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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给美中敲响警钟：协力才能共赢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

（本文节选自罗奇先生于2009年2月17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有关“中国在全球衰退的起源及应对中的角色”的听证会上，向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呈交的证词，原标题为《对美国和中国的一记警钟：共生关系的压力测试》。）

自本世纪开始以来，没有哪两个国家比美国和中国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更加重要。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全球经济需求端的主力，而中国生产商则向来是供应端的主力。很少有人会对其益处持有异议。

但是现在，两台引擎正开始减速，适逢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大势不妙。这对任何一方乃至双边关系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希望仍然存在，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 中国和美国齐心协力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然而，如果两国陷入不和，那么它们将两败俱伤 ─ 并对饱受危机肆虐的全球其它经济体造成严重后果。赌注是巨大的。没有犯错的余地。


与日俱增的双边紧张关系

当前的全球危机给美中关系构成了新的挑战 ─ 而这可能是21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近期的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这些挑战便已经有所展现，当时他指责中国操纵货币。此外，随着美国进入衰退，失业率高企，有充分理由担心日后还会有更多针对中国的责难，而盖特纳的评论只是一个值得引人深省的信号。

这是华盛顿长期盛行的相互推诿心理的一种不幸的结果。在艰难时期，美国政客们显然需要替罪羊来把注意力从制造了大麻烦的自己身上移开。华尔街被选为制造出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 尽管监管者及央行有同谋之嫌 ─ 而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双边贸易盈余的中国正因为美国工人承受的压力而受到指责。

华盛顿对华贸易政策措辞严厉的“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 2007年创纪录的2560亿美元的巨额双边贸易赤字，长期以来对人民币货币操纵的指责，以及美国中产阶级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缓慢增长。搞定中国问题，争吵自然消失，而美国工人面临的不公平的压力也会随之缓解。

这个论调漏洞百出。主要原因在于，美中贸易赤字并非毫无来由。如上所述，泡沫丰富而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需要从国外引入额外储蓄来保持增长。这同时意味着它必须维持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及贸易赤字以吸引资金。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以及美国与其100个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实际上都出自这同一个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多边贸易失衡 ─ 而非因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引发的双边问题。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中，对华贸易赤字是最大的一块 ─ 这并非由于其货币价值，而主要原因是美国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包决策。

所谓的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证据也不像众多美国专家所认为的那样确凿。自从三年多之前中国放弃单一货币挂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按实值计算）升值接近21%。此外，近期的学术研究认为人民币多边低估程度大约仅为10% ─ 对中国而言算不上是什么重大优势。重要的是，上述研究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双边及多边贸易流量并不像人民币打压派所想的那样对货币波动非常敏感。

尽管如此，即便美中贸易通过强迫人民币重估、关税或其它方式而下降或终止，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也仍将需要维持巨大的多边贸易赤字。那意味着它要把外部失衡中的中国所占的份额转嫁至另一个贸易伙伴头上。如果转嫁至一个生产成本更高的国家 ─ 很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 那么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而言，其结果相当于增加他们的税赋。但还不止如此。毫无疑问，中国的货币管理者将会以降低美元资产的购买量作为回敬。所有这些都将会让全球两大力量更进一步滑向贸易保护主义。

如何避免这样的后果是摆在两国政治机构面前的重大挑战，对美国新任总统尤其如此。力争为不堪重负的美国中产阶级工人建立支持平台的奥巴马强调了他对于全球化时代实际工资滞胀的担忧。实际工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确定这个问题和贸易政策的联系。实际工资停滞极有可能与美国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关联性更大 ─ 特别是，在IT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滞后的教育改革及技能再培训项目 ─ 而与跨境贸易压力的相关度更低。贸易赤字也有可能主要是不鼓励储蓄的错误政策的后果 ─ 在预算赤字高达万亿美元的时刻，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糟。如何在不脱离全球化轨道的条件下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对于奥巴马总统的领导能力是个迫在眉睫而重要的考验。


不要指望共生

在经济学上，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这个低储蓄的消费国以及中国这个高储蓄的生产国之间的自然共生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但是不能把这种互补想当然地认作是一种能够永远增进关系纽带的相互依赖现象。

实际上，美中共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关系 ─ 它反映出了双方利益的契合，但这种契合只能维持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只要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以支撑过剩的个人消费，它就需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为其提供国外资本。同时，只要储蓄过剩的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就业增长来维持社会稳定，那么它就需要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来吸收其产出。

但是，如果这些条件变了，会发生什么？如果美国开始增加储蓄 ─ 对于过度消费的后泡沫时期的消费者而言，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 那么要从中国借入储蓄盈余的需求就会消失。反之，如果中国开始增加支出 ─ 鉴于其对出口及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可能性同样也非常大 ─ 那么它借给美国的额外储蓄也会减少。如果这两方面的调整恰好精确地发生在同一时刻，那么一种不间断的共生状态就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认为，两大经济体的这种巧妙的同步再平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这说明，共生状态被不均衡状态取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 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的缘由。

不幸的是，这并非中美经济紧张局势的唯一缘由。2005年至2007年期间，足足45条反华贸易法规被提交到美国国会。尽管当时没有一条获得批准，但现在却存在变数。随着经济衰退，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引发贸易摩擦的政见很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就此而论，财长盖特纳警告中国货币操纵的言论着实令人担忧。美国新近制定的经济刺激方案中纳入的“买美国货”条款也是如此。

同时，中国必须更加注意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任何补助 ─ 不论是国内工资补助还是货币补助 ─ 都将是举足轻重的。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不能对肩负的责任掉以轻心。此外，如果中国忽视环境恶化及污染，进行不正当竞争，那么世界将为跨境劳动套利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代价远比单纯的工资比较所蕴含意味要深刻。若是说低成本的外包忽略了环保考虑，这在相对“绿化”的经济体中对实际工资形成的挤压可能更加严重。

对失衡的全球经济而言，解决美中经济关系的复杂问题是一项紧迫的挑战。当饱受危机肆虐的世界步入严重衰退，赌注会变得越来越大。随着美国及中国经济的演变及变化，转瞬即逝的共生状态很可能为高度紧张的局势所替代。缓解紧张的时机只在今朝 ─ 赶在为时过晚之前。


中国经济平衡的迫切性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两年前，温家宝总理警告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深表担忧。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计划”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开始一个重大的结构性转变，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

但是，政府缺乏相应的执行措施。特别是未能建立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社保体系，从而扫除预防性储蓄的担忧、建立更有活力的消费文化提供系统支持。结果，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2007年下降到创纪录的36％，体现了中国宏观失衡的弊端，这个问题在全球性危机中更加麻烦。外部需求遭受严重冲击后，中国经济不平衡问题凸显，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后备计划。

鼓励消费来平衡经济的办法是中国唯一可持续的出路。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如最近推出的4万亿元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计划会暂时有效。这种措施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至2001年全球轻度衰退期间中国所采取的反周期方案。但是随着美国消费者开始一场历时多年的消费缩减，这些行动并不足以弥补中国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所面临的结构性漏洞。

中国需要大胆积极制定有利于消费的政策。它应该首先宣布社保系统的重大举措。具体来说，中国应大幅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目前该基金只管理着700多亿美元的资产，还不足以为老龄化的中国人口提供人均100美元的退休资金。中国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启动一个私人养老金计划，以扩大全国范围的健康和失业保险范围。最近通过的一项8,500亿元人民币为期三年的医疗改革计划，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是：其失衡的经济必须经历再平衡。服务了中国经济30年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现在必须让位于内部驱动的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于亚洲其它经济体而言 ─ 更不用说已经失衡的全球经济了 ─ 中国在后泡沫时期的经济领导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重大的再平衡历程。


政策风险

无须赘言，衰退的经济体往往不会欣然接受让本国货币升值的建议。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2008年末，其环比增长实际上已经接近停滞。2009年初的整体经济增长依然低迷，目前远低于6%-8%这一中国借以消化多余劳动力并维持社会稳定的区间，而强化经济周期效应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经济下行风险。

美国财长盖特纳近期的货币操纵言论会受到北京的质疑，这一点已经不足为奇。尽管那样尖锐的言辞并不意味着会有实际行动，但是如果口舌之争直接演变成贸易制裁，那么会产生何种后果仍然值得考虑。金融市场会即刻感受到其影响。由于美国依赖中国的资金填补其对外赤字，美国没有资格冒险让中国减少购入美元资产。然而，如果骄傲而受伤的中国对华盛顿因货币纷争引起的贸易制裁采取报复，那么上述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

此类报复的可能形式是中国不出席将来的美国国库券拍卖。美国每个工作日需要3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方能为其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对美国而言，中国的上述反应绝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中国不给美国提供外部资金，美元可能会贬值，而实际长期利率将会上调。美元危机是陷入衰退中的美国最不想要的。但如果美国把言辞变为行动，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那么上述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在当前的环境下，针锋相对不仅是个糟糕的建议，而且还很危险。

同样需要强调一下值得中国警惕的方面。首要一点，中国的决策者绝不能过于乐观地指望外部需求模型会再次奏效。耗时多年的美国消费低迷无异于一场全球消费冲击，将长期拖累任何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把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型转向内需推动的增长模型，这种需求正日渐紧迫。

中国也不应该尝试使用货币杠杆或其他补贴来促进出口。在失业率日增且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日渐担忧的时期，这种努力可能为反华贸易制裁提供口实。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制裁行动也可能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其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海外债权国的角色。若是这样，美国就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一幕会重新上演。


警钟

在如今的这个环境中，推诿指责完全会产生相反结果。那些把美国难以为继的消费狂热归咎于像中国一样有储蓄盈余的经济体的人应该感到难堪。这是美国问题，也是一个应该在美国国内通过新的约束性货币政策、严厉的监管监督以及更负责任的消费者和公司行为来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个数十年以来都入不敷出而又依赖泡沫的经济体而言，现在它必须接受应该量入为出的现实 ─ 同时也不应将这种痛苦但却必要的调整归咎于他人。

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降低消费，而中国则需要降低储蓄并增加消费。

同样，中国需要承认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总是有极限的。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同步衰退是我们闻所未闻的，由此引发的空前的外需震荡已经把这个问题暴露无遗。经济发展并非只为别人生产 ─ 特别是当那些“别人”都入不敷出的时候。最终，出口导向型增长必然会被国内消费者的内部需求所取代。中国已经做好了这种转型的准备，而且必须尽快开始这一过程。

简言之，现在正是失衡的世界开始挑起全球再平衡重担的时候。通过勾勒出以美国和中国为背景的这种调整，结论也就很明确了：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降低消费，而中国则需要降低储蓄并增加消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陷入危机的世界已经无力再延续一种不稳定的现状。全球再平衡并非一针速效剂 ─ 因此对目光短浅的政客们来说，它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但最终，这却是能够让世界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唯一途径。如果这场危机还存有一线希望，那它一定存在于给这个失衡世界上的政客和决策者们发出的一记警钟之内。


（编者按：史蒂芬•罗奇为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