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teen成员照片资料:抗战这个“美人”6

上海英租界的防御工事 Barricade，Shanghai 1927

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

英军为上海租界武装押运生活用水 Water Cart in Range Road near No 2 Post, Shanghai 1927
武进路，原名靶子路或老靶子路(Range Rd.)。是中国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条马路，东西走向，东起虹口港边九龙路，西至河南北路。
No.2 Post, 即第二兵站(英国兵营)。押运车辆在这里换防，站着的英兵可能在休息抽口烟。
英军为租界武装押运生活用水。当时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已先后被北伐军收回，英法政府向上海派遣大批陆海军，确保上海租界不重蹈覆辙。


英军上海阅兵，当时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已先后被北伐军收回，英法政府向上海派遣大批陆海军，确保上海租界不重蹈覆辙。


上海英租界的防御工事，租界当局很紧张。


1927年的上海滩


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中国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英国、美国和法国陆续在上海设立了居留地。
这些居留地就是租界，此外这些居留地是从清朝的地主们手里购买或租用的，严格意义上说，并没有得到清朝官方授予的在居留地上的统治权力。
1854年，居留地成立了自治机构工部局，事实上演变成独立于清朝地方政府行政与司法管辖权之外的租界。
此后，在上海形成了2个租界与中国地方政府分割管理的局面：
今上海市黄浦（不含原南市区）、静安以及虹口、杨浦四个区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以英美为主），长宁区是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卢湾、徐汇两区主要是上海法租界，而闸北区和原南市区两片中国管理的区域（华界）则被租界分割为互不相连的两块。
开埠后的近代上海迅速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是近代亚洲唯一的国际化大都市 ”，被称为“十里洋场”。
租界的存在使得上海未被战火所波及，并享有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带来了近代上海的繁荣。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后，清朝的旧势力尚未彻底清除，民国的新势力尚且稚嫩，从中央到地方，军阀当道，政府几近瘫痪，社会呈现出一片无序混乱的状态。
然而就在同时，上海的租界却有如国中之国，独享着一份特别的平和，甚而，租界在经济、人口等各方面都进一步加快了其发展的速度，由1912年开始至1936年可谓上海租界高度繁荣的一个阶段。
民国初年，租界以外的闸北和南市（华界）属江苏省。
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在租界以外地区设上海特别市，归属中华民国行政院直辖。此时，上海从法律上正式脱离江苏管辖，同时并入江苏省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1930年7月，改称上海市。
设上海特别市，是在412血案，及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蒋介石走的一步好棋。
上海美海军陆战队在赛马场（现人民广场）阅兵，美军增兵上海防止北伐军攻打租界。 美国国旗和军旗迎风飘扬。


不过上海特别市的政府所在地，不在人民广场（当时是租界的赛马场），而是在现今杨浦区的五角场地区。
因此五角场地区的有几条道路，是以“国”“民”“政”“府”等四字分别打头的，如“国定路”“府民路”。
由于上海租界在法律层面存在缺陷，加上国民革命军已陆续收回九江和汉口租界，上海租界很紧张，如临大敌，租界边界拉起了铁丝网和路障。
同时，工人纠察队将进攻租界，占领租界的流言四起，各国列强紧急动员，据称近万名各国军人聚集在黄浦江的外国军舰上准备随时护侨。
正文：
被选入上海临时市政府的钮永建、虞洽卿等人开始捣乱。
钮永建及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有杨杏佛那样的进步人士。
此刻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一样也处于困境。
不过蒋介石考虑的是，是不是要和武汉政府彻底翻脸，军事摊牌他还没有必胜把握。
因为，蒋介石相信，取道苏俄回来的汪精卫，很可能是带着共产国际的秘密指令，回国“帮助”蒋介石“进步”的。
上海工人武装当时已是中共的武装，已有5000支枪，20多挺机枪，他们在武装起义中的强大战斗力，让蒋介石十分紧张。
共产党的5000支枪，对于蒋介石而言，不能装着视而不见，这等于交通最繁忙的十字路口，站着5000军人，他们虽然没有暴起扰民，但是就是死活不挪窝，这正常的交通秩序还有可能保持吗？
可是，5000人枪，不是5000烧火棍拿在弱智手里，而是后面可能有5万，50万工友后援，经历过战火考验，熟悉地形的骨干民兵，如与上海工人武装打，绝对将是一场恶战，不打，将绝对是一场噩梦，万一上海工人武装攻入租界，并缴了近万洋鬼子的枪，......
除上海工人武装悉数为共产党控制外，国民革命2、4、6、8军等武装力量均已明确表态站在武汉政府方面，即便是蒋介石的心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也出现了严重“动摇”，第1师师长薛岳、第21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
而且军中不少中下级军官，甚至一些毕业于黄埔的军官，也成群结队来沪向“校长”质询，对发生的反共反工农行为表示不解，对此，蒋介石曾殊感沮丧，吴稚晖、张静江等相对欷歔。
3月底，蒋介石密谋“清党”，就准备将第一师调离上海。
此刻，蒋介石若得不到李宗仁以第七军武力作全力支持，蒋的个人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4月2日，薛岳知第一师要调离上海，便赶到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没有得到同意。
因为陈独秀认为他与汪精卫可以挽回局面，也因为陈独秀在共产党内的实权，实际已被共产国际架空，而共产国际“英明”地认为，工人纠察队保持现状是最合理的。
李宗仁班底的重要成员，包括与其拍手搭档的黄绍竑，家中都是有名的封建大族。
李宗仁要是倾向于共产党，跟穷人站在一起，就会被他的团体成员视为不仁不义。
北伐出征前，国民党中央派到七军的政治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
李宗仁把黄留在后方，另行推荐了与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均有私谊的麦焕章担任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李宗仁早有反共的意图，但他单凭自身的力量，没有把握铲除共产党，其政治影响力更不足以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
蒋介石在南昌时已频频向李宗仁招手。
为了使李不倒向武汉方面，蒋介石数度请白崇禧打电话给正在“迟疑”的李宗仁：“请德邻来！”
蒋介石又从江西大笔一挥，特拨款项20万元给七军作军饷，这笔厚饷无疑在李宗仁已经向右倾斜的天平上又添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老蒋自己的部队都欠数月军饷，李宗仁顿时觉得老蒋很够朋友。
为了拉拢李宗仁，蒋介石再下了血本，他把刚搞定的安徽省的地盘交给李宗仁。
蒋介石允诺李宗仁：“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个人暂行代理。”
言下之意，安徽地区从此可以由李宗仁任意支配。
如此这般，一笔交易达成。
李宗仁自然要投桃报李，安徽比广西要肥，吃了老蒋的，拿了老蒋的，就要为老蒋干事。
李宗仁于是来到上海，首先前往东路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的龙华指挥部。
白崇禧此时已下决心剿共，他早就想当上海王，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暂且忍耐。
白崇禧见李宗仁到沪，十分欢愉，两人立即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都认为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两人当即一起去见蒋。
蒋介石急于得到李、白相助的承诺，他一再问李“你看怎么样”。
李对此心照不宣，乃主动献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并当场表示：“愿将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不稳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刘峙将该师整理就绪，再将其调至沪宁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
蒋介石见李宗仁有如此表示，如释重负，当即照办，并请李、白致电两广，将黄绍竑、李济深邀至上海，共筹对策。
当时因南京事件，英美法意日５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
通牒的最后答复日期是4月11日，英美法意日５国在租界内及军舰上集结了近万兵力，准备武装“护侨”。
因情况危急，汪精卫回国在即，回国第一站就在上海，4月2日李济深、黄绍竑联袂到沪商议。
同日，蒋介石、吴稚晖、何应钦、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等加上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广西三巨头，一起在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龙华反共会议”，决定了“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
会上通过了吴稚晖、李宗仁等“国民党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
而4月3日，他们与汪精卫会谈时，其实“弹劾共产党”已势在必行，只不过薛岳第一师还没有调出上海。 日本将军上海检阅英国部队，防止北伐军攻打租界。

第1，第2点，不再说明，先说说第3点。
上面有张上海工人武装的照片，背后很有一些内容。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辣斐坊的一幢沿街三层楼房。
辣斐坊在哪，位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佔地0.8公頃，有楼房95幢。
辣斐坊当时住有不少社会名流，是个高档住宅区。
这个地块的建筑现在都在。
参照照片中的背景建筑物，应该就是辣斐坊。
照片中的人物是负责机关保卫工作的武装人员。
如果照片的确来自英国军官的话。说明这个军官很可能是政治部的，事后查抄暴动总指挥部时得到一些照片，出于猎奇，翻拍了或抽取了几张留作自用。现在大陆官方党史的资料来源应该是来自英租界留下来的档案。
当时法租界是黄金荣的地盘，总指挥部设在那里能够运作自如的话，动用的帮派主力非黄金荣的人马莫属，应该是英国人充分了解这些人的底细，这些总指挥部武装人员很可能有黄金荣掌控下的潮州帮人物的背景。黄在49年留在上海不走是因为自觉对共产党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有过历史功绩，而共产党也放了他一条生路。
法租界是否有可能不知道起义的总指挥部存在呢？
显然也不可能，这是第三次武装起义，法租界当局如果还一点不知道的话，真是白痴了。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是三四十年代,法国人在法租界统治的神经中枢。政治处的前身是捕房刑事科下的一个附属小组----政治组。那时适值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之际,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
萨而礼手下有一干员叫程子卿,时任政治组探长。
程子卿是个对中共建党时十分关键的人物。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读过三年私塾,后在米店当学徒。大约在1900年前后赴沪谋生,在十六铺认识黄金荣,遂与黄金荣等结拜为帮,称为"黄老大"、"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因其皮肤暗黑,绰号"黑皮子卿",系青帮"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的关系,入法捕房当了巡捕。
1921年7月间,中共在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一幢中式房子里准备召开成立大会时,有一位身穿蓝袍黑挂的人,前往传达法租界当局的通知,要求暂缓或移地开会。这个人就是程子卿。因为法捕房事前已在该处附近捕获了一名企图在中共开会时进行破坏的、北洋军阀派出的杀手,并搜出手榴弹两枚。为避免发生意外,所以通知延缓开会。此事可在法租界巡捕房档案中查到。
程子卿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深得萨而礼的倚重。
程子卿早于412政变前两个月,就已预测中国政局将有重大变化,即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及国共两党行将频临破裂,并为事实所证明,由此受到法国外交部的重视和赞赏。
所以法租界不可能一点不知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其实是法国外交部故意漠视的结果。
1949年后辣斐德路改名复兴中路。
辣斐坊现称复兴坊，建于1927年。
现复兴中路553弄1-21号、543-551号、555-561号

现在

万一上海工人武装攻入租界，并缴了近万洋鬼子的枪，......
就这个收回租界的可能性再说几句。
上面给出的图片里有英军，美军阅兵的，也有日军将军观看英军阅兵的，唯独没有法军和法租界的，为此，我索性再找了些资料，更有意思了。
当时列强在华租界有多少呢？
很多很多。
不过我们先说有相关条约及法律确定的租借地。
租借地有6块，分别是澳门，胶州湾租借地，旅大租借地，威海卫租借地， 广州湾租借地，九龙“新界”租借地。
澳门
葡萄牙人在明末以行贿手段骗取澳门居留权。1887年，在英国策动下，从清政府手中骗取澳门“永租权”。陆地面积16平方公里。根据《中葡联合声明》，中国政府1999年12月20日收回。
胶州湾租借地
1898年租借给德国，陆地面积551平方公里。租期99年。1914年为日军占领。1922年归还中国。
旅大租借地
1898年租借给俄国，水陆总面积7210平方公里。租期25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为日军占领。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威海卫租借地
1898年租借给英国，陆地面积640平方公里。租期25年。1930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广州湾租借地
1898年租借给法国，陆地面积518平方公里。租期99年。1943年为日军占领。1945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九龙“新界”租借地
1898年租借给英国，陆地及岛屿面积975平方公里。租期99年。英国将“新界”置于香港总督管辖之下，适用香港法律，企图将“新界”等同于香港岛和南九龙割让地。根据《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与香港其他部分一起被中国政府收回。
在华租界呢？与租借地在法律意义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租界是外国发展商在中国的城市开发项目，他们的官方机构是工部局，说白了是权力自我放大的业主委员会，租界的军警力量就相当于管理物业小区的保安，业主委员会和保安能拒绝官方军警么？
所以，北伐战争时，中国军警是有权进入租界的。

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 1843年12月英国人在上海开辟英租界，初始面积830亩，1848年扩展至2800亩。
1848年美国人在上海开辟美租界，初始未明定界址。
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经多次扩展，最后总面积达33503亩。1941年为日军占领，1943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上海法租界 1849年开辟，初始面积980亩，后经三次扩展，总面积达15150亩。1943年由法国维希政府“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天津英租界 1860年开辟，初始面积460亩，后几经扩展，并于1902年兼并天津美租界。最终面积达6149亩。1941年为日军占领，1942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汉口英租界 1861年开辟，初始面积458亩，后扩展至795亩。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被中国政府收回。
汉口法租界 1861年开辟，初始面积360亩，后扩展至2800余亩。1943年由法国维希政府“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广州英租界 1861年正式开辟，面积264亩。1941年为日军占领，次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广州法租界 1861年正式开辟，面积66亩。1943年，由法国维希政府“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收回
镇江英租界 1861年开辟，面积142亩。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被中国政府收回。
九江英租界 1861年开辟，初始面积150亩。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被中国政府收回。
厦门英租界
1862年正式开辟，面积24亩。1925年北伐战争期间，被中国政府收回。
天津德租界
1895年开辟，初始面积1034亩。后扩展至4200亩。1917年中德宣战后被中国政府收回。
汉口德租界
1859年开辟，初始面积600亩。后扩展至630亩。1917年中德宣战，被中国政府收回。
汉口俄租界
1896年开辟，面积414亩，1924年主动归还中国政府。
汉中法租界
1896年正式开辟，初始面积187亩。后扩展至400亩。1943年由法国维希政府“交还”汪伪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杭州日租界
1896年开辟，面积900亩。1943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苏州日租界
1896年开辟，面积483亩。1943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汉中日租界
1898年开辟，初始面积200亩，后扩展至622亩。1943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天津日租界
1898年开辟，初始面积1667亩，后扩展至2150亩。1943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天津俄租界
1900年开辟，面积5474亩。1924年主动归还中国政府。
重庆日租界
日本驻渝领事山畸桂与川东道宝菜于1901年9月24日正式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其第一款即明确规定：“重庆府城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期限30年。1931年9月24日届满，王家沱日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
鼓浪屿公共租界
1902年开辟，面积2000亩。1941年为日军占领，1943年“交还”汪精卫政权。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天津比租界
1902年开辟，面积740亩。租期满后，于1931年归还中国政府。
天津意租界
1902年正式开辟，面积771亩。1943年为日军接管，1945年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天津奥租界
1902年开辟，面积1030亩。1917年中奥宣战后，被中国政府收回。
从上面可以看出，1924年，由于“联俄联共”，苏俄主动归还了天津和汉口的俄租界，1925年，北伐军先拿下了厦门英租界；1927年，再收回了汉口，九江，镇江的英租界。
这么多租界，为何唯独是英租界？
为何唯独是英租界？
因为对国民政府而言，收回英租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可以最大化。
政治利益表现在因国民政府“联俄联共”，苏俄主动归还了天津和汉口的俄租界，国民政府显示了比北洋政府更高的国际地位，对于争取民众也有利；主动收回英租界，除了经济意义，还可以给北伐战争贴上“爱国”的正义标签，让北伐军沿线民众自发地欢迎北伐军，这是普通的战斗无法达到的效果，以汉口为例，因欢迎北伐军的民众集会人数可以达到40万以上，没有民众发自内心的愿望，怎么可能？
只针对英租界，也表现了国民政府很有策略，当时英国是世界老大，能从老大手里拿回租界，其他租界的收回，就不一定要采取武力手段，事实也证明，后来的收回威海卫，天津比利时租界，重庆日租界就相当顺利。
那么，收回英租界的经济利益体现在哪？
海关！
当时海关税务司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收回英租界的同时，海关的管辖权也到了国民政府手里，海关关税成为国民政府重要的财源。
大家如果仔细看，在收回九江租界时，宋子文也在九江，他主要是去接收九江海关的。
所以在北伐战争中，英国的表现很微妙，最紧张；美国因为在上海的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了，它陪着紧张；日本在上海的租界也并在公共租界内，但因为日本在苏州，杭州的租界都没事，所以它只是派几个高官礼节性检阅英军，表明态度而已；法国作为英国的世仇，就有点坐山观虎斗，观棋不语，甚至幸灾乐祸的表现。
说到底，列强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表现自然各异。
在4月4日，吴稚晖、李宗仁等“国民党监察委员”又联名发出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为政变大造舆论，与此同时，李宗仁已饬令第七军于3天内赶赴芜湖、江宁，担负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侵扰南京和解除南京附共部队武装的任务。
于是被认为具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被令渡江至浦口，抵御直鲁军。
程潜的第六军第19师被认为是附共部队，被全部缴械。
蒋介石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刀斧手。
上海方面，也由白崇禧先与沪上各国公使秘密交涉，以便在动手时，准许白崇禧的便衣队通过租界。
《汪陈联合宣言》于5日见报。
汪精卫与陈独秀的《汪陈联合宣言》，是汪陈两人希望避免国共分裂的徒劳努力。
4月5日，第一师调离上海，薛岳被免职，只得到广东投靠了李济深。
此刻，数日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吴稚晖突然生猛起来，他当面讽刺汪精卫说：
“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吴稚晖翻脸比翻书都快，自然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众人不欢而散。
汪精卫于6日秘密离沪赴武汉。

汪精卫秘密离沪，让蒋介石最终决心先下手为强。
4月8日，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召集了重要军事会议，会后以上海为后防要地为名，宣布全市戒严，白崇禧、周凤岐任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
蒋介石此刻还在龙华召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上面提到的法租界巡捕程子卿亦在座。当时，在安庆事件前后，陈群、杨虎等邀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共谋大业”，已成立了“共进会”。
“共进会”现在知道的人很少，它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帮会势力，为了抗衡工人纠察队而成立的。此后，正是在4月11日深夜，上万“共进会”人员冲击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与潮州会馆，拉开了4.12政变帷幕。
蒋介石以前方军事吃紧为名，于9日乘车前往南京，上海交由白崇禧全权包揽、坐镇指挥。
蓄谋已久的缴枪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注意！当时还不是屠杀案。
新调进上海的周凤岐国民革命军26军，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局势表面上仿佛松弛下来。
当时上海总工会的纠察队总数已缩为2700人，分驻在闸北、吴淞、浦东、南市4地。
为了防止上海总工会的纠察队的反击，4月11日夜，白崇禧、周凤岐等人先设法控制中共领导人。
4月11日晚上，杜月笙把上海工人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邀请至杜公馆，早已等候着的“四大金刚”迅即把汪杀害，并驱车至枫林桥把之埋葬；
与此同时，周恩来被26军2师师长斯烈骗去。
在确认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时，“共进会”出动了。
斯烈的胞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学生，即周恩来的学生。
斯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周去谈一谈，周恩来也想去作26军的工作，便同副指挥到了斯烈的师部。
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
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等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同26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
黄澄镜同赵舒一起来到2师司令部，房间的桌椅已被周恩来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被软禁的周恩来非常愤怒。
斯烈只是低头说道：“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后，斯烈改变了主意，向周恩来说道：“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不要误会，我向你表示歉意。”
为何说“已过去了”？因为斯烈知道，让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周恩来等不再具有威胁了。
周恩来根本不理睬他，转身同黄澄镜等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处。
此时各处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过程，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所以谈不上大屠杀。
原来4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突然有上海帮会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冲锋放枪，工人纠察队立刻抵抗还击。
正在这时，大批26军部队开到。
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
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26军迎入。
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变色道：“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
其时26军已把机关枪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其他几处工人纠察队的情况，大同小异。
4月12日清晨，工人们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纷纷集会抗议。工人的心情这也可以理解，拼着性命打下的城市，总有功劳吧，怎么突然被缴械呢？群情激奋！
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
会后，闸北数万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被26军占领的上海总工会会所。
上海总工会派人和白崇禧交涉，但他们吃了个闭门羹。
白崇禧没说话，不过市面上流言再起：工人纠察队内讧武斗，让英明的政府军制止了，并收缴了双方武器。
中共确实吃了哑巴亏，不过后面的动作就不太理智了：怒不可遏的总工会当即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
下午，20多万民众包围了26军龙华总部，白崇禧依然不肯露面。
事情向大屠杀的血案方向发展了。

4月13日，大雨倾盆。
10万多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开完大会后举行游行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
游行队伍长达2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群众一起游行。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的26军士兵突然发了疯似的奔出来，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
顿时，惊呼声、惨号声、咒骂声响成一片。
宝山路立时变成了血海，人们争向奔逃。
因大队拥挤，无法退避，当场被打死的有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
这便是惨绝人寰的上海“四·一二”血案。
血案实际是4月13日发生的。
关于这一场景，有亲眼目睹者这样记载：
“四月十三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武器。群众行至鸿兴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门前卫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之群众，瞄准扫射，历时约十五六分钟，枪弹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弃置满地。据兵士自述，游行群众倒毙路上者五六十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义品里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旁枪毙。”
次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14日下午，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军警四处捕杀共产党人。
几天之内，又有共产党人1000多名被拘捕。
随后不久，陈延年、赵世炎等著名共产党员被捕后又被秘密地用排枪杀害。
1927，倒在霓虹灯和铁丝网之间的被射杀者


事情向大屠杀的血案方向发展，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可以谴责开枪的军队，而我更想分析一下彼此的互动过程。
白崇禧等用种种计谋软硬兼施地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他们又如何可能再将收缴的枪支发回；
中共此后总同盟罢----工和集会的目的是啥？如果仅是要回枪支，那么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政治头脑的都清楚；如果是以总同盟罢----工为先导，再将罢----工转化成起义呢？前三次武装起义可都是先总同盟罢----工为先导，然后暴动起义的，谁能保证4月13日的集会后，不会发展成第四次武装起义呢？
白崇禧，周凤岐的26军的开枪确实过火了，但是白崇禧等4月12日子夜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是2700人的，而工人纠察队的原有枪支是5000以上啊，还有数千支枪支下落不明，他们如何能不如临大敌？
余下的数千支枪支呢？估计是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藏起来了。
无语。
正文：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
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
在１０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
“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这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当然这其中也有他汪精卫的政治谋略。
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
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
蒋介石的反共，当然只是一种借口。不过，汪精卫的反蒋，也是一种借口。
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
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第八节 “宁”“汉”合流
唐生智的第八军虽加入北伐的资历最浅，但与号称“铁军”的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由湖南而湖北，直至拿下华中重镇武汉，使这里成了国民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
唐生智的第八军，经两湖的血战后已经扩充成了三个军，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共计六万余人，此时是武汉国民政府最可依靠的武力。
但很快老唐的部队中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他的老部下夏斗寅、何键，后来在后方发动了针对中共的政变。
唐生智此时是同情中共的，他说：“国父的三民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
他本是个对各种主义不甚了了的人，只有一份救民于水火的侠义心肠，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词倒也一时制止了部队中因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暂时维持住了北伐的士气。
唐生智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河南，因后方的分裂而军粮不继，唐生智这时想到的居然还是要找负责农运的毛泽东先生，发急电请毛泽东为他组织运送军粮。
而毛润之先生也真的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前方急需的粮食，救了唐生智的燃眉之急。
唐生智回师武汉后，发现周围的部下大多是主张分共的，他觉得越来越闹不清楚了。
唐生智原来就不懂国共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自己北伐在前方浴血奋战，毛泽东他们全力以赴支前，实在很够朋友，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令亲者痛仇者快。
可是他手下的何键之流抗命不遵了。
正文：
何键在民国时期是督湘时间最长的一个湖南本省籍人士，自1929年至1937年，长达九年。
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这么久，就因为他完全与唐生智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反，是个彻头彻尾见风使舵的人。
何键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回湘到赵恒惕任师长的湘军第一师当见习，接着升少尉排长。
1917年段祺瑞派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任湖南督军，湘军在湘北被北洋军击败，退守湘南，何键此时脱离了部队，回到老家醴陵一带活动。
何键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收集了溃兵手里不少的散枪，被当时的湘军总司令程潜收编为“浏醴游击队”，后开赴湘南，又被唐生智收编，何键当上了唐生智手下的营长。
到赵恒惕开始主政湖南时，何键又得唐生智保举，当上了团长。
之后何键一直追随唐生智，不断得到提升，北伐开始后，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时的何键已经是第八军第一师的师长了。
北伐军胜利挺进，第八军越战越壮大，不久就扩充到了六万多人，分编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
这时离何键从保定军校毕业回湘见习不过仅仅十个年头。
“马日事变”促成了国共决裂不可挽回。
第三十五军驻汉阳的时候，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这其实是何键主使的。
陈炯明儿子陈定炎著有《军阀割据与联省自治》，其作为陈炯明的后人，为其父辩解，值得理解，猪类照盘吸收，也很正常，我们实在不能计较猪类的智商。
最近，海内外的媒体，连续发表了否定孙中山的为陈炯明翻案文章，查其源头，都是来自此书。
陈定炎为了证明其联省自治的论点，在《第五章 ─ 联省自治的全盛时代》中，一共有一百四十二条注释，以便证明其观点的正确。可是细看，出自香港的《华字日报》达到六十六条；在《第六章 ─ 与孙中山决裂》中，取自《华字日报》者占八十八条。
《华字日报》，这是一份什么报纸呢？《华字日报》于1872年在香港创办，为英国商人主持，开始主要登载各种广告、商业、航运等消息，后来由中国人所购得。
1919年大火烧毁了该报社后，逐渐转向政治。
因为英国在西方国家中一直是最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当时殖民地香港舆论反孙是潮流，国民党的报纸如《晨报》、《民治通讯社》等只能够在广东发行；而且广东、香港的许多商人们一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这家代表商人利益的报纸成为了香港主要的反孙报纸。
1976年在一篇关于廖仲恺的传记中，顺便提到了《华字日报》:“陈秋霖亦客籍，为香港颇负文名之报人，香港反孙报纸，如《华字日报》、《循环日报》以及陈秋霖为陈炯明主办之报纸，对于国民党及大本营之言论，极形反动……。”
顺便提一句《循环日报》是满清遗族办的。
那么《华字日报》编辑是否是中立客观呢？
1974年香港崇文书店印行的关于“商团事件”的近代史资料分类汇编，收入了《华字日报》为该事件翻案的二十多万字，在开卷对《华字日报》的介绍中记载道:“民间资料收入1924年由劳纬孟、潘蕙俦、关楚璞编辑，香港《华字日报》出版之《广东扣潮》，记载关于商团事件的始末，乃就该报刊出之新闻，编次为一有系统之记述，内容详实，资料丰富。编者劳纬孟，名世选，以字行，广东鹤山人，前清贡生，时任《华字日报》总编辑；潘蕙俦，广东番禺人，清诸生，时任《华字日报》主笔，笔名署曰惠风；关楚璞，原名作镔，广东海南人，卒于广东法政学堂，在广州执业律师，参与广东商团组织，事败被通缉，抵港后任《华字日报》主笔。”
注意：关楚璞是参与广东商团组织，事败被通缉，抵港后任《华字日报》主笔。按惯例，一般署名最后的，才是主要执笔者。
1911-1931年 香港政治报刊持续涌现，商业报刊抬头，当时主要三大香港报纸，是香港新闻报，南华日报，华侨日报。香港新闻报和南华日报是政治倾向极明显的，香港新闻报挺陈炯明，南华日报是挺汪精卫的，华侨日报才是工商日报。
《华字日报》是以反孙中山而知名，并非是因公正客观而有影响力。说白了，一家之言而已，作为陈炯明的后人，为其父辩解，只选用反孙报纸的言论可以理解，而猪类自以为认识几个汉字，就以为是天蓬元帅下凡，找到了陈炯明儿子陈定炎为其父翻案的一些文字，就信以为真，不愧方显猪类本色：找到了《华字日报》这类浆糊中的垃圾，就全部吃了当补品，原来它又进化成专吃垃圾的垃圾猪了，猪类解放真让人大开眼界！
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任何数据均可利用，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严格鉴别其真伪；
某猪称“对于陈炯明的不配合，孙中山显然没有了耐心，也让他想起之前两人的分歧。一怒之下，孙中山决定把陈炯明召到北伐军大本营，同时将一把手枪放在了参军长黄大伟跟前，说“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载于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黄大伟没敢碰那支枪。”
从上文理解，孙中山是在陈炯明叛变前，将陈炯明置于死地的。
其实这是某猪极其阴险的偷梁换柱。
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实际刊载的原文真是这样么？
原文仅是：“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
孙中山确实说过上述话，不过是在1921年10月底第二次粤桂战争时。当时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这是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时的义愤之词，而不是1922年的6月。
前方军队严重缺饷，作为主帅对后方援助不力，一时有义愤之词也很正常，但孙中山很快冷静下来，所以才有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两点：一、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军费。
北伐军大本营在梧州，陈炯明在广州，不是300-500米的距离。
陈炯明当时为援桂军总司令，就是负责后方筹措军饷和陆续派援军，陈炯明的指挥位置就在后方，孙中山不可能因为想念陈炯明而召集陈炯明，而不考虑陆陆续续的后方军饷和援军。
孙中山是在1922年4月因后方军饷和援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才下决心要陈炯明前往梧州与面商北伐问题。
陈炯明拒绝前往梧州。
1922年4月20日，在广西梧州的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批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务，但仍任陆军部长。当晚，陈率幕僚离开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亦悉退出广州。
1922年4月23日下午，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
5月8日，陈炯明部粤军将领叶举等人通电要求复任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准备继续北伐。
5月18日起，从广西撤回的粤桂边督办，前敌总指挥叶举等部六十多营粤军，进驻广州，从而造成陈炯明虽人在惠州而仍控制广州的局面。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
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
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
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注意：通过报纸“炮轰”与实际动作是有区别的。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
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陈炯明冤枉吗？
如果陈炯明冤枉，赵匡胤更冤枉，宋太祖及其后人更是被冤枉当了几百年的皇帝。
如果陈炯明冤枉，蒋介石的412血案更冤枉，老蒋当时可在南京，为何要对412血案负责？
至于某猪称“当年中英文报纸都没有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新闻，反倒有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原来，离府后的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在16日、17日两次用海军大炮炮轰广州城，平民死伤百人以上。”
不妨说说是哪几张中英文报纸，原文如何描述？
“当年中英文报纸都没有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新闻，反倒有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原来，离府后的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在16日、17日两次用海军大炮炮轰广州城，平民死伤百人以上。”
这段话又是出自陈炯明儿子陈定炎之口，当年中英文报纸的报纸名称倒是“语焉不详”，哈哈。
猪类还想当然地信了，否则如何称得上猪类呢？
我也引用那张据说很可信的《华字日报》的资料。
对1922年6月16日的总统府之战，香港《华字日报》这样报道，“午后孙部不敌，被缴械解散。此次总统府之战，计孙部死伤十余人，粤军死伤三四十人。平民为流弹所伤二三人。”
不知“平民死伤百人以上。”出处在哪？
猪类一啧学，人类皆发笑。
正文：
关于马日事变，说法多种多样，我们先看看所谓中立的说法：
马日事变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马日）晚上长沙的一场兵变。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湖南长沙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湖南实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巨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 ”当中不少为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家庭，被各地农运，赤卫队屠杀的北伐军官兵家属不计其数，湖南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于是引起军内极为不满，北伐军官兵民愤极大。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当时长沙属于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尚未分共。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得到情报，共产党计划在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实行大烧杀，许当机立断，5月21日晚，发动“铲共行动”，指挥王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柳等人包围封锁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等二十多处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并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马日事变”。5月23日，许克祥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28日又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引发部份县市遂有类似之举。“马日事变”实际上就是武汉分共的一个开端。
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回师湖南，欲治许克祥擅自行动之罪，许率军南逃投蒋。
许克祥叛乱是在何键暗中策动下进行的。何键是北伐军三十五军军长，其班底醴陵地主民团，后被程潜收编，程潜离湘后，追随唐生智。1926年随唐生智加入北伐军。何健对农民运动极为仇视。四一二事变之后，他趁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邀集死党叶琪、李品仙、周斓、夏斗寅等人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在两湖清党反共。随后，委托其心腹参谋余湘三去湖南联络独立三十三团许克祥策动叛乱。马日事变发生之后，湖南各地多处发生针农民运动的事变。
百度百科里的马日事变这样描述：
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袭击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
1927年5月21日，武汉发生了军人反共的事件，驻守长沙的武汉政府辖军许克祥，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激进组织，解除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并且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 马日事变」。而「 马日事变」实际上就是武汉「分共」的一个开端。
6月，汪精卫与冯玉祥晤谈，冯玉祥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但因为汪精卫的态度始终左右摇摆，所以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诋斥汪精卫「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宣布从此撤出了参加武汉国民政府所有的中共党员。14日，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指责南京和武汉都违背了孙中山革命的原则和政策，并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随后便前往苏联。同时，中共党书记陈独秀则因坚持国共合作政策，所以被指为右倾的机会主义者，被中共党中央开除党籍。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26日下令免除各机关中共党员的职务，正式「清共」。27日，苏俄顾问鲍罗廷离开武汉，返回苏联。
这也是一种说法，与上面有所不同。
上述各种说法都带着各自意识形态，我们还是先舍弃意识形态，先还原事变本身。
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湖南的士绅阶层及不少国民革命军湘籍右翼军官的恐惧与仇视。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血案后，这些人迅速地集聚起来，迫不及待地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
何键是策划“马日”事变的主谋。何键，字芸樵，醴陵县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927年4月底，他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邀集死党叶琪、李晶仙、周斓、夏斗寅等人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的军事行动，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这场活动，经反复研究，决定避开武汉，而选定湖南省首先发动。
随后，何键委托其心腹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去湖南具体策划。余湘三到长沙后，取得了湖南代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的支持，选定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充当主力。许克祥其父在湘乡老家受到农民斗争，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一经余湘三等人诱以官禄，激以父仇后，就毅然充当了反共急先锋。5月17日，干将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魏镇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开会，决定用公开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国民政府新设的各种团体机关，推定许克样担任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
5月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部队开始公开寻衅，收缴了工人纠察队10多人的枪械。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唆使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挑衅。长沙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面对剑拔弩张的形势人，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及中共湖南省委（原中共湖南区委）虽然于5月20日夜决定采取了紧急措施反击。但由于全省工农武装，各县农民的自卫武装还处于零散状态，没有一支可以抗衡正规军的可靠武装，因此无力阻止许克祥部的进攻。
5月21日，即星期日的晚上，清党反共的军事行动在长沙发生了。是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机关进行突然袭击，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均遭许克祥部疯狂袭击。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机构达70余个。许克祥部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达100余人（含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则无法计算。
与此同时，在押的士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但是没有能够击退许克祥部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次长沙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许克祥等一方面改组省政府，召开各界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夺取湖南省的党政大权；另一方面，声称此次事变是由省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队的枪械，军队被迫自卫引起的；与此同时通电攻击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到处张贴“铲除暴徒”、“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等标语，大造舆论。以此为掩护，在戒严的幌子下，继续在长沙进行屠杀。不仅左翼人士惨死于屠场，即使毫无关系的也往往身及横祸。如北门外油铺街一木工晨出做工，衣服溅了泥水，顺手撕下一块已经破烂的标语揩拭，即被指为“共产党撕毁标语”，就地枭首示众。
许克祥指挥的血腥大屠杀不仅仅发生在长沙，在湖南其他各地有连锁反应，也发生了同样的血腥屠杀。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20余县，都先后发生了大屠杀事件。据统计，马日事变后的半个月中，全省被杀的左翼民众在1万人以上。
正文
我们还是分析一下血案必然发生的原因吧。
马日事变与蒋介石无关，与汪精卫也无关，与湖南农运有关。
当时湖南的农运声势极大，北伐军中许多军官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
这一冲击实际主要是因国民政府征收军粮的战时动员而起，农运不过是形式。
从前文看，蒋介石北伐时，北伐准备是以5万人枪的规模，军费也就5万人枪的规模三个月所需，而实际北伐时，仅唐生智军就已5万以上，唐生智军的军费实际上完全需要自收自支，湖南等地的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这些负担也相应分担到湖南籍军官的家庭，让湖南籍军官们情绪很激烈：前方流血，后方家庭负担剧增。
此外，湖南等地的士绅很多都是湘军的后代，保持着尚武的传统，不少士绅手里都有武装家丁甚至民团，武装抗捐军粮也时有发生，这也迫使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赤卫队强行征粮，彼此的冲突不断。
而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已从“打土豪”发展到“分田地”，冲突日益激化。
所谓土豪劣绅也是征收军粮军饷的产物，大多数土豪劣绅都是士绅，成为土豪劣绅并不是他们平时的劣迹，而是因为不愿或抗拒缴纳征收军粮军饷。
正文：
士绅是不讲主义，只讲利益的。
凡是触犯和损害他们士绅既得利益的，就是敌人，就是“痞子”，而当时的新建的乡县国民政府及各种机构就是这样。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和北伐军人数的急剧膨胀，国民政府缴纳征收军粮军饷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当时不少乡县国民政府及各种机构（农会，工会）等采取了一些激进的做法，他们“召集”士绅办“学习班”，等士绅家属缴纳足额的军粮军饷后才放人，士绅们实际成为被关押的人质。
相比游街批斗，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就是“公审”枪毙“土豪劣绅”，这就形成了血仇。
其实当时的土改，对北伐军军官家属的土地是保护的，但是由于北伐军扩张的很快，从原来的5万之众发展到近百万之众，很多北伐军都是原来的敌军“弃暗投明”整建制改制的，造成这个月还是“土豪”的土地刚分给农民，下个月“土豪”成北伐军军官家属了，需要再从农民手中拿回，再发还北伐军军官家属土地，“分田地”相对容易，还田地就很难很慢了。你设想一下，上个月老板刚给全体职工发了每人1万元奖金，大家热情高涨；这个月，老板说，会计搞错了，发给大家的1万元奖金都有还回公司，职工当时啥心情。
其实越来越多的北伐军军官家属心情更差，多缴了军粮不算，答应发还的土地就是迟迟不还，甚至被作为“土豪劣绅”镇压了，而自己的亲人还在前方为这个国民政府在枪林弹雨中卖命，于是纷纷给前方将士写信告状。
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不是很快捷，政令也不是很畅通，这样造成的时间差，不少地方国民政府官员（农民协会）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的土豪已是需要保护的北伐军军属。
因此，唐生智军的湘籍北伐军军官们情绪很激烈，很可能会兵变，加上此时蒋介石早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武汉方面上下争论也很激烈，使何键的立场迅速转向了右倾。
但是何键知道总司令唐生智是不同意分共的，不敢公开在武汉发动，于是趁唐生智离汉去河南前线之机，派人回湘运动，调许克祥团进长沙，迅速发动了事变。
许克祥部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校，杀害了不少左派人士。
正文：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反俄情绪越来越明显，“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军方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这是什么原因呢？在412血案之后，北京的张作霖也有大动作，他违反国际法，查抄了苏联大使馆，同时也捉拿了一批“苏联间谍”，其中就有李大钊。
张作霖之举的动机及原因，以后有专门章节叙述时再展开。
张作霖将大量苏联大使馆的机密资料通过报纸公诸于众，使苏联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很被动，也促使武汉国民党高层产生更多的分歧，对“联俄联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412血案，418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件，521的马日事变等事件的发生，让共产国际也产生了更离谱的判断。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中央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
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
正文：
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国民党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有文章称，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
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
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从此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其实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
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这是别有用心的说法。
禁令？不存在所谓国民党的禁令，当时国民党分裂成宁汉两个阵营，双方都在强调自己的合法性，至少我没有看到6月10日前，宁汉政府一致对土地革命有禁令。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信，只提出三项任务：
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重新编成几个新军，审判蒋介石等反革命军官。
指示信里是这样提出三项任务：
（一）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
（二）改组国民党。“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子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三）“动员２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５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但是没有别的办法，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看出,指示的中心思想仍然是依靠国民党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推动中国革命，所以,共产国际的指示由罗易抄送汪精卫,并不是罗易相信汪精卫,而是共产国际依然相信汪精卫为核心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翼,武汉的中共中央在汪精卫之后才得知消息也是正常的程序.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的原因在以前章节，已叙述了很多，在陈炯明这个与抗日战争没有过多关联的人物上已花费了太多笔墨。
但是就有猪类非要证明他的无辜，貌似陈炯明比窦娥还冤，其实陈炯明儿子喊冤可以理解，但是猪类跟着嚎就开始好玩了。宠物猪原来就是这样表演的。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的55天战斗，不是关键所在。
关键是陈炯明决裂前是否有叛变性质的行为。
那么陈炯明是否有叛变行为呢？
1922年4月20日，是个分界线。
因两人分歧过大，1922年4月20日，在广西梧州的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批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务，但仍任陆军部长。当晚，陈率幕僚离开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亦悉退出广州。
“批准”实际是孙中山的委婉之词，因为未经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批准”，陈炯明“亲信部队，亦悉退出广州”。
猪类思维是“陈炯明惹不起躲也不行吗？”
陈炯明仍任陆军部长，陆军部长的工作岗位还在广州吧？可是谁同意“陈率幕僚离开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这不是把陆军部搬回惠州，谁给他这个权力？
陈炯明只是要躲，带着家人离开就是，带着一批幕僚躲猫猫？
就按猪类思维，陈炯明是惹不起是躲，陈炯明为何“其亲信部队，亦悉退出广州”？陈炯明其亲信部队是他的私人军队，还是粤军的军队？陈炯明带着一支军队躲猫猫玩么？
不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依照人类的思维，4月20日陈炯明之举已是具备叛变性质了。4月23日孙中山的“竞存叛迹未彰”，其实就是国民党内对陈炯明的基本看法，叛乱迹像不过没有广为民众所知而已。
1922年4月23日下午，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的是谁？蒋介石。
不过蒋介石的想法没有被当时国民党高层接受，他一气之下辞职了，但事实演变，证明蒋介石的想法是对的，这也是老蒋为何总是喜欢“攘外必先安内”的缘由。
“5月8日，陈炯明部粤军将领叶举等人通电要求复任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
按猪类思维，孙中山在收到通电后，应该恢复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务，这是多么神奇的猪类思维？
按猪类思维，原来叶举等人才是孙中山的老大。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把当时的广州政府当做一家公司，孙中山是董事长，陈炯明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兼业务总部经理，军队各个首领是业务总部各地业务分部的经理，那么陈炯明是否有叛变行为就清楚了。
在外地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发生严重分歧，总经理带着一批人准备另起炉灶，董事长索性（批准）免去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的职位，但保留他业务总部经理一职，希望不发生全面崩裂；结果，总经理趁董事长不在公司，带着他的派系的人马和业务总部的资源不辞而别，回到自己家惹不起躲起来了；董事长回到人去楼空的总公司，要求业务总部各地业务分部的经理坚守岗位；有几个业务分部的经理，突然向公司表态，要求公司恢复业务总部经理之前的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的职位。
董事长没有理会这些业务分部的经理的要求，从外地赶回到公司处理紧急事态，在公司中高层的紧急会议上，某中层干部（蒋介石）认为各地业务分部的经理中，属于前总经理派系的，要先清内患。其他高层，包括董事长则认为，还是以拓展公司业务为主，避免与前总经理，现业务总部经理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可业务分部的经理（叶举等）并不领情，反而带着自己的部属开回总公司。
董事长要前总经理回总公司面商一切，可前总经理却说，他不打算回总公司。
董事长（孙中山）只好在总公司设宴招待安抚这些业务分部的经理们（粤军将领），可是业务分部的经理们竟没有一个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业务分部的经理们的通讯员（中下级军官）。
次日，业务分部的经理们安排部属封锁总公司所在地（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
数日后（6月12日），董事长（孙中山）邀请广州媒体，向外界公开分歧，发出最后通牒，表示要10日内，业务分部的经理们及其部属服从总公司的命令，不然要对不服从的部属采取断然措施（炮轰）。
3日后深夜，业务分部的经理（粤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最后摊牌，将董事长（孙中山）赶出总公司，重组总公司。
业务分部的经理对总公司采取断然措施（炮轰），董事长退守后，也采取断然措施（炮轰）还击，此后55天在彼此的断然措施中，有无辜路人（平民）及财产损失。
最后，没有后方的董事长败退上海。
随后不到一周，依旧保留业务总部经理不愿回总公司处理业务的那个人（陈炯明），突然又出现在总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及其他职务。
董事长与总经理发生严重分歧，谁对谁错暂且不论，就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总经理及其部属发生这样的行为，难道要贴上伟大，光荣，正确的标签么？
陈炯明冤枉？
不管如何，是陈炯明违命不遵在先（钱饷就算凑不齐，援兵为何也不派，还带着部队“悉退出广州”；抗命不遵在先（一连三封电报，孙中山要陈炯明回广州面商一切，可陈炯明却说，在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
不管如何，是陈炯明的部属违令占领广州在先，戒严在先，炮轰总统府在先，这些都是事实吧。
此后，8月15日陈炯明难道是叶举等人绑着回广州，被迫担任粤军总司令等职的？
只有猪类思维，才能演绎陈炯明冤枉。
6月17午后一时半，孙中山率领永丰等七舰，“在省河海珠，天字码头前处开炮轰击，又向白云山、观间山、大沙头（广九车站），沙河等处遥远射击”。午后五时，又重行开炮，两次炮轰，“炮声前后将及百响，子弹横飞，四散堕下……房屋损失估计总共不下五百万元，平民死伤，总在百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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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是陈定炎指责孙中山“罪行”的所谓铁证，但是这段文字除了陈定炎本人的书之外，并无其他资料佐证。
“房屋损失估计总共不下五百万元，平民死伤，总在百人以上。”
注意：五百万元和死伤总在百人以上的提法。
省河海珠，就是现在的珠江。
我有疑问，当时的广州能造成五百万元的损失么？当时孙中山所需的军费也不到500万。
手上正好有张当年广州的明信片，我等下发上来，大家判断一下合理性。
赛龙舟，广州珠江上的龙舟，左边建筑是石室教堂，远处为广州白云山。

1920年的天字码头
1920年11月23日，广东拒赌会及学校各团体三万多人举行请愿禁赌大巡行。游行队伍从天字码头出发


广九车站附近的新建马路（1924年）（现在的白云路），（孙中山当年炮轰后）

1920年建成的广州长堤大马路（哈哈，拍摄时间为1925年，在孙中山当年炮轰后）

1920年建成的广州长堤大马路（哈哈，拍摄时间为1925年，在孙中山当年炮轰后）
上图错发了，重发


正文：
有文章称，看过《五月指示》后，“从此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
“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
鲍罗廷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
这段描述倒是顺溜，不过忽略了几个关键的细节。
正文：
忽略的关键细节，等会再说。先顺着看下去。
“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
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
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共产党人的反对。
当时有人主张把自己可以指挥的军队结集起来准备斗争，如恽代英建议把中央独立师、叶挺等部队调动集中，这样至少可以自保。
汪精卫看着形势不对，立刻向共产党表示有商量余地，陈独秀大喜之余却中了汪精卫的缓兵之计，他在党内极力压制走极端的同志，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到底”。
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可汪精卫却在暗地布置反共，随着时间推移，一切都无可挽回。共产党只剩了贺龙、叶挺的小部分人马在江西九江。
不久，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
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1927年７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７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正文
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
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不过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
事已至此，唐生智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共人物礼送出境，其中有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泽东本人，让毛泽东赶快回湖南去。

正文
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
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不过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
事已至此，唐生智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共人物礼送出境，其中有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泽东本人，让毛泽东赶快回湖南去。
正文
这里要略提唐生智的亲弟弟唐生明，在抗战中，他的戏份很大。
唐生明1926年四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读，同年十月毕业，参加北伐。1927年因反对蒋中正的清党，曾送武器给九月发动秋收暴动的毛泽东。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副军长，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5年任军委会中将参谋。

正文：
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到了庐山，召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到庐山开会，这就是武汉政府的正式的分共会议，会议的决议是：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
（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四人。
开会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会后立即派人下山通风给廖乾吾。
廖乾吾又立即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
大批共产党人连夜跑路，赶赴南昌，谁也不愿意留下尝试和平的“分共”到底是怎样的。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立场，发动东征要消灭蒋介石自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然而唐生智所部进占安徽，却陷入了北伐军自己阵营中不同派系的相互猜忌与吞并之中。
其实那时唐生智是有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中共代表李达来找过他，动员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希望他当起义军的总司令。
可唐生智犹豫之后拒绝了，他毕竟还没到服膺共产主义的地步。
正文：
蒋介石兵败济南后，因汪精卫也举起反共大旗，国民党高层又开始“团结”在汪精卫核心周围，蒋介石迫于压力，在上海通电下野。
随后谭延闿赴南京，实现宁汉合流。
之后不甘寂寞的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发动了讨伐唐生智之战，幸亏朱培德保持中立，网开一面放唐生智撤回了武汉。
不久之后，重新复出的蒋介石又来争取唐生智，要唐生智与自己捐弃前嫌共同对抗桂系。
唐生智不愿与蒋介石做兄弟，只好宣布下野，亡命日本去了。
唐生智从此失去了军权。
唐生智的部队大部被桂系收编，成了李宗仁、白崇禧对抗蒋介石的资本。
唐生智被迫下野后，湘军大部被桂系吞并，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都是广西人，都成了桂系的干将，随白崇禧攻入北洋系的传统领地华北。
只有何键的三十五军留守两湖地区，仍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猜疑。
何键是个很能保护自己的人，处处对桂系表现出恭顺，所以才能暂时保住自己的地位。
当时湖南的省政府主席是程潜，何键负责清乡，也就是肃清农会及左翼势力。
可桂系对程潜督湘不放心，怕程潜跟桂系不是一条心，断了桂系归路，于是趁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扣押了程潜，以鲁涤平（谭延闿的老部下）继任湖南省主席。
何键仍负责清乡，为了保住官位，大开杀戒不遗余力，高呼“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
正文：
何键杀过几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向警予和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何键杀人极其残暴，比如说湖南平江龙门地区，原有六七万人口，清乡时却只准发放三千个良民证，每证须交大洋三十元，而没有良民证的则被视为暴徒，可随便杀害。
屠杀开始后，先将村庄包围，通道封锁，进村见人就杀，然后是抢劫、纵火，一次就杀死一千三百余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龙门惨案”。
经何键这样的镇压之后，原来是农民运动发源地后来又爆发过秋收起义的湖南，居然基本上没有了红军的立足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相比谭延闿、赵恒惕时期，何键执法已基本不按法律条文，而是如同封建时代那样，草菅人命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
全面抗战爆发，何键在离任省主席之前，断了最后一个案子：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
理由是她竟然嫁给了日本商人为妾。
那日本商人已经撤侨离去，他的中国小妾不但有"通敌罪"，而且贬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
何键真正管理湖南省的行政事务，应该是1930年后的事情，那时因为省内已没有敌对势力（全给他杀完了），他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建设上。
粤汉铁路的湖南段，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还有湘桂线也开始兴建。湘黔线在规划之中。
但工业基本上停留在20年代保留下来的水平，南门外的发电厂和湘江河西的裕湘纱厂都已经运转了近十年。
何键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应该数“国货陈列馆”，顾名思义，他也还是以提倡国货为爱国之标榜的，这个建筑在抗战中竟未烧毁，楼顶置警报器，遇日机空袭时，警报立刻响彻长沙上空，使市民得以及时躲避炸弹的威胁。
到江西“清剿”红军的战争接近尾声时，老蒋更进一步逼迫何键交出全部湖南省的兵权。
何键不敢违抗，把湘军四个师和四架飞机都交了出去，从此自己只当文职的湖南省主席。
交出兵权的何键，在离任省主席之前，突然向已抵陕北的毛润之先生发出电报，称国难当头，今后当休戚与共，义无反顾，当然并不提及杨开慧被杀事。
民国三巨头合影

唐生明中将

第九节 以退为进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完成组建南京政府。
4月25日，上海特别市一成立，杨虎就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成了上海实际的总指挥。
杨虎与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任陈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借清党为名，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逮捕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左翼人士，其中包括秘密枪杀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属于官报私仇时特意“误杀”的。
因此，上海民众对杨虎、陈群的白色恐怖称为是“养虎成群”，不过上海倒也一时沉寂下来。
杨虎爽了，可是小诸葛白崇禧很不爽，上海特别市一成立，他那淞沪警备司令部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备胎；
李宗仁呢？他也不爽。
蒋介石，杨虎等之前已在安徽封官许愿搞了一大批新贵在位，这些人都不认他广西老李，李宗仁只能暂时当个被架空的安徽老大，李宗仁也很郁闷。
李宗仁，白崇禧一合计，觉得好事都让老蒋的人马占了，他们都吃了暗亏，慢慢有了倒蒋之心。
在一系列漂亮的官场组合拳之后，蒋介石继续抓住“北伐”这面旗帜，力图用军事胜利扩大势力范围，巩固统治地位，乃于1927年5月1日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期北伐”。
正文：
“二期北伐”北伐军分兵三路：
第一路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编有4个军，从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
第二路由蒋介石自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编有3个军，沿津浦铁路对敌正面作战；
第三路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编有6个军，从安徽芜湖渡江，沿津浦路向北进攻。
战斗的对手主要是孙传芳、张昌宗为首的直鲁联军。
5月7日，北伐军开始行动，渡江后一路顺利。
5月22日攻克蚌埠。
6月2日占领徐州，6月中旬三路大军胜利到达陇海线。
6月下旬，打败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许琨和马玉师部，占领鲁南重镇临城。
从阵容可以开出，桂系此时实际是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军事力量（控制10个军），而直接听从蒋介石的军队（何应钦指挥的4个军）并不占优势。
这样的阵容，同时要应付北伐孙传芳、张昌宗为首的直鲁联军，西拒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军事行动，内防上海等地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外御上海租界及海上军舰的各列强的海军陆战队，老蒋确实不容易挺过去。
直鲁联军不说，仅国民革命军而言（还不包括国民军改编的）当时已有40个军，南京国民政府只能直接控制14个军，老蒋必须借助外力。
老蒋想到了冯玉祥。
上面有笔误，应为：
从阵容可以开出，桂系此时实际是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军事力量（控制9个军），而直接听从蒋介石的军队（何应钦指挥的4个军）并不占优势。
直鲁联军不说，仅国民革命军而言（还不包括国民军改编的）当时已有40个军，南京国民政府只能直接控制13个军，老蒋必须借助外力。

正文
宁汉分裂，南京的蒋介石与武汉的汪精卫都极力拉拢冯玉祥。
蒋介石发电给冯玉祥要求在开封会晤，冯玉祥回电要蒋介石另约一个地方相会，最后确定在徐州会晤。
冯玉祥于1927年6月19日到达徐州。
蒋、冯正式举行了两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继续北伐，清党和对付武汉政府等问题。
19日晚，蒋介石要求冯玉祥一致行动，向武汉出兵，消灭“反动势力”，遭冯玉祥婉言拒绝，到正式会议时，蒋介石就不再提此要求。
冯玉祥认为：“应消除内部隔阂，目下军事胜利，宁汉双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
但是，蒋介石提出要冯玉祥在军队及其管辖的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正文：
蒋介石的麻烦来了。
7月17日，汪精卫下令组成东征讨蒋军，由唐生智指挥，顺长江而下。
国民革命军自己要内战了。
蒋介石为了保住南京，阻击武汉东征军，不得不将北伐主力撤回长江沿线防守，只留下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率部孤守徐州。
原本有十几个军齐头并进，突然只留下第10军孤守徐州，直鲁联军自然不愿错失良机。
7月24日，直鲁联军许琨部乘机反扑，重新占领中原战略要地徐州，王天培部败退安徽宿县。
徐州得而复失，大大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使战局不利于蒋军，他为了挽回影响，于7月29日亲自指挥王天培的第10军、王普的27军、钱大钧的32军、贺耀祖的40军和第一军一部，以及白崇禧原来指挥的陈调元37军、叶开鑫44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徐州发起反攻。
部队出发前，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不打下徐州，决不回南京。
蒋介石原以为大军压境，直鲁联军不堪一击，在徐州前线云龙山上设总指挥部，亲自督率三路兵马前进。
直鲁联军施用诱敌深入的古老战法，蒋军误以为敌人溃退，长驱直入，拼命追击。
结果蒋军落人圈套，被孙传芳、张宗昌指挥的直鲁联军集中兵力打得落花流水，全面溃败。
蒋介石在慌乱中率先逃回南京，各军失去指挥，纷纷溃退，从徐州一直退到浦口，全程700余里，成为北伐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溃败。
蒋介石亲自指挥反攻徐州，原来希望能够“反败为胜，一振威望”，结果事与愿违，落得个铩羽而归，威信扫地。
题外话：
云南的龙云是依靠唐继尧的赏识串升的，龙云从唐继尧的贴身卫士做起，在唐继尧1914年任云南都督时，已是唐继尧卫队的大队长，相当于云南军的御林军的一号首长......
正文：
蒋介石逃回南京，为推卸和逃避责任，8月10日，下令逮捕黔军将领、第10军军长王天培，后于9月2日，根据他的手谕，由何应钦与白崇禧执行枪决，罪名是“指挥不当，临阵脱逃”。
王天培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王天培之死，根本原因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蒋介石需要杀人立威，稳定军心，震慑自己阵营的骑墙派；
二是王天培是黔系军阀，相对而言，他与其他地方军阀交情不深，借杀王天培之机，蒋介石和白崇禧等可以顺势吞并王天培军队，扩充势力；
三是因为王天培“清党”不力，放走了军中的共产党人，他要借王天培的头，警告其他军官不要与共产党再有往来。
逮捕王天培，蒋介石的卫士大队长宓熙写了一段生动的现场见闻：
那天，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宓熙带王天培进人会场，白崇禧一见王天培，便严肃地问他：“你知罪吗?”
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饷等等……你知道吗?”
王天培颤栗地辨解说：“不知道，都是下面人搞的。”
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
北伐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始终未说话，一直注视着。
王天培支支吾吾还想解释，蒋介石命宓熙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立即逮捕。
蒋介石企图诿罪于人、杀人立威，但是王天培顶不了蒋介石的过错。
正文：
徐州之败，总指挥是蒋介石，所以，各方面反对蒋介石的人都把矛头对准蒋介石，逼他引咎辞职。
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武汉汪精卫表示，他与蒋介石誓不两立，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
汪精卫等人声称要和蒋介石等“一切假革命派决一死战”。
8月9日，唐生智发出讨蒋通电，历数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营私误国”，“跋扈专横”，“复于南京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投降帝国主义及最后军阀，恬不知耻。三民主义早成得鱼之筌，民主集权惟见独裁之制。个人势力之外，中正何知有党”，声称“奉中央命令率师伐罪”。
程潜为东征江右军总指挥，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沿长江两岸分兵东进，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一起“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在北伐战争中，4军和7军是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两支部队。而且桂系积极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但享受的成果却远比蒋介石的嫡系为小，因此，心里很不平衡，对蒋介石排斥异己深为不满。
当时桂军控制南京四周，还把何应钦拉到一边，乘蒋介石兵败徐州，威望下降之际，逼蒋介石交出权力。
蒋介石察觉桂系有逼宫意图，于8月6日召见李宗仁，表示为承担徐州失败责任，辞职下野。
李宗仁一时不摸底细，他内心隐藏不露，还表示挽留，劝蒋介石放弃辞职打算。
正文
8月12日，蒋介石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提请研究他的辞职问题。
在蒋介石表示辞职后，吴稚晖第一个发言：“目前正值北伐吃紧之时，党国需各类人才，共谋统一大业，蒋总司令责任重大，万万不能辞职，否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呀!”
已有准备的白崇禧明确逼宫：“宁汉分心离德，汉方发兵征讨蒋先生，我想，宁汉双方大目标是一致的，这种意气之争，终有一天会解决的，我们为联合汉方斗倒北洋军阀，只得暂时委屈一下蒋先生，使汉方失去东征的借口，免去一场政治上的狂风恶浪。蒋先生自愿休息一段时间，我想于党国于蒋先生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接着，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等人也作了类似的发言，都同意蒋介石下台休息。蒋介石在气恼中把目光投向何应钦，希望何站出来扭转局面。
但何应钦默不作声，一言不发。
会后，蒋介石派卫士把何应钦请去。
蒋介石认为何应钦与他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且是他黄埔军校老帮手，是掌握黄埔系军队的第二号人物，蒋何连心，事尚可为。
见面后，蒋介石亲切地问：“敬之(何应钦号)，你对白健生(白崇禧号)的提议以为如何?”
何应钦回答：“在当前形势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言毕起身告辞。
蒋介石大失所望。
这时，蒋介石的盟兄吴忠信来劝：“暂时辞职，是以退为进。这样既可以以德服人，又可以待机而动。”
蒋介石冷静细想，如果恋栈不去，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而暂时下野，让桂系来应付复杂的局面，正可以避开锋芒，静观待变，争取最后胜利。
想到这里，蒋介石只能决定假戏真做，暂时下野，以图再起。
正文：
8月13日，蒋介石召开百余名师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试探部下的态度。
蒋介石一开始就表示：“我即将离开大家，准备出国，以后大家一切听党中央命令，我到何处去尚未决定。”
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先后发言，表示同意蒋介石作出的下野决定。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中，有人为了校长强出头，这就是卫立煌。
当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已表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时，第1军第10师师长卫立煌语气异常强硬地要求发言：
“现在北伐正在进行，要完成统一，总司令出国时间久了，是不利的。”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阵骚动，会场中居然近三分之一人员举手不同意蒋介石辞职。
蒋介石很意外，他也立即将这次会议当成了考察干部的良好机会。
蒋介石见有那么多将领表示对自己的拥戴，心中暗暗欣喜。
蒋介石当即表示：“中央既有决定要我出国，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别的没有什么，希望大家听中央的命令，安心工作，把队伍带好。”于是宣布散会。
更让蒋介石高兴的是，蒋介石散会回到住所，卫立煌、陈继承、顾祝同、蒋鼎文、刘峙、钱大钧、谭曙卿等一批军师长，接踵而至，纷纷赶来效忠他这个“出国考察”的总司令。
这批雪中送炭的部将，以后均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有的官至统率一个方面大军的战区总司令。
正文：
1927年8月13日下午2点，蒋介石在南京上了宁沪特快列车后面的第2节车厢。
人走茶凉，就是怎么回事。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还把“出国考察”的总司令当干部。
得知消息前来送行的只有总司令部副官处长胡承祜、参谋处长陈焯、交通处长陆福廷等中层官员。
同车保卫的是大队长宓熙率领的全部卫士队。
老蒋还是不愿真走，到了晚上7点多，火车到达上海真如车站。
老蒋还是希望有人挽留，不过那个曾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转而又坚决拥戴蒋总司令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貌似人间蒸发了。
在上海真如车站迎候的有：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警察厅长吴忠信、总司令部顾问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
火车一停，他们即上车与蒋相见。
他们约谈半小时，火车改挂车头，直开杭州。
当年的火车实在开的不快，约晚上11点，老蒋一行到达杭州车站。
在深夜的杭州站台上，还有一群人等待着老蒋的到来。
迎接的有离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浙江省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朱世明、驻杭编训的补充团团长王世和、浙江盐务缉私统领孙常钧等。
他们与蒋见面后，即陪蒋到西湖边上的“澄庐”休息。
第二天，蒋介石将卫士队编人王世和的补充团，嘱蒋伯诚将宓熙、宋希濂、葛武綮、潘佑强、周天健、竺鸣涛、彭孟缉等22人派往日本去学军事，培养深造。
这22人中不少以后成为高级将领。
正文：
蒋介石在杭期间，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新任浙江省主席、26军军长周凤歧派秘书送来5万元钱，要蒋赶紧离开浙江。
蒋介石对此十分愤怒，命蒋伯诚组织300名黄埔军，扼守钱塘江，截留浙东税收充军饷。
蒋伯诚听后吓出一身冷汗，300名学生军怎是周风歧一个军的对手?
蒋伯诚可不敢玩斯巴达300勇士的那招，他把情况告诉了何应钦。
何应钦人品还算不错，此时倒也没有再落井下石，他立即希望白崇禧出面解决此事。
白崇禧了解此事后，一是需要和何应钦合作，给何面子；二是不愿逼蒋过甚，就撤了周凤歧的浙江省政府主席职，由何应钦兼任，又免了周凤歧的26军军长职，任蒋介石的奉化同乡陈焯为副军长代理军长。
1927年8月14日，蒋介石正式发表辞职通电。
通电中说：“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贫困。国民党之大业，荏苒不见发展。推其原因，实共产党之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又说：“惟值此下野之际，为完成北伐与建国二使命起见，中正敢掏诚宣告其最后愿望三事：
武汉同志速来南京，共筹党国大计；
分驻湖南、湖北、江西各地之武装同志与津浦沿线军队互为呼应，继续北伐；
要求湘、鄂、赣诸省彻底清党。”
蒋介石就此第一次下野。
正文：
一般都说1927年4.12政变后国民党清党给中共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很多人好象忽略了一个问题，国民党搞清党不但是杀害中共党员，还杀掉了大批对蒋、汪持反对意见的国民党员。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是：
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血案和武汉715分共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到一年后的1929年12月仅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
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即使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清掉了38万自己的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多。
这恐怕是因为国共合作期间，双方的基层干部、党员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主张并无太大分歧，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清党分共，不过是国民党右翼上层为争夺北伐战争果实与政治权力的谋略手段，并不为大批国民党下层党员及左派所认可，岂是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
所以清党之时，国民党右翼高层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现在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其白色恐怖，却不知这口号是有针对性的，矛头直指基层国民党员，同时也是彻底摧毁国民党左翼可以东山再起的群众基础的极端手段。
“清党”使国民党左翼从此退化为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力量，同时也使原本国民党内的政见分歧，激化成极端右翼的国民党与更激进左翼的共产党之间的全面对抗和武装对峙。
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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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
如马日事变，湖南农民被害者数万，而其中中共党员仅几百，死于国民党右派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光。
清党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了致命破坏，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
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
南京政府统治中心浙江也不过69%。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被动员支援前线的景况是完全绝迹了。
对这几十万被屠杀者，在历史上是难以留下声名的。
对中共来说，他们并非自己的党员，自然一般不会被追认为烈士；对国民党来说，他们又都是被“清”掉的敌对分子，死不足惜。
但我们今天谈论历史，还是不应该忘记这些不辜负中山先生教诲，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真正的三民主义者。
有人认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给中共带来的损失。
因为国民党不但杀掉了大批基层党员，造成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而且彻底割裂了和下层民众的联系。
日后国民党许多政策的推行的失败，都源于此。

准备写下一章 第十一章 北伐幕后
目前草拟了以下内容，尚未动笔：
第一节 苏波之战
第二节 中国革命
第三节 大东亚主义
第四节 独秀之秘
第五节 七一五背后
第六节 蒋宋联姻
第七节 中山大学
第八节 东北铁路
第九节 郭松龄兵变
第十节 李大钊事件
估计又是3-5万字，想想都觉得写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