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新娘花云菲菲mp3: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

林蕴晖

“8·19”事件中，坦克开上了莫斯科街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倒台。曾被认为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突然间发生这种多米诺现象，人们对其原因见仁见智。历史地看，这与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有着直接的关联呢？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反思
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反省注1。
日夫科夫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已变得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后来我用一句短语表达它：“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那时，我并不完全清楚，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或者说，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
接着，日夫科夫回忆了1987年5月在北京同邓小平会见时的谈话。他回忆说：
我在北京同邓小平谈话时谈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困难，从而也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在谈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过程时，像是要总结他说过的话，并提醒我注意一件他显然认为特别重要的事，说：“现在我正准备去见马克思。”
我很清楚，邓小平在谈话中插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提醒我注意他已年迈，或者想暗示他的历史作用。他是在说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对未来的责任。他是在讲述一个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生的领导人的责任。对邓小平来说，“见”马克思意味着要对如何解决他的伟大国家的问题、如何克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扭曲和颠倒、新社会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作出总结。
我一边听着邓小平讲话，一边在眼前幻化出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由此，日夫科夫不无遗憾地说：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的垮台，源于它最初建立的原则。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总结。
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
什么是原有社会主义各国“最初建立的原则”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曾有过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把理想变成实践的首先是列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先后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过渡战略：一是1920年前的军事共产主义；二是新经济政策。前者要求一举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制，由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统一管理；后者则允许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在国家监督下存在和发展，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必备的物质技术基础。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过渡时期学说的重大修正，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也是逐步发展着的。最初，他曾经提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在1923年的《论合作制》中，列宁明确阐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2在联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本来就有不同，列宁逝世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的活跃，斯大林认为退却已到了终点，该是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了；布哈林则坚持沿着新经济政策继续前进。事情的发展是，布哈林的“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关于农业社会化的道路、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等问题的正确主张被扭曲，并被打成“富农代言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以至“人民公敌”。
从此，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布哈林所作的政治结论，就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对持与布哈林相仿观点人的政治坐标。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以及不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注3，也被认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共同规律，成为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遵循的经典。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央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以上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过去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各国，无一不是高投入低效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所导致的是短缺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专人民的政。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政治上哪一家不是历史欠账太多，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上物资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走不出死胡同的苏东改革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针对多年积累的矛盾，苏联和东欧各国先后起步进行改革
（一）在政治和经济全面提出改革纲领的，首推匈牙利。
由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在国内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也危机四伏。在苏共中央的干预下，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纳吉·伊姆雷被恢复名誉，并被推举为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力图纠正拉科西照搬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列宁主义学说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掌权的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农民基于商品交换的经济联合的基础上，旨在实现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为了实现后者，甚至也要利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即不是直接通过产品交换，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纳吉认为，“害怕自由市场，害怕农民经济的发展，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引起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这是极端‘左’倾的农业政策的代表者的特点，他们宁可倾向于某种‘军事共产主义’，也不倾向于一个正确地形成和被正确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用列宁的话来说，‘左’派最危险的错误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了客观现实’。”注4
纳吉的主张，无疑触到了苏联模式的要害。因而，引起恐惧资本主义的拉科西集团和苏共领导人的不满。1955年3月，在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再次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执行右倾路线，并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一切职务。
（二）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改革。
从贝利亚到赫鲁晓夫，首先是有限度地改正三十年代以来的冤假错案，削弱内务部门的超越法律的权力；强调加强集体领导。
赫鲁晓夫在经济上的改革措施：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制度，使集体农庄获得了对农业的经营自主权。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改变集体农庄的模式。他同样认为，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市场的活跃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和产生新型的剥削分子。
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赫鲁晓夫主要是改革“条条”管理形式为“块块”管理形式；建立经济行政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但是，这种分权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计划体制的弊端，只能形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赫鲁晓夫更是含混不清。1962年9月，哈尔科夫工程学院教授叶·利别尔曼发表《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提出要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把奖金直接同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联系起来，根据赢利率来评价企业的工作，“赢利率越高，奖金也就越多”。利别尔曼的主张，引起了苏联经济学界的一场大讨论。讨论由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方法等问题。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苏共中央决定采纳这些建议进行试验。但是，无论是利别尔曼的建议，还是赫鲁晓夫的试验，其基本倾向在于改进苏联的计划经济，远不是要将苏联经济引向市场经济。
可见，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搞修补，并没有认识要改变原有体制的模式。对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注5
（三）“布拉格之春”的夭折。
1968年春，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史称“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的实质是什么？事件当事人之一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实际上是一场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中欧和东欧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上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危机。这种模式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它导致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布拉格之春”是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这场危机的尝试。注6
当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以下的改革设想注7。政治方面：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在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不是通过统治社会的方式，而是通过最忠诚地为社会自由、进步的发展而服务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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