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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指控的不是法西斯主义本身(尽管几个纳粹组织被判有罪),而是准备侵略战争罪、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这些人包括第三帝国的主要人物(除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其他一些已经自杀的人以外),但还有经济学家霍拉希·格里利·加尔马·沙赫特―一个机会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和出色的广播评论家汉斯·弗里茨施。在后来的几年,纽伦堡审判出于政治的和法律的理由受到了批评。但综合考虑,它做得还算公正,尽管是大致的公正。当时,同盟国的绝大多数人(和德国80%的人)认为裁决是公正的。既然独立的德国司法机构并不存在,就没有别的现实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肯定德国的法庭会做出更公正的裁决。盟军起初设想的对纳粹分子的清洗太模糊了,而且太不加区别了。它没有把同路人与那些犯重罪的人区别开。因此,实际上每一个公务员和每一个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上出色的人都被剥夺了职位,而纳粹教师却继续教书,屠杀队的指挥官却获准回到他们过去的警察岗位上。同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意图是清除德国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精英。但这是做不到的,并且导致了德国人民的消极反对。到1951年,支持纽伦堡审判(和后来的12次审判)的德国人下降到了10%。同盟国逐渐认识到,应该尽快使德国人有一个权力机构。此外,同盟国懂得,如果想让公共眼务、教育、警察和其他行政力量发挥作用,他们就不得不雇用有一些经验的人,即使这些人一度参加过纳粹组织。从道理上说,他们应当宽厚地对待那些出于害怕失去职位而较晚或被迫加人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人。但成千上万的人被牵涉进去了,占领军当局经常缺乏区别对待真正的恶棍和纯粹顺从者的信息,结果犯了许多错误。

  在1946年到1947年的一年内,严厉的盟军警察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大多数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的人都被释放了,或者他们的定罪大幅度减轻了。特别可恶的是恢复了德国法官的地位:那些在纳粹分子手下进行政治审判的人又重新几乎毫无例外地得到了他们过去的职位。当一组主要罪犯1950年在兰茨贝格(巴伐利亚州)被审判以及其中5 个被判处死刑时,德国竟出现了愤慨风暴,而这些被判决的人每一个的确都曾下命令屠杀几千平民,其罪行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没有过的。但到这时,关于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的观念在德国流行起来―每一个罪犯,不管居什么样的高位,都仅仅是服从命令(“我只是一个战场元帅―我能做什么呢?”)。根据这种逻辑,只有希特勒有罪,既然他已经死掉了,指控他的下属就没有什么意义,几下子就清洗得干干净净。因此,在1947年以后,对纳粹罪行的追究就逐渐不再继续下去了,到1957年实际上就结束了。在法占区,曾立案66.9万件,只有13人被发现有重要罪行,958人被认为有牵连。


  在苏占区,清洗从一开始就仅仅针对主要的纳粹分子。据估计只有1/l0的纳粹党员受到影响。如果一个教师或警员早年曾加入过社会统一党(共产党),他们的过失也就被原谅了。然而,高级官员受到了更彻底的清洗,因为共产党人想清除旧的机构,安排他们自己的年轻干部取代以前的重要官员。因此,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共产化的副产品,在东德对纳粹分子的清算要比西方更彻底。共产党人投有忘记强调这一点:他们的国家是真正反法西斯主义的。

  事实上西德的情况是混合性的。50年代同盟国不再搜查战犯,德国当局也尚未准备这样做。在这一阵间歇过去后,一场新的审判浪潮开始了。主要审判的是集中营和死亡营的前指挥官和刽子手。这些调查持续了儿年,有些是几十年。一些卞要的罪犯被处以死刑,也有些逃到了国外。但正义的车轮无情地滚滚向前,甚至40年后还在行进。

  这些审判达到了一个有益的目的,它们使得人们永远不忘纳粹分子的滔天罪恶。但对这种永远要记住而许多德国人想忘掉的过去的事情,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心理上的抵制。许多人怜悯在马伊达内克审判中被审判的老人以及其他此类案子:在事件过去几十年后,记忆已经模糊,而且证人也不再可信,开始的审判程序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德国对那些曾积极抵抗希特勒主义的人的态度是复杂的:许多人认为,这种抵抗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无异于叛国。甚至那些拼命反对希特勒的人也面临着种良心的冲突,因为他们不仅担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也担心自已的国家,那些不抵抗的人反倒得到了同情。总之,对纳粹主义的清洗既不是彻底的,也不是一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问题是复杂的,胜利者缺乏准备,许多德国人不愿参加对自己同胞的审判,尽管这样,清洗仍然像合理地期塑的那样进行下去。对德国人来说,对付纳粹的过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痛苦的过程。明显的心理倾向是搁置这些穷凶极恶的罪行:的确,这些罪行是过分的,但这是在战争期间发生的,胜利者也不是一点没有战争罪行。此外,在战后最初的几年,所有德国人惟一关心的是为自己的家庭找到食物或栖身之所,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面对过去。只有在条件更正常时,在50年代后期,他们才更愿意面对过去。但父母仍然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公开谈论他们过去在纳粹分升手下做的(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用了20年,一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到这时,德国正在繁荣,新的一代已经走到了前台。没有人否认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犯下过可怕的罪行。但这不能是集体的罪恶,为什么要让想享受生活的年轻人为他们不曾做过的行为负责呢?极右派很少谈甚至完全否认纳粹的战争罪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溢言”)。左派不怀疑这些事实,但把罪责归于资本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总而言之,结论是;过于纠缠纳粹的过去是不可取的。然而,确实在战后的几十年,民主制度在德国日益扎下根来,所以纳粹的复活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不愿意面对过去的活,这也不得不关系到这样一种信念,即新的一代德国人向往着自由的(和可能统一的)欧洲中有一个民主的德国。

  奥地利


  奥地利登计在册的纳粹分子有50万人,包括1938年的8万名党员,那时该党还是非法的。党的官员大约有6万名。其中1.8万人在1945年被盟军逮捕。但奥地利的状况不同于德国,因为它被视为纳粹的第一个牺牲品,因此是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奥地利的清洗比德国更不彻底。这里没有纽伦堡审判,被逮捕的人数只是被扣留在荷兰的人数的1/4。4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30人被执行死刑(相比之下法国是750人),这些人全都和具体的战争罪行有关联。不管曾居于什么高位,没有一个人因为是纳粹分子而被处死或服长期徒刑。在两次大赦(1948年和1957年)之后,那些曾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也都被释放。

  尽管纳粹分子在1938年的确入侵了奥地利,但认为它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的说法仍然是一种托词。在纳粹主义得意之时,在奥地利对纳粹主义的同情至少像在德国一样普遍。奥地利所有政党都主张仁慈,恰恰是因为他们许多奥地利同胞曾是纳粹分子,他们不想对抗选民,而是想尽快地同以前的纳粹分子重新整合。因此,在奥地利身居高位的纳粹分子甚至战犯逃脱惩罚的机会比德国大得多。根据半官方的学说,纳粹主义是外来的被输入到奥地利的东西。不能肯定地说,大多数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奥地利人都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肯定有利于压抑不愉快的回忆。这种不敢面对过去的做法,也为70年代和80年代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复活铺平了道路。

  意大利


  奥地利的清洗具有一种闹剧的色彩,意大利也是这样。历史学家把它叫做“没有发生的清洗”。可以肯定,意大利人首先迈出了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同盟国而把自己从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第一步,1943年靠最高法西斯主义委员会推翻了墨索里尼。自由的意大利政府194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提出严厉惩罚主要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最终有l 万人被送上法庭,500~100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0~50人被执行死刑,数目要比法国少得多。几千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但在1946年大赦后,除极少数人外都被释放了。墨索里尼和其他一些主要法西斯主义者,如阿契勒·斯塔拉希和罗伯托,法里纳西,被私刑处死,有l~1.5万人在战争结束时和战后不久由于政党、暴民和个人的暴力而被杀掉。被杀害者首先是军事法西斯主义者或提供情报者,但还有一些是因为清理个人的账而被杀掉的。

  像在奥地利一样,意大利所有主要的政党,包括―在初期一阵摇摆之后的―共产党,都拥护早在1944年的大赦。法西斯主义者太多了,以致无法惩罚相对较少的人。因此,在人事问题上,法西斯主义时代和后法西斯主义时代有很大的连续性,在1945年后人们并没有真正正视法西斯主义。除了在省级层次上在右翼和中间政党的框架里,主要的法西斯主义者在战后意大利的政治上都没有起重大作用,其中大多数认真地解脱了同墨索里尼学说的联系。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战后急剧转向左派,但他们也没有追究个人或集体的过错的特殊欲望。法西斯主义时代既没有受到赞扬,也没有受到强烈谴责, 多半只是把它从记忆中抹去。

  欧洲其他国家


  欧洲其他国家的清洗首先针对的是德国人的合作者,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许多法西斯主义领导人都死掉了(雅克·多里奥特在一次空袭中丧生,菲利普·亨里奥特遭暗杀),或者逃跑藏匿起来(马塞尔·迪特和利昂·德格莱尔),有些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一些人被处死(维德昆·吉斯林和安顿·穆塞特)。在法国,1万情报人员、维希政权军事人员和其他通敌者在解放时不加审判而被杀掉。尽管大多数人都是罪有应得,但几百人是因为弄错或由于清理政治的或个人的私账而被杀掉。12万多法国人被判通敌罪,其中3万人被处以徒邢,750多人被处死。到50年代初,清洗或多或少结束了,到1960年经过几次大赦,只有9人仍在服刑。然而,一些特别重大的案子却拖延下来,部分地是因为官僚的烦琐,部分地是因为罪犯藏了起来。几乎用了50年,才最终在1993年把保罗·托维叶送上法庭。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清洗的严厉程度在法国的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有时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因此,有影响的亲法西斯主义作家罗伯特·布拉西拉赫被处死。如果他能躲藏几个月,肯定他在短期关押后就会被释放。那些明显被从轻处理的人有电影工业的制片人和明星以及一般从事娱乐业的人,他们曾同德国人密切合作,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帮助招待德国军队的。

 

挪威的清洗特别严厉。矛头指向地方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每一个成员,大约有5.5万人,还有4万人被怀疑是通敌者。挪威人的态度是严苛的:他们不区别对待追随者和军事人员,但许多人是只缴纳了罚金就得以解脱。大约有1.5万人被投入监狱,72人被终身监禁,25人被判处死刑。挪威人并不打算让通敌者重新融人娜威社会,结果其中大多数人一直持对抗态度:25年后,90%的人并不感到后悔,但其中很少人居于高位。他们在挪威战后的历史上不起任何作用。


  同样激烈的是荷兰的逮捕,解放后有12万人被扣押。甚至在1946年6月,监狱里仍关着7万人。最终15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0人被执行死刑。大约有1.4万人去服刑,4 万人暂时被剥夺公民权利。大多数受到最严厉判决的人是间谍和提供情报者,曾积极参与了对荷兰公民的屠杀。在两次大赦后,政治囚犯的数目到1950年下降到3000人,1964年又下降到4人。然而,尽管有这些宽大政策,仍很难想象哪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能在荷兰战后政治中起很大作用。

  东欧的清洗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某些国家,如波兰和今天的捷克,根本没有法西斯主义政党,除了在最基层外,通敌并不普遍。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今天的斯洛伐克,法西斯主义政党曾掌权。但克罗地亚的主要法西斯主义分子都逃到了国外。东欧的共产党人,起初人数不多,采取了一种自由的路线,特别是对法西斯主义普通成员和青年。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千名前纳粹分子只要不曾担任过重要职务,都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一些主要的法西斯主义分子被处以死刑,但人数不多于欧洲其他国家。从1946年到1948年,随着共产党人准备清除所有其他政党,反法西斯主义的清洗开始消失,或用于不同的目的。例如,除掉了一些政敌,这些政敌以前不是法西斯主义分子,但现在却被涂上法西斯主义的色彩。

  尽管在东欧,反法西斯主义成了一个主要的政纲条目和口号,但几乎没有真正正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除东德之外,很少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电视也不谈论这个话题。的确,它成了一个被禁止的问题,因为新旧政权共有的特点都是一党专政。

  现在看来,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处理不是很妥的。许多应该被绳之以法的罪犯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逃避了审判,也有些人受到了不应有的惩处。没有做出一致的努力向人民解释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坏,它为什么造成如此可怕的后果。但重新教育几百万人没有先例,无论如何这种再教育也许不利于生产力,于是不得不让个人来回答这些麻烦的问题。今天,人们发现这些国家的人民很少知道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以,法西斯观念和法西斯主义政党能不被人注意地从后门重新登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


  我们关于掌权的法西斯主义的经验是有限的。如果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更多的国家盛行并且掌权更长时间,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就会根本不同呢?我们不得而知。在法西斯主义政党不是同自由的或左翼的力量竞争,而是同权力主义右翼政府竞争的地方,它们失败了。对西班牙和罗马尼亚来说尤其是这样,但对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来说也是这样。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长枪党)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倾向于教会的领导人和有革命词句的上层阶级之间的分裂。其他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分子起初都来自左派或工会,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工联主义的)立场。随着何塞?安东尼奥被共和党人处死,他们也就失去了最天才的领袖。

  在内战期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被迫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民族主义的事业。掌舵的是一些军事领导人,如弗兰西斯科·佛朗哥,他在所有本质方面都是保守分子。在内战结束时,佛朗哥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以致长枪党没有任何机会。在这个强大的权威主义的(但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权里,没有为政治反对派留下任何地盘。法西斯主义分子成了政府里的小伙计,这样他们就必须为这个政权的政策承担责任, 但又不能左右它。因此,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失去了起初具有的任何冲动,当佛朗哥政权解体时,他们没有能力成为继位的主要竞争者。科奈留·科德莱努手下的罗马尼亚铁卫军是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最激进的,近乎提倡一场社会革命。他们不仅同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斗争,而且也同(“世界主义的”)君主制度和统治阶级斗争。在1937年的选举中,铁卫军成了第三大党:甚至政府人物对科德莱努的暗杀,都没有阻止他们的进展。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个国家却被一个军事独裁者(扬·安东尼斯库)所接管。尽管铁卫军向他进行挑战,但他们在1941年的造反还是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者较为幸运;他们未能推翻南斯拉夫的君主制度,但1941年当他们的国家被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所入侵时,乌斯达莎分子在地方教会显贵的帮助下一举成为新的统治者。

  奥地利的情况甚至更复杂,因为德国纳粹分子在这里有大量的支持者,但右翼亲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派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启发,支侍当时的基督教一保守派政府,拼命反对同德国合并。只是到了德国坦克在1938年开进奥地利时,卫国派才被击败。的确,纳粹主义起源于奥地利,希特勒甚至在1932年以前还不是德国人,但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影响是强大的。他们宁要奥地利的独立,也不愿同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合并,所以更多的是支持墨索里尼而不是支持希特勒。

  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惊人地强大的。在1939年的选举中,箭十字党几乎赢得 1/3的选票。但像所论述的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米克罗斯·霍尔蒂海军上将根本不愿同这些极端分子分掌权力。箭十字党的辉煌之时是1944年,那时霍尔蒂承认战争已经失败,同俄国和同盟国开始和平谈判。德国人迫使他辞职,并在此后几个月占领了匈牙利,箭十字党成了新的统治者。

  西欧的法西斯主义,同东欧形成对照,是从已有的政党中产生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曾是英国工党的很大希望(在他成为一个保守分子之前),稚克·多利奥特曾经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马塞尔·迪特曾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党人,维德昆·占斯林曾是一个保守分子,比利时的雷克斯主义者起初是比利时天主教主义的青年运动的代表。雷克斯主义者同他们的佛兰芒盟友一起,在1936的选举中赢得了19%的选票,显示出他们当时是西欧法西斯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不管是比利时的法西斯主义者还是荷兰的法西斯主义者都没有把种族主义作为他们基本政纲的一部分。像西班牙和英 国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比利时法西斯主义者的领袖利昂·德格莱尔把他的运动首先看作是年轻人对破产的老一代的造反。比利时法西斯主义者在1936年后开始衰退。荷兰的纳粹分子也是这样,他们的成员缩减了1/3。这两个政党在 30年代后期都是更激进的,在德国占领下吸引了新的支持者。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分裂成几个集团,但在德国占领期间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占领军管理国家。尽管这使得他们得到了许多有影响的职位,但合作主义使得他们的主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族的运动。甚至右派的爱国者,尽管他们非常仇恨英国和讨仄犹太人,也不会同通敌者保持一致。还值得一提的是拉丁美洲的法西斯主义或像阿根廷的唐·庇隆或巴西的格图里奥·瓦加斯的“新国家”(1938~1945 年)这样的政权。虽然这些运动包含有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因素,但它们在最重要的方面是与之很不相同的:拉丁美洲的政治条件非常不同于欧洲的政治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并没有触及到这里,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此外,在拉丁美洲根深蒂固的政治天主教主义中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抗衡。不论是在巴西还是在阿根廷,都没有建立一个可怕的国家政党,没有任何精心阐述的学说,宣传不是无孔不入的,没有集中营,没有强大的军国主义,没有领土扩张。

  这些政权是反自由的、反民主的,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瓦加斯从葡萄牙的合作国家中得到启示。像安东尼奥·萨拉查一样,他拒绝纳粹的“异教的恺撒主义”。贝隆主义是土生土长的民粹主义,在倾向上更激进,而且更能动员群众,但在性质上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哪怕对这些较小的或不成功的法西斯主义分支进行粗略的考察,都会看出,经济大崩溃和自由国家削弱之后,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专制或至少是权威主义统治的倾向。这种“一体化主义”倾向并没有导致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是因为这些地方法西斯主义者所处的条件不如1922年的意大利和1933年的德国那么顺利,也有时是因为他们内部分裂或缺乏领袖,或因为他们在政治论坛自己一方出现了难以对付的竞争。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国际”。1934年和1937年曾有过某些使国际法西斯主义制度化的半心半意的创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种场合表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打算输出”,他们也许是言不由衷的。但他们还是说出了真谛,因为以极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为世界观的政权不可能有世界性的号召力。尽管一些法西斯主义分子梦想一个统一的法西斯主义的欧洲,但这些都是幻想,而不是实际政治。此外,不能错误地认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像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样是预先注定的。更勇敢的和不怎么倾散的民主领导人本可以阻止某些(或者所有)法西斯主义领导人,采取有力措施对付其追随者的任何违法行为。

  如果他们及时地采取行动,他们能够防止冲锋队在街头上横行霸道。我们不能断定这些措施会非常充分,问题是他们从没有努力去这样做。如果纳粹分子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掌握了议会的多数,该如何办呢?即使在危机的顶点这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只有得到盟友的支持才能掌权。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或至多一小撮领导人的出现。清除了这些领导人,他们的党就不会是那种一直崇尚暴力的东西。一旦他们面临坚定的抵抗,他们就会士气低落。由于这种运动离开了持久的推动和成功便难以为继,他们的影响就会消失。但他们从来没有用武力来抵抗法西斯主义,按当时德国和意大利统治集团的世界观和心理学,进行这种尝试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保守派中间,在教会,甚至在普通的不关心政治的人民中间,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普通的不关心政治的人民本能地知道更复杂的人所不能把握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是邪恶的,必定导致一场大灾难。但是,一旦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大多数人现有机构、保守派、中产阶级和教会―愿意接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这些大多数人对法西斯主义经常不抱赞同感―因为法西斯主义看起来是太不可捉摸的,它的方法太粗俗―但在还过得去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的财富和成就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就抵消了它的否定性方面。一旦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掌权,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也就为时已晚。新主人的成功获得了许多以前无责任感的人的同情。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了传媒,从而使得反对者不可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恐怖机器首先使得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成了不可能的。在法西斯主义掌权之前,才有抵制法西斯主义的机会。

  为什么没有提出更大声的警告呢?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广泛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后果;也许一些人,特别是独立的观察家、极少数政治家及其政党是例外。现在考察当时的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是令人迷惑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动力。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自由主义教会史学家留吉·萨尔瓦托莱利,他在墨索里尼掌权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民族法西斯主义》)中,敏锐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它起源于1915年“干预危机”,它的民族主义特点是理解它的钥匙,它早期的基础上要在下中层阶级。萨尔瓦托莱利的文章是为一家报纸写的,在它们首次发表70年后又得以出版。一个重要的前共产党人安格罗·塔斯卡的著作也是如此。他的著作最早出版于1938年,由于不听命于任何党的路线而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评价。塔斯卡的著作现在仍是值得一读的,但应该记住他是在“向罗马进军”15年后写的。

  在德国,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尽管反感纳粹主义,但都低估了希特勒和他的运动。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庸人,一个蛊惑民心的地方政客,一个对社会渣滓有号召力的夸夸其谈的人。他们还错误判断了纳粹主义的爆发性特点,直到很晚才明白这一点。一些最敏锐的评论家不是来自政治家或职业政治观察家,而是来自在自己的领域里地位不确定的文学家。维利·施拉姆是其中一个,当时他是一个左派人士,1933 年初进行写作。他看出了纳粹主义的可能的深刻影响和持久性,当时这样的悲观主义的评价是凤毛麟角的。

  一种最有激情的谴责声来自极右派的一位作家,他的日记只是在战后才得以发表。如同左派所看到的,弗里茨·菜克·马莱切文出于各种不正确的理由反对希特勒:希特勒是下贱的人格化,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恶魔式的革命者,他想推翻一切既定的秩序。正是由于强烈的信仰道德价值——一种在当时并不时髦的态度莱克·马莱切文开始把希特勒主义看作是德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他死在了集中营,是右派中遭此命运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德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观察家从未对法西斯主义抱有任何幻想。然而,大多数人又的确没有看出它的真正面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政治的盲目性,但一般说来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在基本方面是一种新现象。把同以前的政权进行比较,经常容易犯错误。甚至20年代意大利的经验也对理解几年后的纳粹主义没有太大帮助。这两个国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领袖的意识形态动机和野心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另一种极端的右翼政党,或军事专制。在某些方面,法西斯主义是转变成种族帝国主义的传统民族主义,是用极权主义的国家或至少用一种力图接近这一理想的政权取代旧式的专制。对法西斯主义的错误解释并没有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而消失。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在承认法西斯主义者罪大恶极方面极力把法西斯主义“历史化”,以便回避它的特点。在他们看来,这种特点在道德判断和谴责的彼岸是合适的观点。研究一般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模式的政治科学家,选择了新的方面和修正主义的方式。

  这些为法西斯主义下定义或至少寻找一个公分母的企图,总会碰到一个我们多次提到的障碍: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法西斯主义,它们是彼此有别的。在各种环境下,所能合理地期望的一切只是“法西斯主义的最低限度”,如共同信仰民族主义、等级结构和“领袖原则”。一切法西斯主义都是反自由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也是反保守的,因为它们不想服从任何旧的机关,而是想用新的精英来取而代之。法西斯主义依赖于一个国家政党的存在,而且程度不同地都依赖于对宣传的垄断以及威胁并使用暴力对付反对者。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最低限度”是很不完整的,但它对于大部分目的来说是足够的。任何超越它的企图在过去都失败了,而且在未来也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