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

[摘 要] 上海原是的一个普通县城，自1843年通商开埠以来，在短短数十年间快速成长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东亚著名之都会。在这一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的设立，这些所谓“外国的力量”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以及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则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可以说，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国而主要是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这些资源在以往的社会环境中，则是构筑“农业文明的基础”，至近代被组合到上海后，才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  上海； 江南；关系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准允英人在这里贸易居留。1843年，一位当过军官的英国人叫巴富尔（George Balfour）来到上海，在县城内租赁了一处房屋，设立领事馆。作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他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此距今160年。

开埠前的上海，为江南松江府属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所产的棉布在江南区域中占有一定位置，另一个影响是在海运上，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已享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声誉。据较乐观的估计，1843年左右，上海县城人口20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时期，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分别排名第二、五位。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上海还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壮县”。

开埠以后的上海快速成长起来，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开埠后10年左右，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货总值的50％以上；开埠后30年左右，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895年以后，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当时中国所谓“四行两局”的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从世界都市来看，上海是远东著名的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与人口规模上，1931年上海港进出船舶吨位在世界名列第七；1934年上海人口数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达到335万。

 随着上海地位的上升，有关上海成长的动力或因素问题的讨论也随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发行的各种报纸，这种讨论随处可见。集中的讨论就有几次，如1893年11月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期间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官员、商人发表言论，对西方人对上海所起的作用进行评论，其中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上海是我们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这里“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和秩序……极为美好地保持着”。很明显，照他们看来，是“外国人的统治”创造了上海的繁荣。当然，很多华人并不这样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渐高，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南非联邦最高法院费唐法官（Hon. Richard Feetham）前来调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侨与华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争论。概括起来，有几种观点：1、“租界的地位”¾ 外国人的政治控制而产生的安全保障¾ 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国人持这样的看法，尤其是当他们即将丧失而又不甘心丧失在上海的特权时；2、上海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大城市；3、一种比较折衷的观点，即承认外国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对促进资金和商业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权”一旦废除，上海因为其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依然会保持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够的贸易资金供给。

 在近代上海成长的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业的设立，这些“外国的力量”的介入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同时我们认为，近代上海不是一块“飞地”，这座城市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是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这就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一  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一带。

大致说来，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这一方人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间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了“人间天堂”的美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以承担税粮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具体地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夏税秋粮以万石计，总共2944万，其中苏州府281万，松江府122万，常州府65万，镇江府32万，应天府33万，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宁绍五府为主）275万，计808万石，江南“十府”合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一比重此后是有增无减。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仓州）额征田赋为285万石，约占全国的31.8%（全国总计897万石）；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含太仓州）数额为427万9790两，占全国的14.17%（全国总计3021万两）。而江南十府（含太仓州）之田地共计5659万9410亩，仅占全国田地总数的7.58％。

同时，江南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棉纺织业基地和主要的丝绸产区。在区域经济中，松江与苏州、太仓、镇江沿江沿海地带，以及南部的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沿钱塘江两岸联成一片，形成了种棉纺纱织布的棉纺织专业生产基地。这个基地和西部环太湖一带以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在传统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以“松江布”为例，据有关学者估算，明代后期仅松江地区的棉布年产量大致为3000万匹，清前期则可能达到5600万匹。清人钦善的一篇《松问》，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大批商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长江南北、长城内外贩运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也开始经销中国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的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扩大到20万匹。除欧洲市场外，美国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特别是那时棉尚未发达的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土布的重要主顾。有数据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两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保持在100万匹以上。江南的丝绸，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江南三织造”。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贡品”以外，民间丝织品的销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产的丝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仍占据重要份额。

除粮食、丝、棉外，其它如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在江南地区都有专业化的生产。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这种地域分工和行业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区生产专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江南是传统中国的精华，每年要从这里输出大量的米粮、丝绵织品以及其它各种物产，同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财税来源地，朝廷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江南支撑。

“天下富庶莫过江浙”，明清时期江南的精华，则集中在运河沿岸。过了长江，运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诸城市，在苏州、嘉兴之间，有河港各与湖州、松江府城相连。这些城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江南的运河沿岸城市中，苏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苏州在江南区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时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即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说，主要指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繁荣而言的。那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撑起来的商业也表现出空前繁荣，这方面的记载是大量的： “四方巨商富贾鳞集之区，灿若锦城，纷如海市”；“阊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时苏州号为“江左名区”，其声名文物，播扬天下，且被视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苏州成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一，是地理上的。江南地区以平原为主，这里河网交织，港汊纷歧，却又“湖河联络”，众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了一张稠密的水网。这张水网把江南区域内的各个点，大至省会、府城，小到市镇、村社，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水路河道的这种经络关联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行政控制离不开“左右逢源”的水网，漕粮、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贡品也要借助水道的运输，商人往来、贸易的兴衰更是维系着河道的变迁，以至文人赶考、文士结社也都依赖水路进出。发达的水运为江南在空间地域上的沟通与整合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四通八达的江南水网中，苏州无疑居于“要津”位置，处太湖之东，太湖水由江河入海，支流蔓衍，贯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无锡为其首，以松江为其足，以湖州为其背，而以苏州为其胸。处于“胸”腹的苏州，又经南北大运河，而与全国各地相连贯。其二，历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断加固与强化苏州的地位。在中国，行政设置对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鉴于苏州地理位置的突出，历代均较重视苏州的建置，从其沿革来看，先后有吴郡、吴州、苏州、中吴军、平江等不同名称，所辖管的地域范围屡有伸缩，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府辖属的地域基本稳定，形成了“三县附郭而居，六邑环其外”的格局，并延续了五百年。清初，长期作为府城的苏州，其行政级别有所提升，顺治十八年（1661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驻苏州。至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仍治于苏州。

江南的另一个重要城市 ¾  杭州，在北宋时已是民物康阜，人烟浩瀚，蔚然而为东南重镇。靖康之时，宋高宗驻跸于此，改称临安。成为南宋都城后，杭州人口逾百万，兴盛一时，可以称得上是十二、十三世纪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居于大运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万左右。

与苏、杭等繁华都会相比，那时的上海僻处海隅，在江南城市中扮演的是“配角”角色。造成这一状况的缘由，一方面与明清以来统治者长期实行的“海禁” 及闭关锁国政策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整个江南的与商业是以运河为中心，运河承担了这一区域大部分的物流。在以运河为主的运输体系中，上海处于末端。但上海具有滨江临海的特点，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又预示着上海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迹象在上海通商开埠以前已有所显露。康熙以后沿海的“开禁”，作为江海交汇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商业贸易有了一定发展，到嘉庆年间，在所修的县志中这样写道：“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翠羽集，远及西洋暹罗，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以“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来描写一个县城，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其间虽不排除有文人夸张溢美的成份，但确也部分道出乾嘉时期随着海禁的开放，上海因港兴市、商贸发达的事实。作为对运河的“补充”，上海作为沿海港口，还具有的另一种意义是：当运河残缺，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道光初年，南北大运河一度梗塞，河运漕粮陷入瘫痪状态，从而影响到京师及北方地区的货物供应。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设海运总局于上海，雇佣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艘，分两次装载苏省漕粮160万余石至京城。

上海这个中国的天然良港，其地理上所具有的优势真正被发现还是西方人。但是，西方人知道上海，已是很晚。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来到之前，很少有西方人听说过上海的名字。而就在1832年以后的十年间，才使西方人真正意识到上海的重要性。这些西方人为这迟到的发现表现出异常的惊讶。从“阿美士德号”船员胡夏米他们的报告，以及此后一些到过上海的商人、传教士的评论中，这是再清楚不过了：上海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中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各种西方货物”。他们认为：“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以后的进程，便是大家所熟悉的，1840年英国人以鸦片为事端，挑起战争。次年，继攻陷江南的定海、镇海、宁波、乍浦后，折入吴淞口，克上海县城，旋沿江而上，直逼镇江、南京，企图阻断江南与北京的联系，在帝国的“要害部位”给清廷以致命一击。清政府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遂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在该条约中，上海被列为开放的五处口岸之一。

从地形上说，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西方人选择上海，是基于它在地理上所具有的优越条件，这正如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所说：“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不容置疑，在几年内，它非但将与广州相匹敌，而且将成为一个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这是相当富有预见性的。在上海享有了与广州同样的贸易机会之后，其贸易量急速上升：1846年，上海出口货值仅占全国总量的16％，五年后，其所占的比重达到50％。到1863年，上海口岸的进出口总值为100,189,564两，而广州仅为6,046,365两，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

紧邻富庶江南的上海，随着租界的开辟与西方企业设立而在对外贸易上占据优势。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港口发展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表面上也能苏、杭相媲美。然而，一个城市的壮大，特别是作为中心城市，不仅仅体现在一些经济指标上，传统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基础（经济的、人文的）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地位，吸引着大量人口，这至少在上海开埠之初的十多年中是如此。江南区域中心从苏、杭转移到上海，有一个渐进过程，而19世纪50、60年代中国时局的变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太平天国起源于广西，1851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事后，从西南经两湖东来，一路狂飙，势如破竹，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名天京。此后，太平军扫荡江南，相继攻占杭州、常州、无锡等城池，后又攻破苏州，并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苏福省。期间，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军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拉锯，战火四溅，硝烟弥漫。直至1864年（同治三年），江南地区才被被清军重新控制。长达十年的战争，使人烟一向稠密的江南地区荒凉不堪，除上海因有租界的托庇，未受到战争的破坏外，其他江南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摧残，很多城镇在战火中变为废墟，庐舍化为灰烬。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难民潮。“太平军之发难，其初外人亦严守中立，故租界因得圈出战线之外。于是远近避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江浙一带富户豪右就开始了向上海避难的历程。此后随着太平军向上海的逼近，苏锡常、杭嘉湖先后为起义军所克，江浙人相继掀起了一股向上海急速流动的大潮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仅在英美法三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猛增达50万。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拥有大片田地房产、挟资万贯的富贵之族。江南内地人口大量损失，或死或逃，极大地破坏了江南原来的经济秩序。

此消彼涨，上海因有租界之设，涌进了大量人口。战争引起了区域内城市格局调整与变动，有一位研究近代杭州城市发展的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杭州受到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为此，清朝廷和商人只好发展途经上海的海上运输。其次，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衰落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杭州城，城市人口从一百万骤减至二十万。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得益于破坏杭州繁荣的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从过去的集市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市。

岂止是杭州，另一个中心城市苏州也在急速衰退。应该指出，人口消长与一个城市的盛衰有一定关系，但大量人口的流入未必能造就一个近代的都会。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也引起一些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然而，其结构却没有发生丝毫变化。而19世纪中叶太平军冲击江南，对上海的意义就不同了。这时候的上海，已是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一座新兴的城市正在由于西方经商企业的设立而诞生。太平天国的冲击，加速了运河沿岸城市苏、杭一带的衰落。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区域内大量人口、资金以超常速度涌向上海，促使这个通商口岸的快速成长。

二  江南资源对上海近代化的贡献

研究上海城市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它首先是“以商兴市”，严格地说，是在外贸带动下才引发了其它一系列的变化。在上海开埠之初20年的贸易中，从上海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量、价值（见下表）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江南的经济资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三   江南文化与近代上海城市的关系

上海是近最大的中心城市，在以往的研究中，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较多从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因素中去解析上海成长的历程，而很少有人关注传统江南人文资源对上海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江南有着悠久的，熊月之先生曾将江南一带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地说，第一阶段，六朝以前称吴越文化；第二阶段，六朝以降至近代以前，称江南文化；第三阶段，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的开埠与崛起，称上海文化。从长时段看，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江南地区的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既有一以贯之的基因，也有因时而异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产生在中国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作为近世中国一种较成熟、较具活力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它的特点。这里，特别强调二点：第一，江南人文民风中的“多勤”。所谓多勤，就是勤劳、敬业，这一地区农业、手、商业等都因“多勤”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兴盛，并供养着亿万之民。江南人辛勤劳作，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扰，则自以为幸，无怨尤者”。一部府志专门提到妇女的辛劳：“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这是江南地区长久以来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多勤”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江南重商，崇尚物质享受，公开言利言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达，市民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在追求声色货利、张扬人性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苏州人冯梦龙的《三言》，与湖州人凌蒙初的《二拍》，这一批言情小说多出在江南，出自江南文人的手笔。崇尚物质享受，与江南“少俭”的风尚有很大关系。所谓少俭，就是不注意节俭。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江南地区奢侈之风的形成创造了一定条件。作为东南一大都会的苏州，在奢华方面亦为领风气之都会。其奢豪之风，“始则富贵之家行之，继则舆台贱隶稍有资财者行之，甚或极贫之户，家无担石储，虚而为盈，百计营求，尤而效焉。”苏州由此而成为“奢靡为天下最”的城市。与奢靡成风相对应，江南人讲究新奇，其行为亦多逾分越矩。以服饰为例，历代官方对民间多有限制，如规定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绫罗等，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等等。但江南地区却时有“突破”，其服饰的纹饰经常出现团龙、立龙等龙形纹饰，逾越名分。妇女的饰物，首饰以金银为美，镯环必珍珠宝石，以贵为美，以多为胜。富裕之家如此，贫苦人家也被卷入这股风潮，“不论贫贱富贵，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物愈贵，而服饰者愈多”胥吏、倡优等下层人士竞相效尤。时人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样。即使僻处海隅的上海地区，随着商贸气氛的日渐浓重，商人的消费方式、生活形态被极大地张扬，奢靡之风渐而在整个区域弥漫开来，“近者海人杂处，居游服馔颇近于奢。”衣食住行，夸富斗靡，风尚日趋奢侈，此风沿及近代。上海辟为通商口岸之后，五方杂处，时式衣履更随处可见。而外侨的到来，夷装夷服的出现，让人们在穿着上有了更多的行头花样更换，使江南自明清以来形成的“服尚新奇，衣必华鲜”的习俗得以进一步张扬。

上海开埠，西方人进来 ¾ “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的一个城市。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指出：就在这个城市里，“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文明与“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这位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明的评价是否允当姑且不论，而他的后一句话则揭示了部分实质。另一个问题，虽可用“中国文明”统而言之，然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各地之情形、习俗相差甚大，如江南文化与北方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在许多方面就大异其趣，而与长江中上游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南方的岭南文化等也都显示出较多的不同。当然，西方文明也不能笼统而言之。所以，我们更愿意说西方人到上海，更多是与中国文明中的江南文化相接触、相碰撞、相交融。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在这里仅就传统江南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与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关系作简单的归纳，着重谈几点。

 一、江南人文传统中的讲技巧、重知识，读书风气盛行。自宋元以来，在漫漫历程中，江南一带读书氛围始终浓重，人才则从来没有凋零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人才的含义、知识的形式在各个时代表现有所不同。在以科举取士、强调“学而优则仕”的时代里，人才概念主要是指科举人才，科举成为衡量一地人文发展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江南地区科甲兴盛，史称人文荟萃。在何炳棣先生所列“明代科甲鼎盛的府”与“清代科甲鼎盛的府”两表中，江南十府都占据显要地位。明代科甲鼎盛的13府中，江南占7府，分别是绍兴、苏州、常州、宁波、嘉兴、杭州、松江等府，其中绍兴、苏州府中进士总数为977、970人，位列第二、三名；清代科甲鼎盛9府中，江南占6府，分别是杭州、苏州、常州、绍兴、嘉兴、湖州等府，而杭州、苏州两府所中进士数为1004、785人，排名第一、二位。另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苏州地区共出过4000多名举人，1500多名进士，其中状元近30位，约占全国的1/6。至于生员，其总数更无从统计，一般县份估约在千人以上，特别是苏松一带乡镇在“科第记录方面异峰突起，不让郡城县邑，可见科举已深入江南社会基层”。

 科举时代，江南人读诗书、念五经，追求功名，江南也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科举之乡”，中进士、出举人，为国家输出了成批成群的官吏，他们宦辙各地。科举人才的兴盛，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江南文化事业的发达与繁荣。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州学，当时号为天下之最。以后书院兴起，无锡东林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杭州紫阳书院、江宁尊经书院等，历来都由名儒硕士主持，在海内外颇有声誉。家学、私塾遍布城乡，因而培育出不少才智之士，其中一些人是在科场之外立身扬名，作出大成就。

至了近代，江南地区这个曾经孕育了数以千计的进士，魁首接踵而出的全国著名的科举鼎盛之区，则日渐式微。清代大致以光绪年间为界，前期江南人热衷科举，故中进士人数很多，以后兴趣逐渐转移。几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以后，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会试、殿试）止，十年间，苏州一府中进士者仅26人，且无一人能进入一甲三名。这与他们的前辈在科考场屋取得的辉煌相比，黯淡逊色许多。抽取康雍乾时期的其中10年，从康熙九年（1670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苏州府共有57人中进士，其中进入一甲三名者6人，并出了3个状元。苏州文人近代以后不显于科场，很大一个原因是在时势发生变化后，文人志趣有所转移，于是，人才出现了新的流向。像王韬这样的苏州文人，原先所读之书，“不过经史诸子与历朝诸君子文”，考取秀才后本欲“刻意嗜古，有心著作”，或去科举名利场上搏个好功名。然而，到了上海以后，来到英国教会所办的墨海书馆，见到洋场的繁华，顿然震惊，深感于西人之强，从此有了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思想。越来越多的江南知识分子已不再重蹈“学而优则仕”的老路，逐渐游离于科考场屋，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新的职业。

近代上海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节奏加快。面对这样一个讲究效率、因时而变的社会，江南文化中的重商、敢于冲破传统、多勤、敬业、重技巧等因素又有了用武之地。宁波商人、绍兴商人、湖州商人及江苏无锡帮、镇江帮、吴县的洞庭帮等在上海显赫一时，王韬、冯桂芬、薛福成、马相伯、马建忠、李伯元等在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大放光彩，甚至江南地区文人喜好天文、历算的传统，也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翻一翻《畴人传》的晚清部分，便会发现，江南地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成串涌现。另据最近的一份资料显示，全国两院院士籍贯以地区统计（2000年数字），前十个地区的排列分别是：上海（84位）、苏州（83位）、宁波（70位）、无锡（65位）、福州（49位）、绍兴（45位）、常州（43位）、杭州（41位）、北京（36位）、嘉兴（30位）。除福州、北京之外，其余8个地区都是在“江南十府”中。崇尚读书，勉力于学，在江南文化孕育下的这种氛围经久而不衰。

上海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一跃而为中国特大城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考上海人才，相当部分来自江南地区。我们无法知道，近代上海共有多少人来自江南地区，但我们知道，涌到上海的众多移民中，江浙人是主体，占总人口80％以上。上海作为新兴的都会，发达的工商业为江南才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与空间，进学堂、搞教育，做买办，开银行，办实业，上海的各行各界，都活跃着来自江南各地的人士。上海江浙人群中，很大部分深受江南文化影响。我们还知道，“阿拉”上海话的结构中，大抵均苏州、宁波等混合之语言，苏州语系占75％。这又是江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表现。

二、重商的传统。前面，我们提到江南各地商帮在上海极为活跃，这不是偶然的，而与江南长期存在的重商传统有关。近世江南地区的商人日渐活跃，大而言之，此与江南商品经济发达的大背景分不开。宋代以后，棉、丝、盐、茶等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明代江南业已形成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并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在这里，商人活跃，商业气氛浓重，商人的地位也很高。另一方面，在江南文化的人文传统中，对商人也比较宽容，对经商活动有豁达之理解。明代苏州有个叫施槃的，乃正统四年（1439年）状元，他曾为吴县东山一位富商写过阡表，其中发表的一段话便颇具有代表性：“近世士夫言及泉货之属，则以为鄙，若有不屑为者。及观洪范八政，则以食货为先。子贡论政，则以足食为首。《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至则财匮少’。后世惟太史公如此，故于货殖传若白圭富国，……无不具载。然后知泉币货殖，亦有国者之当务也。”“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这些都是衣食之源。施状元引经据典，言之凿凿，极有说服力，指出士风世俗之于商业的偏狭习风，而与明代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鄙薄商贾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

在江南很多地方，士、商关系融洽，读书业儒，与经商行贾之并行不悖，这还可以从儒、商角色的转换中得以解释。翻翻江南一带的家谱族牒、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时常可以读到大量有关“弃儒服贾”、“弃举子业，慨然以四方为志”，“辍学治廛市业”的记载。清代苏州的王维德在其笔记中这样写道：“子弟弱冠，而不能业儒，即付以小本经营，便知物力艰难。迨其谙练习熟，然而付托亲朋，率之商贩，则子弟迫于饥寒者鲜也。”在业儒与从商，士与贾的选择上，江南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亦儒亦商，弃儒经商，许多江南商人都有一段习儒的经历，这本身便很难将儒与贾、士与商截然分开了。

近代上海社会重商，追求奢华，高消费，张扬个性，公开言利言欲言情言色。从这些屡被学术界讨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的现象背后，我们也能看到传统江南文化的影响。

近代上海五方杂处，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其吸纳各地人口之众，为历朝任何一个中国传统城市所无法相比。然而，涌居到上海的众多移民人口中，占相当数量的还是邻近江浙人，他们构成上海居民的主体。在江浙人群中，很大部分即深受了“江南文化”的影响。在十里洋场，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多勤、敬业的江南人与其它区域甚至其它国别的人一起，共同生活、共同闯荡，为近代上海成长发展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上海从“长江三角洲地区鱼米之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游离出来，成长为世界的一个著名商埠。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近代上海被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开埠开放，十里洋场，上海作为向西方学习的“窗口”，在近代起到了它的作用。“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上海成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西化”、“国际化”的都市代表。面对这样一个特色如此彰显的城市，它与“本土”有机相连的部分或内容自然会被有意无意地掩藏起来。我们以上海成长与传统江南之关系为题，从几个方面简要论析上海发展中的“江南因素”，可以说，近代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国而主要是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这些资源在以往的社会环境中，是构筑“农业文明的基础”，至近代被组合到上海后，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将时段拉长，进而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审视。明清时期，作为全国的赋税重地，无论是粮食、棉花棉布的北调，还是税银的征收，江南都占了相当大的份额。清嘉庆年间，江南十府额征田赋约占全国的31.8%，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占全国的14.17%。同时，江南又是全国丝、棉等手工业的重要基地。到了近代，受西方势力的影响（其背景就是工业化、城市化），江南等地的资源向上海高度集中，引起上海在全国份额的急剧上升。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在全国经济中已经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值1921年为636,042千关两，占全国的41.6%，1936年达588,868千关两，占全国的55.56%。工业方面，据1933年的统计，上海工厂数占当时全国12个大城市工厂总数的36%，资本总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方面，上海除集中了28家外资银行外，还有数十家华资银行设在上海，当时中国“四行两局”的总部或总管理处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金融门类品种齐全，又是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1936年，全国银行、钱庄、信托公司资本、公积金、存款和兑换券多项可运用资本合计为68.4亿元，上海一埠就达32.7亿元，占总数的47.8%。如此规模，如此格局，有人认为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但从明清以来整个江南区域发展的态势来看，从江南支撑上海这一角度来说，上海在全国所占的份额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上海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文化特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上海继续保持中国最大工商都会的地位，但在全国所占的经济份额总的说来呈下降之势。另一方面，江南的其它城市如杭州、南京、苏州、宁波、无锡、常州、镇江、绍兴、嘉兴、湖州等，与近代相比，却有了飞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些城市的规模与经济总量均十分可观，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江南区域内的城市格局、经济资源等又面临着一次重组与整合。这就是现在大家谈论较多的江南或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