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缝线处理的中控台:《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康濯

一

    这是1955年5月13日早晨，快八点了。刚要上班去，就接到了《人民日报》。我知道今天这张报纸十分重要。发表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按性质分类编列，并附有注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则在文前加有“《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八百字的按语，是毛泽东同志亲笔所写，报上排出的字体也比正文字体大一号。我翻到报纸二、三版所载这些文稿，立即把按语和《自我批判》看了一遍。按语看得仔细，《自我批判》则只浏览了一番。
    不，《自我批判》浏览到近一半，我就再也不能容许自己粗略地匆匆而读了。自己作为当时《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风同志这篇检讨早已相当熟悉。正如编者按开头的介绍，胡风此文是“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就是说此文先后已有过一稿、二稿、三稿。发表的当然是三稿。然而我浏览了一阵就感到似有不对，便找出家中留有的二稿、三稿的打印件，再对照往下读。几经反复查对，终于发现《人民日报》排错了胡风的文章。
    这时来了电话。我拿起话筒，听出是周扬同志，焦急而又意外严厉地责问我道：
    “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
    “不是我错了！”我已经胸有成竹，便尽量从容地给周扬同志答话，“我已经查对过，是《人民日报》排错了。”
    “《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
    “你可不能反转来又打电话责问我哇！”我如实汇报了排错的具体情况，“刚刚查对过，我们《文艺报》送《人民日报》的胡风检讨是最后定稿，第三稿。可人家排的却是检讨第二稿再加三稿后面的《附记》。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那只有问袁水拍了。”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手上有胡风检讨的二稿和三稿，是我们编辑部先后交给的。
    放下电话我就去上班。到了编辑部，侯金镜也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的二、三版。他抬眼看着我说：“怎么搞的？《人民日报》登了个二稿加三稿附记！”我说：“是啊，我也查对了。”然后我就告诉了他周扬同志来电话的情况。他听到这件事周总理已经过问，便眉心打皱，苦着脸说了一句：“怎么办呐！”
    当时《文艺报》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我、侯金镜和秦兆阳三个常务编委，而秦兆阳正请假在写作。我和侯金镜已在前两天商量好，今天拿到《人民日报》以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现在当然安计划办事。关于《人民日报》登错了胡风的检讨，以及胡风向周总理反映后总理已向周扬提出责问的事，我们只给编辑部唐因、杨犁以及几位编辑组长唐达成、刘剑青等同志讲了一下，而没向编辑部全体宣布。我们向编辑部宣布的主要是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经成了“反党集团”，性质变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本来是由我们先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早已排出了清样，但是现在已由毛主席另写了按语并决定改由《人民日报》先发表了。而我们这一期出版的日期是在后天，即5月15日，现在已赶不上再转载胡风检讨和舒芜材料，因此决定这一期不出了，而和下一期出合刊，时间仍在下一期5月30日出版。现在离发稿也只有几天，原来我们准备的批判胡风的稿件当中都没有提出“反党集团”性质的，因此现在我们必须紧急动员，全体出动组稿，主要是请知名人士，写对胡风反党集团表态的短文章。要注意找一些比较熟悉胡风的同志，请他们写写在胡风过去的言行中某些可以揭发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总之，表态的文章不要都是干巴巴抽象地骂几句。组稿名单由编辑部拟出后，再同侯金镜同志商量决定，但是要快，今天上午就要外出，两天内希望能拿几十篇稿件回来。
    我讲了这些，下面就由侯金镜同志主持会议，进行讨论并具体地落实，回来又有电话找我，于是我先离开了会场。
    这一次来电话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他在电话上对我说：“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篇检讨，我想征求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我考虑了一下，答复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党报，发检讨好吗？登错了文章，责任是在你们文艺部，却要整个党报来出面检讨，只怕不大合适吧。”他说：“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啊？”我说：“是不是可以由你们发表一启事，说明胡风的检讨你们登错了，责任主要是在文艺部，报社也有工作上的责任，这也就是检讨了嘛！启事最后还可说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今年《文艺报》第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我请邓拓同志考虑我的意见，他说：“可以研究。”
    放下电话，金镜同志又同我商量了一下组稿的名单，我知道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已经分了工，马上就要出发组稿了；便一面催大家赶快行动，同时又赶着去接另一个电话。这次电话又是周扬同志来的，他告诉我：默涵、水拍二同志已在他那里，叫我赶快去共同商量一件事。这时还不到上午10点。

二

    周扬同志在这个时候找林默涵、袁水拍同志和我商量的事，我估计一定是关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应该如何处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林默涵同志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的工作，特别是当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就是周扬、默涵代表中宣部具体指导的。
    《文艺报》这一段集中力量批胡风，是从1954年秋、冬批评胡风在主管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始的。1954年刊物22期发表了胡风的发言和个别对他提出批评的文章，二十三四期以及1955年一二期合刊和二月的第三期，则有多篇文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而比较全面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1955年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开始。这份《意见》即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三十万言上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另一部分是《作为参考建议》。从第三期开始，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重点批判胡风《意见》中的文艺思想，到四月为止，已经批判了六期。而胡风本人也早已开始写关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检讨，并于1955年一月交给了我们《我的自我批判》，以后我们都称他一月交来的这篇为检讨一稿。对这一稿，我、编委会和编辑部以及周扬、林默涵、作家协会党组的同志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茅盾、夏衍、冯雪峰等都认为不行，认识的错误不多，解释、辩护不少，于是把稿子退给了胡风，诚恳地向他提了意见。2月胡风改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这一次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进步不小，就由文艺部等有关单位，说明我们认为他这份检讨基本是可以接受了，但是也还想请胡风改得更好一些，并要求接到这份打印稿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我们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转告了胡风同志，希望他能再修改一下，并尽快交我们发表。于是胡风又在3月交来了他的最后定稿，也就是第三稿。这一稿我记得是以二稿为主，前面若干段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后面修改了一些文字，更主要地是也修改了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并在文后加了一个附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三稿到底具体修改了二稿的哪些地方；但有一点是印象深刻而明确的，就是三稿后半部确有不止一个地方改得比二稿肯定是有重要的进步。我们决定全文发表他这一《我的自我批判》三稿。
    大概在同年的二、三月，《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去约舒芜同志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位编辑同舒芜的夫人是同学，因此互相间也较容易谈得深一点，而舒芜也就这样交给了这位女编辑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看了这批信件都大吃一惊，认为这些信太重要了，就和舒芜商量如何处理。舒芜便拿了这批信件亲自交给了林默涵同志。默涵、周扬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信件确实很重要，但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于是又由默涵同志交给舒芜，请他分类编辑和注释。舒芜这批材料编写好以后，默涵又交给了我们，我们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于是经过商量，决定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九期发表。中宣部决定《文艺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由《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文艺报》编辑部于5月初发稿。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体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到周扬同志同意。因此，在发这两篇文章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发了许广平同志一篇驳斥胡风的文章，同时并约夏衍同志写了一篇对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再加批判的文章。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胡风检讨发表前就已写好寄来，有八千字，我们并已打印、分送党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文艺报》发表舒芜的材料，用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扬、默涵等同志的意见。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解除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千字。
    《文艺报》这一期排好的清样，于5月8日上午送给周扬同志。按照我们编务工作的程序是，周扬应于5月9日晚上退回清样，10日由我们修改后交工厂付印。13日就要装订好出厂，14日送书店，15日期刊就已按时出版、发行、零售了。
    当时这是最快的速度，是为了批判胡风的这一任务，经邓拓同志同意，刊物交由《人民日报》印刷厂印的。
    但是这一期周扬同志9日晚并没及时退回。我在编辑部等到快半夜，就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了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两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周扬同志很了解我的坏脾气，没有理会我的唐突，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我忙说：“那当然好了，但是那就要快！要争取主席明天晚上把清样退回。否则，我们刊物就要拖期了。”周扬同志最后说：“我马上就送去。”过了一天，10日半夜，主席还没有退回清样。到了11日的一点钟了，我再一次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看过了，也退回中宣部了，恐怕变动很大，天明以后上班时，默涵会带原件去找你， 你在编辑部等他好了。”
    我心绪不宁地睡了一觉，天明上班后早早就和侯金镜一起坐在了办公室。大约八点半钟，默涵来了。他拿出原件，我首先看到的第一页，是周扬同志写给主席的这样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
一同发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我送上清样，请你审阅。同期文艺报还
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此致
敬礼！
                           周扬  五月九日”

    在周扬同志这一页信上，有毛主席看过清样以后的回信：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回信还有两段话，一段是：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再有一段：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