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融商城如何兑换积分:[转载]胡成/ 关于道德重建的思考

[转载]胡成/ 关于道德重建的思考


       来源：《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当前，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道德沦丧，这恐怕是不待智者而知之的事实。这一道德沦丧的具体表现，即为人们所习已常见的那种在政治生活中肆无忌惮的贪污贿赂;经济生活中明目张胆的欺诈蒙骗，伪劣假货盛行;社会生活中的犯罪和丑恶现象激剧增多;文化生活中赤裸裸的性、极为肤浅地反智，乃至对一切能称之为崇高的理想、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嘲笑。而就其程度而言，恐怕犹如水银泻地，它正十分广泛地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严重地影响着几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然而问题是，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并为其进行恰当的文化定位，以图在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上进行刻不容缓的道德重建?

　　一、当前的道德沦丧体现着历史的艰难发展

　　尽管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可以说，人类历史进步本身就具有非道德的特征，即它更多的是以灾难和痛苦的形式，展示出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认识、逐步觉醒和走向人类解放。其深刻之处在于它的发展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的。也许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焕发自己的创造精神，才能以十二万分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即人们所感受到的道德沦丧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发展决不是幸运和闪亮相得益彰的坦途，它原本要驰过一个又一个伟大帝国的废墟和蹂躏一些无辜的花朵。

　　但就整个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当前的道德沦丧还有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毕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处在李鸿章所说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西方列强一方面以船坚炮利不断地开拓其商品市场;另一方面也同时传播着他们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其必然导致的后果即如曾国藩早就指出的，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则一旦扫地荡尽。所以，随着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不断深化又不断地受挫，数千年来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伦理日趋风雨飘摇，急速崩溃瓦解。这一历史过程首先是器物，体现着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然后是制度，即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到了“五四”时期，则是一场道德伦理的革命。激进的知识分子刘师培写道，“我常谓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是一最愚暗之监狱耳。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革命也”。[1]然而，这里的意义正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家庭”观念受到了全面的攻击，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以及那个时期众多作品所揭示出的：中国传统伦理的确给予家庭组织过多的绝对权力，在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这种权力肆意泛滥，个体被吞噬和毁灭，父母、母子、夫妻等伦常之间与其说是相亲相爱，毋宁说是摧残扼杀。

　　但问题是，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核心的“家庭”观念被否定，整个社会道德即失去了它安身立命的根基，个人就成为空空荡荡无所傍依的躯壳。其深刻的道德沦丧，在当时只体现在王国维先生作为一文化人殉文化的那种孤忠奇哀之中。他目睹了那个时代历史的巨变在辛亥之前就写有“庙堂已见纲纪驰，城阙还看士风变”的诗句。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一求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来未有之钜劫奇变;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2]于是遂有1927年4月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之举，而人们在他的衣袋中得到一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好在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更多的人在当时生与死的民族危难，在血与火的阶级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和道德的家园。

　　然而，这一道德形态的扩展是随着建国以后四十年来的乃至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强化。在当时的中国，每个有着清白出身的人都是党的儿女，所有的关系都是同志的关系，甚至包括夫妻和子女。于是，个体意识也就完全为阶级意识所替代，人开始失去其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为某些人常以为乐道的五六十年代那种纯朴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理念。马克思在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对这种否定人性，极为粗俗的共产主义有过发人深省的批判。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它是一种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嫉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这种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像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即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的否定，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3]所以，在那貌似美好的道路理念背后，实际上又隐涵着与之俱在的巨大历史灾难。

　　因此，强调人性的恢复就是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历史主题，正如最初的《伤痕》控诉这种社会伦理对人类亲情关系的摧残;《班主任》对人与人之间爱的呼唤，以及80年代初期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都凸现了人性的解放，和在这一意义上现实人生的欢乐。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商品市场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享乐至上”很自然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具有统摄意义的霸权理念。人们在这里才意识到，现实的感官享受，如服饰、饮食、美容、社交诸多此类的消费活动是多么的美好，这一切当然也就需要大量的金钱，需要成功的事业。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今天社会所青睐和推崇的理想人生，要么是王朔作品中那些藐视任何崇高的聪明人和机灵鬼，他们活得轻松愉快;要么就是周励笔下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的英雄，他们活得显赫辉煌。所以，当前的“人欲横流”，以及它所裹挟而来的一切道德沦丧，其历史的积极作用可能就是冲破了四十年来的教条主义，尽管它以摒弃一切道德规范作为代价，使人成为一个一个的恶棍，一头一头贪婪的狼。

　　二、道德的无序和失范可能为未来的祸乱之阶

　　如果说道德沦丧体现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发展，有着近代中国历史演进和社会自身运行的内在合理性，那么它为什么又是以一种极端丑陋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呢?

　　毕竟，中国现代转型是长期以来居思想统治地位的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并未得到认真地清除，那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良好法律制度也未建立，即思想准备和现实法律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势下开启的，因此作为改革推动力的道德形态也就很自然地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出现，人们不得不牺牲自己最为优良的品质，去为其个性的发展开辟道路。这就像恩格斯对雅典繁荣时期广泛存在着的卖淫现象的一个表述。他说：“希腊的那些独特杰出的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的才智和艺术鉴赏力都高于古代妇女的一般水平，正如斯巴达妇女以自己的性格超群出众一样，但是在做妇人之前，必须先当艺妓。这种情形就是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谴责。”[4]这也就是说卖淫在那个时代实际上是对男性多妻制的一种惩罚，是那个时代受压迫的妇女寻求个性发展的一种手段，这是恶，却是当时女性谋求自我发展的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今天猖獗神州大地的这一道德沦丧实际上也就是对以往的一种惩罚。于是，其令人极为尴尬之处也就在于：当它在以极端利己主义的方式张扬了人的个性的同时，它也带来了整个社会日趋严重的道德混沌和无序，同样戕害着人的尊严和高贵，并使我们的民族又一次面临以一种扭曲替代另一种扭曲的困境，这一状况的不断恶化正日益成为未来社会痛苦和祸乱之阶，所以，当前的道德重建就应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甚至更为优先的地位。这是因为：

　　首先，这一道德沦丧所奉行的极度的挥霍和奢侈，以及过分地沉溺于感官享受的价值导向将使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失去扩张力。正如商品经济最初发韧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但在那里，巨额的资金被奢侈和豪华所挥霍;而在稍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荷兰、北美，金钱却成为资本，被迅速投入到生产领域。套用国内学术界早已熟知的马克斯·韦伯的研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此时已经经历过新教的洗礼。它表现为一种勤俭、诚实和遵守信用的人际交往道德规范，以及人活着是为了赚钱，但赚钱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满足任何世俗的欲望，而是为了向最高存在的善呈现自己内在的皈依的终极生活目标。所以，就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发展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除了经济本身因素之外，还必须有相应的伦理道德为其导向。

　　其次，这一道德沦丧所带来的普遍无序、贪得无厌和为所欲为，即人们所说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又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基本运作模式。一个现代社会，道德规范不可或缺体现在两个：一是无论人们对市场经济中法律规范的制定，还是人们对市场法规的认同，乃至将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都需要有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支撑和支持;二是现代意义的经济生活，本身就要求每一个利益主体都应具有进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们在参与经济生活，追求既定目标时应持有严肃意向和行为方式，否则也就不会有什么“信誉第一，童叟无欺”的商业箴言了。但在一个更大的方面来看，现代社会作为一种相互利益的合作体系，它不仅具有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对利益的冲突需要有一系列为人们所奉行的原则予以指导，以便在各种不同利益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达到一种有关恰当分配份额的契约。当这种原则荡然无存，各种不同的利益矛盾势必难以调解，甚至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的社会冲突。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以德治为本位的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很容易就为其火上浇油，推波助澜。谁都知道中国文化一向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每当社会陷入上下交征利之时，那就一定是国将濒危之日。

　　再次，当我们的民族冲破长期以来压制和剥夺人们各种基本权利的精神假面，现代化的拓展就更应体现人们的生命价值的提升。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它是通过劳动体现人们按照真善美的尺度来进行创造的“天赋”能力，表现出的是追求真善美的人类本性。倘若它注定如此实用、如此浅薄，如此内心情感的干枯和精神的崩溃，那整个变革就失去其最原始的本意以及存在的价值。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已十分清楚地指出，他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5]

　　三、道德重建首先应确立自由的原则

　　然而，究竟应怎样进行我们今天的道德重建呢?

　　这一道德基础即是多年来谈虎色变的“自由”理念。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由”理所当然是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道德社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在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起来的自由联合体;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对人类自由的剥夺，其残酷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的。在他看来，历史的进步将是以这样的阶段向前发展，首先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性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个阶段。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而自由的意义正在于为人类的各项发展设置一个多样化的前提，只是这样，人们才能心甘情愿为一切人的幸福而劳动。[6]

　　但这里一个值得辩明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不正失去着自己起码的道德规范——个人没有职业道德，企业缺乏行业规范，所有的行为主体之间也不存在着什么共同的信念和价值标准，谁都不清楚什么是不能做和不该做的，诸如此类不都表明这个社会正患着一种过分自由的昏魔症吗?应该指出，这种自由获得的只是不受外在约束而自由选择的行动的意义;然而，自由本身还有另外一层涵意，即内在的自由，为理性所控制的自由，它是我们向某种最高的善皈依的自由。

　　当然我们绝不奢侈谈什么自由，在未来的道德重建中，自由只是一种价值设定，返还它作为社会主义最原初的道德基础，迫在眉睫的则是应由此来确定社会正义的原则。因为在今天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有过分的自由，比如官员能自由地受贿，厂家能自由地制造伪劣假货，但却不能说这个社会，甚至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个人过分正义。因为正义本身比自由有着更高的道德意义。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这样认为，正义是作为评价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所以，正义就应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所以，正义否定了在当今中国颇为横行的以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为正当的理念，不承认一些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一些人的牺牲。[7]

　　正义的原则和自由是紧密相关的也同样表明，只有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思想和行为的主体，都能自由地进行选择时，那么才可能有公平的存在。因为人们一旦发现关系不对等或不合理时，他们就有废除和中止这种关系的基本权利，并可以将其付诸于实践。

　　四、知识系统和职业伦理应是未来道德重建的契入点

　　因此，当我们从一种不可争辩的事实出发，认为未来道德的重建应将个人的利益确定在一个范围内，在这个范围里，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不屈服于任何他人的指导。这样是否会因长期以来对个人的压抑，在人们并没形成对自身原则的基本评价，更没有相应的行为规范的时候，倡扬确立自由为原则的社会公正，就象一个被医生限制卧床休息的病人，乍一下地不会走路一样，从而导致更大范围和规模的道德失范和堕落?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正确地指出，惟有当每一个力量都被一个对立的力量限制和约束的时候，最大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托克维尔在1835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也曾描述了应怎样使人养成权利的观念，并使这种观念能被人们所牢记——那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所以，未来的道德的重建就应像我们经济生活中被证明十分有效，即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那样，给经济主体以更多的自由，同样也给予行为主体以更多的自由!体现在具体的操作之中，就是用一种最佳可能的竞争力量，作为人们彼此协同的努力。

　　而在当前，道德的重建似乎可在这样两个层面立即展开：一是学术系统;另一则是实用道德。就学术系统而言，是作为整个社会知识的掌握、传播、运用和创造的知识分子职责之所在。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追求真理和完美的知识活动，决定着其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创造冲动，而当他们中的精英分子一旦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最高点，坚持其主体人格和道德理性，就一定会把真理的声音传递给社会，重塑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道德。就象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后，世风日下。为了激励国人，法国历史学家，即被人称之为法兰西精神之父的密芝勒(Jules Nichelet，1798—1874)就沮丧地发现，在法国列位革命英雄中没有一人能超越政治歧见，集所有道德于一身，代表全体法国人民。他只得把目光转向了百年战争时期反抗英国入侵的圣女贞德(Jeanne K’Arc，1412—1431)。不同于以往人们在绘画和雕刻上象征共和国的遐想女性玛丽安(Marianne)，贞德来自民间，热爱法国，敢于抵御外族入侵，并最终为法国民族献身，这正是一个人人可以认同的新法兰西国家概念最为理想的人选。但贞德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她的使命原本是为皇太子护驾到兰斯(Rins)登皇位，而在当时法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密芝勒必须把她改写为一个支持民主的典型。于是，在密芝勒的笔下就有贞德对国王的仆人说，“法兰西王国并不属于法国皇太子，而是属于全能的上帝”。同时密芝勒又煞费苦心地把法兰西民族的国家情感凝结于贞德一身。他告诉法国人，在贞德之前法国人只是仇英情绪，而无民族感情;然而贞德则有，“眼见法国人在流血，我禁不住怒发冲冠!”正是“法国人的血”这一纯朴的措词，才使得分崩离析的各省和失去民族认同的法国人第一次感到法兰西民族应象一个人那样地得到尊敬和爱戴。

　　就实用道德而言，在现代社会则应着重体现在确立职业伦理。正如医生的职责是拯救生命和保护病人的健康;教师的职责是教授知识，启迪学生;新闻记者的职责是使事件的真相能让公众知道。而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诸如此类过分意识形态化了的理念，极大地模糊了现代社会分工的职业意识。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即是社会的专业分工。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进行高效率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其职业伦理也就要求各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一定要让对方获得实际利益，就像一个医生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病人病情得到好转，这样他才可能有下一个，乃至更多的病人前来就诊，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在当前，重新确立职业伦理最为关键，也最为紧迫的却是政府官员的职业伦理。对此，曾国藩早就说过，“风欲之夺取薄，奚自乎?奚乎一二人之心所向”，即道出政府官员的道德沦丧为全社会道德沦丧之源，他们的道德重建也为全社会道德重建的前提之所在。但在目前整个体制和理念的转换还无法一步到位之际，政府官员倘若愿意重塑其个人操守，华盛顿倒是一较为容易效仿的典范。资料研究表明：华盛顿绝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圣人，但他在追求私利时却有所节制。这表明在他坚信作为一公职人员，不应以公众赋予的权力和信任去为自己牟取私利。尽管大权在握，他却始终矢志公众的福祉。而且除了无私之外，还表现出其它的美德，诸如勇敢、宽容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无条件地接受文官控制军队。然而，他这一让人反复称道的历史形象很大程度却是出自其本人的精心设计，譬如当1775年北美大陆各方争论陆军指挥权时，他特意身着维吉尼亚上校制服出席大陆会议，就有着自我宣传的考虑;而在革命期间他拒绝任何金钱报酬，更是一刻意作出的姿态。尤其在战争结束，他的行为简直就是一场催人泪下的正剧——先和部队告别，继而则交权于国会，然而单身匹马返回范特弗曼(Mown Vernon)的农场，并一定是在1783年的圣诞之夜抵达家门。[8]

　　由此，未来的道德重建也就并非不可能，但丁在他的《神曲·宴歌》中曾对每一个才从禁欲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人，这样说道：“你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像禽兽般的生活，而是为了照德行和认识去做人。”人类的本性也告诉我们，勇气、献身和不畏艰险的精神能够作出最壮丽的业绩，尽管它可能使人们以最无耻的方式尔虞我诈，但在这种厚颜无耻之中夹杂着一种突出的荣誉感，一种令人钦佩、真正值得称赞的对自己历史使命的崇高意识，那么在这之中一定也会产生善与恶的近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种标准和人们在传统教条主义下所熟知的根本不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注释：

　　[1]刘师培《师复文存》，上海，革新书局1927年版，第116—117页。

　　[2]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载《寅恪诗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卷第77页。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卷第77页。

　　[5]《了望》第18期，北京，新华通讯社1993年5月3日出版。

　　[6]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6卷第140页。

　　[7]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8页。

　　[8]参见苏珊·邓恩(Susan Dann)“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迷思”，载《当代》(台北)第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