼亚的铁卫军，从教会中得到鼓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治着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政党一样。德、意两个大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却不怎么平稳，为了使一种复杂的形势更混乱，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政党队伍内部在对教会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有宽容的，也有近乎完全拒绝的。

　　在早年，墨索里尼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有他的反天主教的小册子《胡斯的生活》和《红衣主教的主妇》为证。在许多场合他还指出，天主教不仅从知识的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他起草的法西斯党的最早纲领（1919年）提出要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后来墨索里尼最终认识到教会对意大利生活的巨大影响，他逐渐转向同教会妥协。墨索里尼的和解政策在1929年的拉特兰教堂条约中达到了顶点，按这个条约解决了烦扰着它的“罗马问题”，承认梵蒂冈的治外法权地位。而天主教会也表示愿意同法西斯主义政权合作，这进而又承认了天主教是“统治性信仰”。尽管不时出现过冲突，但总的说来，这种布局是起作用的。天主教徒抱怨，他们对教育的兴趣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天主教行动（一个世俗的天主教徒组织）尽管“在政治之外并超越政治”，仍然偶尔受到骚扰。法西斯主义者指责这个组织干预政治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按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政治不仅指严格的政治活动，而且也指所有社会的和文化的联系。

　　所有这些活动都应受到国家的控制，而不是教会机构的控制，最终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妥协：天主教行动按地区而不是在全国进行重新组织，它许诺除非出于纯粹宗教的目的，不从事任何活动。尽管在墨索里尼看来走得不是太远，但这对教会来说是一次挫折。从法西斯主义的观点看，这种妥协仍然是存道理的，因为它加强了天主教组织对政权的支持，天主教组织既为国王也为领袖祈祷。教皇本人一再称墨索里尼是神圣的天意派来的人，对墨索里尼对外的政治冒险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甚至在30年代的冲突中，教会的抱怨也不是针对法西斯主义本身的，而仅仅是反对它企图剥夺教会的特权。

　　一些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物采取了比墨索里尼本人更强烈的反教会路线。例如，像罗伯托·法里纳西这样的前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吉奥万尼·金泰尔。金泰尔是纂索里尼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他的著作被梵蒂冈列人了禁书目录。像纳粹德国的更极端的反教会的意识形态家一样，这些人出于政治的理由而弱化了他们的反教会的路线。不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个人持什么观点，他们本能地知道，不成熟地发起文化战斗是愚蠢的。尽管长远看来这种冲突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两人都有更迫切的重要事情要做。比起墨索里尼来，希特勒更少反教会的情绪。尽管希特勒不是一个实际上的天主教徒，但他经常表现出对某种“积极的基督教精神”的偏爱。尽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只提到上帝两次，但他从不提同教会的对立。的确，他最初的一次重大的对外政治行动，是1933年7月同天主教会缔结条约。然而，纳粹党后来同教会的关系却不如意大利那么平稳。原因既有学说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关于德国种族的符合上帝意志的至上性的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有观念，同教会主张的不管是什么种族都保佑所有人的愿望是不相容的。尽管教会并没有一直实践它的爱和怜悯的戒律，但它肯定不会完全否定这些东西。此外，天主教教会具有它的国际性的意义，这在纳粹眼中是十分讨厌的。德国的主教可以是德国的爱国者，但教会本身却不可能成为德国的。而且纳粹分子把自己的作用看作是一种政治教会，一种世俗的宗教，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严肃得多，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必定导致碰撞。

　　从纳粹的观点看，新教几乎没有什么麻烦，因为它是德国的，在1933年以前曾给予纳粹主义大量的支持。在1933年后，德国的新教分裂成几个宗派，其中亲纳粹的“德国基督教徒”和杆悔教会是最重要的。其他新教徒抵制像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那样的激进的反基督教徒的学说，因为这些人忽视归约全书并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北欧宗教。这些新教徒也反对所谓的基督教纳粹分子，因为他们想用阿道夫，希特勒的启示来取代《圣经》中上帝的启示。根据纳粹的学说，国家宗教凌驾于各宗派，独立于一切宗教教条。据此看来，基督教教会应毫无问题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权威，因为它惟一关心的是拯救灵魂。然而，纳粹主义的长远目的不仅仅是毁灭教会，而且还要消灭任何意义上的基督教宗教。

　　因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尽管纳粹德国的教会领袖支持希特勒的政策，并且抓住任何机会表达对新国家的忠诚，但教会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然而，在更激进的纳粹新闻机关，教会领袖经常被指控为叛逆和破坏。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垮掉了，它的社会组织解散了，个别教士遭到逮捕。

　　尽管教会支持希特勒及其政策，但这种支持是有限的。例如，教会可以支持纳粹的对外政策，但它不能容忍纳粹的优生学的从强制性绝育到无痛苦死亡的政策。虽然教会在犹太人问题上保持沉默，即使教会显然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但它还是为犹太出身的基督教徒感到担忧。

　　甚至在1939年后教会和纳粹领导层之间也没有出现公开的对抗，这也不是因为希特勒改变了对教会的看法。毋宁说，希特勒服从于名誉上的政治迫切要求：在战争期间一切都要服从于民族的团结。戈培尔一直是纳粹激进派的领导人，但他一再重申在继续进行战斗时不应开辟第二个（国内的）前线。在纳粹最终胜利后，对教会最后清算的时机才会到来。结果，教会在纳粹的统治下做出了重大的让步，这在后来对所有基督教信徒都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但毫无疑间，长远看来，即使做出这些妥协也是不够的，因为在纳粹的末来国家，教会不完全退位是不行的。然而，纳粹的例子不是法西斯主义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惟一类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的”斯洛伐尼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德烈·希林卡和他的后继者约西普·蒂索是教士，然而这个国家却同纳粹德国密切合作。斯洛伐尼亚的精神几乎惟一是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精神。它的最高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民族自主，而不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当时国际格局中斯洛伐尼亚亲近德国，是为了在纳粹的保护下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另一种不同的环境里，斯洛伐尼亚会成为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

　　西班牙和克罗地亚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教会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占据着相当有势力的地位。西班牙政权是保守的军事专制的政权，而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尽管教会是反动的，但它只是这个政权的几种政治因素之一。在独立的克罗地亚，先于法西斯主义出现的一种分裂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做出很大努力模仿法西斯主义建立国家。宗教是官方的乌斯达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为它曾是克罗地亚民族复兴的一个根本部分。教会由于把罗马天主教徒同正统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分离开来，从而成为更重要的力量。尽管梵蒂冈不时地抗议乌斯达莎政权强迫阪依和屠杀非天主教徒的政策，但地方教士却支持这些政策。安特·帕维里克并不依附于教会，但他和他的同事在整个统治时期仍极力同教会保持良好关系。然而，克罗地亚同教会的关系却不如在斯洛伐尼亚那样亲密。铁卫军在罗马尼亚的地位不是那么简单。宗教动机在它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上起了首要的作用。它从罗马尼亚的下层教士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然而，同时人们有理由认为，铁卫军的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只是类似宗教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宗教的根源，却用于不同的目的。可以把铁卫军看作是一种宗教复活运动，但它的实质却一直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宗教的形式多于内容。此外，它的高尚的唯心主义信条和它的政治实践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它的政治实践类似于强盗行径，而不是宗教的怜悯。
如何写注册机二(续上篇) 一道很简单的化学选择题!!!!(上篇)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中关于福斯塔夫和亲王闹笑话的那段的台词…… 看了17173里的“我心柠檬”写的《牧师PVP上篇》有几个看不懂的的地方。 请大哥大姐帮我翻译这篇文章,急交论文,快答辩了，接着上篇这是第二部分 请大哥大姐帮我翻译这篇文章,急交论文,快答辩了，接着上篇这是第三部分 请大哥大姐帮我翻译这篇文章,急交论文,快答辩了，接着上篇这是第四部分 请大哥大姐帮我翻译这篇文章,急交论文,快答辩了，接着上篇这是第五部分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在上篇中就已经将秦之过指出，那中，下篇还能论什么呢？ (3)？？？ 3 3 3 3 3 =31 3 3 3 3 3 3=100 怎样使3 3 3 3 3 3=100 3 3 3 3=4 3 3 3 3=4 3 3 3 3=4 3围是指哪3围 3月3是什么 3围都有哪3围 3```3```8```8 3com 3c17203 3*3幻方解 阴历3月3? 3^3+2^3/3^3+1^3=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