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桐的名字怎么解:韩国的经济腾飞是谁的功劳？

韩国的经济腾飞是谁的功劳？

2010-11-22 08: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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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爱说韩国是保持儒家文化最完整的国家，甚至将战后韩国经济的腾飞也归功与儒家文化的胜利。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韩国文化的演变，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皮相之见。

不用说，中国古代文明对韩国文化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今天，不少韩国人却好像总要回避或淡化这一点。曾经有一记者深入韩国一夏令营，接待记者的夏令营营长对中国记者说：“你们是中国人吗？我听说你们中国教材说韩国文化是由汉族文化演变过来的，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记者感到奇怪，中国教材并没有说韩国文化是由汉族文化演变过来的，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可见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回避。除了淡化和回避外，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冒犯”。例如，中国古代瓷器代表了东方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韩国古瓷的技术是从中国引进的，而且除了高丽青瓷可与宋代名窑瓷媲美以外，李氏王朝的瓷器国际学术界公认比中国明清瓷器逊色，但韩国人对此似乎并不甘心，总想把“瓷器天下第一”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笔者在汉城的历史博物馆里参观，里面陈列了不少韩国瓷器，旁边的解说词中就流露出“韩国瓷器独步天下”的意味。据说，暴富起来的韩国商人在国际拍卖场上拼命哄抬韩国古董的价格，致使韩国古瓷等工艺品的国际市场价急剧上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古瓷、古画的拍卖成交价令国际拍卖行大吃一惊，一件15世纪的韩国青花瓷盘，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原估价20万至30万美元，结果拍出了308万美元的创纪录天价！韩国后裔对本民族古董的热爱，使得韩国瓷器在20世纪末期长时间保持“世界上最值钱的古瓷”称号，一直保持了近十年。全世界的拍卖行与收藏家也都对韩国古董刮目相看。这实在让以瓷器自豪的中国人有一点不舒服。直到2001年年初，一件明代瓷器才在香港创下了近500万美元成交价的新高，给中国人挽回了面子。再比如，印刷术名列四大发明之内，被认为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但数十年来，却不断有韩国学者论证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这在我们一些人看来，简直有点“恬不知耻”的味道了。这段公案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此次考古在韩国庆州某佛塔内发掘出了一本雕版印刷的佛经，年代为公元6世纪，刻印时间应当在704-751年之间。这显然比中国所能找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刻本《金刚经》（868年）早得多！虽然，根据推断，中国在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就发明了雕版印刷，史书上提及的最早的雕版印刷书是唐初长孙皇后监制的《女则》，但这些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物证。据说国内的印刷学研究一直较为落后，几乎要使人产生类似“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在日本”的感叹。看着韩国学者至今仍在不懈地考证并宣传他们的观点，真让人担忧就凭着这股认真劲，他们的“阴谋”有一天会“得逞”。

韩国人所以刻意与中国争夺文化自主权，多少也反映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反叛。事实上，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 更为重要的影响却来自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虽然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文明已然成为韩国文化主流，并最终实现了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一过程体现在下面三方面。

首先是西方价值观的涌入、冲击。这里主要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美在韩国光复后通过军政统治和对政府成立工作的参与，以及以后的三年战争和随之开始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规模的援助，美国的作用和影响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由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对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美国的结盟是韩国的外交基轴。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韩的作用有所减弱，但青瓦台的新主人金大中仍然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构筑了韩国安保体系的核心，强调“（韩国）新政府将继续坚持和加强韩美之间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关系”。美韩安保体系的存在使美能对韩国军队产生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韩国军队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它是由美国训练出来的、由美元装备起来的。军事渠道是西方科学、管理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输入韩国的三大渠道之一（另两个渠道是教育和行政管理）。整个韩国军队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组织、塑造和训练。这些为美国控制韩国提供了新的合法手段和正式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军人政治是韩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在韩国不足50年的政治史上，竟有32年之久是由军人掌权。尽管军人政权的统治在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影响和余威依然存在，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韩国在民主化道路上有那么多流血冲突、金钱政治。这样，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的军人政府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社会；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西方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机会均等和竞争以及物质的富裕和勤勉等价值观念竟相涌入，冲撞着传统的韩国社会。通过这两种方式，“西方的个人主义、讲求平等、实用主义的文化骤然涌进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思想意向和价值观的正统理学的韩国，实不啻把整个国家深深抛进了思想混乱、情感危机和道德无序中”黄秉泰先生虽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谈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韩国的冲击，但这也正说明了它对韩国的重大影响。

其次，在政府构架上，美国向韩国引入结构分离与权力制衡思想。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机构的分立、权力的分化，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为相互独立、彼此监督的各个机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对权力运行的不信任，要求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制衡。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者”到洛克的“有限政府”、卢梭的“人民主权” 再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无不体现着这种传统。韩国光复后在美国的军事管制下成立了议会、建立了党派，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权力争夺的性质，但毕竟在韩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张勉的第二共和国广泛地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权利，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向西欧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崩溃，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失败，而只说明没有同本国国情相一致的简单的制度移植只能归于失败。在美国积极的政治干预和强大的思想渗透下，韩国的民主进程得到推进：释放了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强化了国会的权力，缩小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金泳三“文民政治”和金大中的“小而强的政府”正说明了真正的三权分立体制在韩国正在逐步确立。
 
    最后，美国在韩国扩大了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同时促使了市民意识的兴起。美方认为：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具体地，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全方位渗透以及市场经济的启动，人们的参政意识、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参政能力、参政水平大幅度提高。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参与竞争、奔走呼号，力图对政治输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市民意识的兴起呈正相关关系：市民意识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包括政治参与扩大在内的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前提。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60美元一举跃至1995年的1 万美元。韩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60% ，中产阶级已成为韩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除了由这种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市民意识的成熟外，韩国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规模的扩大也影响着政治参与水平和规模。韩国每年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发展教育，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1990年韩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的20% ，占GNP的10. 7%.韩国人被喻为世界上最崇尚教育的民族。这与儒教的尚贤和重教传统有关。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就是由一大批的专业学者所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专家治国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现代化模式 ,具有吸收西方基督文明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独特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所有这些，跟韩国社会残存儒家文明影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