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常规用英语怎么说:问题官员100%复出，公理何在？—星星山人.blog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日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他指出，现在问责的官员大面积、几乎100%的复出。这位教授的一句话，可谓振聋发聩，道出了人们以前的猜想和担心。按常理，问题官员特别是触犯法律规定的问题官员，一旦被勒令辞职或被法律制裁，那会“永世不得翻身”的。但21世纪的问题官员，不再是羞羞答答了，而是昂首挺胸、雄赳赳地走上“正规”了。

据《法制日报》报道，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复出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之后，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去年10月被宣布免职的江西省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证实最近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人们不禁发问：问题官员大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理应撤职或法办，为啥还要他们重新复出，难道他们洗心革面彻底与人民为伍了？如果不是，硬生生地把他们“拉上来”，还有没有公理可讲了？或许竹立家教授讲的只是一个现象，没有讲到“根上”，即问题官员不是100%地无可救药，还有“有则改之”为人民再立新功的决心，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重新做人”。

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个推论：21世纪初，因处理SARS疫情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其后张文康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而孟学农则获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山西省省长；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华的名字出现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新领导名单中。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夺去了243条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总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后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诚然如斯，上述问题官员因各种原因丢了“乌纱帽”，但在“风暴”过后又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成了政坛新“惯例”。目前问题官员悉数复出对公众欠缺的是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无论是“有则改之”还是“再立新功”，问题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错，这表明了政府在干部任用上的突破，对于违法违纪官员，不是一棍子打死。

但是，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官员都有明确的任期目标。有专家认为，如果在任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应为此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既然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那么问题官员100%复出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没有公理可讲。

首先，公理制定的不完全是公理。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只字未提。“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二条有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什么叫“实绩突出”，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只能叫人钻空子。

其次，法律虽刚性，但也可“适度弯曲”。2007年初新华社发布消息，“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晓华被开除党籍，并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但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邱晓华的情况却未见有下文，也无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2008年8月，这名前高官已陡然“变身”为大型国企“高级研究员”了，这岂不开了法律一个大大的玩笑吗？！

不能否认，对于曾经犯过错误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今后就一定不能再起用，但问题官员复出整个过程应当公开透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这是个不容忽视的程序问题；再者，问题官员100%复出，更应给社会各界及其百姓一个明了的交代，如果没有明确交代，只能说明其中“猫腻”重重，说明我们的干部任用机制出了问题。

问题官员悉数复出，难免让人怀疑，当年“问责风暴”虽刮得猛烈，不过是给愤怒的公众一个心理安慰，这种转瞬即逝的治吏风暴不过是“干打雷不下雨”，在一个个被问题官员“摧残”的百姓受伤的心灵尚未复原之际，“问责”已经吊诡地走上了异路。问题官员100%复出，只能说明他们处在“治吏”旋风的“风眼”当中，实际是被“爱护干部”、“异地调用”的外衣将“问责风暴”抵消了，将法律灵魂“掏空”了。如果长此以往不分青红皂白，将引咎辞职的道义担责和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混为一谈，那只能会失信于民，损害党和人民的发展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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