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深深爱32步:信力建：中国式加减乘除法

中国式加减乘除法

信力建

　　国际奥数或国内奥数考试一直是深受中国人追捧的，多年来，国际奥数竞赛中国已经连续多次获得一等奖。那么，这就说明中国人的数学学得很好了吗？其实未必。中国人从传统至现代，对数学这门学问基本没学好。

　　在古代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项目和内容，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侧重。进士科重在考杂文诗赋和策论，明清时特重经义。明经科，以五经为主。明法科，以律令为主。明书科，以书法为主。可见，文科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考核标准，理学在当时，只有术士、方士、巫师或者账房之类的才有比较频繁的接触。

　　在中国当代，数学的发展也不见有多大的成就。除了建国初几位学成归国的数学精英外，已经很少听到数学大师有多大的造诣了。连汇聚统计精英人士的统计局都只会用小学数学把平均工资算得那么高，GDP还能计算得年年增长有余，失业率可以越算越低，想想都不可思议，可这就发生在中国这片苍茫大地。

　　但是，中国式的加减乘除法，无疑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其他国家的数理化概念是无法理解并且解释中国的算法的，因为中国恰到好处地把这四种计算方式巧妙地运用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民生上，造就一轮轮辉煌的盛世华章。

　　1、中国式乘法

　　乘法，是将数字不断地加倍数倍地放大，这个现象在建国初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尤甚，“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个亩产万斤、赶英超美的浮夸风年代，正是这种乘法数学肆虐的时代。

　　终于在几年后，在如此盛世熏陶下的中国人民，尝试到饥饿的感觉时，才恍然大悟：这些中国式产量乘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伎俩，是托马斯·摩尔笔下的乌托邦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不顾现实情况，一味冒进的做法，很快就破灭了。

　　2、中国式除法

　　除法，则被运用在文化层面上。除法是将另一数字除掉，归零或者变得极其微小。这个“运算方式”成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辈崛起的武器，五四以后，中国提倡去古文化、倡导白话文，文化被破旧革新地、推推搡搡地进入新朝代。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到五四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所谓的五千年文化、历史史诗已被湮没和践踏得支离破碎，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被“除”得一干二净。与前人“决裂”，并非越彻底越好。若“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反传统”、“整理国故”等，每个词都有待推敲，可又都是巨大的存在，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与表述。经过风雨震动的中国，谈起文化特别是响当当的五千年古国时眉飞色舞，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到底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一尊尊古人的雕塑？一部部尘封的书籍？还是一段段被异化的历史呢？

　　除还有消灭之意，建国以来的“三反”“五反”“肃反”“镇反”“反右”“反走资”，一系列的“反”，把一些资本家、外资企业、国民党余部、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统统杀的杀、赶的赶、禁的禁，“除掉”了上千万的“异端分子”。

　　3、中国式加法

　　加法，在经济层面上有很大的效用，体现在机构改革和经济政策上。自从国务院决定进行机构改革后，大部委被减少了，可是原来的机构设置却逐渐复杂起来，人员也渐渐多了起来。部委虽然被合并了一些，但其属下庞大的司、局、科依然照常运行，只不过被变相“降级”了而已。例如，一个执法机构可以分拆为警察、公安、武警、防暴部队、消防部队、交警、城管等等，司法机构则分纪委、检察院、法院（初中高级）、反贪局、政法委、监察部、预防腐败局等等，十羊九牧。

　　经济政策上，改革开放以来，GDP一直在增长。GDP被看做是最重要的经济指向标，所以即使金融危机到来，也要保八保九保十。经济必须是增长的，或者是平稳的，总之就不可以倒退。什么自然规律，什么经济规则，都视之无物。

　　4、中国式减法

　　减法，被运用在了民生层面上。随着国外的发展理念和先进思想不断侵入，中国依葫芦画瓢地推出了一系列“减法”政策，为农民“减税”，为学生“减负”，为机关“减副”，为环境“减排”，为贫困国家“减贫”等等，这一系列“减法”措施的出台，令国民仿佛看到希望。

　　然而，多少年回顾以来，“减法”到底“减”了没有？“减”成什么样子？慎重窥视下，发现口号唱响至今，许多该减的依然没有真正“减掉”，反而普遍增加了。“税负”越来越多、“学业”越来越苦，“副职”越来越众，“空气”越来越脏……可见，这个“减法”模式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效果。

　　数理学在中国这么一折腾下来，已失去其本真。文化没有传“乘”后代，不公现象没有“除”之后快，民生利益没有与日俱“增”，税负机构没有“减”而化之。反倒演变成了另一种奇怪的方程式，被不断地错误地计算下去。这已经不是数学学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概念和文化的启蒙被不断异化不断篡改的问题。若此，即使祖冲之、刘徽等伟大数学家复活，想矫枉过正恐怕也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