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mondgirls女团海报:清史纂修前传

清亡百年以来，清史纂修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1914年 8 月，袁世凯的贴身秘书吴璆，携带袁的亲笔信前往青岛。吴此行的目的，是聘请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的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担纲纂修清史。

时间往前追述几个月，也就是1914 年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根据袁世凯的示意，呈请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很快， 3 月 9日，袁世凯就以大总统令的形式，批准了国务院呈请：“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

袁世凯曾经是清廷大员，又是清帝逊位的受益者，他要借编纂清史网罗前清旧臣，因此选择清朝遗老赵尔巽担任清史馆馆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9月 1 日，清史馆正式开馆。馆址位于故宫东华门内的原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

赵尔巽接聘后，立即着手延聘人员，组织队伍。清史馆早期邀请学者136 人，实际到馆 86 人。其中不乏史才出众、笔力强健的学者。比如柯绍忞，在清末即致力于蒙古史和元史研究，历经 30 年努力，撰成《新元史》 257 卷。赵尔巽死后，柯绍忞代理清史馆馆长；缪荃荪，光绪间中进士，曾入国史馆为一等编修，名望很高，受聘为总纂；夏孙桐，光绪壬辰科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参与修撰《国史会典》，后任文渊阁校理；其他如吴廷燮、王树楠、金兆蕃、马其昶、朱师辙、张尔田等，均为一时之选。这些人，于纪、志、表、传各有侧重，多数都始终其事，遇到经费困难的时候，也坚忍不拔各尽其责。正因如此，赵尔巽虽“非史学之专长”，而该书终得完成。当然，这些学者多为前清遗老，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念头从事这项工作，他们的修史立场广为诟病，也为这部书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

撰稿的基本流程是根据每个学者的特长，领取任务列表登记之后，各自撰写，再定期交稿。薪金待遇最高的每月600 银元，最低的 30 银元，不能按时交稿或者稿件质量低劣的则停发薪水。

1914 年至 1916 年，袁世凯掌国，虽然中央财政收入寥寥，但给史馆的经费还算充足，每月拨款十多万银元。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善后借款”。

1916年袁世凯去世，中经张勋复辟，北洋政府财政维艰，馆中经费骤减，每月只有三四千元，有时这三四千元也不能准时拨付，常以国库券、公债券代之。最严重的时候分文无有。在这种情况下，编纂人员纷纷离去，从早期撰稿人 86 人减至 14 人。

进入编纂工作的后期，所剩十几人几乎等于尽义务，赵尔巽不得不以个人身份向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募捐，勉强维持。

1927年 6 月，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在他的资助下，拖延已久的清史纂修工作准备用几年时间最终完成。

但不久，赵尔巽看到时局变幻莫测，自己又病入膏肓，决定提早付印。赵尔巽遂称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并在“清史”后特加一个“稿”字，名曰《清史稿》。

赵尔巽本人虽然并不精通史学，在学术管理方面也产生过一些问题，但他始终以修史为己任，年过七旬直至去世，尽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方筹款支持清史纂修。修史前期，财政部在经费上一味偏袒国史馆，赵便致信袁世凯据理力争，最终获得袁氏支持。后期在经费枯竭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从当初在东三省的老部下张作霖处筹措经费，终于使全书付梓。可以说，没有赵尔巽这份责任心，最终连《清史稿》都难以编就。

1927年 9 月 3 日，赵尔巽病故。张作霖按他的遗愿续聘柯劭忞继任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金铠又推荐金梁担任校对。刊印之事最终由金梁主持完成，最后成书 536 卷，八百余万字。

1928年 4 月，在北伐军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局势越发紧张。端午节前，《清史稿》已陆续印毕，当时总共印了 1100 部。金梁见时局紧张北京即将陷落，便把其中 400 部运往东北，这一版后来被称为“关外本”。史馆中人随即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将剩下的 700 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些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1928年 6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先遣部队开进北京。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农矿部长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 24 日又接管清史馆，后组建“清史长编筹备会”，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

次年10 月，赵尔巽旧部、原清史馆职员刘赞廷呈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提出公开发售《清史稿》，引发国民政府内部对《清史稿》立论的质疑。国务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统统运往南京，以便审查，从而引发了清史馆馆藏图书之争。

1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电古应芬，提出为避免清史撰写工作“前功尽弃，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送京”。但国民政府不予采纳，要求仍照原决议办理。

为了挽回局面，作为权宜之计，易培基16 日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共十九项罪名。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

2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1930年初，三百余部《清史稿》运抵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分发给有关部门、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 2 月 19 日，国民政府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

“北洋政府主导下的《清史稿》，其观点无法为国民政府所接受。14 年修史仅成一‘稿’，而且无法摆脱被查禁的命运。”国家清史领导小组工作人员赵晨岭对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的原因作出如是分析。

1934年底，因为编纂《清史长编》的计划已经停顿，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 < 清史稿 > 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这些话道破了当时条件下政府无力修史的困境。

在这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修清史一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虽有几次动议却又屡次搁置，直到败退台湾之前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1960年，台湾“国防研究院”组织“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清史稿》为蓝本，稍加修订，于 1961 年 10 月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刊印出一部《清史》，共 8 册。由于这部《清史》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献礼工程”，留给修史者的时间仅一年，所以该书甫一面世，即引发巨大争议。台湾“立法委员”刘振东在“立法院”多次对其提出质询。之后，这场笔墨官司几上几下，沸沸扬扬打了一年多，震动台湾地方朝野，成为当年台湾政界学界的一段公案。

此后，不少台湾学人提出重修清史，其“行政院”交由“国史馆”负责。该馆认为台湾所存史料残缺不全，又受经费限制无力重修，不如将《清史稿》进行校注，“或可供目前一般之参看”。1978 年，该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始合作进行校注。相关学者先是按照“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方法，到 1984 年共校订出四万余条。然后，又组织一些学者组成负责定稿的工作小组校阅条文。最后再聘请十余位专家学者担任审查委员进行复审，有删有增，新增校订两万余条。定稿后陆续出版， 1991 年全部出齐。《清史稿校注》对《清史稿》逐字梳理，时间、地点、人物、史实等逐一核对，全书共校注四万七千多条，是目前对《清史稿》最为详尽的系统考订。

随着时光流逝，海峡两岸的恩怨趋淡。“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或有误，或不够完备，或流于草率与零乱，然它表达了一个朝代结束之际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其特殊的时代意义，非后代史学工作者所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