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7.21版本ez: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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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
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三家道义是一致的,真正求道,三者缺一不可.佛家人乘相当与儒,中乘相当与道。而这两点是佛学的弱点，直接从心理入手是很难的，佛家的性，道家的道，儒家的明德，对最高真理的阐述是一回事。
具体可参考佛教的五乘佛法，是指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五乘佛法，是佛陀为了教化众生，依众生根基的不同，而将之运载至理想世界的五种法门。
人乘佛教，由做人修行到成佛，叫做人乘入佛。
小乘，又叫声闻乘，最高的果位叫做罗汉。佛陀时代在他身边有很多出家弟子都是声闻乘，常常听佛陀讲经说法，也看了佛教的经典，虽然他自己能达到彼岸，达到快乐清凉的极乐，可是他不发心度众生，好比乘一辆脚踏车或者摩托车，只能载一两个人，所以叫做小乘，不能叫做大乘。
大乘，即菩萨乘，就等於火车或者大轮船，一次就能载上千万的人到彼岸。以菩萨的精神和愿力，他不但普度人类众生，甚至还上天堂，入地狱，六道的众生都能去度，所以叫做大乘菩萨。
中乘，就是辟支佛乘，他在过去生中，曾修小乘，听闻佛陀说法，看过佛经，但没有证，到了这一世，虽然没有见到佛陀，没有看过佛经，也没有听到佛陀说法，但是他因看到飞花落叶，一年四时的凋谢，种种因缘，体会到无常而证悟，所以叫做缘觉。比如说中国的老子，他可以说是辟支佛乘的代表者。辟支佛，他在多生累劫以前，遇到因缘，也皈依了佛陀，成为佛的弟子，闻佛讲说十二因缘法，那个时候，他修行还没有证到果位；到了今生，转世为人，没有遇到佛陀出世，也没有看到佛教的经典，他照他过去所修无为之法，修成证到辟支佛果，就叫辟支佛乘。因为他比小乘高一点，所以叫做中乘辟支佛。他和小乘一样，也是没有发心来度化众生，他只是看了飞花落叶，四时凋谢，世事的变化，或者见十二因缘法而证了果，叫做「辟支佛乘」。
佛--善,善缘,善果,扬善不惩恶.(如:佛家弟子遇恶,只是劝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道--以暴治暴,除暴安良.
儒--正己正人,属于修身,做人的范畴.
以下为个人观点:儒家,不属于宗教信仰,仅仅是个人修身的行为.
儒释道-儒释道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1）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显然，宋人理学，唐人已开其先绪。（2）至宋，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3）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4）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5）柳存仁著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6），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著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7）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或者来自佛、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一、儒、佛、道趋于合流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一)三教合一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8）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9）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上有所好，下必应之。朱元璋提倡三教并用，其臣下随之极力鼓吹。宋濂号称明初文人之首，侍奉太祖左右，明太祖旨意，故对禅学也深信不疑，并对佛教的作用也称颂有加。他说：”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间，不离世间，乌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则凡世间诸相，高下、洪纤、动静、浮沉，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苟为不然，虽法王所说经教，与夫诸祖印心密旨，皆为障碍矣。”（10）明代学者罗钦顺称宋濂学问，”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11）可谓一语中的。除宋濂外，明初学者中，主张三教合一，肯定佛、道功能者，颇有人在，诸如乌斯道称：”佛亦赞天子之教化”；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12）。如此等等，不胜赘举。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13）。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14）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劝善书》，无疑是对成祖《为善阴骘》一书的回应，从而将儒、佛、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15）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为天下士子所必读。由此可见，它们对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16）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他的心学，即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而禅宗关于”定”与”慧”的关系问题，更为王阳明”寂”与”照”的关系所取代。此中关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已洞察秋毫：”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17）
事实确乎如此。王门后学，大多逃于禅释，主张三教合一。在晚明，以王门后学为中心，再有其他一大批学者与之呼应，三教合一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甚至其影响及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字。为叙述方便，下举罗汝芳、王畿、袁黄、李贽、屠隆、陶望龄、陶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李元阳、管志道、焦、林兆恩等人为例，以考察晚明三教合一之风在学术界的流行。
据明人记载，罗汝芳深嗜禅学，家中方僧常常满座，以致”两子皆为所诱，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终”。（18）王畿虽曾区分儒、佛之异，更深究王学与养生家言的差别，然无论从其为学过程抑或部分宗旨来看，也不得不借重佛、道。他曾说：”吾儒极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19）
在明末，袁黄与李贽均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已深入人心。究他们两人的学术特点，事实上也是”混佛老于学术”，儒、佛、道三教熔于一炉。正如明末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袁黄、李贽混佛老于学术，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洪水猛兽，盖在于人之心术也。”（20）袁黄的出名，其实就是他所作的《功过格》一类善书，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仍是报应、阴骘，其根本则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断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21）屠隆自称好谈二氏，对佛、道均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佛”宣教淑人，亦辅儒者之不逮”；他专写《十贤赞》一篇，首列老庄，称老子为”吹万布德，真人是储”。（22）
陶望龄、陶龄兄弟对佛、道二教揄扬甚力。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23）陶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他在三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儒、佛、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断定同为日月。（24）
在公安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嗜佛、道二氏最深。宗道认为，三教主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25）。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实具儒、道合一因子：”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26）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27）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钟惺至年四十九时，始念人生不常，认为读书不读内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终非自己心得。（28）而谭元春之论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29）
在晚明倡导儒、佛、道合流的思潮中，李元阳与管志道是两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据载，李元阳颇究心释典，以参儒理。其学以佛入，以儒出。他主张儒、佛、道合一，认为：”天地之间，惟此一道，初无儒、释、老庄之分也。”（30）管志道的学术特点，就是希望以佛教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并收摄二氏。当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学为正宗，佛、道只是为儒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愚尝谓儒者不透孔子一贯之心宗，不见乾元用九之天则，不可与护持如来正法。”（31）焦堪称王门后学中最朴实的学者。他对各种学术兼收包容的胸怀，以及所独具的大文化观，无不证明其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显然与明初的宋濂有一脉相承之处。一方面，他不辟佛、道，断言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32）；而对道家，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而是分门别类，以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33）。另一方面，他又将儒、佛、道三教统一于”性命之理”。（34）这显然说明，一至焦之说，明代三教合流已趋于总结。
在三教合流之风中，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他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他就是林兆恩。在晚明，凡主张儒、佛、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35）
儒家文人、学者主张三教合一，很快得到释、道二教人士的回应。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处，诸如：儒曰”无极”、”太极”，即佛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儒曰”读书不如静坐”，即佛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36）显然，这是儒、佛合流之论。这种认识的取得，与其阅读儒书有关。而在晚明，佛僧喜读儒书者亦不乏其例。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37）
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中子弟从之游。（38）如此等等，馀不赘举。而道教人士在对待儒、道关系方面，也有合流的趋势。如冲阳子宋王献曾有一段说道新论，反映了道士在动、静关系上，已与儒家有相同之处。（39）
(二)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40）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41）
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佛、道，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42）。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43）
一旦儒、佛、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44）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45）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45）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47）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48）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49）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50）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51）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52）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妇女、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53）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二、佛、道的世俗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54）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明中期以后，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的合一
何为佛?何为佛事?在儒、佛、道三教合流过程中，明代士大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不带有世俗化的倾向。
首先，父母是佛。早在明初，明太祖就规定下了僧道拜父母的法令：凡僧尼道士、女冠，均需”拜父母，祭礼祖先”。（55）一至晚明，更是出现了父母是佛、尽孝即为礼佛的观念，将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合而为一。如李元阳认为：”父母是佛，不用远慕。”（56）陶龄则对家人说：”堂前有活佛，即是汝辈之敬田；坐上有穷亲，即是汝辈之悲田。”（57）言外之意也是认为照顾父母与穷亲同样就是虔慕、布施。而袁中道更是主张：”三教门庭异耳，其重孝等耳。”（58）这显然是以儒家孝道观为中心，将儒、佛、道三教融合在一起。
其次，心即佛。如万表认为：”夫佛者，心也，心即佛也，心外固无佛也。外心以求佛，是废畎亩而望雨谷于天，终必饥亡而已。”（59）从禅宗、王阳明到万表，这种思想可谓一脉相承。事实上，心即佛，即王阳明心即良知的翻版，似乎无甚新意，而其实际意义却不容忽视，也即它最终导致了佛光的消散，佛教的世俗化。
再次，禅是刚。如李廷机谈禅最为切实，确与说龙肉而不能饱人者迥异。他将禅定为”割得断”、”刚”（60），从中所透视的底蕴仍是实心为国为民任事这种世俗的实用价值。此与张居正从佛事中悟得任事，倒是一脉相承。而张居正的实心任事精神，则又导源于《中庸》的”诚”或者孟子的”大丈夫”。
第四，世事即佛事。这一说法来源于王阳明哲学，即阳明学说中为学不离官事，从官事、簿书中求良知。这类思想，可以李贽之说为代表。李贽曾说：”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换言之，他主张，所谓阿弥陀佛也只是”寻常孝慈之人而已”。（61）钟惺更是由此推论：”所谓佛事、菩萨行，亦不得舍寻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别有所谓事与行也。”（62）
(二)僧人娶妻
僧道号称出家人，自应六根清净，一切世俗的享受，均在摒弃之列。明初，朱元璋曾在法律上限制僧人娶妻行为的发生。可是，一至晚期，在佛、道世俗化的过程中，僧人娶妻已不乏其例。明代的民歌已经道出了”和尚娶家婆”的事实。（63）究其实，则是色欲难戒，向往世俗人的生活。于是，有一些僧人开始从《西厢记》这样的”淫词艳曲”中悟道。（64）
在明代，僧人有妻室已是习以为常。如凤阳大龙兴寺，在明初时，据太祖敕谕，只有前辈老僧方可有妻室。其他后进僧人，如果也有妻室，即使在寺中辈份较高，下面的僧人也可以加以凌辱。但是，到了明末，僧人一概”荤娶”，也无差累。福建邵武、汀州的僧人，也都娶妻。寺僧数百，推一人削发，”馀如民俗”。云南大理府僧人均有妻子，”亦谈儒书”。（65）
(三)僧人治生求利、喝酒
“僧习为市”，固然与释家本色不合，却是晚明僧人的实录。据记载，晚明一些村落中老僧，已将”居积致富”视为”治家本业”，反而将”听讲佛经”视为邪道。（66）。
村落中老僧尚且如此，居于城市之僧更不免为市习所染，日为治生计。如苏州虎丘山寺，其师澄公率二三僧徒，日为治生计。”而苏俗缁流，市酤以为常。师不得已，偕众之海虞市井，不二价，远近归之。息颇赢”。（67）于是，一些寺庙净地却与民居相杂，”而僧习为市，已不复知雉发为何事”。（68）甚至杀生酗酒，也成为禅门众僧的本色行当。（69）
(四)僧人结交官府
僧与士人相交，事实上已是结交官府的开端。这是僧人参与朝廷政治的表现。尤其是一些京师大刹，多为太监所建，一些官员就通过结交僧官，再通过太监这层关系，以使自己官运亨通。（70）僧人与官场打交道一多，势必也受到官场习气的影响，于是一些僧人开始模仿官场称谓，在僧人中间也流行起诸如”老爷”一类的称呼。（71）
(五)道教的世俗化倾向
与佛教的世俗化相应，明代的道教经过三教合流之后，同样有趋于世俗化的倾向。这可以从明人李天木之论中，看出一些端倪。李氏之言，简易平实，大体谓”道不离日用饮食，不必绝俗离世，长往深山也”。（72）道士一旦流变为方士，其世俗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明代方士大多游于公卿之门，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宠信，如成化年间的李孜省、嘉靖年间的陶仲文。而其下者，则流为巫公、师婆、火居道士，从事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火居道士，即道士中有妻室者。而道士之妻，则称”道嫂”。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动向，也已开始蠢蠢欲动，一有机会即参与反叛朝廷。如”苗贼作乱”时，火居道士李珍、武当山道士魏玄冲均参与其中，（73）即为一例。
三、儒学的通俗化
儒学本无神秘的内容，本来就是世俗的东西。一至宋代理学，援佛入儒，将天理推至自然法则这一定理，好高骛远，顿成玄虚，似乎已多少带有一点神秘化的因子，而与世俗相去渐远。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将玄虚的”天理”回归为人本心内的”良知”，由此带来了儒学的世俗化及通俗化。
明代儒学的通俗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业中求道
王阳明心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求道不离却世事、人伦物理。而王氏后学论学，也大多具有这种特色。如王畿就主张即业成学：”人人各安其分，即业以成学，不迁业以废学，而道在其中。”（74）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5）袁黄则强调业中求道，而且将”治生产业”亦视作求道之业。（76）而万表不但承认吏隐，而且主张”商隐”。只要是有道之士，只要严守”中之所存”，就不必拘泥于是否”混迹于名利之场”。（77）
(二)人人皆可成圣--儒学的大众化
自从王阳明创立王氏心学并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之后，王氏后学一直在寻找使儒学大众化的道路。即以罗汝芳讲学为例，在他看来，无论衙役、门子、皂隶，只要真心向学，均可以成为圣贤。（78）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晚明学者讲学多不区分参与者的身分，目的就是为了使儒学通俗化。譬如，王畿在太平创立的”九龙会”，初时只有举业子参与其间，”既而闻人皆可以学圣，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79）冯从吾与同志在西安宝庆寺讲学，旬日一举。”越数会，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且先问所讲何事”。（80）
儒学一旦通俗化，与民间农工商贾、仆僮炊妇辈结缘，难免会出现俗化的现象。民间出现称孔子为”孔圣人老爷”，（81）事实上就是晚明儒学通俗化的必然结果。
(三)士人的山人化
在晚明儒、佛、道合流的过程中，从士人中游离出山人这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实并不足怪。原因很简单，随着儒、佛、道合流而来者，为儒、佛、道的世俗化，而其世俗化的特点，无非就是嗜名、求利。即以禅宗为例，在明末已成为”文士之变相”，而其特点，正如张尔岐所言，不过是士人好名的积习所致而已。（82）士人好名积习难改，然士人谈禅说玄，难道仅仅是为了钓名?事实并非止此。随着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所谓的”名士”，亦并非清慎干净，更多的是带有世俗化以后的因子。正如陆文衡所揭示，在明末，欲成为名士并不难，只要有数十金，出入于礼忏会、赌博场即可。（83）正如作者所言，此言虽谑，却是切中世情。那么，当时的世情又是如何呢?这可以黄宗羲的一段话作为概括：”余尝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84）所谓”市井气”，说白了，仍然不过是求利意识太浓。
从这种角度而言，山人的出现则是最好的反映。何谓”山人”?原本应该是一些隐居岩泽、身自高洁之人。那么，晚明的山人又如何呢?恰如明人董斯张所言：”古岩泽有宰相，今市井皆山人；古簪珥有丈夫，今冠裳多婢妾。”（85）换言之，晚明的山人，不过是一群挟诗文以奔走公卿之门的布衣，多有市井气。
结语
导源于明初的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潮，经过明代中期的发展、演变，至晚明而成一时风气，并开始向世俗化方面演进，其影响已是相当深远。假若说倡导三教合流者多为士大夫的上层，而其影响则已及于一般士子。万历以后时文中风行佛经、道藏之语，（86）就是最好的例证。
儒、佛、道合流的一大结局，就是导致儒、佛、道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玄远世界，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而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程朱理学那种极端化的”天理”，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从而与近代化的进程桴鼓相应。
毋庸讳言，随着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不免产生了一股”狂禅”的习气，从而导致士人逾越礼教的规范，纵欲主义的思潮泛滥；甚或佛、道二教清净门风败坏，僧人、道士趋于无赖化。
从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而至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真心向善的，无论信仰如何，心中会有自己正确的道德思想标准，会学习一切，包容一切，求同存异，这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点所在，也是所有宗教的宗旨。自己要严格遵守自己的操守，对别人要宽容，对异教要感化，而不是批判，打压，消灭。要知道你这样对别人，别人就会这样对你。
拘泥于形式的，就象求子，求金，求官，求自己平安，只为私利，根本没有领悟信仰的真髓。自己不一定会恪守的，却会对别人斤斤计较。
就象念了一辈子经的人很多，成佛的只有几个。拜上帝的人很多，可走出教堂仍天天作恶。
世上的人是不同的，所有人的思想都统一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标准，不必太在意别人的信仰和思想与自己是否相同。要知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符合社会的，必将被社会淘汰。
几千年来人类是这样过来的，几千年后人们还会这样过下去。世上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站稳自己的立场
对于“上帝爱世人”，东方人多数不容易明白，西方人却能信得过——现在可也不成了。生在中国的我，从前热心读《经》的时候，起初也一直想不通。好在我前生修得的慧力不错，终于害然贯通。本来，不要说教宗、主教，就是普通的神父、牧师，一定是（希望如此）心里有数，不消多说。像我下面所要说的，他们会如数家珍的，知道是引用某书某章某节，觉得这只迷失的羔羊，摸到羊门而怎么又走了。对神父牧师们，虽然不屑说；可是那些盲目的信仰者，为了奶粉旧衣，为了留学，为了政治而信教者，不免会偶尔泛起疑情。为了帮助这些半信不信，似信非信的教友们，我是不惜眉毛拖地，泄露天机（依中国传说，泄漏天机，是干犯天怒的）。现在，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人吗？你是人，就要站稳你做人的立场，认清你与耶和华上帝的关系。要知道，不能彻底的信仰上帝爱世人，毛病在“立场不稳，认识不清”。
人是什么？人是耶和华上帝的得意作品（有时也会失望）。人是被造者，神是创造主。虽然人蒙耶和华上帝的恩赐，负起管理世界万物，享受一切的责任与权利，但在被造物的立场，人算得什么呢？创造主对于被造者，有支配的完全自由。如搏土的工匠，要造成花瓶，就是花瓶；要造成尿罐，就是尿罐；尿罐还能埋怨工匠的不平等吗？工匠造了花瓶，如果看不顺眼，打坏了重做，花瓶还能怪工匠的不尽心吗？被造的陶器，有谁能说工匠的不是呢？耶和华上帝是创造主，一切属于上帝，上帝爱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无论什么事，在耶和华来说，永无成熟，完全正确。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叫人负起管理使用的责任，那不过等于奴仆，秉承主人的意思去执行而已。主人说先扫地，就先扫地；主人说后擦椅子，就后擦椅子；奴仆还敢变动工作的先后次序吗？说开门就开门，说关起就关起，主人是绝对的支配者，就算人是高等奴隶，总还是奴隶，除了执行主人的意思，还能自作主张吗？所以耶和华上帝的忠实信徒，在祷告中，总是不断的“主呀！主呀！你的仆人”。一定是无条件的服从，上帝的意思不会错，而永无怨恚。这种主奴关系，新旧约到处启示我们；而耶稣先生特别说得明白。所以，耶和华上帝的儿女们，耶稣先生的门徒们！你们要站稳自己——奴隶的立场，认清人与上帝的主奴关系，这才能找到进入天国的大门。
依旧约所说，人因为犯罪，才受到生活的种种艰困。至于生而聋哑，生而畸形之类，那是上帝的自由安排，被造者是无权过问的。健康富有的，忽而成为妯病，也是耶和华的意思（被汽车压伤压死，也应该作如此想）。旧约的约伯记，对这说得极为透彻。约伯是一位义人，由于撒但的搬弄，耶和华上帝也就重重的打击他一下，考验他一下。约伯贫病交加，痛苦不堪！约伯觉得自己是诚信上帝的，奉行公义的，那为什么会有此遭遇呢？于是乎他希望早点死去；希望找到耶和华，向耶和华诉冤，与上帝辩个明白，到底为了什么？末了，耶和华向他现身，责问他，使约伯承认自己的错误。约伯的确是错了！他忘记了自己的奴隶立场，忘记了被造者在创造主面前的地位。心怀怨恚，就是缺乏信心的表示。他竟想早点死去，而不知人的生存，是上帝的权力。不是上帝的意思谁还能让他多活一刻吗？奴隶难道可与主人辩论吗？作为真诚的耶和华的信仰者，必须培养奴隶意识，习以成性，这才能无条件的信赖上帝，才能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富贵，是上帝的恩赐；贫贱，是上帝的好意。上帝要我活着，我就活着；要我什么时候离开世间，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世间，（这叫“蒙恩奉召归天”）一切属于上帝，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这样的信，才是耶和华上帝的标准仆人；也才能完美地信受“上帝爱世人”。
或者以为不然。现在是民主自由的时代，反奴役的时代，耶和华与耶稣先生的道理，正以民主自由平等的姿态，到处推销，怎么说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友，或基督教友，要养成奴性，无条件的服从，才能相信上帝爱世人呢？而且，即使是主奴关系，奴隶也有他自己的人格，怎么可以唯主人的命令是从呢？这里要知道，希伯来的一神教，
说到奴隶也有他自己的人格。这种松弛了的，东方式的奴隶，不可以拿来解说一神教的奴仆。我就为了这，虽发见进入天国的门，而终于掉头而去。在中国，在印度的佛教，说到主奴关系，即使有阶级性，义务也是对等相互的，不是片面的。奴隶在中国的地位，绝与耶和华及耶稣先生所想像的不同。这所以，独断的唯物论者马克思，也不能不承认亚细亚的生产样式。这种否定奴隶的人格与自由意志，而进行大量的买卖行为，在耶稣先生的道理风行欧美时，被歌颂为“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在天上”时，曾大行其道。可以想见天上的、地上的奴隶，是怎样一致了！我是中国人，无法养成耶和华与耶稣先生所要求的奴性。我一向不愿意作谁的主人，也不愿作谁的奴隶。所以，我非常抱歉的，离开了耶稣先生而进入佛教。
我虽不能成为耶和华上帝的仆人，不能承认上帝爱世人。但我不反对神教的信徒，反而希望他们真正地信。所以不惜泄露天机，剀切说明了，要信你们的主，必须站稳奴隶立场，认清耶和华与自己的主奴关系。惟有这样，才能无条件的，由衷的深信上帝爱世人。应该随时想到，在创造主的面前，自己的一切属于上帝，上帝爱怎样就是怎样。那你才能深信上帝爱世人，你才会蒙受上帝的恩典。切勿接受那些虚伪传道者的谎言，把耶和华上帝与耶稣先生，描写为民主、自由、平等的性格。这样的混淆了耶和华与耶稣先生的真面目，使你立场不稳，认识不清，那将永远成为半信不信，似信非信的可怜者！
你的问题就如同问别个：“基督徒们你们能不是基督徒吗？你们哪个敢不是基督徒？”赞美和顺服上帝是基督徒的要点中心，你怎不能对一个人说：你们哪个敢不要心就能活的？弱智愚昧。
你创造了万物，你享受创造和万物的存在。(启示录4章14节)
一：神订下计划，要我们讨他喜悦。
从你出生的那天开始，神已隐藏在一旁微笑地看着你出生。他要你存活，你的诞生令他非常快乐。其实神并不需要造你，但他选择造你，是因为他享受你的存在。你的存在是为了他的好处、荣耀、目的与欢悦。
二：讨神喜悦是向神敬拜。
人类学家指出，敬拜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求，神将之安置在我们的本质里面，使我们需要与神联系。敬拜就如吃喝呼吸一般的自然。就算我们不敬拜神，也会找寻替代品来敬拜，即使最终敬拜的是自己。神造我们拥有这种渴望，因为神喜爱敬拜他的人！耶稣说：“父在寻找敬拜他的人。”
三：敬拜不仅是音乐
四：敬拜不是为自己得益
五：敬拜不只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而是你整个生命
我们人生的第一个目的便是带给神满足欢心。当你完全明白这个真理时，你就绝对不会再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因为你是有价值的。你在神眼中是这样重要，以致他要你与他同享永生，你的价值可有比这更大的吗？你是神的孩子，你带给他的喜悦没有其他被造之物可以比拟。圣经说：“上帝爱我们，预先决定藉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归属于他，作为他的儿女，这是他所喜悦的，是他的旨意。”
神赐给你最好的礼物之一是你可以享受欢愉，他给了你五种官能感觉和感情去经验生命；他希望你享受生命，而不是忍受生命。你能够享受欢愉，是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我们常常忘了神也有情感，他对事物有极深切的感受。圣经告诉我们，神会忧伤、嫉妒和生气，又有怜悯、悲痛和同情。他更会快乐、高兴、满足，也会爱、开心、享受、欢乐，甚至发笑
“若为自由故-大魔导师十三级”你错了。
上帝和人的关系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父亲叫你孝点听话点按着他的智慧走这有何错？每个正教的信都有叫人行善的一面至于你信佛教我们信基督那只是个人找到的“真神”不同。你最好去佛经和圣经里面找答案，信佛经的就要承认这样的说法：长得胖可能你上辈子是熊变的长得瘦上辈子你是猴子。至于生出来是聋哑畸型什么的那定是你上辈子没做得好事或干了缺德的坏事，还有你要承认人是轮回来轮回去的你这辈子是人上辈子可能是猪狗（绝无骂人意思）甚至是一只毛毛虫一只蚊子路边的一朵野花；人同猪狗毛毛虫蚊子其实没什么区别。这样的观点我实在不敢认同。
为你太难的事，你不要寻找；超乎你能力的事，你不要研究；然而天父给你所规定的，你应时常思念，在他的许多工程上，你不应怀著好奇心去追究。在超过你能力的事上，你不要劳神；在他的许多工程上，你不要怀著好奇的心；因为，你已见到许多，人类不能理解的事；的确，有许多人受了自己妄想的欺骗，邪恶的幻想迷惑了他们的明悟。
我在这上面传福音一般不针对其他什么教说话的，今天说了点点对佛教的看法如有冒犯和过错的地方还请各位看贴的朋友海谅指点。由于不便长言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