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雀的w怎么用:读历史品味人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2:06:55
按:要做好学问则必求真而自信,要做好事情则必察道明势而于“有为”“无为”之间有所择。读史要存入理性,更要延伸感情,以求“是所是,非所非”!担纲大事者则必须打破常规(所谓出偏锋)又能顺其自然(所谓依常道),力求两者完美结合。
  
   历来有识之士皆能“不畏天命,不恤人言”!作为普通平凡之人,是不是应该“自主”之外还要不断完备自主的“主观系统”呢?若能学而习之,行而习之,始终做到不迷惑,不骄惰,不怠慢,正确面对生存的基本矛盾,精神与精神形态的矛盾,则有清醒自觉之精神,从而化为实现“自我”进入自由之境地,似也可说,此生无憾!
  
   芸芸众生,自觉而能醒者,容易吗?难也!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与“斯芬克斯”决斗的过程:斯芬克斯牢牢地抓住人天生的两块软肋——“贪婪”或“贪欲”和“懦弱”或“恐惧”,对之施以“诱惑”和“恐吓”。不是她死,就是你亡。与之果决,或战天斗地,奇诡多变,或任由驱任,一筹莫展,演绎多少人间悲欢离合......
  
   读史要思考。否则,真的是在“浪费生命”。
  
   读史品人生,是为识人知事,开拓自己!
  
   人的使命与终极目标是什么?完整的人生是怎样的状态?
  
   作为每一独立的个体,最大的学问还是人生的哲学,不论处于何时何地何位,若能时时充益心智,在生命的长度与广度乃至深度上有所开掘,我想读史也就不是虚枉时日了。
  
   以下为读摘文字:
  
  
  
  史学当以求真。
  
  骆宝善先生感叹:“不论是以读史为职业,或是借读史求知的人,都应该促使认识不断接近真实。真实才是历史价值的惟一所在。长期以来,不同的人们,为了不同的需要,靠牺牲史实,制造了许多说法或结论。而靠牺牲史实来维护的结论乃至准则,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历史的。
  
   然而求真何易?欺以大成,俱各偏于常道,其锋似见其芒也!
  
  历史人物固然每每处在人性之常中,但史家对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理解,却不能纯以常理为依据。历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强调的是在时代大势中去理解个人。
  
   关于处世之道,儒家总是训导人们说,处乱世时当守常守经,而处治世则可以用权用奇。
  
   但这只是针对常人,英雄不在此例,豪杰也不在此例,非常之人更不在此例。要只手扭转乾坤,成非常事功,建没世奇功,则需要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要有开阔恢宏、驾驭风云的气势与胸襟,敢为天下先的眼光与担当,有打造时势、指点江山的手段与意志。非常时代,乃是英雄时代,英雄也者,如何会做守常从经的过气人物呢?
  
  我们常讲“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无非是说,是真英雄者必能体悟天地之劫运,必能于风云变幻中审视默察,握其几微,控其趋势,因势利导,而后当机立断,底定事态。所谓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其实也是“虽有天命,必有人事”。但时势变幻之微妙,有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稍有失慎,则功败垂成。
  
  观袁世凯之成功,在此;其失败,也在此。
  
  如果说读史在明智,则我辈在备责袁世凯时,似应从历史高度与文化深度反思反省。袁之成就在其好任事、有担当,具备政治家的机敏与气魄;而其失败,在其没有一个自主的观念系统,以把持其奇谋、引导其权变,以维护文化、民族生命之中常。
  
   平心而论,两个多世纪以来,或者鸦片战争以降,一百五十年来,或者五四运动以降,近九十多年以来,岁月更替,甲子轮回,我们是否找到了国家可以信守的常道?建立了民族可以操持的“礼乐”?我们是否已经上有了道揆,下有了法守?我们至今还处在“两头不到岸”的变幻之中,处在观念抉择、思想冲突的苦海之中:时而传统,时而西化;时而东洋,时而西洋;时而民主,时而集权;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时而法治,时而德治……我们跌落在激流漩涡之中,六神无主,中心恍惚,彷徨复徘徊,踯躅又颠倒。民族的纷扰、时代的迷惘,在在煎熬着知识者的心灵。悠悠我心,莫知所求;颠踬我行,莫知所终。此个人的悲鸣,亦民族的悲苦也!
  
   今天我们看到了光明,迈向康庄之道,是以幸甚!
  
   后世读史者,需要深味的,便是在这个人的悲剧中,感受民族的悲剧与痛苦;在这个人的悲剧中,体悟时代的悲剧与前途;在这个人的悲剧中,思想文化的宿命与使命。在揭出历史人物个人命运之蹇促的同时,提示民族命运之所困所寄所望所存。
  
   牟宗三说,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便失去了常道,而沦为纯现实主义者。但国人之现实主义最不可靠,因为国人之现实太具体,太直觉、太肉感。没有虚,只有实;没有理,只有事。人人为其物欲生活而征逐,无有能越此一步而超过之者。此说可以为理解袁世凯之助,也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英雄人物成败利钝的关键。国人熏染儒家理想主义太久,确实需要现实主义来做一番事功。但政治终究不能失去理据、失去道揆,沦为纯现实主义的,甚至机会主义的只有事而无理,只有权变而无法守。近代以来中国的困难,文化的难题,就在建立国家的价值常轨,民族的典则洪范,在如何树规模而立人极,以价值引导行动,以常道范围偏锋。只有这样,才不会沦入疯狂鲁灭,率兽食人的绝境。
  
  这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有自主者,始能讲现实;有主观系统者,始能应现实”。可谓至理至言。但此理此言,却非袁世凯担当得起。毕竟,袁世凯仅一乱世英雄耶,非先知非先觉非圣非贤,哪能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双重--------摘录文字源出《常道与偏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