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银盾密码是什么:对话刘瑜：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3）-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读者：刘老师您好，我是一个标准的80后，80靠后偏90。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受的很多教育都是有一点不大合理的。政治的屏蔽，各种媒体的宣传，还有社会的很多不利的影响，导致我们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也是有点扭曲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所有的感觉都是无力的，刘老师也推荐我们要有这种理性判断，有这样的一种学习态度。但我们受着很多力量的影响，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快乐起来?还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好的一种推动的方式是什么?

　　刘瑜：我同意刚才许知远说的，一方面我们社会可能的确有很多问题，但大家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给政治化，其实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个体的自由和责任。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上存在主义的课，他说人的本质是自由。比如剪刀在制造出来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但一个人在生出来之前，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感到无所作为或者在沉默，自己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关怀或者上进心，都推给社会、都推给制度、都推给环境，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态度。这个东西最好是每个人都能够问自己而不是问别人。我相信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小环境里面都是有所作为的。

　　读者：我问个我这两天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前两天我有一个女同学跟她的男朋友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关于毛泽东和我党的历史评价问题，他们没有达成共识，并且在不久就分手了。这个引起了我的思考，我的很多同学是网络、各种媒体影响过的，是掌握了更多事实的这些人，跟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或者男朋友、女朋友讨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讨论到这种政治问题。这些人的政治历史知识，停留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或者是我党灌输的这些东西里面，拒绝对现在的事实和逻辑开放，而这种事实和逻辑是我们作为他们的同辈或者后辈提出来的，而不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这样他更拒绝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很不愉快。甚至有时候争论起来对暴力挺向往。但是你刚才提到政治普及，我觉得政治的普及有一个必要的形式是普通人各种的政治讨论，当然不是那种大妈式讨论。我希望刘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建议，用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什么样的技巧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棘手的问题。

　　刘军宁：每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武装，如果你没有思想工具的话，你没法处理眼前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充分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比如像刚才所说，对于中国党史的前几十年后几十年，基本上20个字就给概括了。比如说中国人对各种事件的处理，像最近的这个段子，充满火花的灵光的创造性的语言和见解都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只要中国人去想去做，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每个中国人都不缺少智慧。

　　刘瑜：我为什么现在把话筒交给刘军宁老师呢，因为我发现我跟你有相同的困惑。我现在不是很活跃，我曾经在网络比较活跃。我发现我在网上从来没成功地说服过一个人，只能说服那种以前没有政治观念的人。但我不能说服那种跟我政治观念相反的人，这是很让人受挫的，因为每个人一旦形成一个观念，会非常难改变。比如说我的亲朋好友当中有很多你说的这种现象，最后无非就是达成一种妥协，不怎么谈论政治而已，就是避免这种冲突。如果是一种真心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信奉民主的人，观念的不同不一定是坏事。你要尽量去包容别人不同的看法，尽量去想也许他跟你的经历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有不同的看法，你可以尽你最大的能力去说，但如果他不同意你，你没有必要有暴力倾向。

　　读者：刘老师您好，站在后面看不到您，我很遗憾，我想争夺一下话语权，刚才谈到对民主的历程您持一个审慎和乐观的态度。那您的民主的进程中是会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比较柔和的方式进行，还是有冲突的?

　　刘瑜：我当然希望能够以一种上下配合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你看清末的变革，1905、1906年的它也提出了这种宪政的改革，但是已经为时过晚了。当时已经民怨积累得太多了，所以改革有一个时机的问题，一旦错过了某一个时机真的有可能出现比较动荡、比较危险的状况。但如果说党在适当的时机能够想到这种政治的变化，不但对社会有利，而且可能对它自己有利。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改革，比如说西班牙就是比较好的改革，一般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相配合的结果。差的一种结果就是体制内的激进派和体制外的激进派对立，大家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越来越激进，最后鱼死网破，这是最可怕的。

　　读者：刘老师，我想问，为什么我们要非得说服对方呢?如果我们是追求自由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这个世界多元呢?如果民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或者传统的一套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非要以一种非常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刘瑜：我觉得多元化和说服并不矛盾，只要你不用武力和暴力去说服别人，那就是一种正常的讨论，这有什么不可以。

　　读者：刘老师您好，我的问题跟刚刚同学那个问题相似，我身边很多同学就是完全不关心政治，也没有批判精神，但吃喝玩乐得很开心。我经常会去说服他们要有这种批判精神，但是之后反思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他们呢。我们一直在倡导多元化，但我们追求的却很一元化，像民主、真理那些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是有绝对真理的东西存在吗?

　　刘瑜：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存在，但是我为什么要说服他们呢?比如你说的这种关心公共事务和关心正义。如果你不去关心这些东西，实际上你是把关心他们的责任推给了别人，你是用一种搭便车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社会和政治的禁锢，这是不道德的。任何国家它的自由，它的基本的秩序和稳定等等东西都是很多人斗争的结果，付出代价努力的结果，你不去参与这个斗争，这个努力，实际上是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了，这是一种不太负责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处于关心自己、关心公共生活的人都应该关心一下公共事务和公共政治。

　　读者：我是90后，再帮90后问一个问题。据我了解，现在在校大学生关注政治的人并不多。我想问一个有关知情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想知道一些事情而且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大家没有政治知情权，甚至大家不知道自己没有知情权。所以对于我们这代人，对于大学生和青年人，在决定我们自己未来道路之前，我们第一是否有权利，第二是否有必要来知道这些我们所有想知道的事情?

　　刘瑜：关于有没有必要或者有没有权利是这样的，如果你主动放弃你的权利，这是一码事。但你从来没有去得到过这种权利，比如说夫妻过日子，丈夫说家里所有的财务我来管，这个妻子自动说，好吧那就都给你管，我也不在意你怎么花钱，这是一码事。但如果从一开始，丈夫就告诉妻子你根本没有花钱的权利，你在我们家的财务里没有发言权，这是不道德的。所以在我们中国大部分的普通人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放弃权利的。

　　对于民族主义的担忧

　　读者：刘老师说她看书记性很不好，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另外我经常喜欢和我的朋友辩论一些关于政治观点的事情，但也跟刘老师一样，从来没有成功说服过任何一个人。之前有个老师说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立场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可能是政治观念的多样化越来越明显。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多元化对中国将来民主政治的建设到底是一种良性的作用，还是会导致一种不理性?另外一个问题，我之前做过老师的，现在对90后有很多的不好的说法，但我觉得90后其实对社会有两个趋向，一个可以说是娱乐化的趋向，他们的思考很难深入到字里行间那个层面，仅限于一种读图。另外，他们也有自由化的倾向，他们受到的束缚比刘老师所在的70后和我们80后越来越少。这样的90后在中国这样一种集体的政治冷漠里面会不会扮演一种很好的角色，刘老师对于他们将来去参与这样一种政治有什么建议?

　　刘瑜：你问的问题好像都应该是总理答的吧。既然你知道我记忆力不好，你不应该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冲撞，是吗?

　　凤凰网读书：是关于左右的一个对立。

　　刘瑜：观念的对立也是我很担心的问题，在中国没有一种良性的对话渠道，就是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自言自语，所以形成的观念差异越来越大。不但左右之间，在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主之间的观念差异也是越来越大，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声音和讨论传达到、渗透到更普通的人当中去，因为媒体的管制也好，网络的管制也好，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90后?

　　凤凰网读书：对，他们现在思想上越来越自由，束缚越来越少。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民主方面引导又比较少，你对他们将来的民主参与持乐观态度吗?

　　刘瑜：像80后尤其是90后，可能都有政治冷漠这种情况，政治冷漠也许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但相对于政治保守而言，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过于悲观，这是我的看法，第三的个问题什么来着?

　　凤凰网读书：中国民主的进程应该具体从哪一个时间点入手，有的人觉得司法领域，有的人说公开中国财政的数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瑜：我不能说应该，我说应该也没什么样的意义，不会有人来听我的。但中国政治变化的动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公民社会自发的一些力量，比如媒体的进步，包括中国很多像这样的论坛，还有NGO非政治组织。他们推广很多事情，是自发的公民力量，这个是推动政治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读者：刘老师您好，民族主义在民众当中是一个非常吃香的观念，在旧的意识形态多发的情况下，这成为我党转移矛盾的一种方式，在您的印象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担忧?

　　刘瑜：民族主义我也有一定的担忧，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趋向保守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另一方面，这两年民族主义的思潮不像90年代那么有市场。我那天在豆瓣上看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中国不高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很重的书评分是5。2分，像梁文道老师的《常识》是8。3、8。4分。他们都是几千甚至上万个读者的评分，民族主义可能还会成为政府转嫁矛盾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两年民族主义这种声音渐渐失去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言人了。比如像《货币战争》出来以后也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不高兴》出来之后立刻有《北京并无不高兴》或者《中国挺高兴的》。所以实际上只要你让媒体的言论尺度加大，你就会发现自发的会有反对这种声音的力量出来。

　　许知远：我对民族主义不是很担心，因为民族主义中国是一个罐子里面的民族主义，好像里面凝聚的力量挺大的，一旦打开之后，马上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方面，刘瑜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太民族主义，但我觉得中国的高校知识分子也许是一个例外，基本上什么都理。

　　刘军宁：任何问题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

　　读者：各位老师下午好，刚才您也提到了比较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我想请问刘老师您在剑桥的时候有没有被反问过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您刚刚有提到真诚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比信念植根更深的一些东西是一个民族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政教合一的国家，您刚才提到人的本质是自由，但是宗教本身会对人有一些的行为上的限制，也许在精神层面有一定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可能在道德层面带来一定的体现，我们我想了解一下您对宗教的看法。

　　刘瑜：我不信教，我是一个鉴于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之间的宗教立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崇尚宽容这种价值的人，所以尤其是在现代，也许有一些宗教力量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在现在来看，比如美国，英国甚至是中国，很多宗教力量其实都是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做慈善、教育还有医疗方面的事情。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来说，它至少是挺好的。但从宗教信仰本身来说，我还没有被任何人说服过。

　　读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现在民主需要公民现代的道德观念与之相适应，什么是适应现代民主的现代公民道德观念呢?我国目前的传统道德观念中，有哪些是与那种现代道德观念相抵触的?该如何对待民主体制和传统社会道德冲突带来的问题，比如说以前是古代传统道德观念，说是父母官，视官为父母。而现在民主观念中现在的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处理这种冲突带来的问题呢?

　　刘瑜：传统文化和民主的文化在中国来说有相融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在中国来说是有积极公民的这个传统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个积极公民的传统。不相融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权威人格，我以前也说过中国人对这种权威的习惯性服从，它的确是有问题的。怎么样去消解这个矛盾，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消解力量，因为市场经济是用一种契约精神来代替一种服从的文化。而且市场经济鼓励的是一种公平的竞争，它和传统的那种拉关系根据你在权力体系当中的位子来决定资源的分配这种是相矛盾的。所以对市场经济消解传统的权威文化，我是抱有很大的信心的。

　　我以前讲过，公民文化对传统文化是有很大的消解能量的，因为这种公民文化，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它是一个水平的人际交往方式，大家仅仅对某一些观念有一个相似的看法走到一起，并不是一种垂直的人际关系模式，不是在一个权威结构里，所以这种公民社会对消解传统也有很大的好处。

　　读者：刘老师，之前喜欢您的一句话：“自由主义不但是一个立场问题，更是底线问题。”刚才您提到您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转变，还是两方面都有的这么一个观念。我想问一下三个老师对信仰或政治方面的信仰的看法，因为宗教信仰可能大家有的比较少，但政治方面的信仰想听一下三位老师的看法。

　　许知远：我不知道政治信仰，那个太大了，当然你想有一些个人的价值观，确实更多是对个人自由的确认，但所有的事物存在张力之中凸现出来，特别容易变成一个单极式，不是A就是B，世界永远存在张力之中的。

　　个人的自由当然很重要，但群体的归属感同样很重要，现代意识当然重要，但传统提供的保障、安全也同样重要。他们都在张力之中获得了我们渴望的那个东西。背后一种越来越强大的，过去十年强大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带来一种新的情感方式，有点像报纸刚刚发明的时候，或者广播刚刚发明的时候，你们是这一代信息革命的承担者。这个经济革命是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大的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每个人都渴望有一种归属感，这会带来各式各样集体的诱惑，包括你也属于其中之一，刘瑜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大家都在谈她也是方式之一，这种反对社会的功利性和蜕变式的方式，也同样受到很多危险，我是眼睁睁看着过去几年里，一代年轻人个人主题性方式的严重性，问题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自己是谁，我是80后?我是90后?我都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抽象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倾向变得明显，这个跟整个国家化的倾向有关系，也跟整个媒体有塑造，跟信息革命带来的这种后果有关系。

　　想重新确立自我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确立这么多大词和你个人的关系，特别容易在说这种说大话的过程中，淹没在一些漂在空中的细细的这些里面自得其乐，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刘瑜：不存在一个转变，我对自由和民主这两种价值都是非常认同的。这两者之间有时候的确会存在一些矛盾，尤其在美国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就像许知远说的，是有一种张力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有些问题的思考是无解的。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也是它的美好之处，如果你对这两种都有同样美好的价值观，同样都抱有这种信念，无非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眼光会更复杂一点，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后面那个问题我忘了。

　　刘军宁：他是问观念的问题，观念对人的行为怎么说呢?是不是应该本着自己的观念来，观念如何渗透到信仰。

　　读者：不是，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如果他没有一个信仰的话，他怎么能支撑到现在。

　　刘军宁：观念的渗透性。

　　刘瑜：观念如何渗透我不知道，难道一个人真的需要信一个人格化的神才会变得坚强吗?

　　读者：我的意思是政治方面的信仰，不是说宗教信仰，比如说信仰自由或者信仰正义。

　　刘瑜：我对信仰这个词一直感到比较困惑，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时代或者是一个信仰迷丧的时代。信仰有那么重要吗?比如说信仰危机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信仰，可本身这个命题就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说文革的时候大家万众一心挥舞着红宝书，那是信仰吗?在没有信仰不自由的，不信仰那种观念的环境下，那种东西叫信念吗?它无非是对权利的信仰，而不是对一个观念的信仰，这种所谓曾经存在的信仰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稳定期，我是不需要依赖于一个政治信仰才能够去推广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

　　刘军宁：我想从三个比较著名的话题开始说这个事件，最早的胡适说的，深得中国知识分子人心的叫做“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我不同意。任何一个问题在今天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比如在古代没有自由的观念的时候，缺乏自由不是问题，当你有了自由观念之后，你缺失自由这才是问题;当你没有恋爱自由观念之前，父母包办不是问题，当你有了自由恋爱的观念之后，你才知道父母包办是一个多严重的问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主义，任何一个问题的严重都是意识形态下的、主义下的问题，没有一个主义没有被意识形态化，这是一个现实。没有主义就找不到问题，你让猫来看这个世界，它能看到什么。挺好，就是没吃的没老鼠。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一旦抛开了主义你找不着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两天有一篇文章更吸引人眼球，叫《极左和极右都很危险》，吴敬琏写的，极不左极不右不危险，有点左有点右不危险，又左又右不危险。

　　读者：中央不危险。

　　刘军宁：中央不危险，好，出来了第三个话题，叫“一手要自由，一手要福利”。自由和福利是冲突的，福利是要别人付出的，自由不需要别人付出。在大街上走没有人替你掏钱，但你要说想免费的读完博士，就要有人替你掏钱了，这是一个福利;我想带薪生孩子，这就有人替你掏钱了。自由和福利是冲突的，你不能同时要两个冲突的东西，不能既想上大学又想上幼儿园，但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一种折中主义。反左反右，反右倾，最好的是毛泽东啊，毛泽东一辈子反的十几次，打倒过很多左倾和右倾的人，仅仅说左倾和右倾能使自己正确吗?仅仅说自己又反左又反右，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吗?不可能，所以我要说任何政治的信念都必须有信仰的依托。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可以主张，比如说我就要自由，不管别人怎么来的，我就要自由，认为人是平等的，别问我人为什么是平等的。做一个人可以不回答，但作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然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平等就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很快的失掉自由，所以中国人总是把自由当做货币，一旦看到更合适的东西，就毫不犹豫的支付自己的自由。

　　谈谈常识的缺失

　　读者：两位刘老师好，刚才刘瑜老师也说过常识，现在好多人都在提，说现在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我们在很多迷惑当中丧失了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知道的东西是别人所谓的常识，但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可能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从小的生活背景是这样的，就构成了我的常识，但其他人说的那种常识是属于他的，我想听两位刘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军宁：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常识和常识是可以尖锐对比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作为在中国受教育的大学生要熟悉中国宪法的基本常识。中国宪法前面写着中国的政权是打败了很多人以后用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权利，直接构成了常识。说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枪杆子打来，这个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

　　但如果你看看美国的独立宣言，他就会说政权是一部分人得到全体人的自愿的同意之后建立起来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谁也没权统治另外一批人，除非这些人得到了有限的、定期的授。

　　两个根本对立的常识建立起来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常识摆在你面前，你选择哪一个?这两个常识的背后依托一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不同的信念体系，所以在这两个对立的常识上只得到两个终端，背后都有两个非常庞大的信念系统在后面。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说缺常识或者有常识，你要看这个常识是不是常识。比如说在中国打孩子，打几千年，就是老婆也要打。所以说常识是不够的，告诉我们什么常识?这个常识经得起推敲吗?我说完了。

　　刘瑜：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其实常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大家都知道常识是什么?但是常识是什么?是不清楚的。分两个步骤，一个是知识部分的常识很多东西并不是你眼就能看到的，比如在座的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目前还不是民主制度。在我们看来这是常识，但现在中国根据我那个同事的调查，60%多的人认为中国或多或少是民主的，所以到底常识是是不清楚的。另一方面就是梁文道说的那种常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价值上，人是有那种“本求助己”的本性的，比如我们在一起讨论辩论的时候，我发言5分钟，你也应该发言5分钟对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觉得使用自己的规则，也应该去使用别人的。再比如说有时候我看足球赛，发现那些足球赛的规则一般来说不太受到人的挑战，但是裁判会受到挑战，规则本身不会受到挑战。为什么大家都同意那些规则呢?这是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正义的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是11个人，我也是11个人，你越位了应该怎么处理，我越位了应该怎么处理。大家心里有共通的价值体系，只不过当他跟利益相冲，跟所谓的传统文化相冲突，跟权利相冲突的时候，本来很清楚的东西突然就模糊起来了。

　　读者：刘老师，您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一个人群，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我平时不上豆瓣，也不看书，不关心政治，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是属于刚才那种你讲的，自己放弃了自己对政治的权利，自愿放弃的这种人。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在美国，失业率低的人当中投票率越低这是一种好事，因为你具备了政治的一些常识才应该去投票，否则你不投也罢。对于我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感觉，觉得在这里我很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应该有发言权。那么我现在想问您一下，如果民主的权利给到我手上，我还是弃权的好，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刘瑜：不是这样的，参政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知识性东西，一个是利益性的东西，比如说捡破烂的老太太，她可能对政治毫不了解，但她有利益的相关性。比如说城管说，你不能在这里捡垃圾了。她虽然可能对政治不太了解，但她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政治上她也有发言权。

　　另一方面从知识上来说，可能有些人像我这样政治学的博士，可能我在知识上了解对别人多一点。但我可能因为另外的关系，在投票的时候投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比如说我有一套房子，我就反对房产税，在知识上也许我知道，房产税对当地的财政是有好处的，对当地的教育、治安是有好处的，但是我由于利益关系，我不这样投票。所以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正义的;有利益诉求的人不一定是有知识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仅仅出于利益驱动，也是可以去投票的。

　　读者：刘老师，您好，我在网上看到你的照片觉得您是一个美女，今天从老远的地方瞅过来，想看一看您的面目，事实证明没有失望。

　　刘瑜：我还以为你是要退票呢，呵呵。

　　读者：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是刚才别人问过的，我觉得“信仰”这两个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真正的含义可能已经不是每一个人清楚了解的，所以我想换一种问法。您怎么看待您的一生，您的未来几十年个人价值的终极实现。马斯洛有一个名词叫“巅峰体验”，我看您的那本《送你一颗子弹》，可能某些时候还会一些焦虑、抑郁之类的情绪，您在未来是怎么样通过实现自己的理想，去处理这些情绪，达到很平和，就是说个人价值终极的实现。

　　刘瑜：人长到一点年纪之后，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你不能改变的，有些事情是你可以尽微薄力量去改变的，我到一定年龄之后会尽量不去想那些很多你不能改变的东西。

　　比如说在爱情上，你这辈子能碰上谁。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这是运气的东西，偶然间的东西。对我来说能改变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格修炼。我们中国的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他身上是充满了污点的，因为他生活在一种习惯性撒谎的环境里，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看过罗永浩著名的录像，红旗明明没有飘扬高高挂在校园的上空，非让你说红旗高高飘扬在上空。我们小的时候写站在在烈士陵园里我心潮澎湃，而你根本没有澎湃，你非要说你自己澎湃了。所以我们生活在一种习惯性撒谎的环境里面，对我来说我的人生追求就是尽量的把这些污点去掉，尽量变成一个无辜的人，尽量变成一个和那些假、丑、恶的东西不相关、不同流合污的人，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许知远：谢谢各位下午听两位刘老师来讲，不知道身上的污点都去掉了还是都长出来了，下次再见。

　　凤凰网读书：谢谢各位同学参加凤凰网读书会和单向街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