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三院 李蓉移植:萧冬连：“一线”与“二线”——毛刘关系与文革发起(2)

萧冬连：“一线”与“二线”——毛刘关系与文革发起(2)

　　1月14日，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的第一个10条，为什么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后，正式发出。会议也就此结束。

　　毛泽东在修改23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事实上半公开化了。知情的中上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面见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

　　刘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的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然而，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

　　正是这次的分歧，使毛泽东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决心。正如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提到“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讲：“引起我警觉，还是‘23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有一点是明白无误了，毛泽东多次讲“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

　　高层的分歧，下面并不知道。“23条”关于“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当时也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倒是“23条”关于纠正“左”的偏差的规定，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严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实际中发生了影响。1965年1月25日，彭真在北京通县召开了一个10万人广播大会。彭真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及抓紧生产斗争问题。彭真的讲话录音由刘少奇、邓小平批转全国各地，起了降温的作用。“23条”下达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运动向平稳方面发展。在整个运动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

　　各地“四清”运动在抓紧进行，毛泽东本人却对这场运动不太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占总数32％，正当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从“吃穿用”计划到“大三线”建设

　　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到党内斗争时，同时提到要准备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准备最后灾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

　　一次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之后，又突然提出“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之后，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

　　不过1958年和1973年那两次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诉诸行动。1964年这一次不同。准备打仗的思想演变为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首先是改变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关于“三五计划”，1963年初，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就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其基本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不过当时讲“三五计划”时期是1963～1967这五年。到了8月，中央决定再用三年（1963～1965）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时期就推到1966～1970年。计划目标不得不作重新考虑。拟定三大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二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三是加强与农业与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虽然作了这些调整，仍然是一个“吃穿用计划。”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作战部向中央提了一份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这些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可行性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听取计划领导小组“三五”计划汇报。毛泽东概括地讲了他的想法：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这“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说法，也还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务。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谈到要改变计划方式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随后，他提了要搞三线工业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所谓一、二、三线，是对中国地理区域作的战略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内陆地区为三线。三线有两片：一是云、贵、川、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二是陕、甘、宁、青、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这两片统称“大三线”。在“大三线”之外，还有“小三线”，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区。国家集中力量加强“大三线”建设，各省区负责“小三线。”

　　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较严峻。美国在越南不断搞战争升级，把战火扩大到北越，逼近中国南大门，中美之间又一次走到战争边缘。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后，转而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两国边境对峙并未缓和下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变得紧张起来。面对这种现实，提出加强战备是必要的。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总是居安思危，重视有备无患。在他脑子里有两根弦是始终不松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战争。

　　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话，引起了党内的共鸣。大家都感到领袖的深谋远虑，一致拥护加强战备，并且具体落实到三五计划的编制中。

　　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还引起了人们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来就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

　　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

　　周恩来为三线建设和以备战为中心编制三五计划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从以后的发展看来，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战争危险的估计都过头了。然而很难测算，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了准备。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即用国家的力量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严重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

　　传统体制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事情。三线建设的展开，有两个字：一是建，二是搬。关于建，三五计划新建项目大都摆在三线，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林彪进而提出‘进洞’）”的方针布点。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关于搬，就是把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线。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工厂大搬家。一年半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

　　三线建设中的消费、损失，效益的下降，机会成本的增加，过分的分散、选址的失当种种经济上的利弊得失，非本书所能断定。