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情歌来电铃声高安:中的精神

中的精神_1作者:吴清源 大小:94K 类型:经管 时间:2009-11-2 19:45:12 -清源：中的精神
《中的精神》中文版自序
这本《中的精神》是根据我在日本报纸《东京新闻》和《中日新闻》的专栏“我走的路”上分90期连载的内容整理而成的。
1984年1月我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录《天外有天————以文会友》。
我在福州出生后不久，就随家人去了北京，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到14岁去国赴日。我的中国古典哲学知识，以及成为我的职业的围棋，全都是父亲启蒙的。所以，可以说我的根就在中国的北京。
虽然长期远离祖国，但我一直期望着中日友好出力的宿愿。《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发表后的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从政治、经济到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让人震惊的变化。而我所钟情的围棋界也同样今非昔比。世界各地的女棋手，她们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有的达到了与男棋手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地步。我的徒弟芮乃伟取得了韩国围棋国手的称号，而我的大徒弟林海峰也参加了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时代在前进，在世界赛上女棋手和业余棋手打败世界一流棋手的事情也时而发生。
这些年来，中国和韩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实力上已经赶超了日本————围棋在向着国际化的方向飞速迈进。
从1992年开始，我的助手————先是芮乃伟，后是牛力力————向外界发表了我的“21世纪六合之棋”的围棋观念，此后又由中国的专业棋手牛力力用日语将我的观念付诸文字，该书得以大量地出版。这一系列令人欣慰的快事，让我感到能够长寿真是幸事。
《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出版后不久我即从棋坛引退，但我从未忘却过自己的围棋使命，不曾放松过对围棋的进一步研究。围棋也如同一门科学，需要不断进步。幸运的是，一群年轻棋手云集在我的研究会上，他们将我的想法、发现应用到实战当中，使它们不断得到印证和更新————这对我的研究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而这些棋手不但来自当今围棋强国的亚洲各国，还来自欧美和另外一些国家。
当初，我抱着通过围棋来实现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东渡日本，现在，我祈盼“21世纪六合之棋”能为促进全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贡献绵薄之力。
在这一“六合之棋”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对艺无止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为了能够再接近真理哪怕只是一步，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为了完成我的围棋使命以及希望通过围棋实现国际间友好的愿望，我要求自己夜以继日地努力研究。
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高兴，那就是将由田壮壮导演把我的经历拍成电影，同时还要拍摄电视连续剧。
这本《中的精神》是继《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发表以来，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的一本最新回忆录。世界上的围棋爱好者中，以说中国话的人为最多，今天能用中文出版，我感到万分喜悦。
借此机会向关心和帮助我的桐山桂一先生等众多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清源
2003年1月10日
　　　　　　　　
旧满洲
2001年的6月上旬，我在中国的东北转了一圈。
从辽宁的大连到沈阳，又从沈阳到黑龙江的哈尔滨……我是去出席在沈阳等地举行的中日两国围棋爱好者的交流活动。由于当地的报纸连日报道了我的来访，我受到了各地盛大的欢迎，其热情令人难忘。
因为我是出生在福建，成长在北京————直到14岁去国赴日，所以每当我踏上中国的大地，总是感慨良多。特别是东北地区————战前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更是一块让人百感交集的土地。
许多年前，我曾经访问过这里，也曾有过一次御前对局————在末代皇帝溥仪的龙座前下棋。那是1934年的事情了。
伪“满洲国”的首都设在长春，当时被改名称为新京。我和木谷实先生在宫殿里下了一盘棋，溥仪很有兴致地一直热心观战。我还用北京话和溥仪聊了几句，溥仪看上去十分高兴。
我和“满洲”还有另外一层因缘————我的大哥吴浣，战前曾经在伪“满洲国”宫内府任职。他由于厌恶日本军的蛮横粗暴，于是就趁随同溥仪的弟弟溥杰一起来日本之际，留在东京当上了一名外交官。大哥在战后去了台湾，现已去世。
我虽然现在已经87岁了，但每年仍然不是访问大陆就是访问台湾。因为各地的围棋国际赛事经常邀请我来当裁判长。我自己也觉得，促进国际友好是我的一项使命。
可以这样说，73年前我来到日本这件事本身，就肩负着改善中日关系的责任。当时，日本正企图侵略中国，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因为得益于亲中派的犬养毅先生(原首相)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来到日本。然而，遗憾的是，犬养毅先生在5·15(1932年)事件中被枪杀，随后立即爆发了侵华战争————那可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对于经历了那样年代的我来说，十分希望21世纪能是一个相互友好、共存共荣的时代。只要一息尚存，我愿为加深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走遍全世界。
　　　　　　　　
哈尔滨
59年后，我重访哈尔滨。这个有着“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城市，在榆树、柳树和白杨树的庇荫下，十分漂亮。
59年前来哈尔滨时虽然是春天，但天气却十分寒冷，连呼出的气几乎都要冻上了。当时是1942年4月18日，我还清晰地记得，“东京遭到了第一次空袭”的消息就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听到的。
故地重游，感慨万分，如今的哈尔滨让我感觉到不久将成为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经济交流的一个中心城市。和有着大量欧美资金涌入的上海等地相比，北方显得有些落后。但这片土地和日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我想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哈尔滨同时也是我的围棋研究助手牛力力(中国棋院五段)的故乡。而且这次主办围棋交流活动的黑龙江棋院的院长赵国荣先生正是牛力力的先生。赵国荣先生是中国象棋的冠军，在中国很有名。
由于有了这样的缘分，在欢迎会上我谈了一些我正在研究中的关于“21世纪围棋”的一些想法，讲解了自己对布局的一些思考方法。简单概括来说，我的围棋理想可以用“中和”这个词来表达。翻译成日语也许可以用“调和”这个词吧。
“中”这个字，中间的一竖将口字分成左右两部分，这左右两部分分别代表着阴和阳。而阴阳平衡的那一点正好是“中”。在围棋上，我经常说，要思考“中”的那一点。中和了棋盘上各个子的作用的那一点，就是正着。
所以从拿起棋子之后的80年来，我从来不把围棋当做胜负来考虑。无论输赢，只要下出了最善的一手，那就是成功的一局。日本的围棋规则是比较双方围地的大小，而中国的规则却有所不同，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多的一方是取胜的一方。我认为比起胜负来说，那是生存权的象征。
当然，要达到“中”的境界，并非易事。这需要精神上的修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信仰。从5岁(虚岁)开始，我就学习《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至今我仍然坚持每天研究《易经》。
　　　　　　　　
沈阳
围棋在21世纪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次的中国旅行中，在沈阳郊外，当我看见“国际棋盘山城”的大型建筑时，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听说，在这个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的比赛馆里，可以同时容纳1500人对局————如此之大令我惊讶。
听说棋盘山城，是在1999年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建国50周年纪念，在沈阳举行了棋手表彰仪式，我也受邀参加了那次盛会。那时棋盘山城还在建造当中，当时我就想等落成之后一定要来参观。2001年6月在沈阳举行的中日围棋爱好者交流活动使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山坡上的圆盘屋顶，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座很出色的建筑。中国的围棋爱好者年年增加，正是因为围棋越来越国际化，才会建造这样的建筑吧。
围棋起源于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我认为在没有文字的年代，棋盘和棋子是用来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在清朝乾隆皇帝年间十分盛行，甚至出现了一位名为黄月天的名人。出现了“千两围棋”————有钱人出资一千两请高手来下十番棋，每局棋的对局费是一百两。
此后，随着中国国力的衰退，围棋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光彩。在清朝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围棋进入了它最黑暗的年代。混乱的年代人们已经没有下棋的闲情逸致了，也没有了保护围棋的人。这一点，围棋在日本很幸运。因为受到江户时代幕府的保护，所以在明治以后，围棋在日本有了空前的发展。我是1914年出生的，少年时代我在北京学习的就是日本棋谱。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日渐强大起来。在常昊、周鹤洋等棋手成长的10年间，中国迅速追上了日本。韩国也是围棋强国。韩国不仅有号称世界第一的李昌镐，而且在他之后的年轻人也十分了不起。我的弟子芮乃伟九段在韩国的成绩也很不错。
当然，日本也有像王立诚那样的许多一流棋手，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鼎立的状态。迈克·雷蒙虽然是美国人，但他也获得了九段的称号，成为了一名优秀棋手。若是他能拿个冠军的话，我想学围棋的美国人肯定一下子会增加不少。
我在东京自己家里开办的职业棋手“研究会”，至今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中国、美国、德国出身的棋手也参加进来了。看着眼前各种肤色不同的面孔，对于企盼围棋国际化的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北京
6月，我在中国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北京。我终于可以和日夜思念的二哥见面了。二哥住在天津，这次带着孙女专程来北京和我见面。我们已经有5年没有见面了。
二哥的名字叫吴炎，已经89岁了。他的一生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
1928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母亲和大哥也一起到了日本。二哥独自留在中国，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读书。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真是很能走路呀。
抗日战争时期二哥作为一名军官参加了抗战。抗战结束后，又发生了内战，二哥被国民党逮捕，带着脚镣在监狱里关了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二哥回到母校南开大学教文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二哥好像也受了不少罪。二哥还是一位诗人。
二哥在战前来过日本，那是1936年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哥来日本的第二天早上，发生了2·26事件。为了亲眼目睹青年军官反叛这一历史性场面，二哥一个人踏着积满白雪的街道走了出去。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兄弟仨在一起的最后一次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在北京读四书五经。但战后我们三人却是身分三处：大哥在中国台湾，二哥在中国大陆，我在日本，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有时不禁觉得，我们兄弟三人的历史就是一部20世纪的历史。
20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考虑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地去消灭对方，所以，每每打着正义的旗号发动战争，然后留下不计其数的难民。
我们兄弟也是在那样的时代浪潮中走过了各自的人生。如果21世纪还是同样的思考方法的话，我想不可避免地又将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所以，我认为大家今天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共存共荣。
能和二哥再次见面是件无比高兴的事。二哥的气色十分好，看上去很精神。我们俩都已经是将近90岁高龄的人了，活到100岁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电影化
中国导演田壮壮计划将我一生的经历拍成电影。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大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另外，北京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的计划也在进行之中。制片人是李小婉女士，按计划电影将于2002年的春天开始拍摄。这次到北京之后，和田壮壮导演、李小婉女士也见了面。听说，电影完成要到2003年，那时我正好是虚岁90。和日本的卒寿一样，这个年纪在中国也是可喜可贺的。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田导演说，我的人生就是一部电视剧。回顾我的一生，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仅仅是那次规模巨大的战争就可以说明很多了。为此，我的国籍也变换了好几次————加入日本国籍，战后又成为中国台湾籍，然后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还遇到了“东京大空袭”，所有的家产及纪念品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战中战后的一段时间，我随着新兴宗教过着在日本到处流浪的日子。
在围棋上，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是以我的棋士生命作赌注的，那真是类似于武士的真刀真枪的决斗。1961年我遭遇了交通事故，因为后遗症的关系，在比赛上我陷入了困境。
我有过许多痛苦的时刻。每当那时，我就会背诵白乐天的诗。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吴家
1914年我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我出生时是中华民国3年，正好是日本的大正3年。
祖父在清朝就获得了盐的专卖权，他的买卖做得很大，因此家境很富裕。福州是省会城市，有四大家族。包括我们吴家，还有陈家、林家和沈家。
我祖父叫吴维贞，原先是福建省的北边浙江省的官员。当时在省之下有一个“道”的行政单位，祖父的官衔就是道台。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行政单位了，但韩国还留有这样的行政单位，诸如全罗南道、庆尚北道的“道”。据我小时的印象，“道台”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县知事”县吧。
从道台的位子上退下来，祖父就开始了盐的专卖事业，也许是觉得还是当老百姓比较轻松吧。但不管怎么说，虽说是民间活动，专卖权还是从清朝政府那里获得的，所以可以说性质上还是属于半官半私的吧，和现在的专卖公司有相似之处。
盐的生产和销售是面向整个福建省的。中国很大，即使是一个福建省也有很可观的量，何况有时还向台湾供盐。所以，生意规模十分庞大，称得上是资本家。
盐的专卖生意一直持续到清朝的灭亡。向福建省的各个都市以及台湾运送盐，船是必须的运输工具。但是，当时是海盗猖獗的时代。而且，当时政府围剿海盗的能力根本达不到福建省。所以，听说祖父和海盗之间有交往。
为了能让盐船安全地运抵目的地，作为交换条件，如果海盗有要求，就得在他们的指定地点放上钱。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通行税吧。
祖父也曾受到海盗邀请。听说把眼睛蒙住，被带到某个地方，受到了盛情款待。之后仍然是被蒙住眼睛送回了家。
　　　　　　　　
西太后
外祖父的名字叫张元奇。
清朝末期，西太后是最高权力者。她是咸丰皇帝的妃子，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外祖父就是伺候西太后的官员，官衔为“御史大夫”。工作好像就是向西太后谏言的。因为西太后周围的高官太多了，似乎外祖父在西太后眼前露脸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实际上是外祖父在给西太后上奏一道文书之后被贬了。
清朝的某个皇亲出车时撞了人，发生了事故————这就是外祖父被贬的原因。所谓车，在当时来说，也就是指马车。外祖父为了这个事故，花了一个晚上给西太后写奏书。那个晚上，我的母亲一直陪在外祖父的身边。
因为是皇帝亲戚的事故，总是会有所顾忌的吧。外祖父也很明白地知道，如果写了这份奏书，说不定会被贬到地方上去。但即使知道结果，外祖父还是上奏了西太后，结果被贬到浙江省。外祖父之所以敢那么做，也许是已经厌倦在宫中奉事了吧。
有关西太后，小时候听说过她各种各样的传闻。
据说西太后是绝顶聪明的人。大臣们出早朝，写上奏文书，西太后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文书，立即就能判断出好坏，当场进行指示。
有一次，发生了叛乱。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西太后正巧在看戏。外祖父当时也在场。但是，西太后听后一点都不慌张，继续把戏看完。也许看戏时一直在考虑对策。戏结束后，西太后十分麻利地给周围布置了一通指示。她已经算准了一定能够镇压叛乱————她的政治手腕十分高明。
也听说过其他的一些事。
一看见令她心仪的官员，西太后就会从帘子后面扔出一块手绢。之后，那个官员就会脸色发白。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晚上，为了还手绢，那个官员必须去内宫参见西太后……当然，这只是个笑话。
　　　　　　　　

张元奇
外祖父张元奇被西太后贬至浙江省，之后又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
外祖父还去过湖南省和福建省等地赴任。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外祖父成了徐世昌的家臣。徐世昌在清朝末期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即使在中华民国他也做过大总统。外祖父的最后官职是满洲的奉天省长。之后他就引退了。
我的母亲一直随祖父一起去各地赴任。母亲的名字叫舒文。当时的中国，夫人以及孩子一般是守在本宅，不随官人一起出去到各地上任的。但是，母亲作为长女却受到特别对待，一直跟随在外祖父的身边，照顾外祖父的日常生活。当时的女性是不抛头露面的，而母亲是一个特例。因为一直和当官的外祖父在一起，所以母亲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当然，母亲的性格一定也很开朗积极。
张元奇和祖父吴维贞两人都是福建省出身，原先就是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父亲的名字叫吴毅，和母亲结婚的时候17岁。母亲20岁，长父亲3岁。
自母亲结婚之后，外祖父才开始在地方上纳了妾。当时的中国，有地位的人纳几房妾都不奇怪。对外祖父来说，也许是到了地方上，没有了照顾日常生活的人，感到了不方便吧。
张元奇也是中途停止让母亲缠足的人。缠足在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女儿出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外祖父考虑到清朝长不了了，没有必要让母亲再受那样的痛苦。而且，母亲也说，如果因为这个嫁不出去，那一辈子呆在娘家也没什么。想法真是很开明。
　　　　　　　　
吴维贞
祖父吴维贞兴趣广泛。首先，他办了一个“菊会”。从日本拿来菊花的苗，精心培育出漂亮的菊花。之后，他开放了自家的花园，让外人也可以自由进来赏花。吴家的菊花，当时在福州十分有名。
他还时常篆刻，自己制作毛笔、印泥等。此外，祖父还经常捐钱做一些事情。福州有一座涌泉寺，祖父捐赠了十分漂亮的柱子。日本的空海和尚曾经来过此寺。因为遣唐使船遇难，空海漂流到了这附近。
祖父的家园墙下面有一个洞就那么开着。穷人从那个洞里伸进手，可以拿到园子里的东西。祖父说“洞不封上也没有关系”，命令家人将洞就那么放着不用堵上。从这种细微处也可以体会出祖父的慈善心肠。
福州的官邸十分大，院子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大到了可以泛舟的程度，到对岸有七八十米吧。除此之外，邸内还有别的池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了北京，所以对福州没有什么记忆。1988年我再次来到福州，才对我的出生地重新有了了解。
祖父有5个儿子，还有若干个女儿。按中国的习惯，问孩子的人数时一般只问有几个儿子。所以，女儿到底有几个，我也就无从知道了。另外，当时的佣人一定也很多。
墓地在城外的山上。据风水先生说，葬在了一个后代子孙繁荣的地方。1988年我是第一次去上坟。坟地所在位置正对着台湾，那一带就成了军事重地，是高射炮阵地，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我是得到了特别批准的。吉普车开到半山腰上，之后是乘轿子。山路很陡。
墓地很大，正好下面还有一个小池塘。到了晚上，月光照射在池塘里的反光可以照亮墓碑的表面。趁着月光，可以看见墓碑上的字。这种墓地，按中国的说法，叫做“月照美人”。大家都说，墓地的风水非常好。
祖父就在那儿一直保佑着他的子孙繁荣昌盛。
　　　　　　　　
父亲吴毅
我的父亲吴毅是在祖父将近70岁时才出生的，是5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出生于一个盐商的家庭，但父亲还是选择了为官的道路。这可能源于两个理由，一来祖父原来是做官出身，二来在清朝的时候做官比有钱人更有面子。
按日本的算法，父亲是日本明治25年出生的，母亲是明治22年出生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介绍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外祖父张元奇就在他手下做事。外祖父因为与徐世昌关系不错，所以就请他做了介绍人。
我出生后不久，一家就从福州搬到了北京。那年，父亲22岁。作为第5个儿子的父亲也得到了一部分家产。在北京我们住一个“四合院”，就是中间有个院子的那种，当时北京一般中产阶级的典型建筑。相隔几十年后再度去拜访原先住的那个“四合院”时，发现中间的院子里也搭建了住房，里面竟然住着7户人家。
父亲去日本留过学。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中，一般是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或英国去留学。而第三个儿子以下，则是送到日本去留学。当时，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一般是能谋得个好工作的，所以父亲也到日本去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对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父亲经常到本因坊秀甫在明治时期创立的“方圆社”(棋社)去下棋。并且，父亲回国时，还带回来了许多日本的棋谱和棋书。父亲是那种容易着迷的人，对书法、围棋等都十分热爱，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但是，他的棋力却不怎么样。
在亲戚的建议下，父亲进了平政院上班，平政院是一个司法部门。这个职务是需要相当于法务大臣级的人物直接任命的。但是，当时官员的生活可并不好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工资发放经常拖欠，有时候竟然要半年才发一次。另外，由于政府不停地更换，所以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根本坐不上好位子。
依父亲的性格，是不善于溜须拍马的，所以他最终在官场上也未能有大作为。也许是所受的教育导致了这种不谙世事吧。在这一点上，一直跟随在做官的外祖父身边的母亲倒是比他懂得多。
在北京，有时得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生活。
　　　　　　　　
四书五经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是农历五月的生日。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4岁的时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完全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时代，有科举中考的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5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8点开始。我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4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点才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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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启蒙
学习四书五经很辛苦。如果复述不出来，手掌就要挨父亲的竹板子了。一定是父亲小时候也是那样被教育过来的。
先通过卡片识汉字，然后学习《三字经》。《三字经》是以三个字为一组内容的课本，现在想起来，里面的内容可真是深奥。写的尽是人间的根本。之后再学《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
《大学》讲的是政治的根本，我作为一个孩子，一点都不理解，只能死记硬背。那种教育持续到我8岁。
后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即使用清朝的教育方法也没用”之后，父亲的教育方法才有所改变。并且，当时父亲也开始有了信仰，开始了道教的坐禅，思想也有所转变。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7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我的进步明显比哥哥们快。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的。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军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鸦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给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年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濑越老师
北京的美术商人山崎有民先生和濑越宪作老师之间，从1926年到1928年的3年间通了50余封信，都是商量有关我去日本事宜的。
从当时日本的围棋棋力来说，在濑越老师之上还有一位更强的人，他就是本因坊秀哉名人。但是，在中国对秀哉名人的评价不是很高。那是因为1919年，日本棋手来到中国访问，秀哉名人向段祺瑞等人说，如果不采用日本规则他就不下棋。
日本规则是比空，围空多的一方获胜。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在阵地里补一手就要损掉1目。而中国规则则是比谁在棋盘上活的棋子多，多的一方就赢。即使在自己的空里补一手也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和秀哉名人坚持用日本规则相比，一起来中国访问的濑越先生就同意下中国规则。那很了不起。由此考虑濑越先生的为人和性格，山崎老师想让我成为濑越先生的弟子。
1927年，我和从日本来到北京的井上孝平五段下棋。最初，他让我二子，结果我赢了。后来他让我先，下了三局，我一胜一负一盘打挂(没下完)。井上回国后发表了以下的感想：“最先的一局棋体现了少年的力量。少年对日本围棋既有的定式都十分了解。而且，在那些旧的定式上还加上了自己的更正。可以说吴少年已成大器。”
濑越先生也看了我下的棋，他评价我说是“秀策再世”。秀策是江户末期的日本棋圣。“秀策流布局”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布局，无论是棋还是人，秀策在围棋史上都十分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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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港
到日本是1928年的10月，我满14岁。那一年的6月里，日本的关东军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政治空气空前地紧张。
离开中国的那天是10月18日。山崎先生带着我们，从北京赶到天津去坐船。坐的是名叫“长安丸”的到大阪的客船。当时，我记得作为我监护人的杨子安先生还对我说：“希望你两年之后回来。”
和我一起坐船的有母亲和大哥，还有山崎先生。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也一起同行。二哥因为在读书，所以把他交给亲戚照顾，三个妹妹也分别托付给亲戚们照顾。4日后，到了日本的神户港，接到日本棋院的通知说“请在神户稍等”。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日本棋院刚好出了“万年劫”的事情。
对“万年劫”，日本当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万年劫是出现在濑越老师的对局中的，有关这局棋的判定结果，在棋界引起了各方争论。因为是有关濑越老师升八段的对局，听说那时的背景是想阻止老师的升段————是世间无聊的事件。
在神户上岸，眼睛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在去了大阪的《朝日新闻》社参观之后，我们就去了京都。连接大阪和京都的火车速度快极了，令我惊讶。住在京都饭店，第二天一早，和大哥两人上街买东西。那时带有奶油或草莓的蛋糕是5块钱。我在日本第一次说的日语是：“这个，多少钱？”
　　　　　　　　
来日的第一盘棋
到了日本，第一盘棋是1928年12月与筱原正美四段下的。
筱原是当时日本棋院升段赛的冠军，这盘棋是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让下的。这是给没有段位的我定段位的测试棋。我执黑，下了三天，结果我中盘胜。
第二盘测试棋的对手是本因坊秀哉名人，在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里下的。濑越老师因为太担心了，所以没有来观战。
让我二子。秀哉名人个子瘦小。但是，他一坐在棋盘前，似乎就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对我来说，即便对手是名人，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很沉着，下得很好。
面对名人，我很快地下在了星位。当时下手和上手下棋，第一手是不下星位的，那是不被赞成的一手。但是，我的第一手没有遭到名人的训斥。从这点来看，名人很了不起。
但是，如果那盘棋我输了，我想第一着下星位的那手就该被说成是恶手了吧。后来，我创造出了“新布局”，其实可以说在和秀哉名人的第一盘对局中我就已经下出了新布局。只不过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那手棋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结果我4目胜。据说，当时八段的人被秀哉名人让二子，都经常要输。也许是我第一手的星位使得名人使不出劲来了。
秀哉名人不怎么表扬年轻人的棋，但是他说这盘棋是“二子的经典之局”。我自己也有下了一局好棋的满足感。
之后，我又和村岛义胜四段、前田陈尔四段下棋，结果我都赢了。终于，1929年，我被日本棋院授予三段的称号。
以前，定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用“拼命”二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麻布谷街
到日本后，我最初住的地方是东京的“麻布谷街”。在现在港区六本木的一丁目、二丁目附近，是濑越宪作老师为我们租的房子。
日本棋院当时是在永田町，也就是溜池附近。从我的住处到棋院只须步行就能到。由于我们不太了解日本的习惯，我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先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住在东京时，有一样东西让我很吃惊。就是日本叫做“祭”的祭典活动。在祭典活动上，有一个抬神舆的仪式。起初，我将此错以为是葬礼了。中国的葬礼上也是几个人抬着个棺材，静悄悄的。因为不知道这是祭典活动，所以想，“这么沉的棺材，这么热闹的葬礼啊。”那想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天皇陛下上街时，街道两旁恭迎的人们的样子。溜池离皇宫很近，许多人都等在道路两旁，铺张草席坐下，大家都深深地低着头。据说如果和天皇陛下眼对眼看的话，眼睛会瞎的。
　　　　　　　　
模仿棋
难忘的对局有很多。1929年和木谷实四段下的一局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盘棋我下了模仿棋。
木谷当时有个外号叫“怪童丸”，棋力很强，是年轻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位。在来日本之后我就听说了他的厉害。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比赛中，我遇上了木谷。
按照普通的下法，我觉得很难赢，所以就和师兄桥本宇太郎商量说：“我想下模仿棋，你看怎么样？”桥本说：“很有意思，试试看吧。”师兄同意了我的想法。实际上，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所谓模仿棋就是以天元为中心，与对手下的棋形成对称，正如字面意思那样，模仿对手的下法。
我是先手，所以我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很简单了。模仿木谷下的每手棋。现在的围棋规则，因为认为黑棋有先行之利，所以制定了贴目规则。但当时黑棋是没有贴目的，所以根据我的计算，我认为如果模仿棋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黑棋最终会赢2～3目棋。
木谷感到十分困惑。好几次走出房间，嘴里表示着不满。木谷显然是不理解模仿棋的战略，早些时候就应该向中央出头。如我设想的那样，开局我的形势一片大好，至63手我停止了模仿，局势是我明显的优势。但是，后来我一不留神，被木谷下了个妙手，输掉了这盘棋。
濑越老师说：“如果模仿棋流行了，可不好办。”那是惟一一次我输棋他却高兴的。很久以后有一次，桥本有一盘棋似乎也要形成模仿棋的格局了，但桥本立刻就挂了天元。模仿棋的胜负应该是在中央。
输掉模仿棋的那天晚上，因为很晚了，我和木谷就一起住在了日本棋院的二楼。铺好被子，大家一边说话，一边睡觉。我记得木谷说：“围棋不会出现两局完全相同的形状，所以每盘棋都应该重视，认真下。”我记得，对他的那番话我十分佩服。
当时和我关系好的，当然是木谷实先生了。木谷先生比我大5岁，是我最强的对手。我老下不过木谷先生，大约是到日本4年后我和他的成绩才开始互有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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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寺公毅
我还受到了西园寺公毅先生的诸多关照。他是西园寺家族的，是相当于当时第一银行董事的西园寺龟二郎的哥哥辈，他十分有钱，家里的佣人就有十多人。
先生的家在现在的东京都北区内。因为经营矿山失败，先生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年轻的时候，西园寺公毅先生留学美国，在那里接触了宗教，回国后成为了日莲宗的信徒。先生热衷于对神灵的信仰，召集过很多的信徒到家里。
邀请我去西园寺先生家的是我的好朋友木谷实先生。西园寺先生喜欢下棋，木谷实先生是他家里的常客。据说，是西园寺先生叫木谷实先生邀请我去他家的。
我问为什么邀请我，说是因为我的身体可以康复，也可以长棋。但是后来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明白了其中真正的理由。那是在先生的葬礼上，听当时的铁道大臣三土忠造说的。先生在世时曾说：“来了一个担任将来中日友好使命的人。”我想这个人就是我。三土先生在东海道本线的丹那隧道工程中有关众多伤亡者的抚恤问题来找西园寺先生商量过。
先生将我看成是他的弟子。先生做什么事都带有神秘的色彩。例如，咳嗽的时候，他就用手指按住身体的某一部位，全神贯注地进行治疗。而实际上竟然就治好了，这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先生对《大学》、《中庸》等也十分了解。先生认为“明德”就是以人的本性在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可以明白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是先生独特的思考方法，先生的“明德”就是指佛教中的佛性，也就是本性。在排除所有杂念、一心一意念经、与佛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本性。
每逢傍晚段位赛结束后，我和木谷先生就会去西园寺先生的家，并总是被留下来吃晚饭。木谷先生结婚后，把家就安在先生家的附近。我和木谷一起摆在棋院下的棋给先生看，请先生评论。先生即使在评论的时候，做法也带有神秘的色彩————呼唤出幕府末期被称为棋圣的秀策的灵魂。
　　　　　　　　
三三·星·天元
我比较讨厌下“定式”，所以到了日本之后，就一直下星、三三。从这一点讲，我从到了日本开始就一直在下新布局。濑越老师其实是不喜欢那样的棋的，但是因为我下新布局的胜率特别高，所以也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